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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傅高義為何代中共鼓吹“屠民治國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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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傅高義為何代中共鼓吹“屠民治國論”?(全文)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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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傅高義為何代中共鼓吹“屠民治國論”?(全文) (1534 reads)      时间: 2013-11-27 周三, 下午2:42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傅高義為何代中共鼓吹“屠民治國論”?


蘆笛

  

鄧小平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


去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版了鄧小平傳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今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鄧小平時代》之名翻譯出版了該書。傅高義在書中提出:“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人,因為他改變了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的命運。” “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 ”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確實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跡。然而把這奇跡完全視為鄧小平的個人貢獻,不但是對中國人民的矮化,而且反映了傅高義那位“中國老手”(Old China Hand)對中國國情民俗的隔膜。

中國人本是世界上最能苦吃苦做的民族,勤勞致富的本領天下無雙。這一優點早已為全球華人的表現證明。中國之所以在帝制時代沒能發起來,完全是因為民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遭受了幾千年的制度性壓迫。

當這種制度性壓迫終於在晚清新政期間被解除之後,中國又不幸陷入無休止的戰亂,失去了和平發展資本主義的環境。等到戰亂結束,中國又更加不幸地落入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人民的創業自由被徹底剝奪,於是世上最勤勞的中國人民就只能在苦難、困頓與匱乏中掙扎。就這樣,中國被足足耽誤了將近80年的時間。必須對此承擔責任的,除了在中國發動代理戰爭、乃至直接入侵中國的蘇聯與日本兩家帝國主義外,就是事實上的內奸孫中山與毛澤東。作為毛澤東的心腹愛將,鄧小平也難逃罪責。

此後中國騰飛,鄧小平本人當然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最主要的貢獻也就只有兩個:第一,將人民被毛澤東無理剝奪的經濟自由極度有限地歸還給他們。第二,維持了中國的和平環境。第二點實際上是繼承了毛澤東的遺產,因此,他獨特的貢獻也就只有第一個。但這所謂“改革”,不過是“改錯”,亦即極為有限地糾正了中共此前犯下的巨大錯誤,部份恢復了某些“解放”前的作法而已。然而光是這些極度有限的改錯措施,就極大地解放了中國人民被束縛已久的創業能力,使得中國在短期內就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若真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人民能夠重獲在1949年後被剝奪的全部自由,不知道還要創造出何等奇跡來!

因此,鄧時代與毛時代的最主要的區別,就是人民是否擁有有限的經濟自由,而兩個時代人民生活水平的鮮明對照,也只能證明中國人民是何等善於利用那十分有限的經濟自由,反證了毛共剝奪人民自由的荒謬絕倫。

其實,用不著等到改革開放,這一結論早就60年代初中共短暫實行的“三自一包”的對照實驗證明過了。在大饑荒中後期,中共以適當放鬆國家對農民的控制來消極救災,立即就顯出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在短短兩三年內,中國人民就從死亡邊緣掙扎回來,城市居民就基本能吃飽了。若沒有那短暫的政策鬆動,很難說我還能活下來。對劉鄧這一功績,歷史學家當然應予實事求是的肯定,但難道可以閉眼不看這災難的發生原因,以及劉鄧在“大躍進”中必須承擔的罪責,卻去歌頌他們是“生死人肉白骨”的大救星?這與被某些“右派分子”被中共無理迫害20多年,獲得“改正”後卻歌頌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有何區別?

當然,除了將被中共剝奪的經濟自由有限地歸還給人民外,鄧共也利用極權政體的“優勢”,人為壓低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價格,形成了具有強大吸引力的“資本黑洞”,把國際資本大量吸引到中國,使中國藉助外力迅速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短期內就為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如果中國是民主國家,當然就不可能有這種無視民意的“優勢”,發展速度或許要慢一些。然而這種作法卻造出了一個為所欲為的龐大的權貴資產階級,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其他社會矛盾空前加劇,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無望解決,只會越演越烈。遺憾的是,這一系列後患無窮的嚴重社會弊病,卻不在傅高義的視野中。


六四屠城不可避免?


