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旧作摘抄 |
 |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gif)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经验值: 519165
|
|
|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旧作摘抄
马克思主义远比法西斯主义邪恶，乃是我旧作中反复重复的主题。我多次指出，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实行阶级歧视与阶级灭绝，而后者实行种族歧视与种族灭绝，而后者远比前者危害更大。毛共实行的对所谓5%以下的“阶级敌人”长达三十年的歧视、迫害、虐待与屠杀，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翻不过去的一页。
我原以为这话说而又说，完全成了轱轳笛了，不意老跛看了林达的有关文字后，惊为天书，由衷表达对我这个“小积极分子”忧心忡忡的担忧，生怕我在写百年史时忘记了这一页，露出柔软的下腹部。在我告诉他那是杞忧——实际上，我不仅是海外中文网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论者（当然是就我阅读所及），而且屡次重复这个主题——他用不着担心之后，他还要继续缠夹不清，不是说连我都记不得写在那篇文章里，他当然也就有权记不住或是没看见我的轱辘话了，就是说我误解了他的意思，令我哭笑不得，只好磕头如捣蒜，恳请他高抬贵手，停止关心我，更停止为我担忧。这就是他能给我的最大的恩惠。
老实说，我现在胃痛得要死，连正经文章都不想写，却还要忍着胃痛去刨旧作，而这些旧作早就被我整理成15集电子书放在网上任人下载了。如果真是尊重我的人，恐怕不至于说出“连你都记不得是哪篇文章，我当然就有权出于无知骚扰你”的屁话来吧？
我这里向网友呼吁，若是您对拙作有兴趣，在作咨询之前，请先去下载那15本电子书，看看里面能否找到答案，找不到再来问我，以免我重复劳动，多谢！拜托！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位网友来信，说芦先生，你的15本电子书我已经下载了，但用手机看很不方便，请你把它们改写为手机版本好不好？我也没回信，想起了《渔夫和金鱼》。老跛当然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我并不认为因为与我有多年网谊，就自动获得了高屋建瓴指导我的天然权利。
这里顺便跟SHWJ说一下，我并不赞同纳粹迫害“种族敌人”与共党迫害“阶级敌人”只是出自简单的经济目的。我已经在旧作中说了，抢劫、杀害、迫害“阶级敌人”不但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精髓，是他欺骗感召人民的强大武器，是他扩大革命武装並令他们破釜沉舟、死心塌地干到底的“投名状”，更是他赖以维护统治的强大的“维稳软件”（请参看下列《未来中国社会走向预测》）。
------------------------
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
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但第一次在推翻旧政权后立即就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进行了系统的大屠杀，仅仅是为了所谓“巩固政权”的需要就活活打死或处决上百万“反革命”、“恶霸”与地主，而且在剥夺了“地富反坏右”的财产后还把这些人开除“人籍”，几十年如一日地当成落水狗来打。世上竟然会有咱们这种宝贝国家将“打狗”制度化，让它变成公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打到后来，没有谁还记得、或是想得起来问一声：“咱们为什么要打他们？”大家只觉得那是如同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自然的事实，乃是万世不磨的天经地义，只知道棍棒齐下、“狗”毛横飞时，那洋溢在心中的巨大快感是任何官能的娱乐都无法取代的。甚至就连“狗”们也给打得糊里糊涂，死心塌地地认定：“天生我材必挨打，今天打完明又来”。“打狗”不但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成了一种典礼仪式。如同日本人饮茶的“茶道”似的，它成了咱们做人的“人道”，既是咱们做人的内容，又是体现忠诚、尊严、气节与胆量的礼仪。
整个事情荒唐而又自然到这种程度，以致“落水狗”们最终被恩准上岸时，竟不敢相信世上还会有给他们“摘帽”这种荒谬的事，而工农则无不愤愤不平。等到邓小平死时，海内外无论是亲共的还是反共的报刊上，竟无一人想得起他这桩最大的德政，好像那三十年的漫长打狗岁月真是为了国家的进步、民族的福祉而度过的，而纠正全民族的“打狗癖”并不需要超人的胆略与魄力。光是有这么一段至今无人引以为耻的“打狗”丑史，敝民族就是世上最丑陋的民族！
然而丑陋还不止此。鲁迅“打狗”论的必然结论是：棍棒就是费厄，谁手中有它，谁就是人，谁不听棍子的，谁就得变成狗，要被打落水“又从而痛打之”，连苦苦求饶都不行。于是，“打狗”论就成了指导咱们那无数次政治运动、党内外权力斗争的总纲，在中华大地上制造了数不清的惨绝人寰的冤狱。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费厄规则，“人”和“狗”，“革命”和“反革命”，“人民内部”和“人民外部”这些概念就变成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场”，能够在瞬息间发生“辩证转化”。除了已落水的“狗”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是“人民”，但却又没有一个人算得上“人民”，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剑，它到底会不会掉下来，什么时候掉下来，就是用文王神课也算不出来。昨为打狗人，今成被打狗。忽焉白云，忽焉苍狗，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哪怕贵为政治局常委、钦定接班人也无从把握这弹性无穷的橡皮棍子的辩证法。一个八亿人的国家，除了一个人之外竟没有谁有一星半点安全感，这种凄惨卑微的人生方式实在是找不到语言来描述。
然而我们不觉得凄惨。虽然岸上的每个人都觉得棍子的天威难测，随时随地会无情地落在头上身上，但“人”和“狗”的巨大反差仍然足以抵消不安全感，使我们倍感身居岸上的荣幸。为了避免落水，我们便以疯狂打“狗”来证明自己的“人性”，这“人性的证明”不仅造成满塘死狗狼籍，而且彻底完成了全民族从人到狗的道德转化。
