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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毛泽东的“真诚”——该如何评价“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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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毛泽东的“真诚”——该如何评价“毛时代”?
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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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3891
经验值: 330971
标题:
犀利公:毛泽东的“真诚”——该如何评价“毛时代”?
(697 reads)
时间:
2013-4-05 周五, 上午2:24
作者:
加人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对“毛时代”或毛本人的评价,有官方和民间两个版本。
官方的现行版本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可称之为“三七开”版本,即毛有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邓公定的调子。自官方版出台后,民间对毛的研究和评价原本归于沉寂,但近年来随着新左派的鹊起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热浪。民间对毛的评价版本也呈多元化趋势,主流有两种:新左派是“十全十美”版本,认为毛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即便是不在了,他那“光辉的思想”,不仅是实现“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乌有”网口号)的总指导,也是解决中国腐败失控和贫富悬殊的灵丹妙药;自由派是“倒三七”版本,即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或如李锐先生所言:“(毛)功劳盖世,罪恶滔天”。
在持续关注“重庆红”的过程中,犀利公一直觉得当下的中国很有必要重新开放评价毛的话题,应当允许民间就此问题展开辩论,给予新左派和自由派充分的研讨自由,对毛到底该怎么“开”,自会辩个明白。张博树先生《“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关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一文,得出两条对毛的基本判断:毛既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大独裁者,又是一个很真诚的共产党人。前一条判断自无异议,但对后一条,却不敢苟同。
一、毛的“真诚”史:阳谋与钓鱼
张博士认为毛“很真诚”,是否真的如此呢?1949年以前的毛,尽管官修史书仍在“避上讳”,但同时代诸多人物的回忆与记述,已经越来越多地刮掉历史脸庞上的脂粉,还原一个个历史事件,如反“AB团”、四渡赤水、国焘密电、西路军覆亡、刘志丹事件、项英死难等。还是按照张博士所倡导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重点回顾一下1949年之后真正的“毛时代”都做了些什么。
1950-1953,镇反(镇压反革命)
1951-1952,三反五反,思想改造
1953-1956,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公私合营
1954-1955,粉碎高岗、饶漱石集团
1954,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1955,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5,肃反(肃清反革命)
1956,除四害
1957,反右
1958-1960,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
1959,批判彭德怀(庐山会议)
1962-1965,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963,学雷锋运动
1964-1981,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64,京剧改革,批判“合二而一”
1964-1965,城市“五反”,农村四清
1965,文艺批判 (《李慧娘》、《林家铺子》、《不夜城》、《海瑞罢官》)
1966,批判“三家村”
1966,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1976,文化大革命(1966—1968,大字报、红卫兵运动、大串连;1966.8,打倒刘少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1—1968.9,一月风暴(革委会全面夺权);1967.2,二月镇反;1967—1972,“三支两军”;1967.3,揪叛徒;1968—,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1968—197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清理阶级队伍;1970,一打三反;1970—1972,清查五一六;1970,批陈整风;1971,林彪事件、批林整风;1973,批林批孔;1973,反击右倾回潮;1974.6,评法批儒;1975,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统计,不含文革这项大运动中所包含的31项子运动,在毛独裁的27年间(1949-1976),共开展各种运动30多次,死人5000万以上。这就是毛这位“真诚的共产党人”亲自导演的杰作。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热爱并赞美这样的“真诚”,那么,犀利公只能哀叹:莫非人类真有不受虐则不会活的族群?
如果张博士认为毛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但不知其真诚体现在哪里。对亲人?对战友?对同胞?对敌人?
