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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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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   
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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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 (634 reads)      时间: 2012-9-07 周五, 上午11:16
作者：诚灵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问题的提出

2012年的世界与中国，均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即将召开的中共18大更受关注。虽然习近平接班胡锦涛已成定局，但总理人选至今仍留有让人猜测的空间。李克强接任温家宝虽是大概率事件，但王岐山，甚至薄熙来都没有放弃竞争总理的野心。事实上，由于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各种危机在未来十年全面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即便李克强能够接任总理，他能否像温家宝那样做完两任，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此，未来十年，总理问题将是中国政局发展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现。

如何来分析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中国政治的分析家来讲都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笔者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视角中来解读，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之局限。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主要有这样两个，一种是从权力斗争，尤其是从中共派系斗争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总理问题。另一种就是从路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样的分析框架当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解读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共政权来说，就十分不足了。

总理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传统。中国皇权至上的帝国传统，派生出了自己独有的宰相问题。这一点许多人都能感觉到，但是，为什么宰相或总理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非常重要，则是许多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的。

弗朗西斯•福山的近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对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福山认为，国家是在人类共同经历过的部族文明基础上演进出来的政治秩序。国家制度的演化程度有高低之分。国家出现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央官僚体系的确立，而根据福山对历史的解读，中国属于最早、也最成功地完成这一演进的文明。国家制度演进的更高阶段是实现法治，而现代国家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第三阶段——可问责政府。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虽然率先完成了国家制度演化的第一阶段，却始终不能演进到第二和第三阶段。

宰相问题或总理问题与此何关呢？中国的宰相传统与皇权传统，恰恰是在中央官僚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共生而成的两大传统。宰相为百官之首，与至高无上的皇权构成了一种张力，这个张力支持着中国文明一直信奉的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国家形态。但这一张力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却随着中国的政治发展而演变，这就是我试图用来解读党天下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

相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早在秦帝国出现之前就产生了。春秋时期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士阶层，推动这一演进的是西周衰落后诸侯争霸，重建大一统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知识精英失去“祖国”，但另一方面，这个列国争雄的过程也创造了汉字文明统一的“思想市场”（科思）和文武人才市场。思想市场形成的证据是百家争鸣催生了一批至今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辉的大思想家，而文武人才市场形成的证据就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理解这一大背景，就无法理解管仲、孔子、老子、孙子、商鞅，荀子这些耳熟能详的杰出人物如何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同时，不理解这个大背景，也就不能理解秦以来政治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是如何创建的，无法理解为什么秦虽速亡，秦制却不亡。

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逐渐加强了统一的文士阶层一个共同的倾向：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列国长期争霸的格局培育了士子阶层精神人格和政治人格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生成了这个阶层与当权者之间的张力。同时，这个阶层内部也充满竞争。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极高的思想和文化成就，同时也创造了这个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的掘墓人。秦能统一中国，实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当时整个士子阶层的智慧和人才资源。士子中产生了最优秀的军事家推动武力兼并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士子还帮助胜利的一方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有效的文官治理，这就是郡县制的由来。这种依靠外来文官治理新扩张领土的帝国模式，没有游士阶层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郡县制的成功，奠定了帝制中国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

秦速亡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未及建立统一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来支持郡县制。热衷功利和权术的秦相李斯，虽然成功地说服秦始皇实行郡县抑制封建，却无法在道德上动员整个士子集团维持这个帝国的稳定。李斯的机会主义策略令他在宫廷阴谋中败在宦官赵高手下，不仅断送了身家性命，也加速了秦朝灭亡。

汉朝解决了李斯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仅为大一统和皇权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为相权奠定了牢固的信仰系统。汉朝的开国者汲取了秦速亡的教训，知道需要建立一个精神和道德的体系来支持皇权。但是，汉初当权阶层的信仰系统并非儒学而是黄老之学。但黄老之学显然不能满足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才有了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性的发展。儒家为什么能够打败黄老之学和其他思想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士子支持中国政治大一统不可动摇的信仰系统？我的解读是，除了董仲舒本人改造儒学的智慧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学在底层士子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传播能力，因而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黄老之学虽然在汉初受到权贵的青睐而兴盛一时，但这并不能阻止农村社会的儒士们继续信奉和传播儒学。儒学的生命力不仅来自其教义，更来自其熔教化和教育为一体的传播方式。独尊儒术的结果是实现了皇权与底层社会道德教化功能的连接，使皇权接了地气，令大一统的皇权不仅得到广大士子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子民的支持，从而为强化郡县，抑制封建提供了牢固的统治基础。这样一来，儒教就不仅强化了皇权，同时也强化了相权，在皇权与相权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张力。

这个张力之所以能稳定，就在于相权不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广大儒士。打击和侮辱宰相，不仅是打击和侮辱这个人，而且是打击和侮辱儒士。凭借这种政治结构，相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从而使得士子阶层能对皇权带来一种极其可贵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不理解这种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

中国的古代先哲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与三代禅让的美德更契合，而与家天下的理念有深刻的内在冲突。正是有了代表士子，代表儒家理念的相权来支持同时也制约皇权，家天下的正当性才变得说得过去。

辛亥革命后，皇帝没了，相权的问题似乎也不复存在。但我们看到，东方专制有一种恢复家天下的顽固倾向。只不过从西方引入的以民权为基础的新合法性理念使这种图谋很难成功。袁世凯称帝失败就是一个明证。在苏俄影响下，中国进入了党天下时代。但历史表明，党天下很难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类似皇权与相权之间那样稳定的张力。一有机会，党天下就不仅会蜕变成独裁终身制，并继而产生传位于子的强烈冲动。蒋介石把位子传给蒋经国，就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毛泽东是否有过传位于子的念头？由于毛岸英早逝，这个问题很难推测。不过，毛在文革给江青，尤其是给毛远新很大的政治特权，说明这种人性的本能冲动很难抗拒。毛泽东的家天下冲动有一个极其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周恩来。毛与周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尤其是两人之间的角色和人格张力，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内容。毛泽东生前总结，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即打天下和搞文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是否能搞文革。

