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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1917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使北京大学群贤毕至，精英荟萃，成为了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蔡先生历来认为，学生在校“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之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
必牵涉学校。”（《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1934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然而五四那天北大学生整队出发游行，他并没有力阻。当时教育
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并立即赴教育部商量对策。蔡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并拒绝去教育部。（《蔡元培研究集》，
第3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当晚，蔡元培回北京大学商讨营救被捕学生事宜。他说：“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5月
5日下午2时，蔡元培与北京13所大专院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要求释放学生。蔡元培在会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又表示：“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
无所不可。”
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学生。5月8日拟下令查办蔡元培并内定马其昶为北大校长。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辞职”，秘密出京。他
说：“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5月11日，蔡元培在旅途中给北大学生来信，解释他辞职
并出京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
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厅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
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边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
(转引自杨亮功、蔡晓舟合编：《五四》，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先生
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终年72岁。记得30年前，当蔡先生的坟墓被杂草掩埋，连守墓人也不知蔡元培为何许人的时候，台湾诗人
余光中及其友人特意到埋葬蔡先生的华人坟场吊唁，并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
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offewwords)。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
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
“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
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惟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
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
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
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同样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5个字：“要打，就打
我！”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经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作《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他的情趣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不晓得……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儿媳、北大退休教授刘自强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睛微
微向上，显然沉浸在一种温馨的回忆中，想寻找一种确切表达来描述她的校长和公公。“那时候校长住在清华园甲所。我有一次去他那儿，梅太太病了，我就看见他
到前面的小花园里，摘了一朵他自己种的花，紫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到梅太太的卧室去送给她。”
小秋说：
此二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着眼于当时，其开放的教育思想、独立的教育主张，可谓空前；放眼现今，二先生之事业理念，亦可谓绝后。
如果二位先生不逢战乱，不遭颠沛，相信能够为中国近代播下更多的知识学术的种子，只可惜......
作为不幸中的万幸，值得一提的是，
二位先生虽生不逢时但均可谓得终天年，
不曾荼毒于宵小之手、陷己身于奸佞之辈，相比当时诸大师中之他人，聊可慰矣。
而念二位先生之矢志，反观现今中国之教育，
高楼林立、庭院奢华，轩车驷马、钟鸣鼎食，足使当年之西南联大相形见绌；而进出左右所见之人，以术为道登堂之辈，不知先生们知道了会怎麽想。
现把两位先生的言辞摘录如下，以为敬诫：
蔡先生言：学生“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之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梅先生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转帖]近代教育，空前，且绝后的先行者——蔡元培、梅贻琦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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