可悲的是，堕落了的民族看不到自己的低下。“打狗”论已经化作咱们的民族魂，成了咱们待人接物的做人准则，“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乃是咱们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射。只要是无力报复、打之无碍的人，只要是不合咱们心意、批了逆鳞的东西，不管是法轮功、是陈水扁还是网上持与自己相反观点的人，咱们都毫不犹豫地斥之为狗，毫不踌躇地痛打之。无知者不惶惑，无德者最坦然。
就连这都还不是“打狗”论造的最大的孽。全民信奉“拜棍教”后，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和平政治改革乃至政权交替的可能。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是靠打“狗”上去的，手中的大棒上“狗”血淋漓。因为深知“落水”后就是万劫不复，活在这世上他们最怕的事就是丢了手中的棍棒后被打下水去。于是，百姓只要流露出对大棍的丝毫不满或不敬，立即就要遭到杀一儆百的血腥报复。对八九年人民的和平抗议的疯狂镇压以及近年来对法轮功的无情整肃都是证明。当局的过度反应曾使国外的观察家们大惑不解，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互动只有“咬”和“打”的方式。像我大清和平退出政治舞台的那种黄金时代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2000年9月8日
------------------------------------
未来中国社会走向预测
毛共的社会稳定设计除了传统思维定式之外，更从苏联引入了空前严密的控制子民手段，由此建成了空前稳定的毛社会。这种设计的特点，是统治者极度病态地缺乏安全感，下意识中以为自己一定会被人民推翻，“以小民为敌国”（李慎之语），因此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内容理解为“全心全意地监视控制子民，确保他们决无二心”，将主要精力和国家资源花费在这一战略目标上。在大饥荒过后，国家领袖更是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这就是“抓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
既把小民当敌国，那朝野之间当然就是个实力对比的问题。朝廷当然要最大限度地增强自己的实力，最大限度地剥夺敌人的能量。这些削弱人民实力的重大措施包括：
1、强占国家一切物质资源，确保它们不会落在反抗者手中。扫荡一切独立精神权威和道义权威诸如宗教组织等等，垄断把持文化教育宣传新闻传播，以此垄断全国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
2、将所有国民都编织入一个无比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中，就连无业者也有管理单位（街道委员会），将每个社会成员终生焊死在原位，不但没有游动可能，而且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这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历代痞子造反的先锋队都是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所以朱元璋那暴发游民上台后便首先实行严打游民的措施，首创将游民登记在案，不许他们到处流窜的政策。
3、剥夺一切人民财产，实行党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彻底丧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局面，使党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则化为党的奴隶（这里提醒诸位注意，“奴隶”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囚犯，是可以到处走动的。传统社会的丫环就是按等级领取“月份”的女奴，其与主子的关系实质与人民和党的一模一样，凡事不能自己作主，必须一生交给党安排）。
以上措施算是“硬件”。它能保证人民永远处于绝对劣势，没有造反可能，但并不能保证人民满意，使得君民关系和谐。为此毛共给“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装了一系列“软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绝对是个伟大发明。
须知幸福不过是一种因与周围其他人比较（“横比”）或以现实所得与自己原有期望相比（“纵比”）而产生的满足感。道家早就看出这一点来了，所以才说“知足常乐”。因此，最简单的使得人民幸福的办法，便是造成一个让他们“知足”的政治生态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1、将中国封闭起来，使得人民没有和外界比较的可能，因此不会产生“横比”造成的不满；反复宣传西方地狱场景，使得人民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别的制度下。
2、根据国人“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理解，在政治上实行等级制度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并严厉惩治贪污，进一步使得人民不会因“横比”产生不满情绪。只要大家一样穷，便穷死而无怨。
3、设置“阶级敌人”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让他们的低贱衬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奖励、逼迫人民无止境地迫害阶级敌人作为“幸福致幻剂”，在这群体吸毒过程中让人民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
