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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节明: 技术和尚武精神的双双退化，导致中国历史上两次被蛮族征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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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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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人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儒家旧史把宋末、明末中国两次被北方游猎蛮族征服的原因，含糊笼统地归于腐败，此种解答，等于没有解答，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分析，没有具体的分析，也就没有借鉴或参考的意义。从儒家旧史的解答中人们不可能明白：同样都腐败？为什么东晋抗住了北胡，南宋却抗不过去？为什么南宋能站住脚跟，南明却站不住脚？为什么蒙元不满百年，满清却拖了两百六十多年？难道东晋比南宋清廉？南宋比南明清廉？满清比蒙元清廉？
其实，宋末、明末中国两次被北方游猎蛮族征服，具体看事出偶然，但这偶然中，却贯穿着一条必然的主线，那就是：自唐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越来越不能抵抗北方蛮族的进犯，是能力问题，而不是腐败问题：
先秦时期八百年间，华夏诸邦在与北胡对抗中优势明显，秦、汉、三国时期近五百年间，中国对抗北胡呈战略进攻姿态，将北匈奴赶出中亚（驱逐到欧洲），并迫使南匈奴暨其他四胡部族臣服、依附，曹操更废黜单于名号，导致南匈奴灭亡；
但三国时期长期内战之后，西晋旋踵又坠落“八王之乱”的大战乱深渊，深重的内战战乱，令中国严重内虚，原本归附中国的“五胡”乘机反叛攻陷黄河流域，灭亡西晋。这是一千三百年来，中原地区第一次被北胡窃据；
但直至被中原汉族士族杨坚集团簒灭前，北胡政权始终征服不了据有淮南、江南半壁江山的东晋，以及东晋的继承者宋、齐、梁、陈。
杨坚恢复中华以后的隋唐时期，中国与北胡之间互有攻守，对抗中相对占优：唐太宗时期消灭东突厥；唐玄宗时期击败贼鞑子靺鞨（女真族前身），将其驱逐到西伯利亚，并将西突厥打出中亚（后迁至小亚细亚，成为土耳其的前身）；到了北宋时，中国在与北胡的对抗中滑落守势，开始向契丹人和党项人缴纳“岁币”，花钱买和平，但此时攻不成，防守仍绰绰有余；北宋末年，防守都成问题了，宋军在完颜女真部的大规模骑兵突袭面前丧师失地、被动挨打，直到赵构逃到江浙后，南宋才勉强站住脚跟，而黄河流域再次被游猎民族征服，这是中原第二次沦丧于北胡，此时距“五胡乱华”——中原第一次沦陷过了八百一十年。
中国人万没料到的是：此次中原沦陷后，再也没有杨坚式的人物出来恢复中原，反而从女真人背后冒出一个蒙古族，把金国踹翻，继而把南宋也攻灭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亡国，自此，自东晋以来汉人对北胡仍保有的优越感，一扫而光；此时距北宋末年中原被女真人征服，仅一百五十二年！
元朝至正年间，蒙古人统治失控，朱元璋江左集团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汉人表面扬眉吐气了一回，岂料仅过了两百七十八年，中国又被一个比蒙古人阴毒、鄙劣得多的北胡——满洲人（前身女真人）彻底征服，第二次彻底亡国竟来得如此快！
由以上可察：满洲征服（满清入关）之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越来越不能抵抗北方蛮族的进犯的走弱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历史上中国人会越来越不能抵抗北方蛮族的进犯？而同一时期俄罗斯等欧洲民族却对游猎民族反守为攻，愈奋愈强？
