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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再访瑞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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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再访瑞典(三)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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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再访瑞典(三) (1550 reads)      时间: 2013-10-06 周日, 上午11:59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老帮菜都知道伯恩斯坦那个老牌修正主义者,但所谓“知道”,也就是听说他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及其名言:“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我本人是到了西方后,才得知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重大修正的。而且,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他的一系列论断是正确的,反对他的列宁完全错了。如今,列宁的第三国际早已烟消云散,而秉承伯恩斯坦衣钵的“社会党国际”却有着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60个成员党,其中执政或参与执政的党多达40多个,阵容远远超过当年苏联人用刺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ist_International)

伯恩斯坦原是个德国革命愤青,马克思的虔诚弟子,因受到官府迫害,流亡到了英国。当时德国与英国完全是两个世界,德国在铁血首相俾士麦的统治下,公民缺乏政治自由,政府实行严格的出版审查,工人阶级地位以及待遇都比较差。相比之下,英国完全是个自由世界,不但知识分子享有高度的言论出版自由,而且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待遇都要强过德国。眼界大开的老伯于是开始仔细审视英国社会,逐渐发现了马克思的一系列斩钉截铁的预言与现实发展的趋势并不一致。在马恩逝世后,他写出了一系列作品,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修正。

伯恩斯坦观察到,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恩说的那样即将灭亡,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资本的集中并非马恩说的那样是普遍现象,从整体看反而变得更加分散。工人阶级并没有如马恩预言的那样日益贫困化,其政治经济地位反倒日益改善。中产阶级也并非如马恩预言的那样日益萎缩,被迫加入无产阶级大军,反倒是越来越多的人从无产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

根据这些事实,他得出结论,马恩认为资本主义行将灭亡、无产阶级必将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预言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需要资本主义的毁灭,相反,它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指出:

“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搐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换用大白话来表述,老伯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使得工人阶级越来越穷,最终引发暴力革命,反而是因为工人阶级越来越富、地位越来越高的结果。据此,他将马恩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战争”等理论,修正为“民主”与“阶级合作”,亦即通过议会民主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重要的是不断的进步,而不是某一个终极目标(这就是为老帮菜们熟知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的正解)。

老伯的另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厘清了“社会主义”的观念。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一句话:废除私有财产。”(此处据英文版译出,钦定中文版为“消灭私有制”)据此,所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社会主义”与“公有制”连在一起,两者似乎成了同义词。

但伯恩斯坦高瞻远瞩地看到了公有化必然发生的弊病。他认为,如果把全国的企业都收归国有,必然要造成生产过程的官僚主义化。这种生产方式缺乏彻底改良技术的动力以及冒险的勇气,其效率一定比不上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换用大白话来说,老伯实际上英明地预见到了,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的“公有制”,只会在实践中变成弊端无穷的“官有制”。因此,他认为可以采用多种所有制方式,而以法律来调节之——“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

至此,“社会主义”总算跟“国有化”脱了钩。个人认为,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突破,也符合真实的历史发展。如我在旧作《什么是资本主义》中指出的,如今 “社会主义” 在西方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会制度或生产方式,而是化作了一种经济政策,具体来说也就是国家以税收方式来调节二次分配。再说白了,所谓现代社会主义,就是由国家主持的劫富济贫的慈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与“福利国家”其实是同义语。

最难得的,还是他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老伯指出,马克思是按照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专政的模式来构想“无产阶级专政”的,但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阶级,而是包含多种阶级在内的复合体,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支持社会主义。在可以通过合法选举参与立法时,还有什么必要去搞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靠暴力维持的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文明的倒退,政治的隔代遗传。它有可能违反人道主义,通过剥夺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权利来制造新的不平等,最终连工人自己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十月革命发生后,伯恩斯坦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列宁建立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亚洲国家使用暴力更换政权的典型政变,是靠粗鲁的、未受政治教育的大兵实现的反革命叛乱。一个专制的政党干掉了(二月)革命,靠军事独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自己的国家中建立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秩序,其与旧秩序的区别仅在于它处于更低级的文化阶段。

他最后断然判定:

“因为镇压一切精神生活,消灭独立的传媒,布尔什维克比任何其他参加革命的党都更接近沙皇。不管那场政变的领导人的目标有多真诚,历史都绝不会将这场叛乱称为革命,因为布尔什维克使得一个伟大的国家沦入精神上与道德上的奴役。”

老伯的预言还真说中了,近年出版的俄国历史学家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将所谓“十月革命”定义为“政变”,这一新定义已为大部分俄国教科书采用。

他兑现了的预言又岂止这一条?如我在前节末尾说的,北欧的历史,就是“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历史。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是靠议会道路上台的,上台后奉行阶级合作,尽管长期一党独大,他们仍然注意团结各阶层,在推行重大社会改革时充分征询反对党意见,并将其领袖纳入各种委员会,尽可能减轻社会主义改造遇到的阻力。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老伯的新定义,并不是共产党人的“剥夺剥夺者”,而是通过税收劫富济贫。前文说过,2010年,瑞典的基尼系数仅为0.25,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收入平均,并不意味着财产也平均,该国同年的财产基尼系数为0.85,比欧洲的平均值0.8略高。在我看来,比起笨拙粗暴血腥的公有化来,这种均贫富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要更小更人道,而且能令穷人真正受益。

不仅如此,从老伯的理论还可以推知,随着民主的普及与发展,资本主义迟早要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这并不限于老伯的故乡德国或是北欧,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就连最顽固的自由资本主义堡垒美国也遭到了这潮流的冲击。老哈已经在他的近作中指出了这一点。他哀叹:“美国社会向社会主义滑行的趋向看来很难阻挡,这才真正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弊病。真正有眼光的政治精英们很难实现抱负,这个现实令人痛苦。”

