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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李銳：黎澍十年祭

锦瑟华年

加入时间: 2009/03/20
文章: 507

经验值: 19118

标题: [转帖]李銳：黎澍十年祭 (565 reads) 时间: 2014-12-01 周一, 下午6:01

作者：锦瑟华年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黎澍十年祭
作者：黎澍紀念文集編輯組編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8-11-01

日子過得真快，黎澍離開我們10年了，其人雖已歿，千載有余情。心中稍感安慰的是，世事變遷仍順著他生前的願望在發展。他去世時，我只寫了篇短文，記述他書桌上幾篇未完的文稿的情況。

黎澍是歷史學家，更是思想家和理論家。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已有許多學者、專家論述，這些文章的一部分已收入唐振常編的《黎澍之路》一書中。我同黎澍雖是平生至交，但無力論說他的學術成就，現在只將我們半個世紀的交往作些回憶。

1938年夏，我從徐州突圍，輾轉敵後經滬港回到武漢，長江局派我到湖南省委工作。黎澍（那時用原名黎樹蒼）正主持《觀察日報》的筆政，任總編輯，我就在報社編輯部營盤街，每天同桌吃飯。那時我負責省青委的工作，大家各忙各的，他在地上，我在地下。這個報紙是四開版，編得較通俗活潑，有“抗戰地理”“、戰事演義”“、經濟講座”“、社會服務”等專欄有“老百姓”副刊；文藝副刊由張天翼等主編。當時田漢、翦伯贊、呂振羽、譚丕模、王西彥等文化界名流都在長沙停留過，都為這個報紙寫過文章，譚丕模任過省委宣傳部長，領導過報社的工作。我在長沙時，也為報紙主編過“青年陣地”周刊，也寫過文章。黎澍寫社論最多，常直接批評國民黨的限制出版自由、不發動群眾等，很受讀者尤其進步青年的歡迎。長沙大火後，省委遷到邵陽，報社也遷去，曾全文刊載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論新階段》，於是由內部的變成公開的省委機關報，不久以後，報紙就被國民黨查封了。黎澍沒有隨省委到邵陽，由於地方上層關系，他到茶陵另辦了《開明日報》，後來遷到衡陽。從此天各一方，整個戰爭年代我們沒有再見過面。

1952年我調到北京後，我們才又重逢，但更是各忙各的，我在管水電建設，他在中央宣傳部，真是隔行隔山。但如古人所雲：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從之於同類。由於自己從來好文史，在武漢大學是工學院學生，卻讀過李劍農的《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李在文法學院教歷史），以及左舜生編的那套中國近百年史資料，這時在工作忙碌的空隙，讀了黎澍送我的他寫的書《辛亥革命與袁世凱》（重版改名《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因而知道他雖然長期在新聞工作崗位上，卻對近代歷史下過大功夫，這是一本很有影響的書（隨後知道，吳玉章論辛亥革命的小冊子也是他執筆的）。我轉業前寫的一本書《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1953年在《中國青年》連載前，就在中宣部剛創刊的《黨史資料》一、二期全部刊出，而且排在卷首。這個刊物即由黎澍主編。我寫這書的來龍去脈他是知道的，排印的原稿曾寄給中宣部。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時做的另一件事，收集《湘江評論》和毛澤東在五四時期湖南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結集為《毛主席舊作輯錄》，印了50本，卻挨了胡喬木的批評，命全部上繳中宣部。這個過程他是清楚的。他也知道我挨了批評不服氣，因此才發憤寫出《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你胡喬木說輯印那些有錯誤觀點的舊作，是“有害無益我偏偏要將它寫出書來，看看究竟是有害還是有益。我堅決離開湖南省委宣傳部（我是部長），轉業到工業系統，北京中宣部的人並不知情。等我到了北京，中央組織部辦好手續到燃料工業部上班前夕，胡喬木才知道。於是打電話給我，說消息知道太晚，有央求之意，要我到中宣部主管黨史工作。我當然婉言謝絕。這件事，黎澍也是知道的，他了解我同喬木相識與在延安的工作關系。

