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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夭折的中國普京？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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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薄熙來：夭折的中國普京？ (1854 reads) 时间: 2013-8-31 周六, 下午5:36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刚才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薄熙来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说我有做总理之心，这完全是不实的。众所周知，十七大以后，党中央已经确定，由李克强同志担任总理。” “有人说我想做中国的普京，这也完全是不实之词。” 不胜骇异，这“中国普京”之谥，乃是老芦说出来的，发表在去年3、4月份的《明镜》杂志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薄熙来陷身天牢，何以得知？终不成是从中纪委的审讯者口中听到？这还能构成罪状？看来，胡安宁当年传达“上书房”、“军机处”的旨意，说“摄政王”、“童贯”等人“高度重视芦笛”，还真不是假传圣旨。而他为何在遭受我无数次辱骂之后仍不死心，要含羞忍辱坚持收买我，似乎也就有了答案。

把我去年写的那篇文章贴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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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夭折的中國普京？

蘆笛

撲朔迷離的政變

3月14日上午，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中央高度重視王立軍事件，已責成有關部門進行專門調查，目前調查已經取得進展，調查和處理的結果一定會給人民以回答，並且經受住法律和歷史的檢驗。他嚴詞批評重慶當局，警告：“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緊接著，他特地說了一段話，承認建國以來中共走過彎路，有過教訓，並重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特別是其後制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再度強調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和黨的基本路綫”，以及“改革開放這一决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強調全黨必須“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在此前談政改時，他就說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而在談王立軍事件時，他又偏離主題去講中共的“彎路史”，很明顯是語帶雙關。

次日，新華社發出電訊，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張德江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耐人尋味的是，《人民網》在刊登這則電訊時，特地引用了上文所引的溫家寶的話，等於是向全國解釋，薄熙來去職是因為犯了“路線錯誤”，就只差給他正式戴上“文革復辟派”的帽子了。

這與陳希同與陳良宇被整肅完全是兩回事，那兩人的罪名都是貪腐，不是“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黨的基本路線”，更無“文革派”嫌疑，犯的是“經濟錯誤”而非“政治錯誤”。在文革結束後，薄熙來還是第一個以此類罪名被整肅的共黨高官，堪稱中共“第十二次路線鬥爭”。

不僅如此，這“第十二次路線鬥爭”所用的手法也與華國鋒、葉劍英等人搞掉四人幫在上海的餘孽非常相似：都是借開會調虎離山，將地方實力派請到中央去，使其脫離其權力基地，再解除其權柄，在扣下一號人物後，派可靠幹員押着二號人物回去，安撫綏靖部屬，待局勢穩定後再剪除羽翼。

“粉碎四人幫”迄今已有36年，可我黨至今還是那個黑社會模樣，連自家的黨內的權力鬥爭都沒本事搞定，至今仍然無法摸索出一條程序化、制度化的光明正大的路子來，依舊得靠詭秘狠辣的陰謀運作與黑幫手段，在21世紀還在上演“火併王倫”的中世紀土匪山寨的全武行，真是令人不知今夕何夕。

然而這“第十二次路線鬥爭”畢竟與過去有重大區別：發難者再不是當年身經百戰的鐵血強人了。而這恰是令人跌碎眼鏡之處：在我黨進入了“庸主時代”多年後，胡溫那一對 “號令不出中南海”的無作為的廢物，居然還能有第一、第二代梟雄的膽魄，將一個意志、氣魄與能力都遠遠強過他們的強人“平西王”一舉拿下。這咄咄怪事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由於我黨的詭秘性質，政變的真實過程誰也不可能知道，只能根據少得可憐的一點表面線索來推測。個人覺得，拿下“平西王”應該取得了大多數政治局常委的同意，理由很簡單：胡溫絕對沒有足夠的實力一意孤行，像華國鋒、葉劍英那樣，先發動政變抓捕了四人幫，造成既成事實後，再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不必說僅僅在一周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還盛讚：“重慶市委、市政府團結帶領全市廣大幹部群衆，銳意進取，扎實奮鬥，各項工作取得了新進展，城鄉面貌發生了新變化”，就連皇儲習近平本人，也曾在2010年年底親自光臨重慶調研，不但肯定了“唱紅”，更“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和加强社會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習太子與薄公子都是太子黨，同氣連枝的八旗子弟如今卻要被無情剪除，豈不令皇儲心寒？

光是常委會裡坐著這麼些挺薄者，就決定了胡錦濤不可能只與二三死黨密謀，便動用御林軍抓捕薄熙來，造成既成事實，再強迫其他常委接受。若是這麼幹，勢必引起其他常委的強烈反彈，鬧不好就會來個反政變。對方完全可能召開政治局會議甚至中央全會，註銷胡錦濤的決定並罷黜之，一如赫魯曉夫當年打掉馬林科夫、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等人一樣。靠捧屁舔臀爬上去的前團幹胡錦濤斷不敢冒此風險——畢竟，他離下台時日無多，有必要去冒死犯難、孤注一擲麼？

