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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以曹汝霖回忆录为例谈谈如何读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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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以曹汝霖回忆录为例谈谈如何读史(三)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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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以曹汝霖回忆录为例谈谈如何读史(三) (1100 reads)      时间: 2012-10-11 周四, 上午11:04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6)张之洞与袁世凯提议赎回路权

众所周知,铁路在中国的引入无比艰难。早在郭嵩焘、刘锡鸿等人出使英国之际,就有大批的洋人川流不息地前来劝说中国修建铁路。据郭嵩焘日记,就连主持建造印度铁路的斯蒂文森(不是发明火车的那位,只是同姓)都曾亲自登门拜访,自报奋勇承担中国的铁路修建工程,向他们出示了自己绘制的铁路干线图,还报出了初步预算。刘锡鸿的英国译员博郎更是反复劝说他,两人的讨论被刘记录在《英轺私记》中。

这刘锡鸿并非白痴,自己就坐过火车,深知火车的便利与经济效益。但他仍然认为铁路虽好,只是不符中国国情,举出了一系列修建铁路的弊病。博郎一一加以解释,但仍未消除他的顾虑。其中真正的难题,就是中国没有那财力。

(刘问)“创造伊始,中国奚能有此巨款?”

博曰:“可借诸外国也。外国罔不借债,中国何惧而不为?借之既多,则债主护惜中国,不肯加兵扰乱之,以自失本利,亦维系交谊之一道也。”

余曰:“本利不偿,则兴兵勒取奈何?”

博曰:“讨债以兵,外洋所无。土耳其负欠最巨,各国咸宽假之,且代筹其国生财之方,即此可知其概。”(芦按:我还从未想到过这点。的确,鬼子不兴武力讨债。北韩赖掉了巨额外债,债权国还不是只有干瞪眼)

余曰:“此皆非治国正轨,恐未可恃。”

当时的满清大吏如同后来的土共,无一人懂经济学。出于自给自足的小农心态,当然无法接受“借债投资能发财”的怪论,刘锡鸿就认为这如同挖肉补疮:“洋人医足疾,辄断其筋而续以他物。如此灭裂办法,其何能久!”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出的这个医学发现。此公明明参观过西医院,而且观察力一流,立论何以灭裂如此?如今医学虽发达,也不知道发明了能代替韧带肌腱的合成材料没有。

但以中国之穷,不修铁路则已,要修,就只有靠借外债。关键不在于借不借,而在于不能丧失主权。我已在旧作中举出了滇越铁路与中东铁路作对比,指出前者是单纯的商业投资,不存在丧失主权问题,而后者则完全是强占殖民地的侵略行为。

晚清大员后来也悟出了这一点,张之洞袁世凯建议收回路权就是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举措。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讲到这一事实,惜乎不详。

据曹说,京奉铁路(如今叫“京沈线”)与京汉铁路都是借款修成的。前者由英国人出钱,后者由法国人出钱。京汉铁路一开头是“芦汉铁路”,因为朝廷不准火车入京城,只能修到卢沟桥。拳乱之后,才把城墙拆开,让铁路进了内城。

这些线路都是洋人投资建造的,洋人自然享有全路的行政权与管辖权。张之洞与袁世凯觉得这有碍于中国的主权,于是建议“借款造路不应有全路行政权,并请重订合同,只管会计,不管行政”。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设立了邮传部,专管路电邮政。首任尚书为陈璧,为交通部之前身;又设铁路总局,以梁士诒为局长,叶恭绰为秘书长,“与各借款国磋商重订合同,厘定权限,借款国只管会计,行车人事,均由路局局长管理。借款分年归还,还清路归国有”。

这样就把洋人投资建造的铁路的路权完全收回来了。虽然留下了个“借款国只管会计”的尾巴,但我认为那非但无损于中国主权,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盖当时的官场太贪污(当然可能比现在清廉吧),若不让鬼子管会计,则铁路收入必然被贪污中饱得一干二净,非常无法归还贷款,只怕还要债上加债。