毛周之间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悠久传统，但是，这种联想有什么根据？在什么意义上，毛周关系是中国皇权与相权关系传统的一种现代再造？中共历史的这一重要传统对邓小平时代以及后邓小平时代又有何影响？如何来理解今日中共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周恩来与毛时代中共党天下创建的总理传统

对中共总理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周恩来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他为什么能留下如此重大的历史印迹？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解读整个中共革命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波及全球的乌托邦运动。这个运动主张以极其残暴的手段推动社会变革，试图建设一种绝对平等的社会秩序。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全面失败的今天，我们并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必然失败，但是，这个必然要失败的乌托邦运动，当年为什么能搞那么大？为什么马克思的错误理论能吸引那么多优秀的人物献身？这些人不仅不怕苦难，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不怕亲手施暴，不怕自己的行动带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后果。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生选择？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这要求我们对人性，对历史，对那个时代的氛围以及造成这种氛围的历史逻辑和人类行为的逻辑有相当的了解。笔者不敢自称有这样的能力，但断不能同意那种把毛泽东、周恩来的历史罪过简单归结为个人心智和品德的史观。对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当然要做历史的道德评判，但不能仅仅做这种评判。共产主义运动衍生出俄国革命，并且在中国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有相当的偶然性，如果中国历史走了另一条路径，毛、周的个人命运和作为会大不一样。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具有超人的领袖品质，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人，被马克思的理论所吸引，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蛊惑力，同时也折射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危机。如果辛亥革命后中国实现联省自治、和平统一，毛、周会不会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便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有这样的政治领袖为卑贱者争权利，会极大地改变弱势者与权贵博弈的力量对比。

毛周虽然个人品行迥异，但均非甘居人下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对底层民众有很强的号召和组织能力。历史上，这恰恰是中国儒士的软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毛周的个人品格创造了极大的施展空间。在这方面，毛的能力更为突出。周的儒家之风和他超群的斡旋和外交能力，与毛的雄才大略和权谋之术构成最佳互补。不过，没有国际共运介入中国内乱，这两个人恐怕很难走到一处。周恩来是共产国际理想的代理人，而毛泽东则不是。毛是一个天才的本土造反领袖，毛周的联合，体现了国际共运在中国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历史资源和社会资源。国际共运介入中国内乱，为中国传统的农民反叛不仅注入了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输入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文化资源。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毛周虽然有很大的性格冲突，但又不得不合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接受共产国际，或者说接受斯大林的权威。如果像太平天国那样，毛周根本不可能长期合作，中共也不可能得天下。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博弈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精英和民众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的政治理念和话语，同时也继续使用中国传统的正统理念和话语在思维和行动。不承认和不理解这个事实，就无法理解和解读中国的现代政治。使用中国人传统的政治话语，毛有帝王之气，而周则是理想的宰相之才。毛周合作，是两种不同的领袖气质和政治才能的合璧，而这两种领袖人格资源的整合，极大地调动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这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极为不利。国民党内部既不能对个人独裁倾向形成有效制约，又不能产生有人格魅力的领袖。在个人层面，蒋介石比毛泽东更能反省和自律，但蒋的胸襟太窄，这让他无法找到一个优秀的相才，从而不能像中共那样，在领导层内部形成一种有活力的张力。这构成了蒋家王朝的致命伤。

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有很大的性格冲突，但他们也有许多重要的共识。他们都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大胆借助外部力量。为此，他们不受“爱国主义”话语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毛周像孙中山那样，根本不在意别人指责自己卖国，是带路党。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来也没有丧失自己的所谓“文化主体性”。他们深信，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要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解决。他们都有极其广阔的全球眼光和时代感，同时又有深厚的历史感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正因如此，他们既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角色，也明白自己在改朝换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游戏中扮演的角色。这种共同的见识、素养和角色的自觉，体现了两人极高的政治天赋，也是他们在极其残酷和复杂的政治博弈中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毛周还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共产党得天下，可以不惜牺牲千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可怕的共识，这也是中国灾难的一大根源。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毛周的共识，也是那一代许多中国政治精英，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精英的共识。指出这一点，不是为毛周的历史罪责开脱，而是为了探究中国现代化灾难不断的根源。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正统理念，有一个两千年未变的可怕传统：逐鹿中原，成王败寇。这个传统来自于秦末天下逐鹿的竞争，来自平民刘邦而不是贵族血统的项羽获胜这个有一定偶然性的结果。可以想象，假定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得天下并建立“楚朝”，而且也出现盛世，儒家依然很可能得势，造成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此时得势的儒家，肯定会把楚霸王的贵族血统与天命相联，而不会为平民“以征诛得天下”（钱穆）去辩护。这意味着大一统的天命观，还可能保留一点权力神授的远古传统，从而有利于保留更多的贵族精神，对平民造反得天下构成一种制约。而大儒董仲舒已经没有这个选择。董仲舒为了儒家获得独尊地位，不得不为痞子刘邦得天下辩护。从此痞子可以做皇帝成为天命论的一部分，埋下了中国改朝换代必经大杀戮，必看中原逐鹿谁是胜者的可怕祸根。王莽复古改制失败留下的一大历史遗恨，就是未能拔除这个祸根。

这个谁都可以杀人夺天下的天命观给中国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汉亡后，中国为什么长期处于战乱。汉人长期自相残杀也无法统一，汉字文明最后是靠胡人汉化才得以重建大一统。朝代更替的惨烈争夺，给历代中国人留下了“宁为治世犬，不为乱世（离）人”的古训。这种可怕的集体记忆，一方面强化了窒息文明生机的奴才文化，也培育了破坏性极大的造反文化。

这一可怕传统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给中国的政治博弈设置了极低的道德底线。对于统治者来说，不管使用什么卑鄙手段“维稳”，都有了某种道德理由，反过来，反抗者不择手段也有了道德根据。崔卫平批评中国儒士虽然同情百姓之困苦，一旦底层民众的反抗危及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他们就总是站在秩序一边，而非弱者一边。这个指责不错，但理解了中国政治博弈的残酷逻辑，就不难理解儒士的苦衷。中国痞子造反得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毛刚去世，中国偏远山区就有上千起农民自组小朝廷，试图拉旗造反。