因此，竊以為，網上紛傳的平西王是因在記者招待會出言不遜，聲稱胡錦濤會去視察重慶，激怒了“今上”而取禍，這種可能性並不大。它充其量只能起到惡化作用，但不大可能是薄去職的主要原因。持此說的人無異於民間笑話中那個相信“吃最後一個餅子即能飽腹”的痴漢。根本原因應該是，大多數常委都覺得，不能再讓薄熙來雄踞西南，搞得風生水起，以重慶模式號召全國，繼續扮演精神上的人民領袖了。

王立軍出逃的謎中謎

一系列疑問圍繞著王立軍事件：第一，王立軍為何要拋棄高官厚祿乃至家小，隻身逃入美國領事館？第二，他對美國人說了些什麼？扔出了什麼重磅炸彈？第三，他為何會被前去做工作的中央官員說服，自願走出領事館，避免了中美之間的一場外交危機？第四，他被帶到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後，又向審訊者說了些什麼？而薄熙來的突兀去職，又與他的交代究竟有無因果關係？

對第一個問題，網上流傳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對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並滯留事件進行調查評估的通報”已經作了回答。據說，那是因為王手下調查的重要案件涉及到薄的家人。王向薄匯報後，薄大為震怒，不但免了王立軍的公安局長兼黨委書記的職務，而且派手下“以各種名義違規審查王立軍身邊工作人員及有關重要案件的辦案人員。王立軍認爲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遂决定出走”。這份通報的真實性無從查證，此信息的大部分當然也如此，但最後一句話說的顯然是真情——貴為直轄市副市長，若非認為自己有性命之虞，就絕不會不顧一切地逃入外國領館。

對第二個問題，那份“通報”說：“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先與美方人員談了有關合作交流事項，隨後提出避難的請求，並根據美方要求寫了政治避難申請。”此話同樣無從查證虛實，但申請避難則是題中應有之義——若不想獲得政治避難，化妝進入領館並滯留一天幹什麼？終不成領館是旅館甚或是妓院，可以隨便在那兒過夜？若王真是去與美方談“有關合作交流事項”，那溫家寶又還有什麼可以嚴詞責備重慶政府的？又何必上綱上線到“文革重來”的危險前景上去？

至於王到底向美國人爆了什麼料，中美雙方都只會諱莫如深。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王既然覺得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肯定對平西王充滿深仇大恨，必然要圖謀報復。而且，既然要投靠美國人，見面的厚禮是免不了的，否則憑什麼指望人家接納你？王是搞刑偵的專家，據說又早對兔死狗烹的前景懷有不祥的預感。為了自保，他過去肯定千方百計刺探過薄的機密，企圖捏住薄的七寸，以震懾薄的輕舉妄動。待到危難真的來臨時，他當然要帶上那“三根救命毫毛”。因此，可以推定王立軍一定帶上了什麼足以挾制或報復薄熙來的“黑材料”，但是否向老美和盤托出則不得而知。

第三個問題也可以通過邏輯推理猜出答案：既然中美雙方都宣稱王是自願走出領館的，那真情多半確實如此。王既然能被中央派去的高官說服這麼做，那當然是因為他相信自己的性命可以保全。這很可能是因為該高官當著美國人的面作出了正式承諾。由此更可以導出：王即使向美國人提供了“乾貨”，那也只涉及到薄熙來乃至重慶市當局，但不危及黨國，並未構成叛國罪，否則他就斷了後路，也就不大可能爽爽快快地走出領事館了。

對第四個問題則無從以類似方式推出答案，只能作合理推測：王立軍在接受“休假式治療”期間，很可能向中央舉報了不利於薄熙來的重大情報，而正是這些情報，使得政治局的大多數乃至全體常委都覺得現體制的存在受到了威脅，因此，不管他們自己與薄的親疏關係如何，都必須把薄從“平西王”的位置上拿下來，不能再睜隻眼閉隻眼，聽任他繼續扮演精神上的人民領袖，否則全國的“和諧穩定”就再也維持不下去了。

此說可以完美解釋弱主兼庸主胡錦濤何以敢用這種宮廷政變的方式突兀地解除薄的職務，因為那是集體決定而非他的一意孤行，也可解釋事發後，《烏有之鄉》、《毛澤東思想旗幟網》等毛派網站為何突遭關閉——胡錦濤等人認為，“路線鬥爭”到了足以動搖中央領導的決戰關頭，不能再容忍對方的“輿論工具”發布政變動員令了。