50年代，我們也偶有相聚，當然總是上下古今、海闊天空漫談，自不免議論時政，臧否人物。其中還有個關系人，有時碰到一起，即田家英，是我們共同的朋友。我剛到北京時，住在東城演樂胡同，約田家英來家就是同黎澍一起來的。我將收集的幾十本有關近現代的歷史書，包括同盟會在日本出版的（民報》全套原本（這是我父親在日本留學時的同鄉好友陳長簇送我的，陳是湖南和平解放時的民主人士），全部送給田家英，表示“洗手不幹”的決心：轉業水電，不再耍筆桿了。記憶中還有兩次這樣的三人相聚。一次是晚上到中南海黎澍家中，田家英也來了，一起亂扯談。《龍膽紫集》“懷田家英”六首之一，記下此情此景（當年黎澍是很能喝酒的）：

咫尺天涯見面難，只緣都在做京官；
百年不遇龍門陣，西四牌樓消夜攤。
（1954年某日，與家英、黎澍聚談至夜，意猶未盡，又到西四街頭小攤喝酒，深夜兩點始歸。）

另外一次，黎澍大概已到政治研究室歷史組工作了，是在萬壽路田家英處。我們一起大侃當代“掌故”，談起“高崗事件”。由於1948年在東北當過高崗8個月的政治秘書，自己對高的為人處事有一定的看法，而主動離開。這種看法只同信得過的黃克誠談過。高任國家計委主任時，覺得此種安排不當，但不敢向中央反映，只能私下向黃克誠談及。由此也就議論到黨內民主談何容易。戰爭年代黎澍一直在國民黨區工作，沒有在延安或根據地生活的經驗，同這些地方的“老幹部”常有某種隔膜之感。我們之間卻毫無這種隔膜，還是同當年在營盤街一樣，這也就是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吧。

1959年廬山事件之後，還能保持一點聯系的老朋友，也就只有黎澍和田家英了。記得1961年年尾，從北大荒勞動回到北京後，同黎澍的一次見面是在鼓樓前的馬凱飯莊，這時我還住在離此處較近的六鋪炕，他特地從沙灘家中到這兒來，請我吃一頓湖南飯菜，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是餓苦了的。這天談得很久，我還談了一些廬山會議的細節。

從北大荒回京一周後，我就同意到法院申辦了離婚手續。我的私生活，包括延安舊事，他是很了解的。談話中這也是一個題目，他認為這合情合理，夫妻間思想觀點南轅北轍，最為痛苦。臨別時，他還發了這樣的感嘆：歷史上能夠傳名後世的人物，往往是身陷逆境或犯上受害者，彭德懷一定會永垂史冊。這天的相聚和這樣的言談，對我當然是莫大的安慰。當時我獨自住在機關的一幢單身宿舍中，目睹人們天上下班，自己關起門來用一個小電爐做飯吃。

1963年，我又下放到安徽大別山中一個水電站去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6月3日的《人民日報》就刊有整版批判黎澍的文章。他被指責為“資產階級霸占史學陣地”的“東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樣壟斷”。“文革”前那幾年，黎澍認為教條主義剪裁歷史事實，使之適應教條，歷史的豐富內容不見了，剩下的是說明教條的一些簡單的事實，而且往往還是靠不住的。這當然不能令人滿意，以致驚呼出現了史學危機。這是對教條主義歷史學的一種抗議，歷史學界爭論的這個核心問題，在於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於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的理解。黎澍認為，如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除了農民戰爭，還有民族戰爭，權力鬥爭，種姓鬥爭等等。一概稱做階級鬥爭，太簡單化了。以馬恩這句話，將中國古代史理解為農民戰爭史不對，將中國近代史理解為一部革命史也不對。黎澍批評了《聯共（布）黨史》的錯誤觀點，即歷史是階級和階級鬥爭所創造，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黎澍問道：既然如此，在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以前有沒有歷史呢？在階級消滅以後有沒有歷史呢？

當年史學界的爭論情況，黎澍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我全不清楚。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憂，這時遙望北國，真是魚書欲寄何由達，水惡山窮處處同。

1975年5月，從秦城釋放，我仍回到那個水電站過勞改生活。1978年黎澍知道我的下落後，特來信讓我寫廬山回憶。這時，我已將那本舊書增訂完畢。於是將新書的一節——“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方向”寄給他。我是19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復職的，這年第1期《歷史研究》發表了這篇長文。從而社會上也就知道李銳其人還活著，且又故態復萌了。回北京之前，他還給我來信，也希望我能在社會科學系統工作。可是我還是思戀故土，仍舊回到水電建設崗位。