中共得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利用、并且成功地再造了这个可怕的传统。共产主义乌托邦赋予底层造反者前所未有的人生意义和尊严。毛周真诚地相信，千万卑贱者为自己的解放和尊严去死，是死得其所。中共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夺得天下，强化了毛周的这种可怕信念。毛周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掌权时期，都不怕死人。谴责毛周的这种罪恶理念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但中共能够成功地鼓动如此多的穷人英勇赴死，也揭示了中国大一统的治理理念和支持大一统的儒教之深刻失败。这种反对地方自治、因而反对贵族精神的治理理念和轻视底层民众宗教和精神需求的精英伦理，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富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道德依存机制，也不能为穷人提供一种积极的人生意义和尊严。这是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至今还没有解决的一大问题。

中共得天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总理，一帝一相，毫无悬念。但党天下毕竟不是家天下，毛周要共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共同创造党天下的治国传统。党天下与家天下之区别，不仅在于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全新的正当性基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基础。在这个背景下，总理，也就是历史上的宰相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干，开创了党天下总理角色一些重要传统。

第一个传统，就是党天下的总理要恪守最高执行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不能挑战主席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权威，也不能挑战重大问题党中央集体决策的原则。因此，红色帝国的宰相，本质上是党的大管家，而作为大管家，他不仅不应独立提出大国策，且不应成为未来最高权位的接班人和挑战者。这些虽没有成文的规章，但周恩来以自己的行事风格，定义了这个角色的位置。

这样安排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总理成为主席与其它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主要调停者。周恩来担当这个角色的本钱，不仅在于其资历和超人的斡旋能力，还在于他在军队和文职干部中均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这是毛之外无人可比的。周的这个角色在红色皇帝与中共元勋之间构建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对中共的最高决策过程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毛在党内的领导权威，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持。

当然，建国前后中共党天下的权力基础已经远远超过了民国。周恩来创建的第二个总理传统，就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之间建构了一种政治张力。这种张力增强了党天下的正当性，当然也增强了红色总理相权的政治基础，为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来自党外的政治资源。

周恩来创建的第三个总理传统，来自他超群的外交才华。周恩来是毛不可或缺的外交助手，毛的一切外交政策，包括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和党组织的关系，也包括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都离不开周。这自然为支持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源。

但是，毛的权力有一个他可以个人独享的政治资源，这就是底层大众。这个资源不仅来自中国皇权至上的传统，也来自毛本人在中共革命中确立的造反领袖的巨大魅力。毛是穷人造反有理的人格象征，是卑贱者集体政治尊严的人格象征。这超越了刘邦痞子得天下的传统，是历代皇帝所没有的品格，也是毛时代党天下最本质的特征。毛正是凭借这一独享的政治资源和自己超群的政治博弈才能，使自己在红色皇帝与红色总理的对手戏中，处于不容挑战的主宰地位。对于这一点，毛周二人都非常自觉。
但是，毛泽东有无限的权力欲，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毛，也无法理解毛时代党天下的历史。毛是中国第一个有全球眼光的君主，也是第一个企图不仅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人类历史留下巨大印记的政治家。他想成为全球底层造反者的领袖，正是这个巨大的个人野心，主导了毛的所有作为，也主导了毛周之间的博弈。

毛要实现自己的野心，自然和本能的选择，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削弱乃至铲除周的角色所依赖的其他权力资源。毛泽东是零和博弈的大师，而周恩来则是多赢博弈的高手。理解毛主宰下中国高层政治博弈最基本的线索，就是毛不断利用周的才智以及周与不同人群天生的亲和能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来追求自己的绝对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毛不断扩大自己个人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同时也不断削弱支持中共党天下的其他权力基础，这自然就削弱了周的权力基础，最终削弱了制约毛个人权力的各种政治资源的力量。对此，周恩来不可能没有抵触，但他的性格以及他对历史的理解，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与毛合作。今天，我们对周当年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虽然有所理解，但更多的还是困惑。看来毛周代表了两种极端性格，一些人，如毛泽东，天生就是搞斗争的料，与人斗争带给他无限乐趣，而周恩来则代表了另一极端，为了事业和信仰可以忍辱负重，与任何人，包括让自己极痛苦的人合作。

毛泽东最大的开国决策就是“一边倒”。这一决策连斯大林也颇感意外。因为美国并没有完全关上与中共建交的大门，而斯大林不想与美国发生全面冲突，因此无意强求中共完全一边倒。事实证明，一边倒对毛最有利。一边倒可以让中共不依赖国民党留下的知识分子搞建设。而当时中国掌握现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多有亲美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根据沈志华的研究，毛之所以敢冒巨大风险与美国在朝鲜开战，就是要牢牢拴住斯大林，获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和苏联的全力援助。毛的这个惊天大赌赢了一个大满贯。他不仅锁定了苏联的全面援助，而且成功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从而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彻底失去政治话语权。毛泽东顺势完成了对全国的暴力土改，残酷清洗了农村一切可能挑战中共政权的政治和社会势力。中国几千年的乡绅传统，至此荡然无存。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驯化和整肃各类知识分子。代表美国影响的张东荪自不在话下。制服党外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打击梁漱溟。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随后是整肃党内文人胡风。57年反右，毛把中共内部以及民主党派所有可能在话语政治上挑战党天下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的政治斗争中，周始终扮演了毛政治意图最坚定的执行者角色。同时，他又扮演了一个其他人难以替代的角色，就是人性化善后，在毛泽东撕裂的伤口上涂止痛药，进行包扎。这当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周是毛摧毁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的帮凶。

同样根据沈志华的研究，在1957年冬的莫斯科会议上，毛的野心膨胀到顶峰。毛发现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没有了领袖。平庸的赫鲁晓夫不仅不能服众望，且在苏共内部权斗中危机四伏。于是，毛决心搞大跃进，以迅速增长的国力来支持自己扮演国际共运最高领袖的新角色。沈志华的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对我们理解毛，也对理解大跃进，理解文革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

