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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杰是哪门子的文学批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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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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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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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适才在楼下拜读了陈大夫转贴的余杰的旧作（估计是旧作吧）《莫言在语言暴力中迷失 没走出自己建构的文学迷宫》，（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832465）篇幅颇长，旁征博引，貌似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见地，说得头头是道，但也令人疲惫不堪。
好不容易耐着性子看完了，免不得诧异地搔搔脑袋：What？！这是文学批评家能写出来的东西么？写出这种经过高密度“学问”包装的烂污外行货的人，还可以冒充文学批评家么？余杰也算是个大明星了吧，怎么连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他竟然连门都摸不着？
由是悟出两点：
拿摩温（No 1）：一个人想冒充文学批评家，恐怕还得自己有点文学创作的亲身经验，这才能知道文学创作与论说文写作的根本区别。
拿摩土（No 2）：一个中国社会里腊制出来的政治生物，很难弄清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对以研究鲁迅出身的“学者”来说，就更不可能弄清这区别，因为鲁迅的作品正是艺术化了的政治论文，而且他本人从来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新月派的死对头。因此，这种人心目中的“文学批评”，就是政治批评，天然是《讲话》的拥护者与笃行者。
先说第一点。余杰那篇又臭又长的文字，只暴露了他根本不知道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他理解的艺术创作不是狂热创造，而是冷静制作，是一种理性活动而非本能行为，自始至终都非常冷静、理智、实行“理念先行，有序铺开”，与写作论文无异。而所谓“杰作”，也就是自始至终没有偏离指导自己的那个正确理念，并成功地艺术地阐释了它的作品。
通过剖析莫言的《檀香刑》，余杰向大众展示了他对“正确的”文学创作的理解。他根据勒庞的《乌合之众》，将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的分析视为“正确的先行理念”，以此为标准，对比莫言在该小说中对义和团的描写，发现莫言偏离了这正确的理念，认为莫言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一种偶然事件，便据此指责莫言缺乏“思想能力和当代意识”，“弄巧成拙地毁掉了自己的作品”。
类似地，余杰指责莫言不懂爱情是神性的表现，未能在其对爱情的描写中展示神性，反而使得它兽性化了，成了“没有神性质素的‘爱情’”。因为他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搞的“实质上是畸形的性关系”，只展示了“某种疯狂的性的欲望”，说到底是“对权力的欲望”，于是便成了“煽情元素”，“没有自足的生命”。至此，他便“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中国人失去了爱的能力，还是中国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惊心动魄的爱情？”
姑不说余杰对历史、现实与爱情的二手性诠释是不是唯一成立的“普世价值”，也不追究余杰到底是哪儿来的为大众规定唯一的生活方式的“天赋人权”，就算他说的都对吧，小说也不是这么个写法。任何一个文学青年若是有过“灵感”这种说不清道不明无法解释的精神活动体验，都该知道，文学创作是基于作者的生活积累与感悟的一种本能井喷，是一种如中疯魔，如有神助的非理智行为，不是一种对某种政治思想或历史观或爱情观的井井有条的演绎。
然而余杰这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却连这起码的常识都没有，这才会说出这种超级外行话来：
“从《上林赋》到《檀香刑》一脉相承的‘美学’与‘正义’的错位，让我意识到汉语本身的问题。汉语是一种缺乏逻辑和理性的语言，它的美学标准乃是由情感来决定。因此，作家在运用汉语的时候，如果没有一种先在的警惕和自持，很容易由‘我在说话’沦落为‘话在说我’。作家成为‘语言迷雾’的俘虏，成为作品中‘缺席’的‘主人’。”
这真成了盲人论道了。如果有哪个志在文学创作的学子听信了这些超级外行屁话，按照余杰制订的“创作规程”，先去牢牢记住勒庞和周锡瑞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史学大家的教义，再在这先行理念的指引下铺陈故事，对那理念作出艺术化的诠释和解读，在这过程中时时保持“先在的警惕和自持”，一定要记住“我在说话”，而不要自我陶醉，堕入“话在说我”，那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上得了台盘的艺术家，写出来的绝对只会是革命样板戏。
事实上，余杰恰好说反了，作者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最高境界，就是丧失自我，进入“无我”境界，“成为作品中‘缺席’的‘主人’”，如旧时代的所谓“扶乩”一般，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唯有这种作品才不可能是艺术化的政治论文，才是生动的创造，而不是僵死的艺术化政论。
再说第二点。余杰那篇文章，生动地显示了政治不但能屠杀艺术，而且能戕害艺术评论家，使得前者成为艺术化论文的制作工匠，而后者则沦为姚文元一类意识形态总管。这不幸就是在共党中国发生的普遍的悲剧，以致对那政权持激烈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如余杰辈，搞的也只能是不折不扣的毛共那一套。
余杰与姚文元的区别，似乎只有两点，一是姚文元在朝，而余杰在野；二是两者挥舞的大棒截然对立。但两人幹的活一般无二，都是用自己认定的意识形态准则对艺术作品作政治批判。简言之，余杰是“在野意识形态总管”，强调的仍然是政治标准。
在那篇“文学评论”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艺术批判，而是政治批判。余杰不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莫言的失误，却是从他认定的“普世价值观”裁判莫言在何处犯了政治错误，就连江青同志的“文艺创作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都搬出来了。如果这种政治裁判可以成立，则左拉那种自然主义大家也该被枪决了。
如果说那篇“文学评论”还没沦落到姚文元不容分说挥舞大棒的强暴程度，那么，余杰在出国后就完全露出了本来面目。前两天他与一伙人合作的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公开信，就是《讲话》精神在西方的大发扬。我准备写成正式驳论拿去卖钱，故不拟在本文中对此详加评论。这里只想呼吁先进的海外华人警惕这类“形右而实左”的劣等华人用骨子里牢不可破的毛共教条，败坏、污染、赤化西方文明世界。这种作法，比莫言手抄《讲话》的姿态的恶果要实在得多，具体得多，严重得多。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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