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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蔡元培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四一二清党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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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蔡元培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四一二清党屠杀   
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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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转帖]蔡元培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四一二清党屠杀 (737 reads)      时间: 2013-12-04 周三, 上午7:38

作者:马悲鸣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蔡元培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四一二清党屠杀

来自:国民党年鉴等

【司马平邦按:人说要恢复蔡元培时代北大的“兼容并包”,我却找到,原来大量屠杀了中共党员的4•12政变,其实蔡元培先生是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清党的事他干得多了,他兼个屁包个蛋呀,还是连同这件事也一齐恢复吧--历史就是历史,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有什么可美化的?】

蔡元培是一个被自由派神化了的人,如此一来,在西奴思潮很大程度笼罩媒体乃至整个知识圈时,蔡元培的另一面也就自然而然被封杀了。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真相,发现真实历史。

蔡元培在412前后

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到达杭州。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张所住的新新旅馆拜访,张静江向他们介绍了有关蒋介石正在策划的反共清党计划,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

3月24日,蔡元培与张静江一起去上海,同吴稚晖、李已曾等商量如何配合蒋介石将要进行的清党大计。

3月27日,蔡元培迁入丰林桥蒋介石总部行营,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具体讨论与共产党分裂方法。

3月28日,蔡元培任会议主席,和回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报告了他在3月6日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谈话经过,当时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陈答20年。以此为理由吴认为“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认为“应予纠察”,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

蔡元培立即附议,并补充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蔡元培主持下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道,并由吴拟具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决议草案。这次会议上把蒋介石将要进行的清党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

4月2日,再次召开国民党监察会议。当时参加国民党监察会议的代表是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弘八人。国民党全体监察委员共有20人,以区区8位代表开会,而称为全体会议,蔡元培再任主席。

会议通过了吴椎晖草拟"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呈文称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认为“—: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等,均引为共产党人“罪证”,所以“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分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会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

蔡元培则继之提出了所谓“中国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证据”,及“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两个报告。共罗列了共产党“阻止入(国民)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四项内容,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作“罪证”附后。

会议在蔡元培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处置的共产党人的名单,共计179人。当然后来蒋介石清党扩大化,实际处置人数远高于此数。

4月3日至5日,蒋介石,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与汪精卫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

大概同一时间蔡元培并入住蒋介石所在的上海龙华司令部,为清党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4月8日,由蒋介石指派吴稚晖,何应钦,陈果夫等组织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蔡元培为委员之一。

该会规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其后该委员会就成为上海的事实政权。

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攻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种种革命行动。
(4月12日开杀)
4月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黄绍弘、邓深如、古应芬、蔡元培一致作出了否认武汉政府,国民政府即迁移南京,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4月18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为成立的国民政府授印并发表演说,提出要消灭武汉国民政府。

6月20日至21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参加了蒋介石,冯玉样在徐州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取消武汉政府,驱逐共产党,促使宁汉合流。冯玉样在其地盘内进行清党反共。

当时蔡元培是蒋介石最忠实的盟友,在夏天,蒋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复出的过程中,蔡元培都是最坚定地站在蒋介石身边的支持者。甚至和蒋介石一起下野,在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婚礼上担任证婚人。

4月12日,由上海开始的“清党”活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及群众五干余人。一时血雨腥风,席卷全国。知识界为之哗然。北京的周作人则连发《怎么说才好?》,《功臣》等文,抨击“清党”中的残暴行径,并指出:“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元老”难却其责。(岂止视若无睹?蔡元培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周作人当伪教育督办一个人也没杀过。可现在的人们却热捧蔡元培,痛贬周作人。不知国人遵循的是什么标准? -马)

蔡元培在清党中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是毋庸讳言的。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而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党的态度曾给他极大的震动。他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蔡元培曾策划指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当然,光是开密会,肯定不够光明正大,凡是都得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于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1927年4月12日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四一二清党”屠国民党员近38万

一般都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只针对中共,给中共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很多人好象忽略了一个事实,国民党搞清党不但是杀害中共党员,还屠杀了一大批对蒋、汪持反对意见,忠实于孙、拥护和执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层国民党员。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到一年后的1929年12月仅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在清党前一共5万多人,即使这5万多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党员的一半多。)

清党为什么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这恐怕是因为国共合作期间,大多数国民党党员忠实于孙,拥护执行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国共双方的基层党员、干部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主张并无太大分歧,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双方早已接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清党分共,不过是国民党反对派上层为争夺北伐战争胜利果实与全国政治权力的谋略手段,并不为大批国民党下层党员及左派所认可,岂是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清党之时,国民党高层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现在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是其白色恐怖,却不知这口号是有针对性的(矛头直指广大基层国民党员)。

据史料记载,国民党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国民党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国民党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如马日事变,湖南的工农革命群众被杀者达数万,而其中的中共党员仅几百人,死于军队屠杀的国民党员却高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杀光。