历史上中国人的技术和尚武精神的双双退化，是直接原因。
冷兵器时代，骑兵因为机动性和冲击力双优，对步兵握有重大优势；而北方游猎民族因为骑射的生活习性，和居住地盛产马匹的优势，具有组建骑兵的天然优势；这个优势是农耕民族无法比拟的，因此农耕民族非依靠技术，不足以克制游猎民族的骑兵进犯。冷兵器时代，最有效克制骑兵进攻的利器就是弩和马拉战车。
弩（西方人称之为复合弓）是比弓大为高效的远距离击杀武器，它以双弯反曲力臂进行组合，大大地增加了弓的发射力量，又通过悬刀、牙、牛(钩心)、望山等小部件进行机械组合，节省了拉弓上弦的所需的力量，并且极大的提高了发射的精确度和稳定性。
强力弩阵的有序齐射，其效果绝不逊于1860年英法联军对八旗军的滑膛枪排枪齐射：宋朝研发的床弩，一发可射出十支箭，有效射程达一千步（约五六百米）——这对北胡骑兵的打击，无疑是非常致命的。前119年汉朝与匈奴大对决中，汉军之所以大胜，汉军普遍配备的劲弩功不可没；南宋初年，金兵兀术部大军在进军江南途中，连遭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部弩阵伏击，伤亡惨重而不得不逃回江北，金国灭亡南宋的企图遂成为泡影。
历史上善于对抗北胡的名将，蒙恬、李广、卫青、霍去病、岳飞、韩世忠、吴阶、刘琦、孟珙。。。无一不善用弩阵。
关键的是，培养汉族农民子弟使用弩机，远比培训其骑马射箭容易，而培养汉族农民子弟骑射去对抗从小在马背上滚大的蒙、满骑手，无疑是事倍功半、扬短避长。
离开了弩这一利器，由农耕子弟组成的军队，很难抗御北胡的骑兵冲击。中国人早在周朝时期，便已从苏美尔人（商朝人）那里习得了高度成熟的弩机，比欧洲人早了两千年以上，但遗憾的是：自汉朝以后，中国的弩机制造技术不进反退，宋朝以后更是大幅滑坡：
西汉是中国弩机技术发展的一大高峰时期，出土的西汉青铜弩郭成熟精密出乎意料，弩之弩臂皆以木制，普遍裝有青铜加固仵，表面常饰漆，即美观又防潮防虫蛀。末端带有手柄与保护悬刀的护圈，形式与现代手枪极为相似，非常秒于操持、瞄准与射击。它还增强了弩臂的强度，可使弩装上更强力的复合弓，同时望山被加高加大，并被刻上了刻度，如同步枪的表尺，大大提高了弩的射击精度。这其实是世界上最早应用实际的射击表尺。
汉弩中还有便于手持和上弦的手持弩，便于战车兵和骑将奔跑中发射，其中威力最大的是大黄弩：大黄弩是漆成黄色的特制手持强弩，弩力皆在十石(合300kg)以上，最高可至四十石(1200kg)，主要由射声校尉等军官使用，专用以狙杀敌军将领，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汉之“飞将军”李广曾在被匈奴优势骑兵围困时，亲自使用大黃弩远程杀数名匈奴将领，率部成功地突出包围圈；李广曾经单骑遭逢数名匈奴“射雕者”（神射手），并在骑马对射中胜出，射死对方两人、活捉一人，李广用的就是手持弩，因为很难想象从小在马背上滚大的匈奴射雕者，几个人还射不过李广一个人；李广对匈奴射雕者的胜出，胜在汉弩对匈奴弓的优势，而不是因为李广的骑射功夫比匈奴射雕者还强。
由于汉弩巨大威力，汉廷于边塞设置“马弩关”，严禁十石以上强弩输出。
到了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研发出“十连弩”（即诸葛弩），普遍配备于军队，令蜀军对魏军的防守大为增强。
但到了南北朝时，“十连弩”和多种汉弩都失传了。
宋朝时北方多个游猎蛮族兴起，为了抵抗北胡，宋朝大力研发弩机，宋朝是中国弩机发展的又一高峰。宋弩在床弩、特种弩的改进上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总体技术退化，已经没有强大的望山和射击表尺。
经过元朝，宋弩完全失传，明朝恢复的弩机，不是过于笨重使用不便，就是过于轻巧威力不够：例如，明朝所恢复的“诸葛弩”，因为射程太短，杀伤力太差，很少用于军事，后来沦为妇女防身的暗器；而明朝制作的劲弩，则难于上弦、携带不便，以致于明人评价说：“弩利守城，不利野战。”由于技术失传，明军完全无法象汉军那样大规模地应用弩机了，手持弩基本从军队中退出；这就造成明军对抗北胡的野战能力，不仅无法比拟汉军，比宋军都差很多。