各借款国竟然如此通情达理,同意与中国重订合同,交还路权,令人印象深刻。也不知道梁士诒等人是如何谈判的,可惜曹汝霖没有详细介绍。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谈判对手是野蛮帝国主义如沙俄与日本,那就万万不会作此让步。日俄霸占的南北满铁路别说路权,就连其特有的“铁路附属地”都未能收回。直到俄国爆发革命,北洋才趁机收回了北满铁路的“附属地”,但行车、人事等权仍由苏俄霸占。日本战败后,苏联竟然强占了他们早就丢掉或卖出的中长铁路。中国虽然收回了南满铁路附属地,旅顺却仍然被苏联霸占。

苏俄烂污帝国主义此举,与日本人一般无二。山东的胶济铁路(青岛到济南)本是德国人投资修建的。在一次大战时被日本人攻占。中国也是一战战胜国,业已没收了德国在华的一切财产,胶济铁路理应在内,但日本却竟然占为己有。为收回此路,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日本反复谈判。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才作了让步,同意吐出赃物,但中国仍需“借款赎路”,以5340.6141万金马克赎回胶济铁路及其支线。中国政府用国库券支付赎金,在国库券偿清前,中国任用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为会计长。

这是日本人在近现代外交中作出让步的唯一一次,也是北洋外交的重大成就之一(由陆征祥建立起来的北洋外交部,是迄今为止中国有过的最出色、最专业化的外交部) ,而这奇迹之所以发生,虽然颜惠庆、顾维钧等外交家立功厥伟,但也靠机缘凑巧,一是老美主持公道,二是当时日本正在推行温和的“币原外交”。仅此一端,就足以昭示“文明帝国主义”与“野蛮帝国主义”的区别。

过去国共两党奉行“斗争史学”、“革命史学”,为此掩盖、歪曲甚至捏造历史,致使大众认定“只有靠革命斗争才能争回国家利权”。这对于野蛮帝国主义来说或许成立,他们才真是“凡是野蛮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但对文明帝国主义则未必如此。上述路权的和平收回就是明证。由于国共两党的干扰破坏,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大量的空白,铁路路权的赎回就是值得现代人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据曹汝霖说,在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梁士诒与叶恭绰都精明干练,铁路总局“初只辖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路。故人称为五路财神。后又逐渐加入各路,归局管辖又定会计年度,改用阳历,会计独立,办得很得当。后又奏设交通银行,铁路收入均归其经理,于是人事愈繁,势力愈大,形成为交通系,遭人指摘。然梁氏对于赎回铁路其功不可泯也。”

这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北洋“交通系”的由来。曹汝霖本人就是交通系的一分子,当然说话必有感情倾向。但他说的这些事,官方历史教科书从未说过。如果所说是真,则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国家民族立功厥伟,而经办的梁士诒、叶恭綽等人也功不可没。记述历史,必须有一是一,有二说二,该臧者臧,该否者否,不能因为这些人干过错事或坏事就全盘否定。

五路财神财源滚滚,民间看得眼红,也要来分一杯羹了,这就是“保路运动”那千古笑柄的由来,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

“后来民间创议民营沪杭甬铁路,久而无成,仍出之外债一途,津浦沪宁两路莫不如是。迨盛杏荪(宣怀)任邮传大臣,主张干路应归国有,短线可由民营,此亦正当办法。惜那时各省争自治权,民族性已发动,对于政府设施,诸多不满。川粤汉路之川汉一段,在光绪时曾准民营,但集款未成,政府拟收归国营,川人即起而反抗,闹成风潮。”

所以,上海—杭州—宁波的铁路,津浦线、沪宁线,统统都是商办不成,改为借债筑路。有此正面例子与商办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的反面例子,盛宣怀提​​出来将拟建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举债建造,当然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由于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保路运动”这见不得人的丑事竟然成了民族的丰功伟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曹汝霖也讲了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事儿:

