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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莫言《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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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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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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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读莫言《蛙》
芦笛
翻看旧帖，拜读了易明教授本人以及他转来的对莫言小说的评论，不禁掩口胡卢：这算什么文学评论？我早就哼哼教导过他了：文学家不是思想家，文学是艺术，不是政论。无奈这小子虽然有七步之才（当然只限于写情词艳曲），毕竟还是个数理干面包，再说也不懂，老是要去文学作品中找“思想”，这不是搞笑么？巴尔扎克与莎士比亚应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了吧，有谁能从他们的杰作里找出什么鸟思想？
那么，应该怎么评价文学艺术？窃以为，什么“思想性”云云，都是共党教育的结果。成功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不是作者的思考能力，而是他的艺术观察力、表现力与创造力，反应的不是什么深刻思想，而是社会、生活或人性的深刻冲突。巴尔扎克本人根本没有什么深刻的思考能力，但他的《人间喜剧》艺术地再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不朽的文学形象，因此他的作品当然是杰作。类似地，莎士比亚并无任何思想传世，但写的剧本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永恒弱点而因此永世长存。感动了无数古往今来的读者的，不是作者力图灌输给读者的什么高妙思想，而是他们对人性的深刻观察与再现，是他们笔下那些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不朽形象。用“思想标准”去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绝对是党妈妈传授给大众的童子功。
勿过，连据说是专职“文学评论家”的余杰都根本不懂这最起码的常识，老明那数学教授兼伪经济学家不懂又何足为奇？老明强过那位“专业人士”的，是他毕竟能实事求是，看出那最显而易见的事实——莫言并不是某些反共人士说的“歌德派”，他的作品中见不到《老井》、《普通女工》那些高大的党支书或团支书的身影，相反，他小说中的共党官员很真实，没有几个好东西。硬要把他打成共党的御用文人，绝对只能是余杰一类文字狱吏才能干出来的绝活。
之所以要扯到余杰头上，是因为我刚才在牛博看到一位读者跟帖表示对我的失望，认为我对余杰的深恶痛绝有损于老芦的高大全形象，尤其对我使用了“劣等华人”一语极为反感。
他的感觉一点都不错，我确实对余杰之类新时代的文字狱吏深恶痛绝，but nothing personal，这种厌恶乃是我本人的文革经历决定的。在青少年时代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丽的文字狱运动后，我不能不养成对这种行为的极度反感，或许是超强反应吧。这就是我当初为何会与那些抓特务的“民运”烂仔打成仇人，还为此专门写了半篇小说《隋汴的天空》，其中的“姚清元”就是网人YQY的写照，而那里面的王蕊在清队运动里遭受的酷刑，乃是我一位要好同学的母亲的亲身经历。只因为她老人家记性特别好，业务非常熟悉，不需要电码本便能翻译往来业务电报，在清队运动里就被打成特务，遭受了匪夷所思的酷刑。
有过这种见闻的人，逃到西方自由世界后还要见到唤醒我的噩梦的烂人烂事，当然要怒发上指冠。在我眼中，余杰比姚文元还更是劣等华人。姚文元还是在全民被欺骗的信息黑洞里成长起来的，与余杰的生长环境完全是两回事。那位对我感到失望的网友不妨先去看看余杰参与起草的《公开信》，掂量一下那是不是只有姚文元式的文字狱吏才能写得出来的杰作。这里只引两段：
“在莫言最得意的最近作品《蛙》中也并没有真正触及人性。这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小说并没有达到多高的高度，相反，倒是巧妙地赞美了中共的计划生育制度。”
“实际上，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这才真正损害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公信力，才真正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将值得世人尊敬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这样一位与极权主义一起作恶的奴才，我们甚至不得不怀疑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是否与中共当局存在私下交易。”
《蛙》就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请读者这就去看看，能否看出它“巧妙地赞美了中共的计划生育制度”。作出这种结论来的人，难道不是新时代的姚文元？而敢于出于一己政治立场中伤诽谤瑞典文学院与中共当局达成秘密交易的烂仔，难道还不是心术卑污的劣等华人？
我已经在有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过自己对《蛙》的总体看法，限于版权，这儿只能引用其中一段：
“任何一个有点起码文学素养的正直的读者，想来都能从那部作品中感受到强烈的灵魂震撼。在我看来，那小说之深刻，恰在于它揭示了共党社会的特殊邪恶之处——普通民众既是受害人，又是狂热的'正义感'十足的迫害者。”
在我看来，这就是那部作品的深刻之处：以“姑姑”为代表，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 “姑姑”之所以谋杀了几千个婴儿，是因为她理直气壮地坚信那是为全人类做贡献的高尚事业，然而她却为此备受惩罚，不但孤独终身，晚年还备受良心折磨，甚至因自感罪孽深重而试图投缳自尽。她当然是施害者，但也是受害人，而历史无奈的悲剧就在于此：这种累及全民的罪恶根本就是无法纠正的。实行社会正义，无非是惩恶扬善，然而许多“新社会“里的“恶人”其实不过是偏执的好人，惩之只会造出更大的不公，“姑姑”遭受的“天谴”已经足以令人惋惜了；而文明社会里的常见的善人根本就找不出来。总之，在那种特殊的邪恶社会里，大多数的“恶”不能惩，而一般意义上的“善”压根儿就不存在。硬要去褒扬那不存在的善行与善人，势必堕入样板戏式的伪造。