1958年春的南宁会议，敏感的周恩来感觉到了毛的变化。回京后他对邓颖超讲了一句“主席变了”。这说明周知道他和毛的游戏从此发生了新的转折，中共高层的政治游戏也将被完全改变。毛不会再容忍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这被后来的庐山会议得到充分证明。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丝毫没有动摇毛做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他意识到大饥荒对自己权力带来严重威胁，于是毅然发动文革，先发制人。周则一如既往，全心全意贯彻毛的一切政治意图，一直到文革不仅令毛失去了中共内部多数人的支持，也失去所有知识阶层和多数民众的支持。毛一个接一个打败所有对手的结果，是让所有人都成为自己的对手。周恩来当然理解这个博弈的逻辑会让自己走向和毛正面冲突。周和林彪之间是否有过政治默契，现在还不知道，但至少毛对此有疑心。毛终于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周，指向这个党内大儒。而周也开始反击了。周在临终前支持邓小平抵制毛，是有据可查的。四五事件对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毛临终之前明白，他和周的博弈，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周输在生前，而毛则将输在身后。

赵紫阳与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总理难题之解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伟人的双输结局，给中国带来转机，这恐怕是他们生前想不到的。这其中的道理，会成为今后几代史家探究的重大题目。

现在看来，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毛周就很可能看到文革必然失败的前景，也看到了共运衰落的前景。不过，毛既是一个不认输的人，也是一个应变能力极强的人。毛从美方得知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现实可能，加上发现林彪有二心，彻底打碎了他做红色教皇之梦。于是他果断接过美国伸出的橄榄枝，回归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游戏。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绝非一般权谋之变，而是意味深长。毛和周一样，不仅有极强的权力欲，也有对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真诚向往。因此，他们内心对自由和强大的美国始终存有羡慕和好感。早在延安时期，毛就曾大胆寻求美国对中共的支持。但发现当时美国不可能支持中共。现在机会来了，毛周心有灵犀，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改变中国外部大环境的历史机会。不可否认，中美战略结盟是毛周留给中国最重要、最积极的遗产之一。对此，毛周是自觉的，是死而无憾的。


毛周无法预料的，是文革留下的政治遗产。这个遗产远比他们生前能够想象的要积极。文革以一种极其荒诞，也极富想象力的方式，把整个社会投入到一场疯狂的相互迫害的政治游戏中。这场荒唐和灾难性的政治游戏，不仅充分暴露了毛泽东人格和思想中最荒唐的一面，也充分揭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丑恶一面。文革对于缺乏公共政治生活传统的中国人，是代价高昂，但也是教益极深的一课。


对于中共党天下的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来说，文革最积极的结果就是迫使他们完成了一次否则不可能的集体反思，这个反思形成了一个宝贵的共识——摒弃毛的斗争哲学，摒弃全民性的政治迫害。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精英的集体反思以及恢复与西方的交流和交往，启动了一次新的启蒙大潮，知识人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知识。与此同时，激进主义退潮也开启了回归传统的大门。这首先表现在家庭和亲情再度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重心。在政治上，中共元老空前信任和倚重自己的子女，高干子弟对高层决策影响非常之大。由于文革之痛刻骨铭心，党天下上层社会的这一变化的影响起初是积极的。但这个事实也表明，文革后中共有向封建裙带政治蜕变的明显趋势。继国民党之后，家天下公私不分的传统，也开始在中共的党天下回归。这必然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


在这个政治转型的过程中，胡耀邦、赵紫阳展现了他们锐意变革的政治态度和开拓能力，被中共元老推上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党天下的领导核心出现了一种双层领导的格局。这种格局反映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那就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党天下，只能是中共元老集体行使最高权力，虽然邓小平拥有最大权威，但当时他没有能力获取毛那样的独裁地位。改革方案必须获得中共元老的集体认可。于是，这种安排就隐含着一个默契，如果胡赵能打开局面，建功立业，那他们就能接班。但如果他们失败了，就要准备付出个人的政治代价。胡赵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挑战。


胡赵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这样做，与两人相似的人生体验有关。他们都未及成年就投身中共，中共几乎是他们社会经验的唯一来源。为党的事业牺牲，是许多这代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与创建中共的元老有很大不同，也和后来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十分不同。胡赵社会经历的单纯或无知，使他们在很长时间没有能力认识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邪恶性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良知。而文革的经历解放了他们天赋的良知，帮助他们对中共的历史罪恶进行深刻反省。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组织和事业，也不可能获取系统的知识来深化自己的反省，深化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现在看来，胡赵的这种经历和品性，注定了他们政治上的幼稚，因而也注定了他们在这个历史转折中的悲剧命运。尽管如此，胡赵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机会创造历史，扮演了悲剧英雄的正面角色，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双层领导结构和胡赵一人任总书记、一人任总理的格局，为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多重的政治张力。这种多重的政治张力，一方面为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政治空间，也为改革的路径和策略选择，构成了制约。这个格局主要是邓小平的杰作。通过这种安排，邓小平实现了这样几个政治目标：维持中共元老的团结，同时减少元老的分歧对改革探索的直接干预；邓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权威支持胡赵推动改革，同时也利用元老的集体权威，制约胡赵。这种安排自然也意味着，一旦元老之间分歧难以调和，或者胡赵与元老，特别是胡赵与邓的分歧难以调和，政治危机就必然爆发。


现在看来，这种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最根本的原因不仅是中共元老对改革的目标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还在于邓小平本人并不相信元老集体决策是一种可持续的政治安排，而在客观上，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支持寡头政治的稳定基础。因此，改革的命运以及未来的权力结构，并不取决于危机会不会爆发，而是取决于胡赵的改革实践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如果胡赵成功地造成改革不可逆转的局面，则邓小平就是最大的赢家，就有了独揽大权的资本。而如果胡赵的改革探索彻底失败，邓就不得不接受陈云的主张，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集体领导体制，推行更稳健的改革。必须指出的是，在道义上很难说陈云是错的。陈云的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政治实力以一种更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制约邓的冒失倾向。当然，邓小平占上风更深刻的原因，是强人政治观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在这一大背景下，处在第一线的胡赵如何作为，将直接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会冒犯许多人的观点，那就是当时胡赵看似一时之选，事实上却远非佳配。如果当时的选择是胡耀邦与邓力群互换角色，有可能形成对中国改革更有利的领导格局。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基于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包括我直接与这三人接触的经验。同时我也认为，当时邓力群的政治位势，并非没有被选任总书记的可能。胡耀邦总的价值取向是对头的，但他有非常明显的性格弱点和知识缺陷。这其实是当时中共高层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对于认同胡耀邦价值取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事实。如何面对不愉快的历史事实，是今天中国人重建史观的一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克服中国历史上根据个人好恶来叙述和解读历史的顽劣习性，中国就没有希望。耀邦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他政治上不够成熟，以及他学习能力的不足，使他难以胜任总书记的角色。而邓力群在这两个重要的方面都比胡耀邦强。邓力群如果任总书记，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更有利于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同时也在两代政治领导人之间，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张力。因为在改革之初，邓力群也像胡耀邦那样，得到两位大佬的高度信任。对于中国这样高度政治集权的政治体制，领导层中内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和制衡，是形成好决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为什么是胡耀邦，而非邓力群被选为总书记呢？我的看法是，胡耀邦对于许多中共元老冤案得到平反，起了旁人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情感因素，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元老们当时的选择。由此不难看到，人性的弱点如何在塑造历史中起作用。