虽然明朝竭力应用火器来弥补弩机退化的缺陷，但在当时西方火器都尚未成熟的时期，此种弥补仍然捉襟见肘；明末时，为了防堵后金（满清）入关，明廷大力引起火铳和西洋大炮配备军队，但当时应用技术远不成熟，当时的西洋大炮有着诸多局限性，火铳使用大受天气影响，操作复杂，而杀伤力也不比弩箭强多少。。。这一切，令明末中国军队对抗北胡的技术，处于历史上青黄不接的时期，恰恰在这个时刻，李自成、张献忠造反而满洲铁骑乘虚而入了——这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
（顺便一提：而在满清空前的愚民锁国殖民统治下，中国人的军事技术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到鸦片战争前，明末引进的英制加农炮（即“红夷大炮”，满清改称“红衣大炮”）完全失传，明末时应用的各种火铳基本失传，弩机因技术严重失传、制造工艺粗劣不堪，则完全从军事领域退出，清军的冷兵器，又回到了大刀长矛弓箭的水准，倒退回新石器时代！）
弩机技术的一再退步，令中国军队逐渐丧失对抗北胡的大规模杀伤性利器，从而愈来愈不能抵挡北胡骑兵的冲击。
农耕民族对抗游猎民族的另一利器是马拉战车。
从先秦至两汉，除一名车夫外，两匹马的战车，一般配备三到五名战斗人员：左右两个长枪（戟或戈）手，两三个弩手（或弓箭手），这就比一人一马的骑兵节省马匹得多，一定程度弥补了农耕地区不盛产马匹的短板；
战车的稳定性比马背好，因此乘战车作战所需的技能，要比骑马作战相对容易掌握，这也一定程度弥补了农耕民族子弟普遍不擅长骑射的弱点；
由于战车的稳定性比马背好，因此弩机射击的优势更容易发挥出来，且在战车上使用长矛等长兵器要比在马背上方便，冷兵器搏斗，“一寸长则一寸强”，因此战车兵能够有效地克制骑兵的优势；
马拉战车的单位重量和惯性都超过骑兵，因此战车兵的冲击力超过骑兵，秦汉战车军团的大规模冲击，游猎民族的骑兵很难从正面抵挡。虽则战车转向没有骑兵灵活，但战车上前后左右多名弩手的配置，令它具有比骑兵更强大的射杀能力，足以防御骑兵的多角度围攻；
虽则战车受地形条件限制比骑兵为大，但北胡所盘踞的塞外草原、东北的莽原，与北胡接壤的中国中原地区，大都是一马平川的地形，适合战车作战；
马拉战车的速度虽然略逊于骑兵，但比步兵和水兵快得多，则就能强力弥补农耕民族对抗游猎骑兵机动性不足的短板；而且马拉战车能够快速运送大量辎重、给养和步兵，形成压倒游猎民族的战争动员力，且令农耕民族军队具备远征能力。
但是和弩机相似，马车制造技术在中国近代以前，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断退步、乃至失传的过程，这是与欧洲民族大相径庭的地方。
诸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轮子和马车由古西亚民族苏美尔人发明，由西亚万里迁徙入中原的商朝人、以及稍后到来的周人（汉民族的始祖），把这种技术带到了中国。苏美尔所发明的马车，是有转向装置的四轮马车，两轮马车晚于四轮马车出现。中国西周和先秦古墓出土的四轮马车表明：中古时期的中国人是掌握了马车转向装置的技术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周天子的御座马车：
《周穆王游记》明载：周穆王向西方万里巡游，乘坐的是“八骏”马车，即八匹马拉的大马车。由此可断：周穆王所乘坐的马车，一定不是双轮马车，而是四轮马车、甚至多轮马车，因为双轮马车的容量和车辕都很有限，不需要、也容不下八匹马拉。
但后来这一技术却逐渐失传了，其具体表现就是：四轮马车越来越少，大约自西汉以后，四轮马车彻底从中国墓葬文物中消失。没有转向的技术，就不可能制造实用的四轮马车。虽然在西汉时期，中国双轮马车的制造技术迈上巅峰，但四轮马车的制造却急速退场。
与两轮车相比，四轮车行驶更加平稳，运输量更大。四轮马车的退步，造成中国军队机动能力和远征能力的退步，故两汉时以两轮马车为主的中国军队，虽则仍据有对北胡的进攻优势，但已无能象西周、先秦和秦朝那样游刃有余了，当年周穆王可以组建马车队远巡西亚北非，汉朝皇帝则象秦始皇那样以马车队巡游全国，都做不到。