夭折的中國普京？

那麼，這“第十二次路線鬥爭”的內容是什麼？竊以為，那是野心勃勃的薄熙來想從精神上的“人民領袖”轉正為貨真價實的人民領袖，當上中國的普京。

一個非常明顯卻又為全世界觀察家忽略了的重大事實是，中國與俄羅斯走過的道路雖然不同，發生的社會轉型卻高度相似。

葉利欽主持下的俄羅斯全面私有化，實質上是官僚集團對全民財富的瘋狂掠奪，其結果是在製造了一小撮富可敵國的寡頭的同時，使得廣大普羅群眾陷入貧困。與此同時，社會治安崩潰，黑社會迅速出現並成長壯大，犯罪活動空前猖獗，官僚機構極度腐敗，黑白兩道合二而一，官匪一家，魚肉百姓，真正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所有這一切急劇發生的變化，在廣大人民心目中砸了“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牌子，使得許多人認為蘇聯解體是西方尤其是萬惡美帝的大陰謀，無限懷念前蘇聯光榮而美好的歲月。當此之際，普京毅然出來“力挽狂瀾”，“撥亂反正”，先是輕鬆搞定讓俄羅斯民族自尊心深感受傷的車臣問題，繼而以重拳出擊金融寡頭，以鐵腕流氓手段實行“國進民退”，再度實行國有化，把戰略產業重新緊緊地捏在政府手裡，並著手改善民生，在短期內即民望陡增，躍升為在蘇聯－俄國歷史上民意支持率最高的國家領袖，不僅在連任了兩任總統後又接著當總理，始終牢牢把持著國柄，而且在梅德韋傑夫下台後又再度當選為總統，實際上成了終身統治的獨裁者。在他的一系列強力運作下，俄國完成了從斯大林式極權政體——葉利欽的爛污民主制——納粹式的社會轉型，處於他的“統一俄羅斯”一黨專政的鐵腕控制之下。在可預見的將來，還看不到俄羅斯脫出這種強人統治的前景。興許，遠遠沒有蘇式極權政體邪惡的納粹式極權政體，就是俄羅斯民族通過試錯法找到的最適制度也未可知。

與此大致同時，中國也發生了一系列高度平行的社會變化。江澤民與朱鎔基主政期間實行的爛污私有化，同樣是官僚集團對全民財富的瘋狂掠奪，同樣造出了一大批富可敵國的寡頭，同樣使得廣大普羅群眾陷入“相對貧困化”。雖然社會治安沒有俄羅斯那麼惡劣，但也迅速惡化了，官僚機構也一樣的極度腐敗，同樣與迅速成長壯大的黑社會勾結在一起，以致黑社會在很多情況下（例如強制拆遷）竟然成了官府施政的執行終端。所有這些變化，同樣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砸了“民主自由”與“資本主義”的牌子，讓他們對改革深惡痛絕，視之為“搶奪全民財富”的同義語，甚至因此懷念虛幻的“平等的毛時代”。中俄兩國的主要區別，僅在於中國的經濟改革比較成功，全社會極大地富裕了，總體狀況看上去似乎沒有俄羅斯那麼糟糕而已。

與普京崛起相類似的，是薄熙來在西南的崛起。他一反封疆大吏步步緊跟中央的傳統作派，獨樹一幟，向全國高調推銷“重慶模式”，不僅針對全民道德崩潰、警匪一家魚肉百姓的社會惡現狀實行“唱紅打黑”，更奢談“民生”與“分蛋糕”，不但成了毛左的精神領袖，同樣也成了有著千年“青天情結”的普羅大眾心目中的人民救星，至少其民望遠遠超出了平庸乏味得猶如牛皮紙的其他一切中央領導人。

這種高度相似的社會轉型平行發生絕非偶然，而是斯大林設計的社會結構特點決定的。蘇式極權社會在本質上是強化到了極致的官僚社會。這種社會的一切物質與精神資源都由一個空前龐大、權力空前而又毫無制約的官僚階級控制。當這種社會發生和平演變時，原來的政治貴族必然要利用手中的權勢，最大限度地掠奪全民資產，完成從政治貴族向經濟貴族的轉變。在此過程中造出的極度的社會不公，必然要引起普通百姓的怨恨，而這就構成了野心家們加以開發利用的政治資源。普京與薄熙來都是如此崛起的。兩人區別只在於，普京是全民選上去的總統，擁有為所欲為的合法權威，而薄不過是個異軍突起的“半官半民”領袖，缺乏將“重慶模式”強行推向全國的合法權力基礎。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使用非常手段，變成貨真價實的國家領袖。

