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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曹汝霖回忆录为例谈谈如何读史（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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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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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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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7）曹汝霖代孙中山受过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曹汝霖是为五四运动讨伐的臭名昭著的卖国贼，其在赵家楼的住宅被爱国愤青一把火烧成白地。章宗祥适在他家，愤青们将他误认为曹汝霖，顿时棍棒拳脚齐下。章的头部遭到铁棍猛击，全身几十处受伤，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若非他的一位日本朋友舍死以身相护，而愤青们又根据“不杀鬼子杀汉奸”的原则，对日本人比较忌惮，则章定要被当场活活打死。这种严重刑事犯罪，居然被当成中华民族的觉醒歌颂至今，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事。
这且不论，由章的遭遇可见，曹汝霖即使不是罪大恶极，也实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辈。但他到底犯了什么卖国罪，一般人就不大了了了，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似乎是与“二十一条”和山东有点什么关系。
这里简介一下他的卖国事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看到趁机在亚洲扩张的时机来到了，乃加入协约国，给德国下了最后通牒，要他们撤出山东，声言战后将把胶澳（青岛地区，含胶州湾）交还给中国。德国拒绝后，日军随即占领胶州湾附近各岛屿，并在龙口登陆，占领了平度等地。这严重违反了中国主权，但中国无力抵抗，只好援日俄战争旧例，将胶县以东地区划为日德交战区。此后日军与英军相继在崂山湾登陆，进攻青岛德军，日军并攻占了胶济铁路的重要车站。 11月间，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德军投降。日军接管青岛，并控制了胶济铁路。北京政府反复要求日军撤出山东半岛战区，日军都置之不理。
1915年1月间，日本见欧洲列强陷于大战中无暇东顾，乃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一号第一条是：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袁世凯想尽一切办法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也成功地抵制了其中最凶恶的第五号（共七条，其精神与孙文主动向日本提出的“十一条”差不多），并对其他四号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减轻了危害。中方还在柔性抵抗中，日本就对中国下了最后通牒，以武装入侵相威胁。中国只得忍辱接受，在5月间与日本换文。其中上引第一条未作改动，等于向日本出让了德国原来在山东享有的特权。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本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其他一切特权，遭到日本反对。作为弱国，中国只能指望英美法为中国主持公道。可惜英法当初为了拉日本参战，秘密答应了战后让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享有的利权。于是收复胶东的唯一指望，就落在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头上。
为了堵住威尔逊的嘴，日本亮出了1915年5月以及1918年9月间与中国政府的换文，在后一换文中，日方提出：
“（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三）上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上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
北京政府内阁在讨论这照会时，曹汝霖主张同意，于是经内阁批准，由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回文：“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这换文原是秘密的，但日本人为了证明他们的要求有理，在和会上公布出来，用以证明中方违反了双方所订条约。
这一招果然见效了。在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时，威尔逊总统说，日本坚持要在凡尔赛和约中将胶州问题列为专条，他觉得该问题实在复杂：中日既有1915年5月的条约换文于前，又有1918年9月的续约于后，而英法过去也曾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权。而这次大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条约的神圣，云云。言下之意是不便违反已有的条约。
中国代表顾维钧当即回答说，1915年的条约是在日本的最后通牒威逼下签订的，当时中国为了保全东亚和平，不得不隐忍。而1918年的条约则是根据该约而来的。威尔逊说，1918年9月那阵，协约国军军威正甚，停战在即，日本绝无可能再强迫中国，为何中国还要“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顾维钧答道，当时日本在山东的军队非但没有撤退，还设立了民政署，设置警察课税。地方上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生怕激起事端，因此不得已又订立该约。那只是临时协议。在他看来，英日的有关协定也是因战争的特殊原因造成的，应当通过这次和会变更。
威尔逊说，不是欧美不想为中国主持公道，实在是被过去的种种条件束缚而无能为力。好在现在国联成立了，它的宗旨就是为了维护各国独立与安全的，中国已是会员国之一。以后谁若再欺负中国，各国都有援助中国的义务。英国首相也如此说了一番，于是中国的要求便被拒绝了。
消息传回国内，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五四运动于焉爆发，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也就从此成了遗臭万年的卖国贼。愤青们最痛恨的，就是那“欣然同意”四字。那如同西班牙斗牛眼前晃动的红布一样，让他们彻底丧失了理智。
其实我看威尔逊之所以拿那“欣然同意”说事，无非是个借口。美国人固然同情中国，又富于侠义心肠，不像英国人那样老奸巨猾，唯利是图，但国际政治毕竟涉及的是现实利益。成立国联是威尔逊的主张，他为此押上了本人的声誉与政治前途，不能因小失大，开罪于英法，而英法早已决定牺牲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只能“丢卒保车”，跟着英法牺牲中国利益了。这是威尔逊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美国朝野因此普遍觉得对不起中国，这才会在后来主持华盛顿会议，压日本吐出赃物，并以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至于1918年9月的中日换文本身，我看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罪证。就连王芸生都说：