上个月,新宇将军在杨开慧就义80周年纪念会上泣不成声,网上有各种解读。不知这位历史学研究生对张口闭口都少不了的“我爷爷”的这段历史是否了解:1930年,他奶奶在长沙狱中苦盼营救之时,他爷爷早就娶了第二位奶奶;1937年,第二位奶奶赴苏联治病尚在途中,第三位奶奶就进了他爷爷的窑洞。此后几位疑似奶奶是怎么进的中南海,不再细说。令人感佩的是,狱中的杨开慧只要写一份与毛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即可获释,尽管在其遇难前两年毛就抛弃了她而另结新欢,但恪守传统妇德的这位年轻的女子,却宁死不写。杨逝去27年后,已经换了几茬夫人的毛写什么“我失骄杨”,一些马屁文人将这首《蝶恋花》诠释为讴歌所谓“崇高的革命爱情”。何谈崇高?哪儿有爱情?对于一个只爱权而不爱人的人,华丽的诗句并不能掩盖其冷酷的感情!新宇若想哭泣,当为奶奶对爱情的忠守而哭,为爷爷的冷酷而泣。这是毛对待亲人。
1953年,几十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的遗体尚未来得及装殓,毛同意将回国的志愿军文工团编入到中南海文工团,“组团宗旨很明确,为丰富中南海内娱乐活动,主要是春耦斋,以毛泽东、刘少奇这边为重点”。彭德怀对此极为不满,斥之为“选妃子”。总参政治部原主任冯征将军回忆道:“1953年7月27日,彭总回到北京,立即就这一问题当面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并对有关人员提出质询。”1959年庐山批彭时,有人将此事列为彭的反党罪状之一,罪名是“对组建为中央领导服务的文工团不满”。毛的诸多战友,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贺龙、林彪等,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毛对待战友。
1959年,饿死100多万人的“信阳事件”传到毛那儿,他流了泪,决定不再吃红烧肉,中办便派专机从上海接来师傅,用豆腐、鸡蛋等素材,专门为他烧制素烧鱼、素烧肉,工序复杂、品种繁多、成本远超真鱼真肉。三年大饥荒饿死国人3000多万,文革整死2000多万,反右枪毙连带逼死100多万,总计超过5000万人。至于全国各地专门为他个人建的别墅、泳池、专用香烟厂、专用瓷器厂、专用线装书厂、专供农场等,更是品种繁多、数量惊人。这是毛对待自己的同胞。
1961年1月24日,毛对黑田寿男说:“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460-461页)。“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田中角荣传》)。这是毛对待几近亡华的敌人。
1957年,毛“真诚地”邀请民主党派“知无不言”,热情地号召知识分子“言无不尽”,然后每人安上一顶“右派”帽子,再予以镇压。当被消灭的数字接近令他满意的百万之众时,毛笑着解释道:这是朕的阳谋。据考证,“阳谋”一词为毛首创,最早见于1949年4月13日毛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用于批判王明。如果毛活到今日,继续释放如此恐怖的“真诚”,张博士一定不敢接受。
除“阳谋”一词,毛式“真诚”还发明了另外一个词汇——“钓鱼”。1957年5月15日,毛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仍然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钓鱼”高招。
那些不幸而中毛的“阳谋”或“钓鱼”圈套者,很少幸免,无论是知无不言的“章罗同盟”,还是领导作为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的刘-王夫妇,甚至包括充当文革先锋的“王关戚”。对毛式“真诚”体会最深的还是他的老对手之一张国焘:毛在和人谈话时,总是预先设好圈套,然后等你钻。
二、毛的“真诚心”:做世界革命领袖
由毛时代的运动史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是假真诚、真霸王。
钱文军先生揭示道:“49年以后,(毛)致力于实现‘圣贤百代帝王’之梦。这是需要作为才可能达成的,当务之急就是从中国革命领袖升格成为世界革命领袖。”
为了探讨1950年毛决定出兵朝鲜的真正动因,在《反思战争的反思》一文,犀利公采信了沈志华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写道:毛希望通过出兵朝鲜来巩固“中苏友好条约”,以便担负起斯大林分派给他的历史重任——领导亚洲革命。在毛1949年底访苏期间,斯大林当面说过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他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