這或許就是王立軍向中央和盤托出的密謀。的確，所謂“左派”對胡溫正在策劃的“政經改革”充滿了焦慮感與緊迫感。就在上個月，《人民被日報》評論部發表《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文章，鼓吹“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毛左喉舌張宏良立即發表文章，抨擊該文是“駭人聽聞的政治謊言”，是“1%對99%的政治宣戰”，是官僚集團繼朱鎔基所謂“改制”之後第二輪對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搶奪。張宣稱，官僚集團試圖瓜分總價值150萬億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萬多家地方國企，其具體盤算是“在18大之前就把壟斷行業——123個大型國有企業中121個（只有2個沒納入壟斷行業）——解决掉，只要最後100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落入外資和私人手中，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無論18大怎麽變化，都將永遠是資本的天下。”這說的很可能也是左派大佬的共同心事。

不難想像，在這種時刻，若以“反對走資派搶奪全民財產”的旗號發動左派政變，必能引起普羅大眾以及弱勢群體海潮一般的呼應。薄熙來上去後，使出以“殺富濟貧”、“國進民退”的狠辣粗暴的人治手段來，必將贏得有著幾千年盼望“明君為民作主”（此即許多中國人能理解的“民主觀”）的悠久傳統的中國人民的竭誠擁戴，其聲望可能還會遠遠超出俄羅斯人民心目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普京總統。

興許，這就是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隱晦曲折地諷示薄熙來是文革復辟派的真實緣由吧？他當然知道，薄熙來即使上了台，也絕不會搞什麼單純的毛左復辟，更不會把文革式暴民運動再度引入中國。他要搞的不過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普京主義罷了。但即使如此，現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必然被打破，而這絕對不能為兼政治貴族與經濟貴族於一身的黨官僚集團容忍。但這些實話溫家寶當然不能說出，所以他只能用文革重來去嚇唬百姓。

鹿死誰手正未可知

溫家寶不知道，文革並不是“姜太公在此，諸邪退位”的有效恫嚇手段。相反，在無知的普羅大眾心目中，文革恰是他們作為“領導一切”的“領導階級”的最風光的歲月。更重要的是，中俄普京的相繼出現，是官僚集團把持的損公肥私的改革引出的尖銳的社會矛盾積累鋪墊的必然結果。無所不在的觸目驚心的社會不公與不義，構成了野心家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源。因此，只要這種爛污局面持續下去，普京式的野心家就必將如孫大聖的腦袋，砍掉一個又長出一個來。

使得既得利益集團無法苟安下去的又一個原因，是“非遺傳專制”特有的“權威逐漸遞減律”。自打鐵血強人鄧小平死後，中國早已進入庸主時代，靠某個大獨裁者以鐵腕彈壓全局已再無可能。我黨已經從原來的信念堅定的一元化的邪教組織，蛻變為利害既有交叉重合、又有嚴重衝突的多個互不相下的大班集團，就連保權救黨的唯一指望——軍隊也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混到了這一步，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傳專制”已然山窮水盡，再也無法撐持下去了。在這種情況下，胡溫若還指望靠槍桿子壓服全民反抗，維持住既有利益格局不被打破，甚至貪得無厭，動念再度去大規模搶劫全民財產，完全是癡人說夢。

即以薄熙來案為例：胡溫就算有膽把他抓起來，只怕也沒那膽量把他殺掉。而薄這種野心、氣魄、智力與意志都遠遠超出儕輩的西方所謂inspiring leader（具有鼓舞感召力的領袖）只要活下來，就永遠是胡溫一類庸人的心腹大患。此人已經證明過他具有老鄧“三起三落”的頑強的政治生存力。一時丟官去職，完全可能起到與1976年的四五事件相類似的效應，反倒使得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美好未來的象徵，為他日後捲土再來增加政治資本。若當國的官僚集團總代理們還要執迷不悟，怙惡不悛，再不迅速採取有力改革措施化解黨內外的重重危機，平西王捲土重來的可能性必將與日俱增。

在這種情況下，胡、溫、習等輩唯一的明智選擇，是讓黨從政治、軍警憲特、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裡逐步有序地退出，完成從人治向法治的轉化，最終實行民主憲政。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必須認識到，手段決定結果，手段決定善惡，無論是再來一次“窮棒子翻身”的暴力革命，還是普京式的明君當國，都絕無可能為人民帶來真正的可持續的公平與正義，也絕無可能為國家帶來真正的持久的和諧與穩定。不在中國建立民主憲政，由大規模的共黨內訌觸發全面暴亂就總有爆發的一天。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即將進入停滯期以及黨國鎮壓機器的日漸朽爛，這一天是越來越近了。

2012年3月19日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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