一別18年之後，蕭疏鬢已斑，歡笑情如舊。我們不免又繼續“南朝皆曠達，東晉最風流”起來。第一次見面時，他談到的兩件事還記得。第一件是在天安門漫步遇見胡喬木，他指著正在修建的紀念堂說的一句話，使喬木大驚失色。這句話是從歷史角度，著眼長遠的將來說的，我也有同感。喬木是我們共同的熟人，也可說是共同的朋友，都有過老上下級的關系；不過這種關系，我離開延安後不存在了，他卻一直擺脫不了。我們臧否人物的議論，喬木常在其內。第二件也是有關喬木的，李新給我看的回憶文章寫到這件事。“四人幫”掃除之後，黎澍主編的《歷史研究》一時成為最具戰鬥性的學術刊物，解放思想，衝破禁區。他最早寫文章批判“四人幫”的封建專制主義，也最早提出要寫“文革史”。1978年8月15日（大家記得是日本投降這一天），黎澍、李新、廖蓋隆等五六個人從喬木家中往中央黨校去，黎、李與喬木同乘一車，三人閑談起來。黎澍很鄭重地對喬木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實在說不通。喬木說：要不斷革命嘛。黎澍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自己的政權，繼續革命，革誰的命呢？李新就笑著說：林彪說過嘛，革革過命的命嘛。喬木過了一陣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值得考慮。以後他就寫文章，大批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個發明權就據為己有了。黎澍同我說過，喬木常愛批評他標新立異，其實這乃喬木自己的專有權，別人不能搶先也。周揚在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報告，夏衍同黎澍說：如果這個報告讓喬木去做，就什麽問題也沒有了。
1980年10月討論第二個《歷史決議》時，我們有過接觸和議論。黎澍的一個真知灼見一直記得，即認為對歷史的認識從來不是一次完成的（對真理的認識也是如此），因此希望這場討論不要拖得太久，應及早結束，形成決議，以後就好辦事了。他談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4年，對建國以來歷史的認識也是逐步加深的。最初兩年，感到極左已成慣性，個人迷信似乎少不得，要改變那套專制制度很難。經過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和一系列的思想鬥爭，感到發展還是快的，但是種種阻力還是不小。他相信通過這個決議後，會使阻力減少。他談到蘇聯的黨史就寫過幾次。《聯共（布）黨史》是斯大林時編的，我們曾將它當做百科全書；斯大林死後，重新編寫《蘇共黨史》；赫魯曉夫倒臺後，勃列日涅夫時期又重新編寫；現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又要重新編。為什麽老要重新編寫呢？因為都有它的片面性，每一次寫黨史都只是論證現在領導的合理性，換一個人就不一樣了。因此，歷史要站得住，必須講的是真正的事實，寫出來的東西是實實在在的，是真實的，推翻不了的。跟著現實政治的風向團團轉，那就不可能寫出一部大家都承認的可信的歷史。

我的《廬山會議實錄》初稿是1987年夏季寫出的，先送他看過。他常談起，過去寫的歷史著作中，主要是存在片面性，不夠客觀。就他自己說，多年來講抗日戰爭史，只講我們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戰，不講國民黨抗戰。現在開始糾正這種片面性，也講臺兒莊等戰役了，這樣就全面些了。他說過去還有一個片面性，是為了鼓吹革命、鼓動大家起來革命而產生的，我們的歷史只講革命。有一個口號相當普遍，“為革命研究歷史”，聽起來似無可厚非，實際上有片面性。“為革命研究歷史”，那就是以革命為目的了。其實，革命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革社會制度，推動經濟發展，提高生產力水平，使人民生活不斷改善。我們過去寫的歷史主要問題在於只講革命。1949年革命勝利後，依然講要革命，甚至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對今天的改革開放，在歷史上找不到根據，得不到說明。我們過去有許多革命的觀念，是在革命的鬥爭中產生的，是為革命而產生的，不免帶有片面性。當然，也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或者馬克思的某些觀點也有其歷史限制，不能一概照搬。