4、剥夺人民一切发财致富的可能，并将人类发财致富的天然欲望当成最可耻的罪行加以反复的严厉谴责。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发财，无希望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从根本上杜绝因结果未达预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5、开展持久的“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办“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极端个例甚至虚构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进行“正面纵比”，将“旧”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使用西方发明的广告手段反复强制输入强烈信号，直到全国人民，就连知道真相的过来人也罢，都被彻底洗脑，为他们有幸泡在今日“蜜水”里而无限幸福。
6、效法传统君王通过任命官员而使得官员变成“沐天恩”的债务人，通过控制人民粮道，变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远处在欠下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的被动位置上；指令无耻文人创作大量马屁作品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反复强化人民的条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过父母的第一恩公，连吃饭喝水都忘不了感谢毛主席。我们贫民窟一位老太太在毛逝世时哭昏几次，以为她的退休工资是毛从自家腰包里掏出来的。他老人家一死，粮道当然就此断了，只有跟着他老人家去了。
7、将高干奢侈腐化的生活严密封锁在“军事禁区”中，让普通人绝对看不见，听不到。绝对不许百姓知道政府其实是靠抢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许他们得知被抢走的钱用到哪儿去了，只在媒体上强力宣传伟大建设成就，因为一般没有明显贪污现象，愚民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他们的钱其实被政府塞了狗洞，只觉得能接触到的中下层干部都极度清廉，当然不会产生“政府为何要把我的钱抢走，又用到哪儿去了”的疑问。
8、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视为重点监控对象，不断发动运动痛打之，彻底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养成对党的终生敬畏心理，并向他们反复灌输“原罪”观念，使得他们终生处在诚惶诚恐、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中。
这一套非常高明，既有进口的斯大林主义，又有传统社会那一套。从美学的角度上来看，的确是天才才想得出来的杰作。这就是为何毛时代的人民的确非常幸福，而且赤诚效忠的缘故，说穿了一钱不值。
2007年7月8日
-------------------------------
马克思主义远比法西斯主义邪恶
某位博学深思的青年网友向我介绍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据他说，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极权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归宿，这是因为它与纳粹主义不同，纳粹的种族观念可以实指，因而可以发展为极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无法实指，因而不会导致极权主义，反而通向真正的民主，而列宁斯大林歪曲了其原教旨，云云（请参见附录）。
这个问题过去讨论过，这里再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当然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教旨，但那原教旨并非什么好东西。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远比法西斯主义邪恶，恰是因为其基本观念难以在实际中运用。
先要界定“邪恶”，早说过了，所谓“邪恶”，就是“妨碍人类群体的合理生存”，具体来说就是煽动仇恨，撕裂社会族群，主张以暴力作为解决不同族群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马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这种邪教。区别只在于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战争”，而纳粹提倡的是“种族战争”。而就是这一区别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邪恶，也是它为何会堕落为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之所以如此，我也在旧作中说过了，那就是这位网友现在说的“实指性”。用我自己在《“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中使用的术语来说，“族天下”具有外部标志（apparent mark），因此具有排他性（exclusiveness），而“党天下”没有这种外部标志，“无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无从落实的形而上学观念，与“人民”差不多，谁都可以冒充“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工人阶级先锋队”，哪怕从未做过一天工的马克思本人都如此。迄今为止，除了赫鲁晓夫那唯一例外，人类历史上所有知名的“无产阶级领袖”，全都不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自由职业者（严格来说应该算无业游民）。
恩格斯：工厂主、资本家。
列宁：大地主（虽然挂牌作了律师，但没怎么接过案子，全靠地租收入为生）。
斯大林：无业游民＋刑事犯罪分子（曾在巴库等地轰轰烈烈地作过几桩抢银行的大案，连布党内部都对之深恶痛绝）。
毛泽东：小学教员与小业主（开文化书社）。
周恩来：无业游民。
林彪：军人。
邓小平：无业游民（打过几天散工，但从未整合入法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去）。
江泽民：工程师。
胡锦涛：政工干部。
金日成：无业游民。
金正日：衙内。
恩维尔•霍查：中学教师。
波尔布特：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即干革命，应属无业游民。
