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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特色(5):“两种逻辑”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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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特色(5):“两种逻辑”的国人   
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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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特色(5):“两种逻辑”的国人 (658 reads)      时间: 2014-12-04 周四, 上午6:31

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特色(5):“两种逻辑”的国人

逻辑当然只有一种,明恩溥的逻辑尽管不同于他的中国仆人的逻辑,但是两人只能各持一套逻辑,因此无法从逻辑上进行沟通。明恩溥的仆人能否在保持自己的逻辑时也学会明恩溥的逻辑?看来不太可能,因为一个人总不能自己和自己逻辑冲突打仗吧。不过现实的世界中却恰恰存在着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还真是拥有两种逻辑,同时还照样活得有自滋有润,在逻辑世界里自觉游刃有余。

老芦写的万千文章里,有一篇著名的《中国人会思维吗?》,其中写道,“从咱们(中国人----河)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老芦的“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的观点几乎是人人皆知,教育国人如何逻辑思维是老芦的“疗愚”工程的重中之重。芦文在这方面的论述可谓既深且广,读了不能不让人信服。不过,老芦和明恩溥等同样没有说明白的是:如果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那他们又是如何思维的?人的思维之所以是逻辑的,原因在于世界是以因果关系存在的,不能理解因果关系的人必然首先被自然法则淘汰。因此,尽管发展出了完备的系统逻辑的民族只有希腊人,但是其它所有民族都是和希腊人一样必须使用逻辑思维,无一例外。但是逻辑如何使用却可以花样百出,如同各种游戏有不同的规则,玩同样的游戏的人如果使用不同的规则那就玩不下去,例如下国际象棋时一方使用国际象棋规则,另一方使用中国象棋规则,那就必然出现乱棋。我前一帖对于明恩溥和他的中国仆人的逻辑冲突的分析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人“好字当头”的价值取向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逻辑,中国人靠着它活了两千年,尽管不可能发展出系统逻辑,但是还是发明了很多技术,各种成就虽然不都是世界顶尖,但若说这些成就都稀松平常也不公平。尚若西方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没有工业革命,西方人虽然手上握着系统逻辑,其全部成就也未必比中国人高去太多,也和中国人一样贫穷。可是,人家就是弄出了现代科学,并且从此引领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西方引领还包括在国人脑子里建立起“两套逻辑”。

国人脑子里的第一套逻辑当然就是如明恩溥的仆人们那样的传统逻辑思维,一直相传到今天,仍在广大人群中使用着。而国人脑子里的第二套逻辑则是希腊人创造的系统逻辑,自现代科学教育传入中国后,凡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都要学习使用这套逻辑。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人读书人的古代教育是“单逻辑”教育,而在现代则是“双逻辑”教育。

古代的单逻辑教育和现代的双逻辑教育的相同部分是“好字当头”的那种价值判断教育,不同的部分是上面说的用于科学教育的系统逻辑教育。这恐怕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所以应当算得上是中国特色。下面分析一下这种听起来怪诞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这一怪诞现象缘起于下面的事实:现代科学尽管起源于来自两希文明提供的系统逻辑和一神教的融合,但是现代科学却在天然的反神学的同时,并不一定总是反儒学。这是因为现代科学的指向是彻底解密自然,必然威胁到一神教的“神创论”,而一旦“神创论”受到威胁,基督教则必然受到重创。儒教的情况则不同,尽管道家也谈论宇宙的起源,但是毕竟既不系统也不是儒道学说关心的要点。儒家关心的是人的道德,世界究竟是自在的还是神创的,在孔子的眼里属于“怪力乱神”问题,所以灌了一肚子的儒汁的中国读书人对于《圣经》的排斥恐怕远超过《天演论》,基督教数百年来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困难不能不说和这有关(现在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不能不说和推翻儒学有关)。随着科学思想在欧洲的传播而兴起的启蒙运动的大推手伏尔泰在批判神学的同时推崇儒家道德正是这种现象的注脚:科学未必总是首先拒绝缺乏科学精神的思想,科学首先拒绝的是和它争夺对于同样现象的解释权的思想。

于是,在按照西方学校建设的中国学校里学习的中国的学生可以在上午第一堂的语文课上讨论什么是某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务必达到众口一词,认定一个权威;然后在第二堂的科学课上学习进化论,同样的认定一个权威,只有一个答案。对比之下,西方的学生则在第一堂语文课上讨论某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务必个人充分表达,“见仁见智”,切忌众口一词、以一个权威为依归;然后在下一堂的科学课上学习进化论,还要了解这中间的分歧和纷争。

所以就有了一种现代的中国读书人:他们面对系统逻辑问题时,知道自己面对的是逻辑求真问题,或者是实证求真问题,所以只要能集中注意力,免于情感的干扰,他们会按照自己学过的逻辑程序求解,也能和西方人用同样的逻辑交流。一旦面对非系统逻辑问题时,他们会自动转换逻辑程序,回到“好字当头”的思路,想法和明恩溥的仆人们无异。老芦的观察和批评其实和明恩溥相同,不过两人面对的却不是相同的人,所以老芦批评的对象总是不服气,毕竟人家除了受过第一种逻辑思维的训练之外还受过第二种逻辑(系统逻辑)思维的训练。

在社会的制度设计出现法治社会以前,国家的统治权力尽管都是通过暴力获得,但都还需要信仰的支托,通过信仰人才可能依照相同的权威实行自我约束、制定相应的规则,所以它是使制度获得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否则暴力必定无休无止。因此不论在“君权天授”还是“君权神授”的国家,政教(教即信仰)合一是普遍的制度形式,思想的专制因而是普遍现象,欧洲在政教分离之前也是如此。但是由于科学和神学的不相容,随科学兴起就必然有启蒙运动来颠覆神学的统治地位,彻底实现政教分离后,社会制度就要么走向法治(即所谓的“世俗化”),用抽象的法治来替代信仰的普遍权威,取消思想专制;要么树立新的信仰,走向另一种专制(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中国,儒教虽然通过政教合一发挥如基督教在欧洲的作用,但它缺乏对终极问题的关心使得它未必成为科学死敌,因此科学的兴起难以引发针对儒教的“启蒙运动”来唤醒民智,没有经历启蒙运动的国人更容易因循旧道接受统治者树立的新的信仰权威来实现政教合一的统治,死记硬背旧权威不过改换成死记硬背新权威,思想专制还是思想专制,对与错还是权威说了算,这种情形甚至也包括实行民主制以后的台湾,在思想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专制,不过在大陆人的眼里则是“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而已。

所以,当今时代还是有很多中国人如同先人一样在很多问题上使用“中国逻辑”思维,不免显得强词夺理,逻辑混乱;却也同时能在另一些问题(主要是科学及其相关问题)上头脑清晰,逻辑清楚。这一特色或许还会长期存在,直到一场启蒙运动来彻底改变它。

(待续)

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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