我們議論過“興無滅資”的口號，因為80年代中還有主管宣傳的人堅持這個口號。黎澍以為這是一個徹底非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提這個口號的人連《共產黨宣言》都沒有讀過，很可能還是從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脫胎而來。《宣言》說：“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所謂“興無滅資”豈不是大笑話！至於到了20世紀，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對抗中各自發生的變化，社會主義大彎路，資本主義大發展，這些馬克思、恩格斯怎麽能預料得到。我們不能苛求古人。

我們也議論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民主與自由，是人類社會賴以進步的歷史產物，是專制與獨裁的對立物。西方經過幾百年鬥爭，依靠民主、自由和科學，才從封建主義發展到資本主義。黎澍說：自由是文化和學術發展的首要條件。而且“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最高境界，《共產黨宣言》中說得很清楚。在革命鬥爭中多少烈士為自由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何以我們現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要大動幹戈加以反對？黨對學術文化的領導，應當表現在保證有發表的自由，而不是動輒違反憲法，任意剝奪這種自由。當然，自由不能沒有範圍。約翰&S226;穆勒《論自由》一書，最初介紹到中國來，嚴復曾把它譯為《群己權界論》。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各種自由權利，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規定自由有範圍，例如不能妨礙他人身體自由，不得危害國家民族利益，不得違反政府法令，等等，都是把自由限制在一定範圍以內。有了這些規定，自然就不必懷疑自由是專屬資產階級的特權了，社會主義離開了自由和民主，也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了。我們過去搞的那一套，只能名之曰封建社會主義。

大家知道，1983年發生過一次“短命”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黎澍在頭一年已經離休。運動開始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離休幹部討論、表態。會上一些人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黎澍，所指責的竟是如此可笑，說他提出的“消滅封建殘余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的觀點，是錯誤的，是“汙染”，是“放毒”。這些人不僅不懂馬克思主義，不懂世界歷史，而且完全忘記了年鄧小平長篇報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肅清封建主義的殘余影響還是一個嚴重的任務。對此，黎澍據理反駁，還說，我研究的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是中國近代史、當代史，我汙染誰了？他對我說，這哪裏是什麽“精神汙染”，而是汙染精神；攻擊他的人是一些瞎子、瘋子，只知道無限上綱，羅織罪名，跟著“左王”轉。他還告訴我，石西民去安慶回來說過，陳獨秀的墓不像樣子，應當修一修，陳畢竟是對中國革命有過貢獻的人。會上也有人批評石為叛徒樹碑立傳，這也是“精神汙染”。對此種荒唐可笑的言行，也真是既生氣又悲哀。關於所謂“反對精神汙染”問題，他作過這樣一種極為理性的分析：汙染是與進步相伴而來，每一進步都必定帶來某種汙染。開個工廠，生產各種產品，必定同時出廢氣、廢水，汙染環境，精神產品也一樣。陽春白雪來自下裏巴人，精華出於糟粕；沒有下裏巴人何來陽春白雪？沒有糟粕何來精華？而且即便是糟粕也未便輕棄，它可以肥田，種出糧食蔬菜，還可餵豬餵魚。肉食精華也，然而出於糟粕。治理汙染是必要的，清除或反對則是不合理的。何況這次所謂“清汙”，什麽是陽春白雪，什麽是下裏巴人，什麽是精華，什麽是糟粕，都還沒有分得清楚呢。他們站在“左”的立場上，是永遠分不清楚的，只能把是非香臭弄顛倒。

這次會後不久，本來年事已高，身體不好，又生了氣，黎澍終於心臟病發作，住進了醫院。住院期間，我和老伴多次去看望，還拜托衛生部原領導中的老熟人，多多關心他的病情。

1984年黎澍搬到木樨地24號樓後，我們成為鄰居。過去是“以文常會友，唯德自成鄰”，現在是上下樓走幾步就碰頭的真正鄰居了。於是我們的來往就極其頻繁了。只要都在北京，一個月總要見面四五次，有時一個禮拜來往兩三次。內容主要是交談有關毛澤東和過去的問題；種種歷史教訓；對當前形勢看法和互相關心的問題，如“左王”、“左爺”們的動態；有時是高朋滿座，如告別辭《我們的悼念》中署名12人中，碰頭最多的是秦川、於光遠、李普、朱正、王若水等；此外還共同參加有關文史等方面的社會活動；各人寫了文章，不論長短，常相互征求意見；友人來多了，也舉行家宴，有一次廖沫沙夫婦請於剛、黎澍、李普和我四對湖南夫婦，到三家村酒店相聚；偶而也一同去看望朋友。到他去世為止，成為鄰居的這四五年中，我們之間三日不見面，也要電話一相親的。除上面寫到的以外，就記憶所及，繼續錄下這些屬於“思想的閃光”的言談。