作为“真正有眼光的政治精英”,老哈只是指出了这个趋势,除了指责掌控美国媒体的公知们“不管美国社会大踏步或小踏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归路对美国人的子孙后代是多么可怕的前景,这些人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学术或名利的成就,他们要出人头地只能寻求标新立异的观念”、“讨好穷人懒人”之外,并没有分析他眼中的这个弊病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这是因为民主是“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无论在哪种社会里,有钱人总是少数人,而穷人总是社会的大多数。民主意味着让多数人掌握国民收入的分配权,而这就意味着推行使穷人受益的社会主义政策。至于什么远见卓识根本就不是百姓的官能,他们关心的只会是蝇头小利。你既然要在专制与民主之间选择后者,当然也就只能接受它的一切后果,包括“国策由短视自私的大多数决定”这一条。

那么,这一趋势到底是好是坏?欧洲社会主义真是美国同志们认定的“泥坑”么?说实在的,我出国前倒是个死硬的右派,出来后对此问题反而越来越稀里糊涂了。

西方流传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一个人二十岁时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他就没有心肝。如果他到四十岁时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就没有脑袋。”这句话及其变种版本曾被归在许多伟人名下,从丘吉尔直到撒切尔,甚至还有爱因斯坦,但其实都是“拉郎配”,至今我尚未考证出此话是谁说的。

这话的涵义非常浅显: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善良的梦想,如果一个人青年时代没有善良的梦幻,当然就没有心肝,如同今日中国的80后90后一般。但如果到了40岁激情仍未沉淀,还看不穿那些梦想之无稽,不从浪漫走向现实,那说明此人一辈子也长不大,智力始终没有发育起来。

如此说来,我在40岁前可算没有心肝,而40岁后却丢掉了脑袋。

我大概是国人中最先看出所谓“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的先知先觉之一吧。1971年,在伟大的“批陈整风”运动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党读几本书,为此批准了姚文元同志的读书计划,其中就有《天演论》。文元同志找了几个教授来,重译出版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我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立即从书店购得该书,彻夜攻读,当下如拨迷雾见青天:原来,自私是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它们的生存前提,在人类社会里,自私本能就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无视了这一点,把一个伟大的理论体系建在了流沙上。如此逆天行事,当然要受惩罚。大众毫无主动创业可能,当然只会丧失生产积极性,变成耍奸使滑的懒汉,悉数吊在国企的公共奶头上猛吸,用敝乡的俗话来说就是“吃死老公不戴孝”,最终是大家同归于困顿。这种所谓生产关系的变革,完全是蓄意谋杀生产力。

我变成铁杆右派,就从合上那书本之时起,此后一直都坚定不移,直到我出国后,这才“四十而惑”,开始怀疑过去的conviction是不是真就那么无懈可击。

虽然北欧搞的是“分配型”而不是“共产型”的社会主义,但只要是社会主义,它就必然是懒汉的乐园,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毫无生机。然而奇怪的是,这“宇宙真理”似乎在北欧并不见效。前节介绍过,瑞典的工业化从20世纪初才开始,二战后出现经济高速增长。这段关键时期中主要由社民党执政,该党1932年上台,1976年下台,统治了整整44年。在该党治下,瑞典不但建成了福利国家,而且迎来了高度繁荣的黄金岁月。

只是到了90年代初期,该国才因房地产危机而引发严重经济危机,银行破产,失业严重。执政的中右政府采取了类似撒切尔改革的措施,拍卖国企,削减政府支出,经济才开始复苏。但社民党奠定的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再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了,瑞典至今仍然是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但这并没有让它失去国际竞争力。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瑞典也受到了连累,但很快就恢复过来。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2011-2012年,瑞典的竞争力为全球第三名,2012-13年为第四名,2013-2014年预期为第六名。

这世界经济论坛是何方神圣?中文维基百科曰:

“世界经济论坛(俗称达沃斯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是一个以基金会形式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成立于1971年的论坛以每年冬季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举办的年会闻名于世。‘达沃斯论坛’每年聚集最高端全球商界、政界、学术界和媒体领域的领袖人物,讨论世界所面临最紧迫问题。”

既然有全球商界巨子参加,想来不完全是只知哗众取宠、讨好穷人懒人、毫无远见卓识的公知吧,姑妄听之可也。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芬兰的排名也跟瑞典非常相似,2011-2012年,芬兰的竞争力为全球第四名,2012-13年为第三名,2013-2014年预期为第三名。须知芬兰起步比瑞典更晚,原来一直是个落后农业国家,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工业化,然而此后经济却高速发展,迅速跃升为发达国家,虽然论人均GDP不如挪威、丹麦与瑞典(2012年该三国分别为第3、7、8名,而芬兰为第15名),却被多家机构评为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经济奇迹的发生,恰与社民党执政、全国被建为福利国家同步。

所以,北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繁荣的历史与现状,似乎驳斥了“社会主义与可持续的经济繁荣不兼容”的“宇宙真理”,这就不能不动摇我当年坚定不移的信念,使我不可避免地堕入“四十而惑,五十不知天命,六十耳朵越发不顺”的困境。我原来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它缺乏可行性,必然事与愿违,化为共穷主义,并不是否认它的道义感召力。如果社会主义同样能引来繁荣,那又何乐而不为?毕竟,“均富”的生活方式似乎要更健康、更公平、更人道些。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3-10-06 周日, 下午10:08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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