1980年建立的双层领导体制在最初几年有一个蜜月期，无论是中共元老之间，还是元老与胡赵之间都比较融洽。正因如此，这个双重领导体制很快就推动了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具体表现，就是实现了三大变革：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地方财政包干。这三大改革形成了经济市场化难以逆转的局面，超越了陈云“重调整，缓改革”的思路，经济出现了远超预期的全面好转，胡赵得到肯定，邓小平则进一步稳固了自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胡赵精诚合作，对推动三大历史性的改革均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包产到户和三来一补（对外开放）是地方首创，最关键的政治决策者实际上是地方大员和邓小平。唯独地方财政包干一项，是由赵紫阳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这一历史性的改革，充分展示了赵领导经济改革难以替代的才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让农民休养生息，同时又要大幅改善城里人的生活。中共的财政能力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赵紫阳还遭遇了政治麻烦。赵紫阳被选任总理，主要是看重他的才干，这显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因此也让一些人很不愉快。李先念是没有被文革打倒的极少数元老之一，他又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功臣。作为中央官僚集团最有政治实力的代表人，他认为总理的位子本应非他莫属。因此，赵紫阳任总理，一直令李先念耿耿于怀。据我所知，李先念和中央官僚集团对赵紫阳不合作的态度，使赵紫阳上任之初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总理这个位子，再有能力的人也不一定干得好，没有能力也不一定做坏。


但事实是，赵紫阳在总理这个位子上，创下了历史性的业绩。在赵的业绩中，推动地方财政分权是最重要、意义也最深远的改革。如何来评价赵的这一重大改革？为什么他能够对这项重大改革做出别人难以替代的个人贡献？


从改革的进程来说，推动地方财政分权，是使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最关键的一步棋。原因就在于，这步棋从此把中国地方官员的利益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仅有包产到户和对外开放，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这个论断，可以从六四之后守旧势力试图恢复计划经济遭到失败得到证明。六四后守旧势力的这一企图，遭到了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抵制。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邓小平才可能通过南巡，一举恢复市场化改革的势头。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毛泽东时代已经为地方财政分权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事实上在中国建立了一种极其独特、具有封建特征的集体权利体系。这种红色封建制与苏联和东欧的体制不同，而具有这样几个重要特征：一，集体化的身份和财产权利通过多重公有制联为一体；二，这种集体化的身份和财产权利依所有制级别、城乡户籍和地域户籍高度等级化、单位化和地域化，不能自由转移和交换；第三，这种单位化、地方化的个人身份和财产权利通过出身（birth rights）传给后代，使这一权利体系能自我再生。这个权利体系是在大饥荒发生后确立的，文革对中央计划能力的削弱以及毛为备战搞地方自给自足，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体系。早在1971年，中央就首次推出了地方财政包干。


不过，中共党天下这个具有封建性的权利体系受到中央的牢固控制，因为权利的界定规则完全由中央政府制定，中央保留对经济租的征集和分配大权。因此，连陈云也认为，这种财政分权其实是假的。赵紫阳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他把地方提高效率获得的经济剩余，主要留给了地方。这一转折非同小可，因为这一转折为地方各自改善产权界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现在看来，地方财政包干对于包产到户能够在发达地区推开，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发达地区的政府虽然起初反对包产到户，但后来发现，包产到户能够把农村劳动力资源解放出来，投入乡镇工业，从而提高地方的财政收入。包产到户之变，在政治上赋予地方自己界定产权很大空间，而地方财政包干则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因此，这两大变革相互补充，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复兴，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复兴。这样，地方财政分权就把市场力量变为推动地方相互竞争、变革产权的巨大动力。因为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只有不断改革本地的产权，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财源。简言之，地方财政分权，是对计划经济的釜底抽薪之举。


从历史的角度看，赵紫阳通过财政分权而促成了中国地方之间的制度变革竞争，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演变。历史表明，同一文明内部地域共同体之间的制度竞争，是推动该文明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中国文明最辉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进步，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绝非偶然。西方文明能在近代以来胜过中国文明，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的内部长期保留了地域治理竞争的活力。中国古代的先贤早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觉察，顾炎武就有过“寓封建于郡县”的理想，但中国的帝王始终无法突破政治大一统的桎梏，找不到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启动地方自治、和平竞争的门径。青年时代曾追求联省自治的毛泽东，对中央官僚体系始终不信任，他开创了中央操控地方竞争的实践，并奠定了这种机制的制度基础。但是，毛把这种全新的制度能力引向了错误的方向，造成了极端灾难性的后果。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实现了中国有变革之志的相才千年未能实现的梦想，实现了中国文明的历史性突破。如果王安石当年懂得搞地方财政包干，他的变法或许不至落得完全失败的结局。


推动地方财政分权，是赵紫阳对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总理难题给出的历史性解答，这个解答奠定了赵紫阳在中国宰相传统中的历史地位。赵紫阳为什么能有此成就？这既与他难得的个人品格有关，也与他特殊的个人经历有关。赵紫阳的父亲是一位开明乡绅，赵紫阳参加革命，与他父亲有很大关系。他的父亲认识到，当时中国正值乱世，而根据动荡的历史得出的古训，乱世不宜让有才能的儿子留在闭塞的乡下。于是，赵紫阳在父亲的支持下，从河南来到武汉读中学。像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一样，赵受到普遍左倾的教师之染，走上了革命救国之路。可以想象，赵紫阳对于慈父被自己献身的革命所杀，终生怀有难隐之痛。更重要的是，他从开明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向善的实践理性，而不像毛泽东从他专横的父亲那里，学到了更多恶斗的实践理性。