——黎澍認為毛澤東思想可以歸納為五點：一是從“割據為王”到獨立自主。二是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包括群眾路線。三是統一戰線，又團結又鬥爭。四是實事求是，中國古已有之。五是不斷思想改造，實為宋明理學翻版，專門制造偽君子也。這第五點，大家都曾經挨整受罪，但都沒有像他這樣，聯系古人假道學概括得如此高妙。我們常談到農民戰爭，黎說農民戰爭取得勝利，必然導致“皇權”的集中，農民是一個落後的階級，中外歷史概莫能外。

——關於暴力革命問題，黎澍認為勝利者必繼以暴力統治，從而走向專制，迷信權力統治。蘇聯如此，我們亦如此。他送過我一本庫西寧夫人著的《斯大林前後》，真是可怕的絕滅人性的專政。恩格斯晚年對暴力與和平過渡已有新的說法。

——關於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我們常交談的。黎澍有幾個原則的說法：1.古代與近代社會發展不同，要予分開。2.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並非絕對對立，有互相依存即統一性一面。經常性的生產，是階級利益一致的結果，如果罷工形成對抗，就不能維持生產。工人中的階級鬥爭和對抗意識的存在是常態還是非常態？應明確說是非常態。革命有來潮和退潮、高潮和低潮，階級鬥爭和對抗也一樣。經常保持鬥爭狀態和革命狀態是可能的嗎？“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使人們吃了多少苦頭。3.無產階級革命是為了消滅階級，因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合理的，也違背了馬克思的理論。尤其是階級專政還導致一黨專政。黨高踞於國家之上又導致權力與腐敗結合。我們多年以來解決不了執政黨如何執政的問題，解決不了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問題。這種專政是在“左”的土壤中。4.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間的鬥爭並非你死我活。5.所謂不斷一分為二的理論，乃自我毀滅的理論。有一次談到，內部矛盾總是搞得你死我活，敵我矛盾倒可以妥協。內部矛盾聯系越多越深，總是由內部向敵我轉化；而敵我矛盾又向內部轉化。毛澤東的隨意性：辯證法變成形而上學，一分為二永無止境；唯物論變成唯心論，使用幹部也要講成份論。

——馬克思、恩格斯的話是否句句真理呢？有的話本來就不是真理。有的話從前是真理，經過時間考驗，現在已經不能算是真理了。“生產在階級對抗基礎上發展”，這是資本主義在19世紀中葉的狀態，以後情況的變化越來越顯著，歷史已經表明生產只能是在階級利益一致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馬克思主義過去長期處於革命鬥爭中。鬥爭中產生的著作不能不帶有論戰性。論戰性著作必然以攻擊敵人、辯護自己為任務，因此不能避免片面性，有時還不能避免感情用事。認識的局限性，任何人都容易犯的。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也有空想，有唯心主義成份。馬克思主義形成的50年中，唯物史觀與經濟學說，《資本論》與三大手稿是頂點，完整的框架，手稿中提出“科技是生產力”。後期馬克思尤其恩格斯，都有反思與修正。

——列寧本來就有“左”的東西，《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曾寄與馬赫，馬赫復了十萬字的長信，列寧也有復信，其中即反映了列寧的“左”。原檔已經找到，在翻譯中（《毛澤東選集》中“左”的東西也不少）。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進行了實踐，有變化與轉折，從新經濟政策到逝世前，又有所變化（對斯大林有反感），布哈林後期思想更民主開放些，斯大林卻發展了列寧的錯誤（戰時共產主義），成為一個專制獨裁者。列寧將第二國際的政黨看成敵人，可是歐洲（稱號不一）的社會民主黨並沒有做過什麽對不起工人階級的事情，反而促動了資本主義本身的變化和發展。將瑞典同蘇聯對比一下，仔細研究，可以發人深省。

——說“資本主義喪鐘敲響了”，這是文學語言。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是商品經濟，仍脫離不了市場規律，這是馬恩都沒有料到的。馬克思也不可能料到高科技的神速發展會左右經濟的發展；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會如此漫長，以至到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之後，世紀快完了，還難以預見何年何月能夠實現。