即使是双轮马车，在中国也是不断退步。从兵马俑和先秦时期的出土文物可看出：先秦和秦朝的马车做得十分精巧扎实，车轮大而轻巧，有整块的轮辋和轮箍、有精细的轮辐、有镶有金属片以减少摩擦的轮毂，简直与现代摩托车轮有神似的一面！曲线的车辕、扶梯、扶手、扶栏都设计得轻巧而使用；而宋、明时期的马车，就大为粗笨了：轮子变小、轮辐变粗、车辕变笨，轻巧的车内司乘设计，则统统消失了；到了满清时期，中国的两轮马车更退化成车辕、轮辐统统没有的土车轱辘！而且许多用骡子代替马匹，因为骡子这种“太监马”更老实、更节省草料——马车倒退成了骡车！
双轮马车技术在中国的大倒退，有两个转折点：其一是“五胡乱华”时期，经过“五胡乱华”，到隋朝时，马拉战车基本从军队中消失；第二个转折点是“靖康之变”，宋朝南渡后，双轮马车基本从民用中退出，轿子从此代替了马车。
马车技术的大倒退，导致了交通工具的大倒退。先秦时期，中国的普通知识士人，犹普遍可以乘马车出行、出游，孔子周游列国的最落魄时期，坐的也是马车，那轮辐相间的车辚辚景观，大有古欧洲风味，但到了南宋时，普通知识士人出门，就只能骑马、骑驴了！即使达官贵人出门，普遍不是骑马，就只能坐轿（唐朝称“步辇”）了。由于双轮马车的稳定性更好，直接骑马当然不如乘车舒适，碰到刮风下雨天，能够遮风挡雨的马车优势更显；虽则坐轿子可能比乘马车舒适，但是轿子人抬步行，速度很慢，远行困难，效率比马车不啻天渊之别。
随着马车的退化，中国的舒适性交通工具，竟从畜力倒退回人力，这是何其耻辱的技术倒退！
马拉战车的退出军队，令中国军队机动性和运送能力都大为下降，再也不具备秦汉时期的远征能力，而且，对抗北胡骑兵冲击的能力大为下降，对北胡军事能力，开始由攻专守，此种劣势，在北宋初期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979年和986年，宋军在两次试图收复燕云失地的伐辽战争中，对北胡骑兵的野战劣势暴露无遗：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行军缓慢，经不起大规模骑兵的冲击；宋军的输送能力差，在长途奔袭的战争中，后勤给养运送困难。。。宋军已然无法象秦汉军队那样对北胡施以咄咄逼人的攻势了。
但宋军却掌握着高超的弩机技术：宋弩精度虽不及汉弩，却在实用性上独树一帜，宋人研制和广泛应用于军队的床弩，是北胡骑兵冲锋的克星；宋军的“神臂弓”（一种轻便的手持弩），也是步兵打击骑兵的利器之一；宋朝的造船技术当时世界一流，宋军水军更是北胡无法逾越的障碍。所以宋军对北胡军队，攻不成，但防守长期是绰绰有余，直到蒙元从阿拉伯人（实为欧洲人发明）处学来火炮，并训练出七万水军，宋军的防守优势才被打破。
而没有了弩机优势的明军，在与北胡的对抗中，连防守都相当艰难了：明初时携驱除鞑虏之锐气，对付北元残军还有一些优势；到明英宗时对抗瓦剌部，连防守都捉襟见肘了；明末时对付关外的女真（满洲）人，明军如同瓷器一样不堪一击，如果没有新引进的英制前膛加农炮（即清初的“红衣大炮”），满清必早已入关、中原必早已失陷。
总而言之，马车和劲努双无，而引入火器又不成熟的明朝，对抗北胡已全面处于劣势，故明军越来越采取消极防御的姿态——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修长城最勤的一个王朝。但依靠消极防御，是终归守不住的；对北胡全面处于劣势的明军，很难抵挡新兴北胡——满洲人的进攻，虽则满清窃据整个中国，有李自成造反等诸多运气成份，但即使没有李自成造反和吴三桂引狼入室，在八旗兵的压力下，明朝南迁江左而再成宋金局面，是迟早的事。
为什么军事技术在西欧、俄罗斯甚至日本都不断进步，在中国却不断退步？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经过仔细考虑，我认同贝苏尼讲的：中国的这些个倒退，“北方游牧民族（准确地说应是游猎民族，因为女真人（满人）属于狩猎民族）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