卡斯特罗：律师。
切•格瓦拉：医生。
由此可见，除了赫鲁晓夫之外，迄今为止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竟然无一人是无产阶级出身，全TMD伪劣假冒，由此似乎可以总结出个经验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中产生出来，只能由知青冒充。这倒符合列宁的教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中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请参见列宁著《怎么办》）。这毫不足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而创立理论和学习理解理论都是知识分子或知青的事，并非工人阶级大老粗的社会职能决定的份内事。理论可以掌握群众，但群众绝无可能掌握理论。
这些事实表明：马克思之所谓“阶级”，在实际运用中完全变成了一种弹性无穷的东西，完全由政客任意揉捏，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必然变成野心家们的理论武器。例如马心目中的“阶级”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但到了毛泽东手上却变成了一种主观道德概念，成了类似佛教中的“佛”、“菩萨”那种由修炼决定的宗教地位。在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其实就是“悟道者”的同义语。一个人是不是无产阶级，不是他所处的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而由他的思想觉悟水平决定，这就是毛何以如此强调“思想改造”。他秉承的完全是宋儒那一套，经过“灭人欲存天理”（亦即“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道德修炼后，人就能肉身成佛，从非无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因此，毛思想根本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古已有之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笔下的阶级本是个客观存在，到了毛手上却成了主观修炼层次。
我在纪念张春桥的文章中首次指出了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区别，没有指出的是，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缺陷决定了的。
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经济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话说得很准确，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不是他的发现。他的重要“发现”是后面两条，亦即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消灭所有的阶级。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邪恶处。众所周知，西方国会天天都在搞阶级斗争。马克思与西方主流政治学家的区别，只在于他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只能以暴力革命来解决，为此将阶级斗争上升为“阶级战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成两支交战中的军队。既然是你死我活的战争，那就必然要导致列宁的极权主义，由精英分子统率绝对服从的“阶级军队”去与“阶级敌人”作殊死斗。这就必然导致两种表面上互相矛盾（paradoxical）的结果：一是在“清理阶级阵线”时机械地按职业或收入定敌我，制造出无数的冤案惨案来，无数良民仅仅因为自己的职业和收入便遭到屠戮；二是革命战争必然将非无产阶级出身但具有足够才能的狠毒之辈筛选出来，捧成“无产阶级领袖”。上文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如此炼成的。
因此，马克思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将难以实指的“阶级”投入必须实指的“阶级战争”，这就必然一面造成“阶级”概念的抽象化与泛化，导致大规模伪劣假冒，另一面又让冒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按公民的职业与收入机械划分“阶级阵线”，将收入达标的公民当成 “阶级敌人” 加以无情镇压。这两种现象并行不悖，构成了国际共运的共同特点。从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直到波尔布特，这两个现象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野蛮血腥。后世只知道谴责列宁斯大林，却忘记了马克思是始作俑者：既然他本人都可以冒充无产阶级领袖，那从未见过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乡村棺材匠李先念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有何不可？既然阶级斗争是战争，“剥削阶级”成了敌人，那当然无情屠杀敌人就是应该的。要屠杀敌人，那当然得先制定划分敌我标准，而除了职业和收入外，又上哪儿去找客观标准？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谴责列宁和斯大林——如今两人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西方谁还会把自己和那俩臭名昭著的屠夫捆在一起？但问题是，这些人没看到，马克思的根本谬误，在于他把阶级斗争看成“阶级战争”，而这个大错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早就悟出了。在我恍惚印象中，伯恩斯坦曾指出阶级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共生关系，彼此之间当然有利害冲突，但更是互相需要的。我看这才是一语破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流弊，正在于化阶级斗争为“阶级战争”，上述两种现象就是这弊病引出的：筛选能干狠毒的首领不能机械地按阶级成分，而要镇压“阶级敌人”则只可能按阶级成分进行。