在《鄧小平時代》出版後,傅高義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多次為六四鎮壓辯護。在回答《亞洲週刊》專訪時,他說:

“鄧小平當時認為情況太亂了。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他派軍隊去鎮壓學生運動,當時沒有開槍,也沒有打人。他覺得要是平靜下來了,就不需要再派軍隊去。但是,五月二十日老百姓不讓軍隊進城,不讓軍隊到天安門,所以他為了全國安定團結,只能用軍隊去鎮壓,沒有其他辦法。”

而在回答《新史記》的採訪中,傅高義如是說:

“如今回顧‘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少人認為鎮壓與死亡是應該而且能夠避免的,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是否可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和平落幕,由於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因此他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推斷。”

“傅高義指出,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很難因為中國之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就說天安門鎮壓有其正當性,但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他的意思很清楚,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六四屠城“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不鎮壓,中國就會分崩離析,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穩定和經濟成長”。

這裡最有趣的,是他的論證方式:他一方面說,不能輕易用鎮壓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來證明鎮壓的正當性;一方面卻又說,自己“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推斷”,而“這已經發生過的事”就是“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哪怕就是高中生,思維如此自相矛盾都是智力笑話,而發出這種宏論的人卻居然是哈佛教授、美國政府的智囊!

最絕的還是,傅高義教授也承認“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然而他卻就是有那本事認定,如果不鎮壓,“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可無論是“不鎮壓”,還是“國家分崩離析”,都是“並未發生的事”,他怎麼就能作出這一確鑿判斷呢?這到底是鄧小平的還是他的判斷?如果是鄧小平的,他是從哪兒知道的?如果是他本人的,他作出這個假言判斷的根據是什麽?又為何要把這話硬塞到鄧小平嘴裡?

可惜傅高義為我黨辯護積極得過了頭,就連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都不同意。他對姚監復承認:

“回想‘六四’,我認為‘六四’是鄧小平不容易下決心的,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是一場可以避免、應當避免而沒有避免的悲劇,中央動盪,我不願意。上邊的鬥爭、爭論,我不知道。”

“總之,‘六四’是一場悲劇。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黨內問題不解決,上層爭論、鬥爭激烈,沒有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不願意發生的悲劇就必然發生了……應當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歷史的客觀真相是什麼,要準確,光憑感情下結論不行,流血的問題,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給歷史解決,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

雖然陳希同在其自述中竭力洗刷他的罪責,但這些話基本還是實事求是的。任何一個有點常識的過來人都得承認,所謂“八九民運”,說到底不過是學潮而已。其他階層的人民除了普遍同情學生、去遊過幾次行外,並沒有實質性的介入。工人不曾罷工,商店不曾罷市,社會並未陷入動亂,治安良好,中共更沒有喪失對軍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到了六四前夕,學運已呈自動消亡之勢,以致學生們不得不在廣場上樹立所謂“民主女神”雕像,藉此把市民吸引回廣場,然而收效甚微。因此,六四悲劇的確是“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所謂“國家分崩離析”的危險前景,只不過存在於傅高義活躍的病態想像中罷了。


傅高義認同中共的“屠民治國論”毫無依據


“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陳希同作出了明確無誤的解答,那是因為“中央動盪”,“上層爭論、鬥爭激烈”。這與我過去對六四的分析完全一致。

在舊作《老鄧為何決定開槍?》中,我指出,促使老鄧起了殺心的初始原因,是趙紫陽的背叛。共產黨人最痛恨的惡德就是背叛,而在鄧眼中,趙就是背恩反噬的叛徒,讓他怒不可遏。更嚴重的是,當時黨內四分五裂,非但輿論對學運持一邊倒的同情態度,而且在李鵬日頒布戒嚴令後,就連老帥們也公開表示不能用軍隊去鎮壓學生。這就更強化了老鄧的殺心——他需要一個大屠殺懾服全黨,重建他說一不二的威望。