“后来开办京张铁路(北京到张家口),不借外资,不用外人,由袁项城保举詹天佑君办理。詹君留学美国,与美国工程师金达从事铁路有年,资历很深,由袁项城委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君悉心筹划,初次测量路线,由北京经昌平直达张家口,地平费省。清廷以有碍西陵风水,令改路线,遂由居庸关八达岭前进,开山越岭,以八达岭长城下之隧道工程最为艰巨,而詹君措之裕如,惟工款则加了不少,至今青龙桥矗立之铜像即詹天佑先生也。可知中国早有修造铁路之人才,惜政府未尝留意及之耳。”

这段历史为国人家喻户晓,所不知者,第一,詹天佑是袁世凯发现并保举的。第二,原来选的路线经过昌平,道路较平坦,工程量要小得多,是慈禧命令改走后来那条路的(经沙平、南口出居庸关),于是工程特别艰险。听曹汝霖的意思,若按原线,好像根本就不需打隧道。我刚才在谷歌地图上看了一下,现在的京张高速公路走的实际上就是詹天佑原来选的那条线。只是卫星地图上看不出地形来,是否需要打隧道无从看清,还有待地图专家老稀使用他最拿手并酷爱的Google Earth去查明。

詹天佑的伟大,也就是时代衬托出来的,盖他领导了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然而历史书忘记交代,他也曾任商办粤汉铁路总理兼总工程师,而商办粤汉铁路总计花了大约1000万元,只铺设了40公里的铁路,创下造价最昂贵的铁路的世界纪录,而那段铁路不过是从长沙到株洲,并不通过什么险恶地域。所以,晚期的詹天佑,未必还是当初那个雄心勃勃建造京张铁路的人。如梁启超所说,北京就是个大染缸,不管什么样的人掉进去都会给染得乌烟瘴气。

北洋政府还是搞了点基础建设的,修完京绥铁路(即现今京包线)就是一例。清廷在修成京张铁路后,准备延展入内蒙。 1911年11月通车至阳高,因武昌起义爆发而停工。 1914年展修至大同。 1921年通车至绥远。 1923年1月通车至包头。

对这工程曹汝霖也有贡献。他在1916年至1919年任交通总长,任命丁士源为京绥铁路局长。据他说,丁就任后提出,已有铁路营运所得利润,只向部里报数而不上交,留作延伸线路用。曹素知丁非常清廉(丁曾在前清受肃亲王委托管理过崇文门税务,据称铁面无私,清廉如水),就不顾次长叶恭绰的反对,破格予以批准。 “后果在两年间,将余款展长到平地泉(芦注:为今日集宁市的一个镇)以北,虽是平原,亦华里千里以上,没有请过部款,亦没有借过外债,成绩独优。又购飞机四架,卡车两辆,以为铁路运货之用。岂知皖直之战,征为军用,因之得祸。”

为和平建设修起来的铁路成了内战利器,当然可叹,但并非曹某初衷。他该负的罪责,还是为帮段祺瑞打内战,向虎狼之国日本大量举债。

历史的嘲弄在于,大清原来怕负债,后来总算学会了“借钱发财”的伪经济学常识,在华北华东初步建起了铁道干线。孰料到了民国,因为革命闹得国家财政破产,袁世凯不得不向国外举债维持政府运作。此后便借钱上瘾,从“借钱发财”变成了“借钱消费”,早着吾家小芦之先鞭。到了段祺瑞手上便堕为“借钱打内战”。这堕落之急速,不能不令人慨叹。

不过说句公道话,老段这一手,还是从孙大炮那儿学来的。早在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他为了维持一文不名、随时要垮台的南京临时政府并发动北伐,就不惜提出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换取日本借款,只是遭到日本拒绝,媒体群起抨击,这卖国计划才未得逞。后来他收买议员南下“护法”,分裂中国,靠的就是德国人给的两百万银元。此后又全靠俄饷俄械才建起了党军。老芦无知,不知道孙大炮除了借钱干革命外,还搞过什么基本建设?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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