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却只拿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作文章，其实他本人就是“异化”大师：把阶级斗争“异化”为战争，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为必须去除的文明的障碍，把老实本分、头脑简单的无产阶级“异化”为心狠手辣的战士，让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异化”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让他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异化”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制造出来的人间地狱。历史上还从未见过有哪位理论家的理论被“异化”成了他朦胧幻想的太平天国的反面，这不能不说是这位“天才”咎由自取。他不知道，手段决定目的，如果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造出来的只能是“异化”怪胎。
不仅如此，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看到，马克思“阶级战争”理论既要实指敌人又不能实指领袖的弊病，使得马列毛主义的邪恶度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主义。这道理我已经在《“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中说过了：种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外部标志，因此具有排他性，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更容易引人反感，缺乏道德感召力。而“无产阶级革命家”谁都可以冒充，打的又是“剥夺剥夺者”的“正义”旗号，对劳苦大众乃至浅薄知青们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这才是正义“异化”为邪恶的最可怕、最强大、最有效的方式。
如所周知，国际共运一度风靡全世界，将人类的三分之一沉入血海，而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这种风光，除了德意日外，在西方国家只能唤起少数没文化少教养的“白垃圾”的认同，从未如马列主义一般，俘获了萧伯纳、罗曼罗兰那些夙孚盛名的“力薄儒”（liberals），连罗素都险些着了道儿。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诉诸人类天生的公平感与道义感，其次就是它在实践中缺乏“实指性”，因而不但向野心家们开放，也向力薄大儒们与正义感特别浓厚的知青和愤青开放，具有更大的“普世”性，更强大的欺骗性和感召力，因而也就更邪恶，危害更大。它与纳粹的根本区别，恰在于除了少数“剥削阶级”外，谁都可以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人民一分子”，因而被我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最后所有的人都沦为打手与受害人。
最能说明基于这种缺乏“实指性”的政治概念制定国策的邪恶性质的，乃是共党国家最热爱的“以人民的名义”。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指出：在西方，人民是一个individual（个别的）具体概念，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一个个的人，而在共党国家，“人民”成了一个collective（集合的）的形而上概念，只有共党（具体来说就是党魁）有权盗用其名义。这种烂污搞法，与古埃及大祭司冒充上帝代言人毫无区别。但凡以人民的名义而不是以法律的名义处决的人必然是屈死鬼，但凡以人民的名义而不是通过严格民主程序作出的国策决定必定祸国殃民。这应该是毛时代过来人都耳闻目睹的事实吧？我之所以发动扫荡伪民运，恰是他们忠实体现了这一毛共特色，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论敌的道德死刑。为此还专门写了篇《挟“人民”以令天下》。
由此可见，如果这位网友的转述不错，则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马克思那种白痴，竟然认为纳粹之所以邪恶，乃是因为种族可以实指，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战争理论因为无法实指，所以可以导致真正的民主。这种胡话也只会有傻到相信人类能造出理想社会来的白痴才会说出来
2009年4月27日
------------------------------------
野蛮的俄罗斯
紅色恐怖一直延續到內戰結束，此後又在30年代大規模地復興。作為蘇維埃政權維持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其實從未停止過，與蘇維埃政權同壽。直到蘇聯解體，這段血腥歷史才得以曝光，並由官方正式定性。1992年11月30日，俄羅斯憲法法院發佈第9號決議，指出：
“無產階級專政、紅色恐怖、強行除掉剝削階級、所謂的人民的敵人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等概念，導致了20-50年代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摧毀了公民社會的結構，釀成可怕的社會分裂，造成幾千萬無辜人民喪生。”
就連那個不遺餘力洗刷布黨和斯大林罪行、美化蘇聯歷史、並全面復辟舊制度的普京，也不得不在2007年承認，蘇聯實行了37年的鎮壓——“只需回憶一下在內戰期間槍決人質，毀滅了幾個社會階層：神職人員、俄國農民和哥薩克就夠了。”
這些官方聲明沒有指出的，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事實：蘇俄的紅色恐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家機器全面強力推行的有組織的恐怖活動。