纵观历史，有一个汉弩和马车双双大倒退的关键点，就是“五胡乱华”时期，这个时期，由于东汉时期内附中国王朝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乘中国长期大内战（三国争战外加西晋“八王之乱”）内虚的天赐良机，进占黄河流域，对汉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掳掠。由于“五胡”惯用骑兵和弓箭，而不习战车和弩机，再加上原本人才济济的黄河流域，经过胡人的大屠杀大扫荡，汉族工匠死的死、逃的逃，许多技艺当然失传了，在中原，骑兵和弓箭自然取代了战车和弩机；虽则部分幸运的工匠，追随司马睿一伙逃到了江淮，使得东晋有保存技术的优势，但是江淮、江南稀缺马匹的劣势，极大地制约了汉军传统优势的恢复。等到鲜卑化的杨坚政权征服江南，南朝的汉军传统也丧失了。
而宋弩的失传，就直接因为蒙古征服者对汉人制作弩机的长期禁止；而近代以前中国军队技术向新石器的巨幅倒退，完全是满清闭关锁国、严禁汉人研发火器、甚至禁止汉军使用火器造成的。
但是，把技术倒退全部归咎于北胡入侵，是不公正的，就如因忘记锁门而被盗，却把被盗的原因归咎于盗贼太贪婪一样偏颇，因为盗贼总是要偷东西的，为什么他偷不了别人，却一再能偷你的东西？
就自身因素来说，自唐太宗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是导致技术不断退步的深层次原因。科举制度逐渐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吸引到做官的方向上，塑造出一种官本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技人和艺人愈来愈没有出路，愈来愈没有荣耀，因而逐渐窒息了整个社会的技术原创力。而朱元璋把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理学的“四书五经”，更是把儒家鄙视生产技术的社会危害放大到最大。
故中国技术原创力的大倒退，始于明朝，但明朝的积极引进西洋技术，一定程度地缓解了与欧洲的发展差距，满清入主后，厉行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于是很快就万劫不复了。这就是明末中国技术落后欧洲不多，满清入主后突然大幅落后的真正原因。
与弩机、马车技术不断退步同时发生的，是民族尚武精神的不断流失。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中国人，是个非常尚武的民族。嬴政并非秦国的开国之君，刘彻也非汉朝的开国皇帝，但他们本人都勇武过人：嬴政在没有侍卫的帮助下，亲手杀死刺客荆轲；刘彻也能够与霍去病、卫青等武将较量射猎功夫、在马上驱驰如飞；卫青和霍去病虽出自外戚，但他们少年时并非贵族，却都习得浑身武功，尤其是霍去病，英姿天纵，少年老成，二十出头竟令匈奴胆寒，其绝世勇武比“飞将军”李广，其实倍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农耕民族，当时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平民之家，都能够产生勇武压倒北胡的济济人才，可想而知：当时汉民族的尚武精神是何其之盛！
前119年，二十二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从山西代郡北进五千里，全歼匈奴左贤王部，直抵贝加尔湖，“封狼居胥”而还，汉武帝要赏赐他一座豪宅，霍去病却说：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此是何等的豪气和狠劲？而此种豪情、狠劲、和锐气后世安在？此种豪气和狠劲在中国人当中，与霍去病的武功与天才一样空前绝后。
西汉后期，名将陈汤说：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又是何等的自信！
太明显了，两汉时期的中国人，与现今的中国人犹若两个民族。当时汉族对外敌的此种豪情、狠劲、锐气和冲天的自信，彰显出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明晃晃强势。但是到了明末，汉族与北胡的精神气对比，完全颠倒了过来，象霍去病一样（对汉族）充满豪情、狠劲、和锐气的，是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一伙，而除袁崇焕以外的汉族将官，从洪承畴到史可法，一个比一个暮气深重。