這是中共領袖的思維定式,他們深知賤民心理,知道要讓人民真心擁戴你,先得讓他們怕你。所謂“敬畏”,畏是因,敬是果。毛澤東把這點參悟得很透徹,在建國之初便指示:“要殺掉一批人,不殺政權不能鞏固。但要殺得有理有據有節,讓各界無話說。 ”張春橋也曾在筆記中寫道:“如何鞏固政權:殺人。”因此,老鄧最終決定以屠民結束學運,乃是中共領袖們“突出重圍”、解決難題的典型便捷手段。

我這分析可不是傅高義式強加於人,而是基於中共治國之道作出的。共產黨人歷來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鎮壓“階級敵人”(現在改稱“敵對勢力”了)從來是共產黨的重大施政內容。據普列漢諾夫披露,列寧曾對他說:“雅各賓黨共和國垮臺,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少了。革命應該善於自我保衛!” 無論普列漢諾夫的遺囑是否可信,這確實是蘇共、中共乃至其他一切列寧-斯大林式政黨的治國實踐,環球無一例外,在柬埔寨達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總之,在共產黨人看來,不屠殺人民就無法維持鞏固政權。此乃共產黨人的最起碼的信條,任何一個對國際共運略有所知的人都該知道。

不意如此野蠻、血腥、兇殘的“屠民治國論”,而今竟然得到了傅高義的認同!在他看來,若不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中國就要分崩離析,當然中國人民也就沒有後來的好日子了。所以,儘管他沒有說出,還是認同了中共竭力灌輸給百姓的價值觀——爲了大部份人民的幸福,殺掉一部份無辜者完全是正當的!

我早在舊作中就指出過,這血腥理論在道義上的是非姑不論,即以功利眼光視之,六四大屠殺也是愚不可及。

首先,宣佈戒嚴並調兵進城根本就沒有必要。鄧小平要收拾趙紫陽,效法毛澤東“因勢利導”,借力打力即可。他只須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提出的“反官倒”,歡迎並鼓勵他們揭發黨內的貪腐,然後由紀檢會宣布趙紫陽涉嫌包庇家屬搞官倒,實行“雙規”,再來一個陳希同式的“審判”,即可一勞永逸地搞臭老趙。只要他同時嚴格約束黨內保守派,不許他們再去刺激學生,則學潮遲早要平息下來。等到事態冷卻後,再在學校裡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把學領和外國人接觸、進餐的秘密錄像拋出來,打成間諜,關進大牢就完了。到時候牆倒眾人推,學生們只會忙著洗清自己,哪還敢再生事?有什麽必要動用野戰軍大規模攻入城中、一路殺人?

其次,屠殺根本就沒有達到“維穩”的效果,反倒使得政府徹底失去民心,黨內四分五裂,危機不是解決而是深化了。如果當時有外敵入侵,則人民一定會群起響應,中共立刻垮臺。這人為激化的致命危機完全是靠和平的國際環境,慢慢拖過去的。

大屠殺更引來了保守派復辟蠢動。六四後,《人民被日報海外版》讀來如同文革出版物。此後國家長期陷入“鳥籠經濟”的困境中,達到了國內外還債高峰。老鄧的個人威望也並未得到恢復。江澤民、李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公開在報上發表《問一聲是姓社還是姓資》,就連經濟改革都面臨流產之虞。這才逼得他效法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諸侯壓制北京”,發表南巡講話,威脅“誰不改革誰下台”,把朱鎔基推上去作總理,把李鵬踢到人大去,這才總算勉強保住了經濟改革。再加上恰在此時發生的東南亞經濟危機,致使港澳臺資本紛紛轉移到大陸,才幫助中國度過了難關。如果老鄧92年前就死了,則今日中國肯定還在那困境中。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傅高義代中共鼓吹的“屠民治國論”都根本不成立。


傅高義為何要鼓吹“屠民治國論”?


