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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曾节明 “因偏执而生的愚蠢——简析理工科生对文科的歧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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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节明 “因偏执而生的愚蠢——简析理工科生对文科的歧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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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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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曾节明 “因偏执而生的愚蠢——简析理工科生对文科的歧视现象” (685 reads)      时间: 2013-11-14 周四, 上午11:34
作者：加人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华人中有一种显著的学科歧视现象：就是学理工科出身的看不起学文科出身的，认为文科不是真学问；此种荒唐的歧视，即便在异议人士中也未能免俗：有满口“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深异议网民，就认为学文科者缺乏“科学”的思维，无能推动民主变革；他们并认为：中国民主化之所以乏善可陈、举步维艰，与民运异议人士中太多学文科的人有关，他们甚至认为“文科误国”。

　　实事实恰恰相反，人类历史上民主政治的伟大开创者、变革者们，几乎清一色文科出身：中国最高的宪政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无不是熟读四书五经的“文科生”；比孙中山更懂宪政民主，同盟会中唯一深刻领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宋教仁，是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的文科生；与华盛顿齐名的、废除美国奴隶制的美国最伟大总统林肯是文科（律师）出身、结束法国百年动乱历史、再造法兰西宪政共和国的梯也尔总统，是文科出身（历史学家）、开创台湾民主化变革的蒋经国是文科生（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系）、“二战”后公认的最伟大的德国总理、领导德意志民族实现两德统一的科尔，属文科出身（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学士、海德堡大学历史学学士、哲学博士）、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改革家，开创共产党国家民主变革、一手埋葬欧洲共产极权阵营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文科出身（莫斯科大学法学学士）。。。当然建筑系毕业的叶利钦，算得上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伟大变革者，但象叶利钦这样的例子很少；而且，在瓦解东欧前共产阵营方面，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是叶利钦不能比拟的，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叶利钦。
　　相反，理工科出身的顽固派专制独裁统治者倒是比比皆是：如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多位独裁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中共国的独裁者，习近平之前，中共国顽固派政治寡头清一色都是“工程师”或理工科出身者，如宋平、李鹏、江泽民、曾庆红、罗干、胡锦涛、周永康、贺国强等等，以致“六四”中国有“工程师治国”之说。。。而中共统治集团中迄今为止真正的改革者赵紫阳、胡耀邦，均非学理工科出身。

　　有意思的是，这类异议人士对文科的偏见，与毛泽东惊人一致。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在苏联的毛岸英，命他学理工科，说：理工科才是真学问（言下之意是文科是伪学问），学好了理工，将来倒过来学文科也不迟；毛泽东对大儒梁漱溟深不以为然，曾直斥曰：“。。。人粪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梁漱溟既不能喂狗，也不能肥田。”对现代西方政治学，毛泽东深恶痛绝，认为学习西方政治学，“越学越反动”；对中国古文史经典，毛泽东不屑一顾，认为学习传统经典，“越学越糊涂”。　　由此并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歧视文科、看重理工科，完全出于政治实用主义心理，因为理工科的技术，对增强国力、军力和独裁者政治能量，有直接的、巨大的作用，而文科不仅“无用”，反而容易引发对宪政民主（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追求，和对暴政的反思；同时，毛泽东的重理轻文倾向，又带有浓厚的无知色彩：它暴露出毛泽东对现代政治学一窍不通，精于权谋诡计无往不而利，因此误认为政治无学——文科无学；它同样显示毛泽东对理工科一窍不通，但看到理工科的技术对增强独裁者政治能量的巨大作用，而五体崇拜，进而又在中共统治集团中制造出科学（理工科）迷信氛围；八十年代初，邓小平、陈云推行“干部年轻化工程”，特意提拔胡锦涛、王兆国、温家宝等一大批理工科出身的基层干部，也是出于此种重理轻文的偏好，邓小平等人认为胡锦涛们“懂科学”，具有担任党国领导干部的特殊优势。