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自唐朝中期明显地滑坡：反映在诗文上，就是哀弱、柔弱之风的抬头：李白豪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是最后一个尚武的诗人。其后的儒家诗人杜甫，却在《前出塞》中，不点名地贬斥霍去病杀敌太多，他无病呻吟地说：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此诗反映出杜甫其人不仅哀弱，而且糊涂。因为立国从来不可能“自有疆”，疆界从来都是战争的结果；不“多杀伤”，又怎能克制北胡的侵陵呢？这些诗句，反映出尚武精神和进取精神的严重退化。
从先秦一直到唐朝，中国普通士人一直有随身带剑的风尚，但到了宋朝时此风大幅消退，到了明、清时，普通知识分子佩剑之风，更是荡然无存（但这种风尚在日本却一直保存到近代），这就是民间尚武精神衰退的典型反映。
尚武精神的倒退，首先在统治者身上明显表现出来。从先秦直到三国时期，中国统治者对北胡的姿态，基本上都是自信和进取的，到了宋太宗以后，就“不敢北向”了。“玄武门”之变不久，突厥军大举入侵，突厥铁骑越过陕北陕中，直抵渭河北岸，唐都长安危在旦夕，李世民犹敢以劣势兵力，列阵于渭河南岸，并亲骑到河边斥责突厥可汗，令不知虚实的突厥人因担心唐军强大而退兵。
但汉族统治者的此种强势精神，自宋太宗以后就荡然无存了。1004年秋辽国大举伐宋，二十万辽军遭遇各路宋军顽强抵抗，一筹莫展，主将萧鞑凛被宋军床弩射死，孤军深入的辽军士气低落，面对河北数十万宋军的堵截，御驾亲征的辽国萧太后十分恐慌，准备向宋朝求和，熟料宋真宗在大好形势下，竟比萧太后还惊慌失措，反倒先向辽国求和，正中契丹人下怀，结果在胜势面前反倒签署了向辽国交纳岁币的“澶渊之盟”。宋真宗开丧权辱国之门，并非当时中国军队没有能力防守，而主要是他自己精神上的软弱造成的。
虽则统治者的尚武精神先一步流失，但北宋时民间社会仍保有相当的尚武之气。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有不愿投降的北宋官吏打开武器库大门，号召开封百姓领取武器抗虏，顿时响应者如云，领取武器的百姓有三十万人之众，武装起来的开封人奋勇攻击入城金兵，导致本想屠城的女真人，反被打得倒退到城墙上，金军害怕被开封人民赶下城去，连夜在城上构筑防御工事。。。开封人普遍的武装反抗，不仅保护了自己免遭屠杀，也令金国一举征服中原的计划受挫。由于老百姓的强力反抗，金军虽然守住了城墙，却未能在宋都站住脚：众多的开封人，不甘被鞑虏统治，纷纷烧掉自己的房宅，举家逃亡，东京城内火光冲天，宋都大半成废墟，女真征服者要粮找不到粮，要人找不到人，又担心后路被堵截，于是只有于次年春，押解着北宋皇室成员和掳掠来的女人、财物，仓皇北归。
可见，即使到了北宋末年，民间尚武精神还是很强悍的，但是到了明末，此种尚武的民气就荡然无存了。多尔衮一伙窃据北京时，先前那帮义愤填膺得不得了、对“汉奸”袁崇焕啖肉饮血的北京愤青们，竟驯服得俯首帖耳，连大气都不敢出，窃据之顺利得出乎意料，连多尔衮事先都没有想到。
多铎部清军攻占扬州后，厉行屠城，近百万扬州老百姓，竟如驯服的绵羊一样，在少数满兵的喝令下，一群群地下跪，等着贼鞑子前来屠杀，甚至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某种意义上，此种懦弱的老百姓连猪都不如——因为猪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会凭着本能殊死反抗、奔逃。
可见明末时中国老百姓的尚武精神沦落到何种地步，此种精神气比起北宋末年，何止天壤之别？
随着马车和弩机两大抗胡利器的不断退步、以致失传，汉军对抗北胡的能力不断下降，而尚武精神的流失，等于在此种不利情形上雪上加霜。
汉族的尚武精神为何不断流失？仔细反思历史可以看出：这主要是汉族自己造成的，是宋太祖重文轻武的制度设计，开了尚武精神流失的口子。