“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与（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这意思是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协议其实对中国有利。只是当时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而中国早在1917年8月14日就已经对德奥宣战了。所以，这类枝节问题不如搁置到战后和会上去解决。可惜政府没这么干，使得日本后来以此为借口。
细看那协议，不能不承认王芸生说的很对，确实对中国有利。头三条与第七条是要日军撤出胶济铁路，由中国接收，只有第四与第六条对中国不利，但那是为了换取日本撤军不得不作出的妥协。丧失胶济铁路的部份经济利益，总比被日军全部霸占强。更何况从丧失主权来说，外国占领要比经济损失惨痛多了。为了国家安全，就更必须让日军撤出。曹汝霖所办不妥之处，充其量也就是如王芸生所说，反正停战在即，不妨忍耐一时，留到和会上去解决。
但曹汝霖不可能预料到后来日本会以此作借口，因此顶多只能说他思虑不周，不能说他蓄意卖国。而且，没有1918年9月的换文，日本照样可以用1915年5月的换文作借口。英法早已决定牺牲中国，而美国又不想开罪其他强国。即使拖延到和会召开，那问题仍很可能照样得不到解决。更何况被日军占据的胶济铁路已成反复发作的脓肿，北洋政府再也不能坐视了。
据曹汝霖说，日军进攻青岛时，未经中国许可就擅自在山东登陆，抄了驻防青岛德军的后路。德军没想到日军会从陆地上来，猝不及防，只好投降。此乃日本人的惯技，当年甲午战争打威海卫，以后日俄战争打旅顺口都用过，后来又在新加坡玩了一次。但日军在德国人投降后，仍然赖在着临时划出的交战区内不走，不但占据胶济线，还向当地要粮草，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纷纷向北京求助。曹乃出面与日本人反复交涉，但日本人就是赖着不走。曹派员调查，才发现日本人赖在胶济线不走的内幕原因：
“其时民军某领袖，结合土匪流氓，与日本浪人及退伍军人想攻取济南，声称打倒军阀，以助饷为名，向商民勒索，趁火打劫，百姓不堪其扰。日本浪人们，又商请日军留驻以壮声势，日军因之不撤。
民党与浪人等，率领土匪屡攻济南，国军坚闭城门，并不出城还击。山东督军靳云鹏避居城内，一筹莫展，后又避出城外，日军由此即进入济南城内。政府去电，靳亦不复，因之地方极度不安，地方官亦不敢明言。我探知详情，只要日军撤退，民军即失去靠山，地方即不至滋扰，但进入济南之日军却不肯撤出。 ”
所以，据他说，日本人之所以要坚持占领胶济线，乃是要为其汉奸先锋队提供后援。这汉奸先锋队是“民军某领袖”纠合土匪、流氓、日本浪人与退伍军人组成的。他们想攻占济南，所以由日本浪人出面，请求日军留驻作为后援。日军于是赖着不撤。在日军的掩护下，这汉奸先锋队多次进攻济南，吓跑了山东督军靳云鹏。地方骚乱，日军趁机进入济南。他得知详情后，才想出釜底抽薪之计，令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谈判，并在内阁会议上主张接受日本的换文。因此，他其实是代人受过，云云。
曹汝霖这番说词大部真实，但也有相当部份出了错。他说的“某民军领袖”是居正，而“民党”则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据杨奎松介绍：
“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援，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
这段介绍略有小疵：日军攻占青岛，是1914年11月10日的事，不是1915年。但大致史实不差。根据山东省省情资料库的记述：
“1915年10月孙中山派居正赴鲁起兵讨袁。”“1916年3月，中华革命党总理兼中华革命军大元帅孙中山， 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讨袁事宜。居正率朱霁青、陈中孚、刘廷汉等由大连抵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部。青岛日本殖民当局见袁世凯大势将去，遂与革命党人暗中联系，默许居正在青岛设立军事机构。”
为这两段记述隐讳的，是所谓“中华革命军”除了日本浪人与军人外，更有大量土匪参加，军纪极差。 5月间， “中华革命军”的“东北军”与“护国军” 相机攻陷周村、高密、诸城、潍县、邹平、淄川、桓台等十余县，由胶济铁路进抵济南，先后四次对济南发动猛攻。在第二次进攻济南时，山东将军靳云鹏仓惶出逃。城内大乱。袁世凯遂任命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日本人才停止对“中华革命军”的支持，但日军毕竟趁乱进入了济南城，就此赖着不走。 8月5日，“东北军”与“护国军”接受国军改编，战事才结束。
曹汝霖也有记错的地方。除了记错了换文内容外（为篇幅计略去他所说内容。但那似乎是记忆错误，因为北洋外交档案早已公布，他犯不上撒谎），他还把“中华革命军”与“山东靖国护法军”混起来了。如前所述，“中华革命军”的“东北军”与“护国军”都已在1916年8月间归顺中央。 1918年危害地方的是“山东靖国护法军”。
1917年3-5月间，为中国是否对德宣战，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趋于白热化。为了防止中国对德宣战，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奉该国公使之命，派其翻译西尔穆尔（Schirmer）与曹亚伯秘密会见孙中山，给了他两百万银元。孙文用这笔钱贿买运动国会议员与军政要人。 7月1日，张勋复辟。 3天后，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 7月17日，孙文到达广州，9月1日，“护法军政府”成立，所谓“护法运动”开场，中国从此沦入南北公开对抗。
随着“护法战争”打响，西南、陕西、山东的革命军阀们都组建了所谓“靖国军”，与北洋军队对抗。在北方，除了陕西“靖国军”声势浩大之外，“山东靖国护法军”也一度十分猖狂。 1918年4月4日，该军相继占领恩县、临清等县，逼得山东代督军张树元于5月13日宣布全省戒严。
山东换文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作出的。很明显，为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已经成了日本人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不把那个脓包挤掉，山东就永无宁日。
这就是爱国英雄孙中山与北洋汉奸的合理分工：孙中山负责里通外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为日本人充当推翻中国政府的急先锋，而北洋政府则负责烧钱送鬼。根据革命史观，前者是民族英雄，后者则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这“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悲剧反复上演的历史。人们年年纪念五四，年年歌颂英雄，谴责汉奸，不知还要搞多少代人？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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