　　歧视学文科者（包括异议人士在内），主要是两类人：
　　一类是文化水平低下的人，他们既不懂理工科、也不通文科，人文历史知识更是只有共产党教育得到的两撮歪毛，于是就象毛泽东、邓小平们一样误认为文科无学，由于缺乏知识基础，这些人犹如精神侏儒，站不高看不远，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到科技发展对增进物质生活的巨作用大作用，尤其是互联网对异议活动提供的巨大便利，而看不到人文学科对对推进社会进步的深远，因而产生了重理轻文的偏见，甚至发展出“拜科学教”的迷信。对这些人歧视文科的“拜科学教”迷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现象，即：文科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文科”运动，不到六年导致没有互联网的前苏联、前东欧共产阵营整体变天，而互联网在中共国普及已逾十年，却没有促进政治体制一丝一毫的改革，这能够说明理工科要比文科更推动民主化吗？
　　此类无知的偏见者，和那些狂热崇拜西方，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者有相通之处：都是无知衍生出偏见——全否中国传统者，几乎清一色是既不通中国传统，也不懂西方文化的人，由“无知无畏”的心态，生发出价值判断的偏瘫病症。
　　歧视学文科者（包括异议人士在内），还有一类就是学理工科出身的人。为什么学理工科的容易看不起学文科的？因为学理工科的人，对理工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对人文学科一般没有深刻的领悟——现代学科分科细密，“隔行如隔山”，也令学理工科者，难有精力和时间深入研习文科；因此，学理工科出身的人，即便是专家、科学家，对文科基本上都很无知。但是此类学理工科出身的人，浑然不觉自己对文科的无知，甚至自以为超越一般文科学者，某物理学者在书房里翻了考古学的书后，居然得出“秦始皇是讲蒙古语的女真人”（常识问题：秦始皇是什么年代的人？蒙古语和女真人又于何时产生？）这一惊世宏论，就是此种自以为是的典型表现之一。
　　为什么此类学理工科出身的人，会浑然不觉自己对文科的无知？文科又有一个与理工科迥异的特点，就是上手容易入门难。
　　理工科的学习，一环扣一环如传动的链条，没有代数方程式和平面几何的基础，牛顿力学的学习便无从着手；没有排列组合知识，微积分学习便一头雾水。。。少了一环节，就无法进展；所以鲜有中学教育被打断的“上山下乡”代人，能够靠自学成为科学家和科技专家者。但“上山下乡”代人在文科领域自学成才的就很多；“上山下乡”带来的丰富人生经历，甚至对文学创作是一种另类的推动，路遥、贾平凹、莫言、北岛、顾城、舒婷等中共国杰出的作家和诗人，都是“上山下乡”代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相比理工科，文科的学习来得更为直观和形象：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可以通过阅读向上摸索，我的老师陈泱潮就是小学文化的自学成才者，完全靠自我摸索，二十八岁就写出了《特权论》——这是与理工科重大的不同，理工科每一个新概念，都是一堆符号和算式，没受训练举步维艰；
　　文科知识的层级远没有理工科的层级那样衔接紧密：不知秦朝历史，并不妨碍了解清朝历史；不知《人权宣言》，并不妨碍阅读《共产党宣言》；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聪明人，攻读成大的中文、历史、法律专业是完全可能的，林肯只上过三个月学，就全靠自学考取了律师；但理工科知识层级，就象一座接一座的桥梁，不通过A，则无法到达B，故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聪明人，要想攻读成大的数学、物理专业，难如登天；
　　文科学科因其无法量化的特点，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因此，文科的问题不可能象理工科问题那样，有着唯一的、标准的答案；也因此，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人文学科的问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
　　由于无法量化，也就无法精确实证，因此，人文学科的研习也就无须研习理工科所需要的实验条件，研习文科也就比研习理工科更具有随意性。
　　因为以上的不同性质特点，学习理工科出身的人要涉猎文科很容易、获取一知半解的人也很多，而学习文科出身的人要涉猎理工科很困难、对理工科专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文科与理工科的这种不对等性，很容易衍生学习理工科出身的人，对文科和学习文科出身者的轻视心理。此种心理异议人士也不能免俗，2001年我从看守所出来后，为我治病的医师中有一位非常反感共产党的人，得知我是文科生后就叹道：“文科太空洞！”