——馬克思講的“自由人聯合體”，無非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中，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其自由、權利、利益所得。能否真正做到任何個人都能得到全面發展，以此評價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各自情況如何？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史，非常需要認真據實總結，搞理論的人責無旁貸，這方面當然不應有任何禁區。一般而言，各級領導幹部對實踐負責；但搞理論的人應當對理論負責。回顧我們過去幾十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教訓太多，理論搞錯了，差之毫厘失之千裏，千萬不能忘記人民公社化這種教訓。不論是蘇聯、東歐和我們，對於過去的實踐一定要加以理論總結，以免今後再犯錯誤，至少要做到少犯錯誤，切忌犯全局性錯誤。關於寫書，黎說，科學家（有科學頭腦的人）才能寫書，政客不能寫書。

——我們的共識：人類社會發展前途，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可能互相滲透，最後走到一種新的社會。與此有關的議論很多。如社會主義國家喜歡講排場，搞浮誇，辦虛事，資本主義國家反而比較實事求是。美國人對我們將他們總統辦公的地方（White House），譯為“白宮”，很有意見，明明是“白屋”嘛。黎澍說，老是害怕和斥責“全盤西化”（胡適當年也並非我們批判的那樣），其實質是責備現代化。不要傳統行得通嗎？不要害怕東方文化傳統失掉。日本徹底西化過，什麽都學西方，仍舊保留了和服、茶道，還有武士道精神。

——我們的教訓在搞過全盤蘇化。革命最早學蘇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就出現過“左”的面孔，致力於組織工人罷工，認為這是黨的天職，最基本的要求，而不認為從策略上考慮，應當同資產階級結成反對共同敵人封建主義的聯盟。相反，我們到處發動工人罷工，直到發動手工業者，反對中國資本、民族資本。大革命失敗後，“左”的一套搞全盤蘇化。建立的共和國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地叫“蘇區”，軍隊叫“紅軍”。王明出的一本小冊子叫《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那不是化成俄國共產黨了嗎？

在文化學術界，黎澍熟識的人比我多得多。他邀我一起去看望過兩位名家。我同夏衍沒有過交往。黎澍同夏是老朋友，在國民黨區尤其在香港一起呆過，相知很深。1986年1月28日上午，黎同我到夏的家中，長談了兩個小時。主題是兩位“左王”的統治。記得涉及這樣一些具體事。喬木在書記處會議上正式談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三個頭頭是周揚、夏衍和巴金。喬木最近因《上海文學》的一篇小說，讓書記處的負責人看，批示順著喬木的意思，查一查作者是否三種人。喬木還來找過夏衍，要批判一位女作家和一位山西的農民青年作家。夏說，他們還年青，一批就完蛋了。夏也說喬是兩面人，骨頭軟，尤其表現在對待兒子的問題上。

我也不認識錢鍾書。黎澍同錢先生和夫人楊絳相交很深，相互敬重。他的《再思集》書名就是錢題的。1987年5月25日下午，黎澍與我一同到錢家，談至六點。我們談得興高采烈時，楊絳忍不住也過來參加了。記得從胡適談起。1948年他們在上海見到胡適。胡早年的書信全部保存在合眾圖書館，內有毛澤東當年（當是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寫給胡的信，說旁聽了胡的講課，很是佩服，想拜見聆教。署名為“你的學生”。錢先生說，胡適聽圖書館的人說，這些信件在日本統治時都毀掉了，很是惋惜。錢覺得此信於胡是有用處的。胡適回到臺灣後，胡的秘書胡頌平是朱家驊派去監督胡的，為胡的學問與為人所感動，因而寫了回憶胡的書。說唐德剛是一個落拓不羈的人，同胡接觸很深，才寫出胡的傳記來，此書影響很大。錢也稱贊胡適的為人，說魯迅那樣批胡罵胡，且很挖苦，但魯迅生前，胡適從來沒有講過魯迅半個不字。那天談話，盡是臧否人物。談到某學者吹捧江青“百鳥朝鳳”的故事，說得很是風趣。又談喬木對他們夫婦的照顧，建議楊絳寫《圍城》與錢的文章。錢說，他同喬木是“來而不往也”，每年喬木要來他家，他們都沒有回訪過。由此我們談到聶紺弩的詩集出版時，喬木毛遂自薦寫序言，聶認為，這是喬為了打扮自己。我特別問錢先生，為什麽記憶力如此好。錢說，30多歲前，記憶力確實極好，可說過目不忘。在牛津學習時，愛讀偵探小說。一次期考要認清古代手寫英文，連題目也未看清，即通篇解答，結果不及格，以至補考。受此刺激後，影響了記憶力。臨走時，我送錢先生兩本我的小書，《龍膽紫集》與《窯洞雜述》，《雜述》中有一篇文章《國立師範學院的教育和學生》，即《圍城》中教書的學校。1939年在湖南工作時，我去過這個學校（在湖南蘭田）。錢回贈我《談藝錄》。後來看過我的《廬山會議實錄》後，錢先生很熱情地給我寫過一封信，對此書很是稱贊。