清党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受到了毁灭性破坏,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南京政府统治中心的浙江也不过69%。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北伐战争中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农、工群众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的景况从此在国民党当局身上是完全绝迹了。

国民党方面有这样一段隐晦的描述,“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何汉文:《如何树立国民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国民党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曾对那个时期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周氏昆仲是他们那代知识分子中少有的良善之辈;不杀人、不支持杀人并公开谴责杀人;写几篇刻毒文章算什么?! -马)

对这43万多被老蒋屠杀的国民党党员,在历史上是难以留下声名的,对中共来说,他们并非自己的党员,自然一般不会被追认为烈士,对国民党来说,他们又都是被“清”掉的敌对异己分子,死不足惜,但我们今天谈论历史,还是不应该忘记这些不辜负中山先生教诲,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不管是38万还是43万,规模远过辛亥屠满)

有人认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给中共带来的损失。因为国民党不但杀掉了大批国民党基层党员,造成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而且彻底割裂了和下层民众的联系。日后许多政策的推行的失败,都源于此。

悲哀的国民党人员统计数据:

广东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34400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30000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12236人。

资料出处:

(1)《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页附表、506-507页附表、558页附表、608页附表;下册第78页附表、112页附表。

(2)《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39页。

两广与两湖是北伐前后国民党的主要控制地区,从统计数据看1927年清党后到抗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再也没能恢复过来,损失最大的是广西,12万余党员到1934年杀的仅剩5千人,是1927年的一个零头不到

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说:“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四一二清党”对国民党的浩劫

1921年共产党成立与1924年国民党改组,皆为以俄共为师的结果。

建立笼罩在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

西方议会政党一般只有高悬再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党员。对党员也没有什么约束,只要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就可以入党,加入了如果觉得不认同,就可以脱党。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员若不满民主党对经济的干预,可以脱党恢复无党身份,或者加入支持小政府理念的共和党。

但是列宁主义政党就与此不同。这类党建立“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细胞。每个党员必须是某个支部的成员,连党魁也不例外。在同一支部里面,党员一起开会互相了解和监督,维持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入党有严格的审核和约束,脱党也不容易。大有生为党员,死为党鬼的味道。

此类党的组织原则,用共党的称呼为民主集中制,用国民党的称呼为民主集权制。重点不在民主,而在集权,在于强调党员集权的义务而非民主的权利。

国民党改组和共产党建立的党章都照抄过俄共党章。但是中共的党章比俄共的更为细密、更为严厉。俄共与纪律有关条文列有四条,而中共有九条。对违反党纪的党员处分,国民党与俄共相似,而共党最为严厉。

尽管国民党以俄为师组建组织严密,对党员充分控制的政党,但却准许共党党员加入。这本身就有违一个列宁主义式政党的风格。孙中山本人轻视中共作为政党的存在,孙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共是一群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他对共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来自对具体的某人个人的才能的重视而非对中共这个政党的重视。

共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因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在国民党外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因此中共的任何决议,都不必呈交国民党,也不受制于国民党。加之共党善于组织工农运动,国民党又不屑与从事此类“低贱”的事务,国民党的基层即使有也远不如共党的有影响力。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开全国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在此的全省农运积极分子代表,80%是共产党员,足见国民党主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部分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皆因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涣散,转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

在中共内部,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由于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一目了然。而国民党方面,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则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不对国民党公开。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中共一直没有提交。蒋介石本人就感叹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中共党员身份的神秘性令国民党人深感不安。国民党的家底,共党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决不能参加。

因此,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清党,对国民党自身的自我创伤也异常沉重。史学多关注与共党的沉重打击,而未注意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了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下令清党,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困难就是难以分辨谁是党员。

各地清党的依据都是混乱的。在各地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上,要左倾的站左边,其余的站右边,然后让他们互相打起来,这样左边的就受到惩罚。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身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受陈群、杨虎二人负责,不受国民党上海党部控制,以致陈群将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无效。

在这次清洗运动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中共十六大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中共党员2。6万余人。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

这些数据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中国民党青年占有相当大比例。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处于话语强势地位,大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受其影响而思想左倾,清党时由于难辨国共,势必殃及国民党自身。国民党中,不少真正有理想、有信仰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国民党员被当做共产党杀害。地方豪绅地主借清党之际谬指各地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党向各机关告发,亦搜捕诸多无辜受累者,那些试图以激进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国民党员皆受此警示不在多作为,而各种投机分子却借清党混入国民党内。

清党之后,国民党人因对党灰心失望而脱党,组织上的人才被淘汰。清党使得国民党对党内人才产生了逆淘汰形势,原本组织涣散的国民党因流失了大量组织人才,党纪也几乎被清除了。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党员因清党而失去控制,除了少数地方基层仍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控制外,大部分县级以下的基层又被曾经打到的土豪劣绅掌控,北伐的基层工作尽失。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年—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从组织角度考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王奇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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