如所周知，法國大革命也實行過令人髮指的恐怖，但那與布黨推行的有組織的恐怖貌似而實非：它基本是暴民出於對反革命報復的恐懼心理自發實行的，是所謂“群衆恐怖”而非“國家恐怖”。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等人不過是適逢其會，扮演了傳統的暴君角色罷了。正因為他們沒有個革命黨去系統策劃、組織、推行恐怖，因此在人民厭倦了無休止的屠殺、羅伯斯庇爾兄弟又被處決後，恐怖也就自然停止了；後者則根本不是暴民衝動產物，而是經過統治集團事先冷靜謀劃，作為根本國策，通過自己嚴密掌握的各級權力組織，像發動策劃精密、組織完備的軍事行動那樣，自上而下向全國推行的。
這在世界史上從無先例，即使是從事恐怖活動的革命亂黨（諸如民意黨、社會革命黨、中國的同盟會等）也沒這麼幹過。他們的恐怖活動以個別方式進行，其暗殺對象是政府高官，從不針對百姓。是布爾什維克黨人首次全面系統地推行恐怖主義，將它變成專門用於鎮壓百姓、維持統治的手段，甚至是統治的內容與人民的生活方式，為此投入了只有國家才可能擁有的強大暴力資源，發明了一系列慘無人道的制度，諸如建立集中營、大規模抓捕並槍斃人質、大規模流放與強制性奴隸勞動等等。這些制度中，只有建立集中營在歷史上有過先例：在美西戰爭和英國的波爾戰爭中，美軍和英軍都建立過集中營。但那是一時性措施，目的是隔絕居民與遊擊隊的來往，並不是作為懲罰營或死亡營，但都還備受當時輿論的譴責。至於其他滅絕人性的制度則完全是布黨首創。
不僅如此，這些發明雖然後來被納粹在一定程度上襲用，但除了屠殺猶太人外，納粹從不以這套邪惡制度作為統治本國人民的手段，不但不在本國內使用，就連在西線佔領國家也沒有使用過，只是在東線佔領國家對所謂“亞人類”使用過。其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在海德里希被刺後大規模槍決捷克人質，與烏里茨基被刺後布黨的反應相似——兩人都是秘密警察頭子，被刺都帶來大批無辜百姓喪生。但即使如此，兩者仍有重大區別：納粹殺的是異族，而布黨殺的是同族；納粹在抓到殺手後便釋放了人質，而布黨抓捕和槍斃人質並不是爲了抓住殺手——無論是刺殺列寧還是烏里茨基的殺手都在當天就被抓住了，但布黨照樣槍斃了大量人質，而且把這野蠻制度一直推行到內戰結束。毒刑拷打家屬，以迫使受害人認罪更是30年代大清洗的基本手段。可笑的是，世人只知道奧斯維辛的毒氣室、“刺花燈罩”、焚屍爐，以致“法西斯”成了“滅絕人性”的代名詞，卻不知道規模和程度遠遠超過納粹、而且歷史更悠久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暴行。
這是爲什麽？爲什麽人類可以墮落到如此難以想像、難以置信的殘暴程度？俄羅斯民族到底出了什麽問題，以致不但會犯下遠遠超過納粹的暴行，而且至今還有大批人頌聲不絕，無限懷念那美好的年代？
許多歷史學家試圖回答這沉重的問題。多位學者認為，以恐怖手段實行統治是世界上所有共產政權的共同特點。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將人的性命視為構建美好的新世界可以甚至必須付出的合理代價，也就是不把人當人，而是當成實現某個遠大理想的工具和原材料。
這些學者從偉大革命導師的親切教導中找到了根據。Richard Pipes引用了馬克思語錄：“現在這代人與被摩西領出荒野的猶太人相似。他們不但必須征服一個新世界，而且必須毀滅，以便為適宜生存於新世界的人們騰出地方。” Edvard Radzinsky則注意到，在馬克思語錄“只有一種方法能縮短和減輕舊社會死亡的痙攣與新社會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旁邊，斯大林加了個批註：“恐怖是到達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 類似地，Robert Conquest認為：“對於意識形態激勵出來的不顧現實可能性，迅速地大規模改造社會的意圖而言，史無前例的恐怖必須被看成是必要的。”
這些見解都極為精到，然而竊以為，學者們沒有看到馬克思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共同點：那就是兩者都是“科學理論”，兩者都對“客觀規律”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納粹黨人，都認定“鐵的客觀規律”是無情的、不可改變的、預先註定的。在這偉大的“客觀規律”面前沒有人的位置，人不過是那類似“天命”的神聖的客觀規律行使其意志的無足輕重的工具而已。兩者的基本思路毫無差別，結果也同樣滅絕人性，只是各自認定的“科學原理”不同而已。
因此，在納粹，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等“亞人類”由“客觀規律”決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主子種族”無情消滅，消滅他們就是行使“客觀規律”；而在布黨，剝削階級也同樣不是人，同樣由“客觀規律”決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代表歷史潮流”的“先鋒隊”無情消滅，消滅他們就是行使“客觀規律”。兩者都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一部份人類開除“人籍”，把他們當成可以任意虐殺的劣等生物，並試圖使用“科學原理”證明這種慘無人道的獸行的“科學合理性”。兩種主義都是人類能發明的最邪惡的學說。
布爾什維主義走得比納粹主義更遠之處，是納粹還停留在“科學”階段，而布黨則把它昇華為宗教，把濫殺無辜人質、虐待囚徒與戰俘、槍斃罷工工人、搶光農民糧食、燒毀村莊等獸行提煉為宗教美德，甚至用作衡量革命意志是否堅定的標準，從而徹底翻轉了文明世界的道德觀。如上文所引列主席的多條語錄反復表明的，在他看來，誰若不夠傷天害理，喪盡天良，誰就是對革命犯罪。這世上也只有共產黨，才會把仇恨和復仇之歌當成宗教讚美詩（Гимном，亦即英文之Hymn，又譯“聖歌”）。
2010年
------------------------------
再谈中国人是否堕落了
只有到了毛共手上，中国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完全彻底的反文明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官府不但把仇恨与暴力视为宗教圣德，而且动用一切宣传教育手段，把形形色色、各式各样、莫名其妙、无缘无故的深仇大恨灌注入每个子民尤其是少年儿童的灵魂深处，尽一切努力把他们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这叫做：“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那黑地昏天来烧塌！”整整三十年间，歧视、侮辱、仇恨、虐待、迫害、毒打所谓“阶级敌人”竟然成了全民生活方式，甚至成了某种宗教盛典！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非但不觉得这是犯罪，反而在施加那些兽行时还大义凛然，心中充满了崇高感与神圣感！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几个过来人意识到自己曾经躬逢其盛，以青春的热血，参与描出了人类堕落的极致，许多人甚至还坚持认定当年被蹂躏、被践踏、被虐杀的“地富反坏右”是罪有应得！