黎澍比我大5歲。大革命時他就參加過共青團，幫助過被捕的黨員老師。1987年4月他75歲時，我曾書寫了一首七律相贈，其中頸聯為“一卷文章驚海內，三番思考問先賢。”詩後有如下很長的一段註解，說明我是怎樣看待這位相交半個世紀的老友的：

黎澍在他的《再思集》序言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偉大轉折。這一轉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認識許多問題的重大必要性。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我過去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了解的膚淺和錯誤，糾正了其中比較顯著和已經有所認識的部分。編入本書的各篇反映了我個人思想上的這個變化，故謂之‘再思’雲。”他還說道：“經過實際生活的檢驗，勢必又要發現種種不足，還要三思。”“認識的正確性只能是暫時的，相對的。窮盡真理，永遠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回顧我們黨、國家和自己二十多年來走過的曲折道路後，所采取的對歷史與現實負責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同樣也是黨性立場的科學態度。黎澍是嚴肅的也是勇敢的學者，我的小詩稍稍表達了我對這位老友的敬重，我衷心祝願他長壽。《再思集》最後一篇文章《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對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這兩個似乎是無可置疑的命題，提出空前的質疑；無論從古代到現代，從歷史實際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有關論述，他都認為這兩個命題不恰當，很難說得通，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這篇文章在史學界引起廣泛的反響，贊成的與部分贊成的、懷疑的與反對的都有。目前這場論戰尚未結束，報刊時有新的論文發表。古人詩雲：“梅花香自苦寒來。”（詩的七、八句為：“筆頭犀利因忠諤，梅老花香自苦寒”。）既然我們走過二十來年曲折的道路，既然我們的職責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我們就應理所當然地克服一切僵化的思想，憑著馬克思主義的指南針，勇敢地開拓自己的道路。

同一個月我滿70歲，黎澍也送了我一首五律，他說尚未最後定稿（“波浪闊”一稿為“風浪惡”；“愈老愈英雄”一稿為“奮發更為雄”）。他善舊詩詞，但不常作。1995年徐濱夫人清理舊檔，發現他書寫的這首五律條幅，特送與我。

濁世佳公子，於今七十翁。
曾經波浪闊，不怕火爐紅。
詩賦龍膽紫，文章太史公。
所望加餐飯，愈老愈英雄。

“我衷心地祝願他長壽”，寫這句話時，決沒有想到，我們之間的相聚只有一年多的時光了。十三大報告起草之初書記處負責人還找到黎澍、於光遠我們十來人，一起參加過討論。黎還專門找我談過黨性、階級性與科學性、民主性之不可分，是統一的，只有真正的科學性才能導致黨性、階級性的統一。可是堅持科學性與堅持真理的人，在“左王”的眼中，卻變為異端分子；他們還是搞老一套的“階級分析”，從而發現“鬥爭對象”，於是號召“劃清界線”。這時他的《歷史創造者討論中的幾個問題》一文，又得罪了不少人，這以後直到他去世前的1988年11月，我們的來往還一直頻繁，同朋友們的相聚漫談也多。我們還一起研究過要寫出一本《中國的左傾幼稚病》的書，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重新認識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問題。