揭露共党暴政的文学作品可谓多矣，有哪篇达到过这种高度？索尔仁尼琴与帕斯涅尔纳克的作品我都看过，好像没有哪篇曾触及到共产制度的这个特殊邪恶。郑义在他的处女作《枫》里作过尝试，然而那毕竟还只是文学青年的习作，未免失于粗糙和单薄。就我看过的作品而言，真正比较深入的触及了这个问题的作品，还是莫言的《蛙》。
莫言写出了这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悲剧，不是因为他有深刻的思想，更不是因为他受了正确的理念的指导，只不过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文学家的才华，能够艺术地再现他观察到的真实生活罢了。也许就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其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悲剧意义，看不到我在上面总结的意义。这在文学家中很常见。
据说易卜生写了《玩偶家庭》之后，挪威女权组织请他去演讲，感谢他启迪了妇女解放运动。结果此公老大不知趣地说，我可压根儿没想到那些，我不过是写出我想写的故事来罢了。这就是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区别，前者是受本能驱使去创造，后者才是以理性的尺度去分析。至于批评家看到的是否是作者的创作意图，那根本就不重要。卡夫卡的作品至今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解读，然而这正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如同李商隐的无题诗一般。
不仅如此，莫言的小说还让人深沉反思，造出那么多野蛮悲剧的计划生育的“根本国策”是否必要。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起码要为后来的强制性野蛮堕胎与绝育负责，小说中说：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 ”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若不是奖励生育，后来至于出动民兵把人按在田埂上劁么（我记不得那小说中是否有此种情景描写，但据我本人所知，那在许多农村里确实是普遍实践）？但问题还在于，当无知的土共犯下了这大错之后，是否有必要以更野蛮的罪行去纠正它，从而让无辜的“姑姑”等人作替罪羊？
莫言本人并未提出这问题，也没有在作品中作出解答。我自己的解答是，yes，那野蛮的暴行是必要的，否则中国必然要因人口过剩而再度哀鸿遍野。
吾人裁判历史，不能用今日之眼光。当年农村因为实行公社制，粮食单产极低。农民本来就吃不饱，已有农产品根本不能自给自足，而国家又极度贫困，没有硬通货对外购粮。如果不用野蛮手段强制限制生育，而是听任人口自然繁殖，则结果一定是大饥荒。这种灾难，有一次就够多了，还能再来一次么？
由此又引出了深层次的问题：计划生育成了野蛮犯罪，也就是在具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读者眼中。敝人受了万恶资本主义世界的香风毒雾的熏陶二十多年，看到小说中“非法生育”的烂话当然只能啼笑皆非——“法”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公民人权设置的，世上岂有剥夺公民生育权利的“法”？
但我毕竟来自于盛行集体主义的东方，知道换位思考，于是就不能不面对我最痛恨的残酷计算：到底是谋杀那些尚未降生的生命好，还是让大饥荒再度夺去几千万人的性命好？接受前者，就不得不接受后来的野蛮计划生育乃是“必要的恶”，而“姑姑”则非但不该遭受“天谴”，还是帮助共党纠错的功臣！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恰如代众生上十字架的耶稣一样崇高！
这个结论，咱们能接受么？不管能否接受，它总是一个触及到“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否普适”的深刻问题吧？莫言的小说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连他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难道不是有意义的作品？为何我们那些如此强调“思想意义”的专业或业余的“文学批评家”就是看不见涅？
这当然不是说那小说完美无缺。从语言上来说，莫言的作品似乎一点民族气息都没有，而且经常远离生活，他笔下的许多人物的道白根本不是口语而是书面语，遑论是农民的口语。就连我这个城市长大的人去写篇农村小说，其中角色的谈话恐怕都要比他的真实些。若论语言功夫，他与汪曾祺、林斤澜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但语言毕竟不是衡量文学价值的重要指标。巴尔扎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其作品据说病句百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其他技巧来看，他使用的技法也不是中国经典中常用的白描手法。除了内容外，其作品真的谈不上有什么民族性。大概令鬼子误以为是中国作品的，就是那些独出心裁的花样，诸如用人体的五官来作为名字的奇特而又别扭的风俗，这种风俗是否存在，我高度怀疑。
当然，我毕竟不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或许这是主观武断也未可知。例如作品开头有顽童争着吃煤还吃得特别香甜的轶事，我开头就以为那是荒诞编造，直到我看到莫言的自述，才不胜惊骇地发现那竟然是他本人的经历！
最主要的问题，是作者没有体现出驾驭鸿篇巨制的宏大才气。以《蛙》为例，它的结构十分松散，毫无必要地引入一个日本人来穿针引线，把各章连缀在一起。我原来还以为这个日本人最终要出场，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那曾为日军军官的父亲，都是可有可无、割之无碍的盲肠。这完全违反了契诃夫的教导：如果第一幕话剧的布景里墙上挂着一把匕首，那在第三慕（通常是戏剧高潮发生之时）那匕首就该出鞘。至于将作品的最后一章改为话剧就更无必要了，那只能增加一种试图标新立异而又很不成功的涣散感。
从这些角度来看，莫言的才气别说与大托尔斯泰比，就连小托尔斯泰都比不赢。就《蛙》而言，它根本不能与《静静的顿河》那种宏大史诗相提并论。当然，因为没看过《丰乳肥臀》以及他的其他长篇作品，它们是否体现了类似肖洛霍夫的才气我就不知道了。即使到不了那个水平也无所谓，我看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或甚至萧伯纳也未必具有肖洛霍夫的水平。诺贝尔文学奖的获主们的水平本来就是参差不齐的。更何况如今国际上讲究“政治正确”，哪怕只是为了逃避“种族歧视”的指控，不把诺奖颁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实在说不过去。
所以，或许莫言算不得世界一流作家，但他大概是矮子里拔出来的将军，在咱们这个文化小国穷国里也算第一流的了吧。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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