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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前世今生　（五）

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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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帝国的前世今生　（五） (676 reads) 时间: 2014-8-20 周三, 上午2:05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华帝国的前世今生　（五）

３、对共产主义的选择（续）

帝国既然是靠专制维持，在帝国行宪当然就是反帝国。“君主立宪”因此是帝国名存实亡的帝国转型，是诸种帝国转型的选项之一，前提自然是帝国是在帝王统治下。这种转型方式的特点是避免帝国解体（或快速解体），减少社会动荡。一旦帝王被废，帝国的转型就只能通过其它形式，而帝国解体则始终是帝国（不包括民族帝王国家）转型的选项之一。中华帝国虽然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一改革并未改变中华帝国的实质，所以不能放弃一党专制，否则必然面临帝国解体的困局。这个情形和俄国的放弃共产主义后的变化相像，两国都经由政治放松后再次加强一党专制，虽然俄国的执政党已不再是共产党。而这种情形在民族国家形态的共产国家放弃共产主义后就不容易出现，我以为帝国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将中国引上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既不是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也不是解决了中国的富强问题，而是使中华帝国免于解体，将原来2000年来形成的旧疆域通过继承清帝国而扩大了近三倍，并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得以稳固并取得国际公认的地位。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是中共放弃社会主义后融入全球化的结果，不是中华帝国改变帝国体制的结果。我将在下面对这些论点进行分析。

４、权力写就历史

前面介绍的清帝国的国名的使用过程表明，一直到１９０８年钦定宪法的颁布，清廷都自称“大清帝国”，首次称“中华民国”是在其１９１２年退位诏书中，实为按照“倒清”的汉族的要求来做，因为此前“中华民国”已经宣告成立，孙中山也已被占据南方的革命党选为大总统。如果清帝决定逊位时还能够自己决定皇室的前途，最好的选择应当是退回东北，建立自己的满洲国，这要比留在中华帝国内，指望华族的优待更靠谱。袁世凯是否和清廷讨论过这个选择不知道。不过，如果清廷有这个要求，那倒恰好是响应革命党的要求。清廷或许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或许根本就吓昏了，将一切都托付给袁世凯了。不论哪一种可能，我想结果都是一样：汉人只会要求全部继承清帝国。

这样分析的理由有三：
-----中华文化里面并没有发展出关于现代国家的学说，也从没有见过有人研究过如果清帝国解体，究竟对于汉族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恢复中华帝国，和周边藏、回、蒙、满各族发展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关系，抑或直全部承接清帝国为最好。
-----中华历史上不乏主动扩展疆土的先例。中华帝国的基础是汉字文化，对于这一文化的接受程度和中华帝国的国力决定了中华帝国的疆域，而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地爱好和平。
-----1912年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是时代的特点之一。疆域广大符合并适应时代的特点。

汉人承接了清帝国后，照理说，国号用“中华帝国”其实最为容易也最符合推翻满清后的帝国现状。但是，如果用这个国号，必然尴尬，于情于理都难以向世人解释以“中华帝国”替代“大清帝国”的正当性，况且那时候还没有人创立过没有帝王的帝国。接掌清帝国的袁世凯和孙中山等虽然不能说不为权力所诱惑，但若否定他们全无将昔日的清帝国变革为先进国家的宏图大志，却也不公平。所以，“民国”一词，即避免了“帝国”的尴尬，又烘托了新权威的志向，更符合不会引起一般民意对于帝制的恐惧，是完美的选择，因此有人说“中华民国”一词的发明人章太炎才是民国的缔造者。

但是，“中华民国”的选用，也就开启了民国肇始便为之奋斗的至今的“混”写历史的历史。在国民党，其主要的手法是围绕着“民族国家”做文章；在共产党，则是用“阶级斗争”来写历史。

4.1 《中国之命运》

1943年6月，时年32岁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吴文藻以民国政府官派身份在新疆考察半年。若以吴的学养和勤奋及过往对于民族问题的重视而论，半年时间的考察足以让他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报告。可是，吴竟然事情过后无一字公之于世，完全成了哑巴。道理何在？因为蒋总裁中正先生该年三月发表了他的名著《中国之命运》。

蒋氏为政治人物，吴氏乃一介学者，何以蒋的政治著作会影响到吴氏的学术发言？内中的隐情是蒋介石在书中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通过提出“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而认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最早由一向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留学德国的学者傅斯年提出。傅斯年在世人印象中是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一向敢于批评专制，治学唯史实说话。但傅斯年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旦遇到“中华帝国”问题（或“社稷”问题），也会想尽办法来避免帝国解体问题，将维持帝国作为优先考虑。（这种心态，即便到了胡适那里也差不多，两人都在抗战时期对激蒋介石的不断增长的独裁倾向予以容忍。）所以，傅的侄子说傅斯年对于“中国民族问题，孟真先生始终坚持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他认为中国民族自古至今经常与外族同化，合成一体，中国境内现虽仍有若干种族，但也正在同化混合的过程中，不足影响中国民族的整体性。他对某些学者的巧立名目，强分中国为若干民族，表示不满。他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

傅斯年甚至给顾颉刚写信说，“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并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 （顾其时在昆明《益世报》主编《边疆附刊》，傅的信收在傅斯年全集中。顾也服从政治正确，随后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文。）

“中华民族是一个”当然不符合事实，吴文藻曾经多次发文和傅斯年理论。但是，当蒋总统也这样说了，吴氏就只好沉默了。但是，蒋的话虽然有权力的支持，奈何没有史实的支持，不要说中国的学者们（包括中共的陈伯达的批判文章），美国学者费正清说（《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２０章），“必须说明，在翻阅了大半本《中国之命运》后，我实在感到震惊。我从未见到过有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如此卑劣地竭尽歪曲历史之能事了。书中大量篇幅都以坦率叙述历史为幌子，说什么中国在帝国主义脚下遭受灾难，仿佛所有苦难都归咎于帝国主义。”“人们可以推测，《中国之命运》远非个人偏执的表现。其用意不但要人们相信：中国之所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魔爪，应该归功于国民党和蒋委员长，而且还打算重新点燃排外主义的怒火，以激起爱国情绪而促成其内部的凝聚。”

我没看到过傅斯年的有关评论，但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多一旦遇到国家分裂问题，便立即转向支持专制却是过去和现在都不少见的事情。７０年前的例子中，且举哈佛毕业的钱端升博士（政治学）。钱说，“英美法等民主国家终将采用何种制度，是无法推测的。不要说英美法，即俄意德现行的独裁制将演成何种的最后制度，我们也难悬拟。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这点我认为已有充分的说明。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

从“五族共和”向“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演变，终于使得中华民国有可能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为民族国家了。对于蒋总统而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主义”就也同时成为名正言顺的号召了。但是，蒋总统除了要说服自己和下属外，在国内还要能说服藏、蒙、回等民族和压住共产党，在国际上要能说服刚成为二战盟友不久的英美和苏俄，遗憾的是，蒋介石在这几方面都是失分，六年后丢掉大陆不能说和此书无关。

（待续）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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