　　其实不是文科太空洞，而是他的人文学科素养太肤浅。由于人文学科的模糊性，学习理工科出身的人很容易觉得它空洞。实际上文科很多领域，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媒学等等，都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文科的问题不可能象理工科问题那样，有着唯一的、标准的答案，但不等于文科的问题没有答案，更不等于人文学科没有真理；实际上比起自然科学（理工科）的真理，人文学科的真理更加难以揭示、更加难以为社会接受、因其无法量化实证的特点，人文学科真理往往要在多年后才能揭示、揭示后多年后，才为人类认识。比如：一百多年前，鲜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大谬，直到苏联斯大林的暴政被揭露，西方人才广泛认识到马克思阶级专政的大错，直到前苏联、前东欧共产阵营解体，全世界的主流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都是灾难的歪理邪说。
　　文科虽然容易上手，其实入门并不容易。文科学习虽然直观形象，但更为直接地仰赖于天赋：缺乏天赋的理工科学习者，依靠可以依靠勤奋和中规中矩，成为普通的技术人才；但是如果没有天份，文科学习就是摸门不着，不会有意外的发现，变成食古不化、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一类的废物，比如：你可以把一个头脑死板的人训练成平庸的技术员，但你如何把一个没有才气的人教育成艺术家、政治家呢？
　　由于文科和理工科的此种不对等性，再加上科技成就对增进人类物质生活的巨大的、直接的作用，使得许多人对科技产生了一种宗教般的信仰——拜科学教信仰；在中国，由于最极端拜科学教的政党——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中国民众拜科学教的迷信也就分外严重。因为对科学的迷信，理工科常用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也被当成了唯一正常的、高级的思维方式，由是产生了思维方式迷信；由于文科出身者更多地运用形象思维和想象力，也被歧视文科者斥为“思维方式不科学”；中医因为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更遭拜科学教信徒全盘否定。

　　其实，思维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精神工具，本身并无好丑高低之分，只要能够快捷找到答案、发现真理、解决问题，都是好的思维方式。迄今为止唯一带领中国男足打进世界杯的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就说：“不管高球低球，能进球就是好球。”耶稣也教导世人说：辨别好树与坏树，要看结出的果子。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都结出了坏果子，因此它毫无疑问是坏树。那种以理工科思维方式为高级、为正常的观念，就是只看枝叶，不看果子。
　　因为理工科与文科的重大区别，强求以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文科，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许多科技工作者，尤其是科学家和科技专家，因为头上的科技光环，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发言倍受民众重视，事实上，科学家和科技专家在政治、社会上的见解往往特别的浅薄和愚蠢：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学上的成就是空前绝后的，但却至死尊敬列宁，认为列宁做的是救世的探索，这显然是大错：列宁不仅不是什么救世者，而是一个比希特勒罪恶更大的群体灭绝反人类罪犯，他于实践上创立的专政模式，在他死后近九十年至今还在为祸世界；
　　伯特兰.罗素是英国杰出的数学家，但他的政治见解却有着诸多荒谬之处：曾认为孙中山“以俄为师”仿效党国政治是好事；曾在英国狂热宣传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苏联。。。。。。
　　华人科学家钱学森、杨振宁，更是把中共当作中国的希望来投奔，先后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其言行构成了科技界的耻辱。。。。。。
　　迷信“科学思维方式”的人们，请睁眼看看：无论是前苏联、前东欧和现今中国，“打江山”一代后最顽固最僵化的党国官僚们，有几人不是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这些技术官僚喜好和擅长的是维持一个严密镇压反抗的专制机器系统，他们是专制国家机器的维护工程师，是不可能有“人性化”、“新思维”的概念的。

　　诚然，列宁是法学学士出身，毛泽东也是文科生，打江山的大独裁者多非出身理工科者，但跻身专制统治者的理工科出身者，几无例外是专制国家机器的维护工程师，要让他们拆解现行专政机器，再造出宪政来，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今后带领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的人，必然是出身文科者，其人很有可能是律师。

　　信奉拜科学教的人们，还需要了解：科技既可以是“第一生产力”，也可以是“第一破坏力”。核武器正是科技的结果，迄今以美、俄、中、英、以（以色列）等国为代表的人类核武库，其毁灭能力已足够毁灭地球上百次；转基因也是科技的结果，现在法国和美国的良知科学家已经证实：转基因食品不仅诱发癌症，还会导致人类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缺陷——转基因食品灭绝人类并非空谈。
　　可见，科技本身既非好事，也非坏事，要看你怎么用它。
　　笔者在反对歧视文科的同时，决无意鼓动对理工科的歧视。就象人的左右脑一样、也象性别中的男女两性一样，理科和文科各有所长、互为补充。

曾节明　成稿于2013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于大雪纽约州

作者：加人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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