崇文爱德向善的实践理性，是儒士的灵魂，也是中国文明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赵紫阳虽然没有机会学到很多“经学”，但他继承了这笔精神财富。这一点极其突出地体现在赵与中国知识人的交往之中。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变革之所以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与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能够迅速更新理念和知识系统有很大关系。邓小平对此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没有他拍板恢复高考，支持留学，不可能有中国精英理念和知识系统的迅速更新。赵紫阳的贡献就在于他成功地把理念和知识系统的更新与最高决策过程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是赵紫阳为党天下的总理传统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


笔者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农发组）的创办成员之一。这个小组在创新中共经济决策传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邓力群，杜润生，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个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自治的智囊团的诞生，起了积极作用，但正是赵紫阳，成全了这个小组的历史地位。1981年夏，农发组在滁县地区对包产到户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化进行了一次多学科的系统调查，并完成了中共建国以来，第一个由学者自发组织，独立设计的农村调查报告。赵紫阳对这一报告给予高度赞扬，以此来说服那些依然对包产到户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地方领导人。更重要的是，赵紫阳对于青年学者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给予了全面肯定，要求中央各部门，引入青年学者，支持改革的政策设计。从此，赵紫阳为中国青年学者参与改革决策过程，打开了大门。


赵紫阳崇文向善的实践理性品格，不仅得益于家传，也得益于他多年地方执政的丰富阅历。赵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他的地方执政经历之丰富是中共地方高官中罕见的。其中，赵在广东执政多年的经历，最为重要。这显然是因为广东是中共辖区内唯一与自由世界割土而治且保持交往的省份。赵不仅比许多中共高官更清楚地看到另一种制度安排下中国人如何生活，而且还要直接应对与另一种制度交往的棘手挑战。这些经历一定深化了赵的思考，使赵成为中共高官的另类。姚依林曾经敏锐地嗅到了赵特殊的政治气味。


敏慧的心智和丰富的阅历，赋予赵紫阳很强的沟通能力。地方官员既喜欢赵紫阳也怕见赵紫阳。因为赵对于新事物极其敏感，对地方的“猫腻”也一清二楚。地方官员的求实创新很容易得到赵的支持，而地方官员的营私舞弊则很难瞒过赵的“法眼”。这就是赵为什么能够比其他人更彻底地贯彻地方财政分权的重要原因，也是赵能够借地方竞争之力，推动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赵与学者的关系也是这样。赵喜欢与学者交流，他虽然对自己理论知识不足非常清醒，甚至有点自卑，但他对真才实学有过人的领悟力和判断力。他凭借自己丰富的地方实践经验和知识来判断学者的思想和建议，那些仅靠书本知识和名气来影响赵紫阳的学者，不易得逞。赵紫阳非常自觉地避免只听一家之言，尽量给不同背景的学者提供表达机会。一些大牌学者不喜欢赵紫阳，并不是赵不敬重他们，而是因为这些人对真实世界不够深入，经不起赵紫阳实践知识的检验。


笔者本人以及当年的一些同僚，都有过与赵紫阳和胡耀邦对话的经历。两人共同之处，就是对人真诚平等。但对比之下，紫阳之所长和耀邦之不足也非常明显。赵紫阳喜欢把对话者有价值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遍，从此不忘，而胡耀邦的弱点是不能耐心倾听，喜欢自己占去大部对话时间。胡耀邦在地方视察中，极易冲动，许多心血来潮之举，后果严重。胡耀邦的性格弱点，还表现在他与学者交往面过窄，结果受到一些脱离实际且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文人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胡的弱点不仅给他自己，也给赵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赵虽然与胡性格不合，但他深明大义，在关键的政治立场上，胡赵一致，相互支持，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在赵受到中共历史上最卑鄙的迫害之时，吴江指责赵曾对胡落井下石，这是射向赵紫阳的一支毒箭。这支毒箭对身陷凌辱的赵紫阳伤害极大，是不可原谅的卑劣行为。在这些无耻文人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无人有尊严。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尊严在一切文化中都是代价最高的东西。而赵紫阳是中共领导人中极少见的守住尊严的一个。在这一点上，胡耀邦不如赵紫阳。无论是吴江的毒箭，还是六四之后吴敬琏之辈射向赵紫阳的暗箭，都无损于赵紫阳磊落的人格和历史功绩的光辉。事实上，赵紫阳之所以能在总理之位上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他始终谨慎地保护着个人的尊严，保护着这个职位的神圣尊严。在这一点上，赵紫阳不仅真正地继承了周恩来的传统，而且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最宝贵的传统。在中国的专制体制下，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中国历代名相成功的最大秘密，也在于此。


赵紫阳当然不是完人，他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他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就是没有听从自己的直觉，没有坚持拒绝接任总书记。赵紫阳的直觉不仅对他自己是对的，对整个大局也是对的。周恩来坚持总理不挑战中共最高领导权的传统，反映了他极好的历史感。中国皇权与相权的对立和张力，是维系大一统专制的中央政府有效性的生命线。除非确立了以地方民主自治为基础的宪政，中国最高统治者与最高行政长官之间的张力一旦被破坏，就必然会带来上层政治秩序的混乱。家天下如此，党天下也一样。


后邓小平时代党天下的总理难题——江朱时代


六四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心中之痛。二十多年过去了，但中国精英显然还没有能力面对这个历史留下的伤口。虽然从道义的立场，我和许多人一样不能接受邓小平用射杀无辜平民的手段来结束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但还有许多问题，我给不出答案。比如说，赵紫阳是否不该辞职，而该接过清场的“脏活儿”，这样的话，镇压或许不至那样混乱，就可能少死人，甚至不死人，但这极可能既毁掉他的清名，也保不住他的权位。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很可能已失去掌控局面的机会。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对立的两边，都有政治人物希望把事情闹大，希望死人越多越好。