1988年6月，王元化從上海來，我們還一起談過“五四”和新儒學復古的問題。大概是從李澤厚的“五四斷裂”問題談起。黎說：“五四”有三股潮流：1915年陳獨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包括文學革命；反巴黎和約的愛國救亡運動；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共產黨。他說，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神話已經破滅，馬克思、列寧也不要再尊之為神。列寧批馬赫，自己並不懂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有錯誤，哪裏來的什麽哲學兩條路線鬥爭。馬克思從黑格爾等唯心主義接受了許多新東西，並未講過兩條路線鬥爭。階級鬥爭理論是列寧搞起來的，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有發展。我們現在還是老一套的唯馬首是瞻。

11月20日，廣東番禺梅山糖廠主人在仿膳宴請，我們和於光遠、胡績偉、朱厚澤等一起參加了，黎澍毫無病態。

11月29日，黎澍伏案起身倒地，後腦震破大出血住協和醫院後，即診斷全身動脈已硬化。12月4日入急救室。我與老伴去探望時，他帶氧氣罩，呼吸已困難，雙目緊閉，手腦不斷顫動。我輕輕撫摸他的頭部和手臂，沒有反應，老伴貼近耳朵講話也沒有反應。我同值班醫生談，這是中國第一流歷史學家，請全力搶救；我還同衛生部部長陳敏章通電話，告知黎的病情。醫院決定要切開喉管。5日，徐濱告知，心律已衰竭，在作最後搶救。一同議定幾件後事：出文集，《新觀察》出專刊，老朋友們出紀念文集。徐濱說，他生前談到不入八寶山，那些人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那些人，還是上萬安公墓。我讓家人將他書桌上一大攤書稿拍照，準備寫《最後一天的書案》，說明這位學者和思想家是戰死在崗位上的。晚上接戈揚電話，泣不成聲，說光遠電話告她，黎澍已去世。我即將危險病情告知，並商定紀念辦法。7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李學昆、徐宗勉來，談黎澍生平及後事，他們都是黎的助手，相互間感情很深。徐被打成右派時，黎澍很不同意，多年來同情地保護他。黎澍自己因此挨整，作十次檢討通不過，終於調離中央宣傳部，並下放。老“左”們總說黎澍偏激，以致他在政治研究室老受排擠。我對他倆說，黎澍不僅是歷史學家，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家。

談到他的長期受壓，不能盡展其才，我的聲音也咽噎了。12月9日黎澍二女兒來告知：下午2點25分，爸爸與世長辭了，這也正是52年前他在北平街頭遊行示威之時。他們一家讓我審定生平稿與新聞稿。晚上12點，我寫好《最後一天的書案——哭黎澍》文，第二天寄《人民日報》與《新觀察》（後者發表時沒有刪節）。12月10日，社科院來4人，取走黎澍生平稿，並擬定火葬前告別名單。12月11日上午，我與於光遠、胡績偉一起到徐濱處，談學術紀念會可以從緩一些，光遠談中宣部舊事，稱黎澍為人的正直與勤奮，思想的不同凡響。

12月5日，應徐濱夫人囑，用一丈多長白布作橫幅，掛黎澍遺體告別靈堂，我代撰書一聯（徐濱泣獻）：

再思三思，時有文章驚海內；
言傳身教，長留風範示兒孫。

12月16日，向黎澍遺體告別，去的仍在百人以上，許多人禁不住流淚。告別後，我因事離開，老伴張玉珍同王若水夫婦、沈容等和黎的家人一起，送到火葬場。

一別10年的樹蒼兄，上面寫了這麽多舊事舊話，是用來表示我對你的懷念，說明我沒忘記你的言談，你的思想和觀點，這些不僅永遠留在我的心中，也會永遠留在你的朋友們心中。我們依然是同心相應的，我們依然同你一樣勤奮地思索著，工作著。我沒有忘記你的希望：愈老愈英雄——奮發更為雄！

去年我已滿80歲，在京友好為我祝壽時，有六首《八十自壽》略表心意。現錄下其中兩首，是否可以告慰吾兄在天之靈呢：

精神獨立自由難，八十行吟氣浩然。
曾探驪珠淪厄運，仍騎虎背進諍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欲喚人間歸正道，學操董筆度余年。

不發牢騷不自憐，楚狂本色總依然。
難充工具難馴服，卻近人情卻達觀。
長覺此身仍屬我，厭隨流俗只當官。
韶華幸喜沒空老，放膽高歌世變遷。

標簽: 李銳
所屬版塊: 歷史

作者：锦瑟华年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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