曾经沧海难为水，敢问世上还有比那阵子的中国人更堕落的民族么？纳粹也得甘拜下风吧？在那之后，咱们还配抱怨什么“道德滑坡”？难道毛共统治的30年中国不是落到了道德的谷底，向任何一个方向走都只会有“负帕累托效应”，都只能提升而不是降低道德水准？难道世界上还可能有比那“道德绝对零度”更低的行为水准？
据网友转帖，冯小刚在微博中说：“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
没错，那阵子绝对没婊子，就连小偷也很少，骗子则基本没有听说过，有的都是正义感塞满胸臆的志士与信徒，而且绝对无人抱怨社会道德滑坡，这恰是令人不寒而栗之处：世上最大的恶，就是作恶者出于神圣的信念去作恶，因而不以为恶，反以为是人间至善。
由此看来，如今大众抱怨道德沦丧，这现象本身或许就是社会改善健康的某种指征也难说——起码这种抱怨是以所谓“普世价值观”为参考系作出的，体现了对它的认同。老芦的一位朋友说，中国人历来是“三民主义”，铁腕专制下是顺民，乱世是暴民，开明时代则是刁民。他没指出的是，所谓“顺”与“暴”可以是“对立统一”，毛时代就完美地实现了顺民与暴民的统一。从顺民／暴民进化到刁民，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智力层面来看，应该说都是一大进步，离文明近了一大截，离野蛮凶残远了一大截，此所谓“人类一小步，中国一大步”。我过去说的自私自利的“犬儒”强于“无私无畏”的邪教信徒，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2011年10月15日
-------------------------------
谁说毛时代的中国不是人类堕落的极致？
前文贴出后，某位台湾网友愤然质问道：
“除了日本人在‘满洲国’的‘原木实验’能与纳粹的毒气室比美外，还能有甚么事是更堕落的？
另一位网友赶紧附和，指责《芦笛自治区》是反华喉舌：
“就算你把最残酷的反人类暴行拿出来， 芦区的同志总能找出中国人更恶劣10倍的例子，这里的同志们擅长的就是这个。”
其实这问题我早在《科学社会主义vs国家社会主义》、《马列主义远比法西斯主义邪恶》等旧作中谈过了。可惜这些同志拒绝学习芦著。说不得，只好再简单地吹一次轱辘笛。
什么是邪恶政权？我早已说过几万次，那就是煽动仇恨与暴力，并以此立国。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类极权国家这么做过，那就是纳粹与共党。但前者与后者相比，可谓mini巫见jumbo巫。
第一，两者都是具有广泛草根性的民众运动，都获得大部份国民支持（当然纳粹主要是以其政绩赢得了人民大众真心实意的拥戴，而共党则靠暴力恐吓、镇压与洗脑。对比希特勒与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立即就能洞见这点，纳粹其实没有搞什么造神运动，而斯毛则完全靠以国家权力大规模造神；除了虐犹屠犹外，纳粹从未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而一切共党政权都把自己的国家浸在血海中）。两者都以鼓吹和煽动仇恨获得执政的理由（也算是“合法性”吧），并以此唤起民众的认同。两者的邪恶宣传都以“科学规律”为包装。纳粹的种族主义的“科学基础”是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共党的“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基础”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纳粹的宣传还只限于“科学”水平，而共党则把“对敌人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提炼为宗教美德，把暴力与仇恨提升为国教，将心狠手辣当成“政治立场坚定可靠”，以此作为各级“接班人”的遴选指标。无论是纳粹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都从未这么做过。
第二，纳粹实行的是外在标志明确的种族歧视与种族灭绝，因而牺牲者有限而且固定，从而极大地减轻了镇压的随意性，一般不会轻易泛化到雅利安人头上去；共党实行的是标志模糊随意的阶级歧视与阶级灭绝，任何人，哪怕是三代赤贫也罢，都可以在瞬间内变成“阶级敌人”，受害人范围完全由施暴者武断地任意划定。只有在共党的治国史上，才有 “指标镇反”、“指标划右”这种臭名昭著的烂事。中共治下先后有多少人遭受迫害，或许是个永远查不清的数字。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毛共多次宣传的官方国策，有至少5%的国民是恒定的迫害对象，在这个恒定指标之外，还要时时发动新运动（每年至少一次，大运动里还套小运动），不断地把新的“阶级敌人”抓出来。据后毛共官方披露的资料，文革中至少有一亿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个数字，只怕全世界其他国家所有被无辜迫害的人加在一起也赶不上。
第三，纳粹实行的种族歧视与种族灭绝具有自限性，因而蛊惑力与传播范围都极其有限，难以形成国际运动——最起码的，“劣等民族”中不会有谁相信那些屁话，而共党的阶级歧视与阶级灭绝理论本身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具有极大的蛊惑力，因而流毒全球，使得三分之一的人类备受荼毒。
第四，纳粹屠犹，杀的还是异族，而共党专杀本族人。与共党使用的各种惨绝人寰的毒刑相比，纳粹的毒气室简直可算人道毁灭。我终生难忘的，就是下乡进村第一天见到的景象：村头的大树上高高低低地吊满了“阶级敌人”，被革命群众用泡了水的棕绳抽，抽得受害者如陀螺一般地转，鲜血便成圆锥状洒下来，宛如水滴从旋转的雨伞上甩出来一般。另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噩梦镜头，是一对地主夫妇被背靠背捆在一起，中间塞了雷管与炸药，武装民兵用枪逼着他们的儿子上去点燃引线。和这比起来，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难道算不得天堂？