如果赵紫阳弄脏了自己的手，保住了权位，今天的中国会更好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六四事件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后果，就是加速了苏东解体。而正是苏东解体，极大地削弱了中共保守派抵制邓小平继续市场化改革的阻力。也就是说，赵紫阳如果以不死人或少死人的结果解决了清场问题，苏东未必那么快垮台，局面可能大不一样，从而导致中国的局面也大不一样。


我也无法回答，如果赵紫阳接受了邓小平的条件低头认错，重新出山，今天的中国会更好吗？中国今天的局面与一些中国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有很大关系。其中一个就是911之后小布什决定打伊拉克。如果没有这个变化，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也会大不相同。因此，面对人类无法预知个人选择之历史后果这一道德困境，赵紫阳听从自己的良知，恐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虽然让赵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但毕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过，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赵紫阳离开中共领导层，是中国无法弥补的损失。在相同的局面下，赵紫阳主政很可能会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中国为六四事件付出了非常大的历史代价。这一点可以从赵之后的中共领导人的品格和决策能力之巨大落差得到支持。


值得深思的一个事实是，赵下台后，与他有类似背景的中共高干相继退出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取而代之的是中共胜利前夕处于边缘地位的党员。江泽民和朱镕基，都是在中共胜利前夕才入党的，而如果中共没有获得政权，他们的人生选择会大不一样。江朱上台固然反映了新时代需要新知识这一历史背景，但也折射了中共道义和精神的退化，在新的政治生态下，那些能够与低层民众息息相通的共产党人，那些更在意守住人格尊严底线的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权力的竞争力。党天下更需要奴才，而不是人才。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又一次完成了从造反文化主导向奴才文化主导的转折。


邓小平从六四危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要保住中共政权，实现长期稳定，必须把最终政治决策权集于一人。这个决定既反映了他的认知，也并非完全没有私心。毕竟为了保住家族安全，与一个人达成交易，要比与一伙人达成交易更容易。不过，我们对邓小平还是应该给予“了解之同情”。颠覆苏联的叶立欣把权力交给普京，条件就是赦免他和家人一切可能的指控。可惜中国到现在也不存在做出类似安排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


邓的政治智慧还表现在，他终于明白了维持皇权与相权之间张力的重要性。一个不可能挑战最高权力，同时又懂经济的总理，是维系党天下的需要。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个选择，而选到这样一个人并不容易，有消息说，邓家子女推动此事，卷入颇深。尽管朱的知识结构和领导风格有很大缺陷，但朱镕基并没有令邓小平失望。在邓去世之前，邓是事实上的红色皇帝，而朱镕基是事实上的红色宰相。中国开始向制度化交接权力、一帝一相的传统治理结构回归。邓去世之后，彻底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回归。江泽民和朱镕基的一大优势，是他们对这个回归十分自觉，他们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社会阅历来支持他们领悟这一回归。


朱镕基还有一大优势，就是他非常懂得，六四之后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恢复对中央政府的信心。朱虽然对经济的了解和掌控能力远不如赵，但他的政治才能，尤其是他的公开形象令他能比赵紫阳更好地满足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心理需求。一个有清华学历，果断而又善于辞令，既能令官僚畏惧，同时又能与知识人和外国人对话的总理，以及他受过迫害的右派背景，非常符合中国知识人对当代宰相的想象。


在执政理念上，朱与迷信政治大一统的中国知识人也十分契合。正是这一点，让朱镕基赢得了海内外一批知识人的积极支持，完成了94年的税制改革。这一改革扭转了赵紫阳地方财政分权的指向，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大格局，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大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恰恰是赵紫阳的遗产，尤其是赵紫阳实施沿海对外大开放的战略，成就了朱镕基的财税改革。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朱镕基上台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提升中央财政比重。由于地方财政包干导致中央财力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如何解决，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体制的演变关系重大。朱镕基的税改很自然地遭到地方大员抵抗，由于朱镕基缺乏与地方大员打交道的经验，再加上他当时政治资本还不足，朱镕基在税改的第一回合，做出了不应该的妥协。按常理，94年的税改应以92年的实绩为基数，而朱镕基在压力下竟然93年未过，就同意以当年实绩为基数。于是，以广东为首，地方政府掀起了一个虚增财税收入的热潮，意图是把尽可能多未来要与中央分享的收入，提前转化为93年无须与中央分享的收入。这样一来，中央财政未来的收入增长就没有了保障。根据一位当事人的披露，1994年初，朱镕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失误的严重后果。于是，朱镕基以强制性手段，迫使地方与中央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一些财税收入大省94年后对中央的上缴收入必须确保以超过18%的年率增长。这意味着中央财税收入大致四年可翻一番。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增长速度。


这个霸王合同导致一系列重大后果。首先，这说明朱镕基根本没有赵紫阳与地方进行理性博弈的能力，而只能对地方实施政治高压，结果是，地方非理性的反抗遭到了朱镕基以毒攻毒的反击。其次，朱镕基以此向地方各级政府传递了一个灾难性的信息，中央只管要钱，而不管地方能否履行正当的公共支出责任。既然中央可以对省耍横，各省也可以对下面耍横。全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县，不能发足公职人员的薪水，更谈不上确保教育、卫生等公共支出了。这些穷政府的官员因此被逼上邪路。


三农问题尖锐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六四之后的中共领导核心，无一人有农村工作经验，再加上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因支持赵紫阳而被解体，中共决策层代表农民声音的力量遭到全面压制。于是，朱镕基的税改，启动了地方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全国仅有少数地方政府，没有产生这种逼良为娼的后果。浙江省是一个。浙江之所以避免了这个灾难，是因为浙江省的财政厅长，在朱镕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行了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并大胆实行了有效但不合规的激励机制。对比之下，因农民率先包产到户而得益的安徽省，以及其他产粮农业大省，在税改后就成了三农问题的重灾区。三农之灾不仅来自朱镕基逼良为娼的税改，也来自于朱镕基荒唐的农业政策。朱镕基不懂农业，又自以为是，铸成许多大错。大错之一，是如何应对94年粮价突然暴涨。当时的中国粮食总库存，实际上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粮价上涨主要是省际流通不畅而致。但朱镕基不明就里，下令各省增加政府库存，打击私人贩运，这反而推高了粮食市场价格，恶化了通胀。朱镕基又进一步迫使粮食输入省份提高自给，强迫发达地区农民种粮，从而导致产粮大省农民卖粮难的荒唐局面。