我多次在舊作中表達過自己的感受,那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與對前蘇聯很不一樣,採取了明顯的雙重標準,對毛澤東的態度比對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寬容多了。

作為大獨裁者,毛澤東無論是擁有的權力還是執政的年月(執政27年),都並不遜於斯大林(作為最高領袖執政29年),比希特勒則遠遠過之(執政12年),然而他的政績與兩人相比則判若云泥。

希特勒廢除了不平等的凡爾賽和約,把德國從大蕭條中拯救出來,收復了失地,統一了歐洲的德語民族,洗雪了德國在一戰後蒙受的羞辱,恢復了德國的強國地位與尊嚴,在二戰中只用了五週時間便全面擊敗英法聯軍,命令法國政府代表在一戰德國戰敗後簽訂停戰協定的同一地點(貢比涅森林中的福煦車廂內)簽訂停戰協定,此後又令德軍在巴黎舉行盛大入城式。德軍按照一戰後法軍舉行的勝利閱兵式的路線進入巴黎,炫耀了德軍盛大的軍威,使法國蒙受了空前的羞辱。

斯大林則如丘吉爾所說,對內把俄國從一個“僅有犁杖”的農業國變成了數一數二的工業強國,對外則成了全世界的共產黨教皇,不但結束了蘇聯在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而且在歷史上第一次把東歐諸國以及龐大的中國納入帝國勢力範圍,使得他直接和間接統治的人民數量佔了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毛澤東則在當政後無論在外交內政上都絕對服從斯大林指揮,完全徹底地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因而斷送了民國政府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外交努力獲得的成果,使得中國在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後再度與蘇聯簽訂不平等條約,主動建議以條約方式肯定外蒙獨立,使中國“三北”直接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禁止第三國入境,而蘇聯的“合資公司”卻在當地擁有壟斷性的礦產開發權;蘇聯政府更在東北擁有軍事基地、戰略鐵路;蘇聯專家還擁有治外法權;更嚴重的是,中國實行“一邊倒”並介入韓戰,與文明世界為敵,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捆在蘇聯的戰車上,招致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被關在聯合國門外幾達30年,因此喪失了二戰獲得的大國強國地位,淪落到連印度都不如(這是中共資深外交家何方的客觀評價)。在內政上,毛澤東不但屠殺了大量“地富反壞”,整肅了百萬“右派”,更在斯大林死後標新立異,發明了“三面紅旗”,弄出個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來,使得國家遭到了比抗戰還慘烈的損失,工農業全面崩潰;在剛剛緩過氣來後又把全國投入空前的動亂。直到他死後大眾才得安寧,國家也才獲得了一線生機,真正應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古話。

然而奇怪的是,西方輿論特別是傳記作者們對毛卻網開一面。我看過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傳記的作者,沒誰不對傳主深惡痛絕。在西方,這倆人似乎成了“evil”的同義語,而毛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改革開放前西方出的毛傳多有歌功頌德者,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遭受過的苦難雖然傳到了西方,但傳記作者諸如索爾茲伯里仍然筆下留情。除了黎安友曾在李志綏回憶錄序言中指出毛的“令人難以思議的愚蠢”外,至今無人指出,毛的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僅僅是邪惡,更是驚天動地的愚昧。他之所以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苦難,正是因為他代表著幾千年痞子反智主義傳統的積澱與結晶。例如蘇聯和中國都發生過大饑荒,但蘇聯發生的飢荒是斯大林冷靜設計的結果,目的是要讓反抗集體化的農民們投降,為此他命令格伯烏搶走農民的種子糧,並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而毛雖然也搶走了農民的種子糧,也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卻是因為他蠢到相信了一畝地能產幾十萬斤糧,農民的糧食多到吃不完。