第五，纳粹屠杀犹太人，靠的还是一小撮盖世太保，绝大部份德国民众给瞒在鼓里。日军的“七三一部队”就更不用说了，那是由一小撮专业人士在战争时期对敌国百姓施行的暴行，并不是由广大日本人民亲力亲为，而共党不但专门在和平时期毫无必要地虐杀同族，毛共更把歧视、虐待、迫害、残杀同胞化为全民生活方式，长达30年之久。除“阶级敌人”外，但凡毛时代过来的人，没有一个良心清白者，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迫害同胞。毛共最邪恶之处，是以这种“投名状”的土匪战略，逼得全民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捆在一起，以唆使、煽动、怂恿、逼迫全民犯罪作为检验他们忠诚度的方式。有谁若敢拒绝作胁从，则立即就要从“人民的队伍”中跌到“阶级敌人”中去；反过来，若谁以出色的表现通过这邪恶“考验”，就能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这种罪恶的“考验”延续了三十年之久，在60-70年代竟然变成了治国的总纲（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论刽子手之多，施暴时间之长，举世并无二例。
如果这还不是人类堕落的极致，那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才是。这儿可以争辩的，就是中国算不算共党国家中最堕落的国家。必须承认，论毒刑之残暴，毛共似乎比不上苏联老大哥。我在《野蛮的俄罗斯》中介绍过：
“据目击者报告：
‘整个宽大的汽车间的地上都是血，血、颅骨和一绺绺头发以及其他人体残留物，混合堆积成了几英寸深的可怕的物质……墙上有几千个弹孔，溅满血迹，沾着脑浆与头皮……，一个长约十米，宽与深均为四分之一米的槽内盛满了血……在这个恐怖的地方的附近，在同一房子的花园内，匆忙地掩埋了127个尸体，那是最近一次屠杀的产物……所有的尸体的头颅都被砸碎了，许多尸体的头颅甚至是扁平的。有的尸体完全没有头，但那头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园的一角，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较早的坟墓，大约有80个尸体……肚子被划开的尸体，其他则是残缺的尸体，有的被彻底地糟践过。有的眼睛被挖出了……头，脸，脖子和躯干都被刀伤覆盖……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一个女人和她八岁的女儿用绳子绑在一起，两人身上都有枪伤。
在省契卡我们发现一个椅子（在哈尔科夫也是这样），类似牙医用的那种，只是有更多的皮带把受害人捆在上面。整个水泥地板都被血液淹没。那血染的椅子上沾着人皮和带发头皮的残留物……在县契卡也同样如此，同样是为血液、骨头与脑浆覆盖的地板，等等……这个房间里引人注目的是一块木板，紧挨着它是一个类似活板门的陷坑（яма），受害人的头被放在木板上，颅骨被撬杠撬开，脑子便立即从破碎的颅骨中落入陷坑，那陷坑里满满的全是脑浆。’
这并非个例，使用令人发指的酷刑是布党在全国的普遍实践：奥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用绞盘撕为两段；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沃罗涅日的契卡人员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再滚动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或是用石头活活砸死；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 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将神职人员躯体刺穿，活埋暴动农民；奥廖尔的契卡喜欢将受害人剥光衣服，把他们绑在冬天的街头上，再向他们赤裸的身躯泼冷水，直至他们化为‘冰雕’ ； 在基辅，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门那儿，打开笼子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根据平反政治迫害受害者总统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的证词，神职人员受到的酷刑是最残暴的：教士、修士被钉上十字架，被投入沸腾的沥青大桶中，被活剥头皮，被绞死，被强灌融化的铅作的‘圣餐’，被投入冰洞淹死……仅在1918年一年，就有3000名神职人员被处死。
暴行同样施加到那些‘反革命’妇女身上，在沃罗格达的拘留所，几乎所有的女囚都被看守强奸了 。根据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的调查，契卡当时流行的做法，便是将某个丈夫抓来作人质，等他的妻子上门来用自己的肉体赎回丈夫的性命。此时喝得烂醉的契卡官员便把那丈夫叫来，请他参加他们与那妻子的狂欢。”
这些材料都是老毛子自己爆出来的，论残忍程度，似乎远远超过了我本人在中国的耳闻目睹。但不管怎么说，那些暴行毕竟还是契卡匪徒犯下的。虽然布党宣称“我们每个人都是契卡战士”，而且许多苏联公民确实也是告密者，但苏联毕竟未像中国那样，把羞辱、毒打同胞的所谓“批斗会”变成全民的日常活动，斯大林也未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他依靠的还是职业队伍，并不是“全民皆凶”的人民战争。
当然，论被屠杀者占全民人口比例，“民主柬埔寨”当仁不让居全世界第一。对此我毫无异议。然而问题在于，波尔布特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学生之一，只有他才建起了彻底消灭了“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三大差别”乃至一切差别的乌托邦，实现了毛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如果同志们要坚持认为“民主柬埔寨”才是人类堕落的极致，那我也不便反对，只是觉得应该加一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共尤其是其领袖毛泽东的传帮带之下，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甚至作出了超过中国的堕落成就，光荣升为人类堕落的珠穆朗玛峰（或堕入马里亚纳海沟）。”
2011年10月17日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3-3-14 周四, 上午6:30修改，总共修改了4次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