文中我进一步分析道:毛对自己创立并被手下人总结和拔高后的一系列“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迷信的,这一点很像洪秀全。身为屡试不第的破落户,洪创立“拜上帝会”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他清醒地知道他那套说辞的虚假,但革命成功并建都天京(南京)之后,他却渐渐地迷信起自己的“理论”来,在阿谀奉承声中自信自己真就是“天王”。进入北平后的毛泽东也是沿着洪的路线一步步走向神坛的。朝鲜战争结束后,毛马不停蹄地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文革时期更是达到癫狂,这是东南亚仇华的主要原因。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毛开始萌发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悸动;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毛加快了由亚洲革命领袖向世界革命领袖升级的脚步。来自亚非拉的取经者络绎不绝,几乎踢破中南海的门槛,波尔布特、切·格瓦拉都是典型代表,均自称是毛的学生。
毛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无需犀利公如上述这般饶舌,有两个现成的说法最靠谱。一是毛自己说的: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二是林氏父子说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五七一工程纪要》)。
钱文军先生有一段总结,对我们认识“加上了秦始皇的马克思”的本质颇有启迪:稍微细心一点便不难发现,从马克思开始直至现在,共产党的所有理论都离不开一根红线:主宰社会。甭管“先进论”、“解放论”、“武装斗争论”、“阶级专政论”等等,全都离不开主宰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命运的使命感。进一步拨开历史之浮尘,还不难看到,酋长、奴隶主、帝王、教皇等全都是主宰欲极强人物。所不同的是他们没那么宏伟的志向,还不敢像马克思那样把主宰范围扩大到全人类。
三、“真诚”论的变种
钱文军先生敏锐地指出了张博士文中最大的误导之处:它与今日毛左们喋喋不休的论调殊途同归,把毛氏犯下的反人类罪淡化为因忧患和抵御“共产党蜕变问题”而举措不当。
不管是张博士的“真诚”论,还是新左派的“文革有理”论,将毛一手制造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不人道的暴行轻松地解释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真诚”,危害甚大,也与邓-江-胡所诠释的共产党人的品质相背离。
这让我联想起中央党校辛鸣教授的《守住中国政治优势的根本》一文。辛文不仅逻辑不通地鼓吹党的政治优势在于拥有一个宏大的政治目标,还反劣为优地美化道:“一个社会有7000多万没有自己的利益、甘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群体,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破解,有什么样的力量不能征服,有什么样的奇迹不会发生?”
仔细思量,辛鸣教授的“政治优势”论与“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利益”论,与张博士的“真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有意无意地认定毛及其党是“真诚的”。前论无耻,后论幼稚。
7000多万是什么人?刨去这七千万剩下的那13亿人心知肚明。
——中国99%的贪污犯在他们中间。
——中国80%的财富掌控在他们手中。
——中国最虚伪的群体正是他们。正如汶川那位范老师所言:“中国有七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犀利公相信,到公民旗帜真正飘起来的那一天,如果让民众选择两个词来形容这7000多万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除了“冷酷”一词,另外一个词一定会是“虚伪”,国人人性中最卑劣的“精华”部分几乎都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身上。
写此类文章的辛教授,该怎么评价他呢?覃显文先生说:“辛鸣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已经丧失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尊严,甚至已经失去基本的人的人性,乃至生物的生物性。”
正是因为相信毛的真诚,我们才在日韩台大发展的那27年间无辜丧失了5000多万条生命;正是因为相信党国政府的真诚,我们才在“党领导我们共同致富”的美好愿望中等待了30年,而今天等来的却是被富裕、被幸福、被代表。
四、评价“毛时代”的标准——人权
钱文军先生给出了合理的评价标准——“罪与非罪只能依据人权状况评判”。
从毛的“真诚”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亲友还是对同胞,毛毫无一点人权甚或人性意识。人,仅仅是他借以实现“百代帝王”梦的原材料。1957年,毛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上大谈“三不论”(不怕打仗、不怕扔原子弹、不在乎全世界死一半人),连米高扬都要退席抗议。