从先秦直到唐朝，汉人（华夏人）的尚武精神并没有大的流失，民族尚武精神大幅消退，正始于宋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登上帝位后，有鉴于唐朝和后周（自己现身说法）都亡于武将篡夺的教训，就把防范武将造反当作第一要务，并围绕这个要务进行制度重建，主要有：
增设一半文官系统分享传统的武官的权力，对武官进行掣肘；
武官和常设军分离的制度，以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目的，令武将缺乏造反的权威（此制度大大削弱了汉军的战斗力）；
科举制度向文官倾斜，文官的科举名额远多于武官，从而令从文远比习武有前途，培植出“重文轻武”的社会土壤；
赵宋皇室的家训对文人士大夫有“不杀”之大优容，但对武官则苛严得多，宋朝武官不能享受“不杀”的优容。
俗话说“有得必有失”，凡事都有二重性乃至多重性，赵匡胤的重文轻武制度设计，的确有效地防范了武将造反，但却造成中国尚武精神的大幅消退、造成中国对抗北胡的能力大幅滑坡，酿成前所未有的外族征服危机，因此赵匡胤的重文轻武制度设计，是一个缺乏远见的、弊端深重的偏执设计。
为什么隋唐对抗北胡不落下风，而北宋抗辽就窝窝囊囊，结果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为什么正是在宋朝手上，中国第一次被北胡彻底征服？这不是偶然的，宋朝民族尚武精神的大幅消退，是直接原因。
“靖康之难”后，南宋并没有汲取北宋灭亡的教训，而沿袭北宋重文轻武的制度——宋理宗甚至还汲取理学毒汁，片面追求名节牌坊，在坚持北宋错误的基础上，摒弃北宋忍辱自保的灵活性，因此在南宋手上中国第一次彻底亡国是必然的。
而明太祖朱元璋比宋理宗更加荒谬：
朱元璋不仅的重文轻武制度设计，比赵匡胤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完全抛弃赵宋优容士大夫的家训，实行“以猛治国”，导致中国的文明程度倒退，一方面尚武精神更加沦丧，一方面民风却趋于残忍；
而对“宁失利，绝不失面子（美其名曰“名节”）的百无一用祸国自弱伪学理学，朱元璋更是全盘接收，定为科举考试唯一内容，此种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自然大多是无以经世致用的腐儒书呆子、或者奸贼、骗子，所以明朝的官僚集团，素质比宋朝官僚集团大为倒退。
总之，朱元璋不仅没有纠正宋朝重文轻武的制度设计错误，反把此种错误放大到极致，朱元璋还在宋朝错误的基础上，把理学的祸国作用放大到极致，而把宋朝忍辱自保的灵活性完全抛弃了！朱元璋的孝子贤孙朱由检，要是有十分之一的赵构忍辱心理素质，明朝岂会亡于满清之手？
由此可见，明朝恢复中华后仅两百七十六年，中国再一次为北胡彻底征服的大恶果，其实在朱洪武开国时期就种下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汉族是一个其统治者很不善于汲取政治教训的民族：俄罗斯民族也曾经被游牧民族蒙古人打得落花流水，惨遭屠城之祸，并被蒙古人间接统治达两百多年，但后来的俄人君主彼德就懂得敞开国门向英国、荷兰学习自强之道，完成军队的近代化，从此俄罗斯民族鹞子翻身，反把鞑靼人、蒙古人、通古斯人（女真人）打得落花流水，兼并了整个西伯利亚。
俄罗斯尚且是欧洲的落后民族，中国统治者汲取历史教训的能力，比俄人还大不如。
直到上个世纪，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也没搞懂宋、明中国亡国的真正原因，而身上理学的毒素仍在发作：那怕蒋介石对苏联，有十分之一的赵构忍辱心理素质，我中华民国何须迁台？
这是满洲征服后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曾节明 成稿于2014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于纽约州冻雨
作者：加人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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