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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阴谋论和我们的阴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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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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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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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他们的阴谋论和我们的阴谋论
芦笛
昨见佳佳将大众对周克华案真相的猜测，比为“阿波罗登月工程是骗局”的阴谋论（对了，老邢呢？好久没见了，他可是此道的狂热爱好者哦），殊不以为然。记得以前某台左在本坛也指责公众对三峡工程的质疑是所谓阴谋论，被我尖酸刻薄地讽刺了一通。那一套当然不能对佳佳使出来，不过似乎也该有必要讲一下两者的区别。
所谓“阴谋论”是个外来语，乃英文conspiracy theory的直译。英文维基百科的解释是：“某种阴谋论将某个事件解释为一个秘密组织的阴谋计划的结果，或是更广泛地将重要的政治、社会或经济事件解释为公众不知道的秘密计划的产物。”
我觉得这定义并未说出阴谋论的本质何在。我自己的定义是：
“所谓阴谋论，就是在非主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对公众事件的真实过程与发生原因的猜测，这种猜测缺乏根据，却又绘声绘色，情节生动离奇，引人入胜，然而常常无法通过简单的逻辑和常理验证，所谓‘阿波罗登月是骗局’、‘黛安娜王妃是被暗杀的’、‘美国对中国发动货币战争’、‘共济会密谋征服全世界’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由此定义可知，所谓阴谋论，最主要的属性是缺乏依据。至于“无法通过简单的逻辑与常理验证”倒未必是关键属性。例如“黛安娜王妃遇刺说”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缺乏起码的依据，因此说得再天花乱坠，仍然只是一个动听的故事，并不是真情。
阴谋论之所以在西方产生，反映了公众对政府以及权势集团的本能的不信任。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反映了西方公民在政治上的成熟。我曾在旧作中多次说过，民主国家公民的特点，就是像防贼一样地提防政府与政客们，用敬爱的叶群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当他是外人，是贼骨头。”（按，这是叶群对林彪的真实态度，这儿只是借用）在这个意义上，阴谋论的产生与流行，起到了监督政府与政客的作用。当然，它也能对社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但这是言论自由的代价，无法可想，这点我已经在旧作《言论自由的代价》中讲过了。
余生也晚，民国时代如何不知道，毛时代中国民间倒从来没有阴谋论。那阵子“相信党和政府”是草民的存活前提。“阴谋论”在民间开始流行起来，似乎也就是近十来年的事吧。它与西方的阴谋论的异同，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是开放社会，中国是封闭社会。西方把对公众事务的知情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政府如实向公民通报公众事务的真情则是最起码的责任。政府的运作是透明的，若有隐瞒情事，立即就要陷入巨大的麻烦，甚至因此倒台。
70年代初，《纽约时报》发表国防部的秘密文件。公众由此得知，所谓“东京湾事件”纯属子虚乌有，是约翰逊政府为发动越战制造出来的欺骗公众的谎言。国防部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起诉《纽约时报》，要他们停止发表损害国家安全的情报。经最高法院裁决，《纽约时报》有权继续刊登该文件。大法官Black的著名判词是：
“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传媒能有效地暴露政府的欺骗。自由传媒的最高责任是预防政府欺骗人民，把他们送到遥远的国家去，死于外国的热病以及外国的炮火。”
真相的暴露，极大地震撼了美国全社会，甚至因此出来个“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的新政治术语。因为“东京湾事件”是前任约翰逊政府的杰作，当政的尼克松政府未受追查，但他在此后报界揭露出来的水门事件中身败名裂，不得不黯然去职。这些历史事件再生动不过地向政客们揭示，欺骗公众的代价将是他们的不可承受之重，对后来人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由此决定了东西方政府和政客对阴谋论的不同反应：西方政府一般都能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履行政府的起码职责，在重大事件发生后都要进行独立调查，并将结果通知大众。哪怕是对荒诞不经的阴谋论，如果影响力到了一定程度，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例如戴妃那expensive whore（这是我们当年的系主任对她的盖棺论定）之死，本已由英法联合进行过调查，公众也早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但戴妃老姘他爹因为英国政府拒绝让他入籍，为报复便坚持散布阴谋论。愚民们却对那些屁话坚信不疑，人言汹汹，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斥巨资再度启动调查。这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显然是蠢举，但它毕竟反映了民选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哪怕那是愚蠢的民意也罢。