在犀利公的阅读范围内,尚不知道“人民”一词是否是毛的首创,只知道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象毛这样将“人民”二字强奸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毛及党国所发明的一切以“人民”二字为前缀词的事物,诸如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共和国等,最终都成为对民众利益的掠夺、感情的戏弄和尊严的践踏。
一直以来,人们为推动公民意识进步、构建公民社会基础之艰难而苦闷困顿,这与民众习惯性认为领袖(包括过往的皇帝)及其组织是“真诚的”有很大关系,与总是将个体摆在群体(特别是国家)之后有直接关系。承认个体生命优先、接受人权评价标准,是公民意识启蒙最为重要的一环。
对照人权这一标准,给予毛“倒三七”评判都有些困难。
五、启迪:剃“毛”不净,左右难定
张博士文中指出了毛左派复辟的苗头,难能可贵,这正是犀利公呼吁开放文革研究、重新评价毛的现实原因之所在。
由毛体制演化而来的邓体制,尽管内涵已经大变,但衣钵却有继承关系,面具始终没换。
1981年,为了在维护一党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实现肃清极左、推动改革的艰巨任务,邓主持搞了那份不彻底的《决议》,虽然批驳了毛“晚年的错误”,但保留了毛主义这件外衣。邓还据此划出一条叫做“四项基本原则”的红线。当时这样做,的确达到了邓所期望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但正是这件外套,今天却成了中国政改的紧身衣,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党内的开明派,都拿这块共产裹尸布没办法。更为严重的是,这件在党国思想上还具有合法性的外衣,已经变成新左派的盔甲,使得他们在向改革派进攻时显得尤为理直气壮,把文革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毛反腐败的先见之明。他们还在山城找到了一位疑似带头大哥,不仅高唱颂毛红歌,甚至还为故太子招魂,连一向淡泊的毛氏后人都开始动了起来。此情堪忧!
尽管江、胡一路走来,不停地将邓氏理论写进一“大”又一“大”的报告里,但仍然没能果决地丢弃毛主义,以至于今天越来越被动,像温这样的党内开明派基于挽救党而迈出的每一步突破,都极为艰难。不尽快剥离这块裹尸布,将会给毛教复辟提供合法外衣。
苏俄对斯大林主义的剥离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经验教训。1956年2月,赫鲁晓夫以内部报告的形式撕开一道口子,但终究因为害怕揭批斯魔过急会动摇自己的继承合法性而浅尝辄止,所以未能使苏联走上民主道路。当然,斯式极权主义被终止了,苏联从此开始了威权时代。过了30年,1985年,戈尔巴乔夫这位末代总书记上台,帝国经济已近崩溃,戈氏不得不开启“新思维”,试图在一党执政和民主宪政之间找到平衡点,勉力支撑了5年。到了1991年,苏共的丧钟终于开始敲响。叶利钦,这位父亲曾被斯大林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改、自己也曾进到苏共政治局的体制内的叛逆者,毫不留情地给予苏共最后一击,终于引领俄罗斯走上了民主进步之路,期间尽管经历了经济动荡等让中国的毛左们“看笑话”的阶段,但仍然以巨大的体制优势跨入了国强民富的新时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近来又发起了一场揭露斯大林的活动,包括:俄国家杜马发表声明谴责前苏联制造的卡廷惨案;梅氏访问波兰正式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下的命令,表示要正视“不光彩的历史”;俄总统人权事务委员会讨论解密苏共政治迫害档案并对苏共犯罪行为进行法律审判事宜;梅氏计划签署总统令禁止美化斯大林并“谴责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大量罪行”。梅氏上述举动,既是对近年来俄国出现的在评价苏共犯罪历史上的倒退现象的批评,也是对某些政治人物萌发斯大林情节的阻击,笔者认为包括普京。
要剥离毛主义,当务之急是公开毛时代的历史真相,特别是开放文革研究。同时,剃“毛”应当是全面的,包括宫墙上的标语、城楼上的挂像、纪念堂里的僵尸、人民币上的头像、历史书里的伪形象、影视剧中的假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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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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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事件,谁下令“中南海造反派”把刘少奇抓出来批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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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K
- (242 Byte) 2013-4-05 周五, 下午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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