朱镕基1998年的粮改，更充分地反映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朱的粮改遭到所有经济学者一致反对，但他一意孤行，造成极大浪费。面对粮改造成大量无法消化的政府库存，朱为了遮盖自己死不认错造成的财政损失，又搞了一个退耕还林。这种伎俩，虽然也在一些地方歪打正着，但极大地浪费了缓解三农问题急需的政府财力。朱镕基灾难性的农业和农村政策，遭到学者和地方官员公开批评。对此，朱镕基恼羞成怒，亲自组织人对批评者施压。好在他没有搞人身迫害。但朱镕基至今对批评他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耿耿于怀。


人们不禁会问，如何来解释朱在位时中国经济取得的显著成就呢？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在政治方面，朱的幸运在于南巡之后，邓小平极大地巩固了他的政治权威，而陈云在苏联东欧计划经济彻底解体的背景下，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获得邓全力支持的朱镕基拥有全权处理经济问题的尚方宝剑。在经济方面，中国进入城市化高潮，经济增长潜力极大，而赵紫阳推动的地方财政分权以及沿海大开放战略，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的激励。其次，不能不承认，朱既有魄力也有能力，他尤其善用行政权威调控经济。朱的魄力特别表现在他敢于对93年形成的信贷失控以及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失控，采取断然措施，而不怕代价极大的后果。朱还深得益于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迅速更新的专业知识以及与海外学者的联系。在上海任市长期间，朱身边形成了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智囊，其中懂金融的朱小华是最重要的人物。朱小华极为忠诚，又敢于直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朱市场经济知识不足、不善纳言的缺陷。朱镕基好学，但悟性不如赵紫阳，也不能像赵那样听取多方意见。但朱对洋人和海外学者颇迷信，暗中从一些海外学者那里获取建议。


朱镕基最大的幸运，来自赵紫阳推动的沿海全面对外开放。没有这一大格局，朱会遭遇他力所不及的经济难题。朱擅长中央集权，使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这使得他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两大难题，一是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二是提升国企效率。而沿海大开放，既帮助他解决了前一个难题，又让他有机会回避第二个难题。


1985年秋，赵紫阳请当时杜润生手下的几位青年学者到中南海谈话，笔者是其中之一。这次见面的背景是，1984年底，赵根据农村改革全面突破，粮食全面过剩的形势，决定取消实行三十多年的强制性粮食征购。当时我们几个最早推动改革统购统销的青年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他的改革措施过激，价格政策也有严重缺陷。赵没有接受高小蒙提出的具体意见，并对这些坚决主张改革的年轻人为何此时反而比他还“保守”，颇感惊讶。1985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大幅下降，由于库存充足，没有发生粮食短缺，但陈云对这一形势非常忧虑，公开发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警告。于是，赵决定对改革方案作调整，部分恢复了强制性征购，同时继续扩大粮食流通自由。赵此时可能想到了当初敢于建言的年轻人，想见见面。


在这次见面中，我借机提出了一个与粮改无关的改革思路，即推动沿海乡镇工业全面向出口加工转向。我当时发现沿海多数乡镇企业是内需导向，因此向赵提出，如果沿海乡镇企业能多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就能腾出更多就业机会给内地农村。赵听了我的意见，极为兴奋，但他当时作为总理，本能的反应是要兼顾城市和国企。于是他指出，我的思路不对，应该是让沿海国企尽量转向出口加工，把腾出来的就业机会让给沿海乡镇企业，并按此逻辑类推。我反驳道，国企因体制约束，恐不能如愿完成这样的转折。赵当时没有表态，以后也没有了下文。但现在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放过此事，而是组织了深入调查。1988年，王建提出“大出大进，两头在外”，赵当时已任总书记，借这个机会，他正式提出了沿海开放大战略，以此作为他继续主导改革和发展大局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一思路深得邓小平赞许，并未因赵下台而放弃。事实上，正是沿海农村全面对外开放救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救了朱镕基的税改。


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朱镕基税改中与地方达成的秘密协议，要求地方政府以匪夷所思的速度，递增上缴中央的收入。如果没有沿海全面对外开放，这个安排是根本不可能持续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大型经济，可以长时间支持这样的税负增长。我猜想朱镕基当时也不指望这种安排可以持续，他只不过是想把前些年地方理应上缴中央的部分收入，用这种手段夺回来，保证他任期内中央财力的稳定。至于以后的事，自有以后的人想办法。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多种因素、包括一些相当偶然的因素作用之下，中国经济转向出口加工的增长潜力竟会如此之大，这一增长不仅多年支持了朱镕基与地方的秘密协议，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格局，从而改变了历史。


正如任何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一样，决策者的无知所起的作用有时比决策者的远见作用更大。朱镕基的税改方案，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源就是城市和工业发展带来的土地收入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精英层受到多年城乡隔绝体制之限制，无法想像中国会进入一个城市化高潮。虽然我们农发组一直为加速城市化呼喊，但很少有人响应。城里人无法想象，让大批农民进城会是什么样子。
但朱镕基的无知，使他忽视的土地开发收入成为沿海城镇和大城市发展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沿海地方政府发现，招商引资，发展出口加工业，可以带来巨额的土地开发收入，除满足中央上缴之需还能绰绰有余。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农民工极低的“身份工资”，以及政府无需对他们承担任何社会支出义务。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解决了朱镕基本来无法解决的农民就业难题，而且也缓解了国企改革的难题。


由于外资和私企解决了大部就业问题，朱镕基可以把国有资本集中在垄断行业，形成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相互补充，共同分享廉价农民工血汗创造的巨额财富这一“双赢”格局。正因如此，朱镕基根本没有任何动力来推动农民移民进城的任何改革，从而促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模式。


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模式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全面的累退税率，越是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实际税率越低。这种实际的累退税，对内地发展极为不利，因为内地很难在招商引资方面与沿海竞争，从而无法为农民就近创造就业机会，迫使大量农民离乡背井打工。另一方面，则不允许农民转化为市民和当地正式居民，迫使他们用极低的工资来补偿农业收入之不足。这实际上

作者：诚灵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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