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毫无此类责任观念，系统欺骗人民乃是中共施政的重大内容与“维稳”的基本手段，而公民也没有明确的知情权意识。举凡重大事件发生，从无独立的第三方主持的调查，完全由政府提供一面之词。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怀疑政府撒谎，根据蛛丝马迹提出自己的替代解释，乃是行使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也是民智渐开的表现，与西方某些无聊人等在享受充分知情权的前提下还要提出种种无根据的猜测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西方的阴谋论多在非主流社会流行，虽然也可写成书，制成影像，由唯利是图的商人发卖，但毕竟登不得大雅之堂，上不了正经媒体，更与政府无缘，乃是无聊草民的专利。而中国的阴谋论则是由官方制作，垄断倾销，构成了立国基础。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和平演变阴谋”、“货币战争”等等，都是此类把戏，都是对读者智力的侮辱，偏还不许百姓质疑。
第三，西方的阴谋论体现了草民丰富的想象力，情节生动离奇，具有美学价值与娱乐价值，与金庸的作品或有高下之分，但无实质区别。而中国政府批量制造的阴谋论，乃至郑重其事提供的“事件真相”，都是对百姓智力的放肆侮辱，适足体现了政府视天下如无人，对草民的轻侮到了“无论我说出什么胡话来，你都只能欢喜赞叹，信受奉行”的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仅以薄熙来事件为例，中共先是带头造谣，说“王立军同志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后又通过海外媒体，率先披露谷开来杀人案。而就是同一个政府，竟然反过来指责“敌对势力造谣”，为“辟谣追谣”封了大量网站，还要追杀到国际舆论界上来。
审判谷开来杀人乃是国之重案，环球瞩目，而我党居然推出个弱智度雄冠全球的杀人动机，说谷开来杀人是因为担心尼尔•海伍德谋害薄瓜瓜！“去年11月那几天”（此乃谷开来的陈述），海伍德在中国，他有什么 “洲际杀人”的神功，能危害到远在哈佛的薄瓜瓜，还紧急到谷开来不得不先发制人的地步？连起码的人类常识都不屑一顾，你说欺负人到了什么地步吧？
这次公安部的公告又何尝不是这样？10小时内就得出DNA鉴定结果的宣称，有如说是出于愚蠢无知，不如说是出于有恃无恐的狂妄，表明了他们把百姓当猪头到了何等地步！我党常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愚昧无知尚可原谅，轻侮百姓实难容忍。
中央如此，地方又如何？当年陕西林业厅发布专家们的鉴定结果，说虎照是真的，奖励周正龙两万元人民币。后来骗局揭穿，记者就此事质问陕西省新闻办，那发言人竟然说什么：
“就对参加陕西省林业厅新闻发布会的专家而言，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应该负什么责任，因为他们认为照片中的老虎是真的，而不是说虎照是真的。”
我当时就评论道：
“老芦迟钝，实在看不出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莫非林业厅专家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鉴定该虎照的原初模特儿到底是真虎，还是可以乱真的蜡像？
过去某网上浑人就曾告诉我，‘甲比乙高’与‘乙比甲矮’不等价，这和那位发言人的‘ “认为照片中的老虎是真的”与 “认为虎照是真的”不是一回事’的伟大发现倒有一拼。”
您说，诡辩到如此无耻的地步，到底是弱智，还是把对方当任由自己糊弄的猪头？
陕西公安厅介绍的案情更是放肆嘲弄百姓的智力：
“周正龙将得到的老虎画，顺着老虎图案进行折叠，将多余部分折到老虎图案背后，用胶带纸粘贴。”
我当即指出：
“首先，折叠出来的图样不可能是平面，画面必然要因折叠产生的张力弯曲而使老虎变形。其次，折叠是以直线逼近曲线，因此虎背上必然要留下年画上的河流背景，而正龙拍的老虎背的轮廓线上可丝毫没留下原作中的残山剩水。”
然而评论了又有何用？有谁觉得丢脸？又有谁因此出丑而下台？中国如今已成官僚的乐园，真正是“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官僚们直接就吃定了百姓，深知自己无论怎么胡作非为、胡言乱语都无妨。是官府这种视草民如无物的放肆态度，甚至还不是欺骗百姓，才是真正让人愤怒的原因。
那天见凯迪上有人说，中国之所以成了造假之邦，是因为撒谎毫无成本，而掰谎的代价高昂，恰与西方相反。在西方，无论是政客还是普通人，弄虚作假都要付出沉重代价，诚实成了最优选择，当然道德风尚就完全是两回事。这话说得很对，但还不到位。化中国为欺诈之邦的罪魁祸首不是草民，而是官府。上举例子已经充分表明，官员欺骗百姓非但毫无成本，更是有恃无恐，吃定了百姓只能无可奈何——反正尔等毫无组织独立调查的权利，拿不出过硬的反证来，光靠逻辑与常识推理，便说下大天来也是空口无凭的“阴谋论”，其奈我何？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官府不至于在此重大问题上撒谎”的认定是何等脱离国情。这认定的前提假设，是觉得真相一旦暴露后，官府就会下不了台，因此他们不至于干出这种蠢事来。可惜啊，纸老虎案早就证明，没有什么“下不了台”、“后果严重”一说，哪怕是惊动了神探李昌钰乃至国防大学，人家照样能举重若轻，从容化解，拿个文盲农民来顶缸就是了。
总之，方今之世，对官僚来说，弄虚作假已经成了无本万利的大生意，信息的绝对不对称与公权力vs公民权利的绝对不对称，保证了再弱智的骗局也不会被戳穿。即使穿了帮，只要上峰不生气也就毫无问题。在这种强有力的奖惩措施下，欲求官吏诚信，其可得乎？而在父母官率先垂范下，欲求百姓诚实无欺，又宁非痴人说梦？
最后答佳佳：你说得很对，因为官府公信力严重缺失，即使官府贴出了死者的正面照片以及监控视频，公众也未必会相信，但第一，这是他们自作自受，如同那孩子没事嚷嚷“狼来了”，最后被狼吃了一般。第二，公布此类信息是政府的起码责任。无论民众相信与否，官府都有此责任，决不能以“民众可能质疑”为由剥夺他们的知情权。记得当年击毙二王后，官媒就曾发布了两人的正面照片，为何政府连当年的责任心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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