我據此推測,西方學者對中國實行雙重標準的第一個原因,或許是認為愚蠢沒有邪惡那麼可恨。畢竟,愚蠢造成的苦難,似乎總比冷靜謀殺更可以原諒些。

然而這並不能解釋西方對後毛中國的態度。六四明擺著就是冷血謀殺而非愚昧殺人。西方當初也曾震驚了一番,但正如我在事發時預見到的那樣,沒多久那憤怒就忘懷了。不僅如此,英國某政客還曾說,那種事英國人自己也幹過,當局鎮壓“人頭稅暴亂”就是一例。這位政客完全沒有意識到,他不但為屠夫辯護,而且侮辱了八九學運的參加者。如所周知,八九學運與四五運動完全不同,比後者更和平理性。硬要說是暴亂,只怕四五運動更像些,如老毛指出的:“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他還沒指出衝擊人民大會堂的事。而八九民運自始至終從無任何暴力衝突,只有最不要臉的人才會造謠說那是“反革命暴亂”。如果中國人有朝一日真能在天安門廣場幹出英國人頭稅抗議者在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上幹的事來,還能獲得類似的依法處理,則中國人民也就真的站起來了,真正獲得了與西方公民平等的地位。

由此可見,西方對中國採用與對前蘇聯不同的雙重標準的主要原因,還是種族歧視。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本來就是個烏煙瘴氣的野蠻國家,不能用文明世界的標準去衡量。因此,只要誰能讓中國的外表發生點變化,他們當然要喜出望外。即使是前蘇聯做到了咱們今天這個樣子,絕大多數西方政治家也會對之深惡痛絕。那原因很簡單:無論是被希特勒殺害的猶太人,還是被斯大林槍斃的無數俄國人,都是白人,與殺害黃人和黑人是兩回事,“血濃於水”永遠成立。論屠殺比例,波爾布特實行種族滅絕的本事誰也比不上,可在西方,他從來就不如米羅塞維奇吸引眼球。

然而此說仍無法解釋西方何以會對蔣介石如此苛求,對毛澤東和他的繼承人們卻又無比寬容。蔣介石乃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民族英雄,領導中國首次在近代史上贏得對外戰爭的完胜,收復了淪喪半個世紀的台灣與14年的滿洲,首次廢除了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除蘇聯外強加給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收回了一切租界,使得中國成了聯合國發起國以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然而沒有哪個西方政客對他什麼好印象。據說是因為他的政權獨裁貪污腐敗。然而若要比這,國民黨哪是共產黨的對手?為什麼洋人如此憎惡國府,卻對我黨更可怕萬倍的獨裁與更勝百倍的腐敗視而不見?當年美國人造謠說宋子文把美援揣進腰包,甚至要調查他的帳戶,為何如今無數中共高官把國有資產化公為私轉逃到美國去卻無人調查?

所以,西方對中國實行雙重標準,在種族偏見之外恐怕還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自身利益考慮。老蔣吃虧在於他和吳佩孚一樣,都是民族主義者,而我黨就沒有這些迂腐的道義束縛,因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成功做到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政權。我黨國際統戰的輝煌勝利,證明了世界上沒有什麼“正義”是不可收買的。

上面這些話,是我在幾年前寫下的。論實質,它不過是對現象發生原因的推測。不料傅高義教授卻親自出來作了證實,他說:

“我們西方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需要民主,都需要人權。蔣介石時期,就有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專家批評蔣,不能容忍他那套壓制民主的權威主義。這是從我們自己的道德標準來看待的;但是,我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很坦率地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來說話。”

“我認為,必須考慮個人的道德觀念對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有什麼好處。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很多國家發展起來了,我研究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在我看來,比較成功的,都遵循權威主義的方式。日本的明治維新是這樣,日本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也是這樣,是按照權威主義、而不是按照民主主義方式來實現現代化的。韓國、新加坡,都不是完全按照民主主義思路,而是按照權威主義思路。因為轉型,出現的問題太多,社會太亂了,需要強有力的領袖。所以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鄧小平沒辦法完全按照民主國家的做法來解決問題。”

所以,在傅高義看來,中國人與西方人就是不一樣,不需要民主,不需要人權,只需要物質生活改善就行了。說白了,就是中國人不配過有尊嚴、有自由的“高等種族”的體面日子。

傅高義這種“知識分子”,在西方被稱為Liberals,據說是專為弱勢群體和少數民族打抱不平的。不料此公卻寫了部皇皇巨著,專為獨裁者歌功頌德不說,還公開宣揚種族歧視,把中國人民打成了不配享受與西方人同等待遇的劣等民族,真是莫大的諷刺。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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