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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白尼革命”并不完全是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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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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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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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几个月前，我写了《我的“哥白尼革命”》的长文，针对某位朋友对我在《新史记》同名访谈录中表述的观点的批判，系统论述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统治者让步”这一关键命题。那文章在《牛博》转载后，我收到一位80后读者的来信，却被我错过了。直到最近我清理邮箱才发现。经征得对方许可后，将该信的有关段落略作文字与标点的订正后，拷贝于下：
“近期阅读了‘哥白尼革命’一文，文中提到：‘总之，除非有谁能给出前贤类似的表述，则我只能认为，“我的哥白尼革命”之说的唯一不妥之处，只在于誉出于己，比较厚颜无耻而已，虽然我这么说是旨在吸引注意，促使更多的头脑开放的读者来关注这问题，也算是一种善意的炒作吧。’
突然很得意，我还真想起来有个‘前贤’有类似表述——杨小凯。在接受墨尔本CNN的采访中，杨小凯提到他的一篇文章，名称叫做《自由与中国的政治改革》，文中写道：‘有些中国人强调人民的抗争是改革的动力，而我认为制度改革的动力并非如此，主要源于国与国和上层之间的竞争，几乎所有的欧美历史学家都同意欧洲之所以产生宪政及经济的发展就在于政治上的不统一，因为欧洲的国与国之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够如此之大去统一欧洲。因此，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之间竞争，加之自由移民的传统等多种因素，使其政治制度的演变和改革发展较快。
中国则不同，一方面由于中国太大，人太多，如果允许自由移民，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接受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也并不很大。而台湾国民党放弃“党禁”，放弃一党独裁，主要源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当时美国的舆论认为中华民国实行的独裁政权是不行的，不能支持的，因此美国受到“民意”的压力可以放弃台湾。台湾政府为了重新赢得美国朝野的支持，不得不进行改革，实行民主。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即南越的垮台对台湾的刺激和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因此对台湾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而言，外界的压力是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这就是中国和台湾政治体制改革的差别。’ 此文日期是2001年8月的。
事实上，杨还在其他场合有类似的表述，但是更确切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我仅凭记忆，好像还有一篇文章，杨小凯提到了哈耶克，以及其代表作《自由秩序原理》，但是我的阅读能力不足以支撑我看大部头，一万字以内的杂文相对还比较感兴趣，呵呵。所以我也没看过这本书。根据杨的转述，大致意思是：一直以来认为社会的进步源于人民的抗争，事实上，哈耶克的观点是，进步源于同一文化主脉下各文明的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做出改革。相比起来，不同文化主脉下的文明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是缺乏‘同行之间的嫉妒’，简单的说就是，例如中国和台湾，新加坡，香港都是属于中华文化主脉下的4个分支，大陆对这些地方的进步和繁荣会比较敏感，但是对西方的进步相对迟钝。但是由于香港的回归，其给大陆带来的‘嫉妒’会被大陆的制度同化而随之消融。所以只剩下三个分支。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该观点的始作俑者是哈耶克，如果哈耶克是对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来源于统治者的改革，而统治者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文明间的竞争尤其是同一文化主脉下不同分支的竞争？”
看了此信后，我不禁感喟万端。第一个感觉是为自己的不学无术、孤陋寡闻而深感惭愧。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我是标准的“思而不学”的票友，对经典名著的涉猎，也就只限于改革开放前国内能接触到的东西。上大学后再未看过这方面的文字，上网后发表的想法多是自己想出来的。写作态度也很随便，从来不兴如写专业论文那样先做文献复习，因此对前贤在这方面有过什么论述一无所知。
第二个感觉是沮丧：要发人未发，实在不容易。这世上什么都让人想完了，再无“未开垦的处女地”等我去耕耘。方今之世，处女地比处女还难找。
第三个感觉则是如释重负：自十年前写出《重释“民主恩赐论”》以来，我遭受的侮辱，漫说从未受到侮辱的哥白尼根本没法比，只怕达尔文还要远远不及。涉嫌被薄熙来（“童贯”？）与周永康（“摄政王”？）派到美国活动、逃过FBI抓捕的在逃犯余大郎（胡安宁）尤其将此论视为薄熙来发动政变的障碍，至今还在跳着脚辱骂“芦白尼”。如今却有读者揭发，原来“共特”“共奴”的祖师爷不是别人，而是写了《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而且，幸亏有了这位网友的举报，我才免了剽窃罪名，侥幸未成方舟子。
如果这位网友所说不错，则哈耶克当是指出社会进步并不来源于人民抗争，而是来源于统治者改革的第一人。至于驱使统治者改革的动力，则是同一文明的不同分支之间的竞争形成的压力。如果这就是他的主要论点，则我认为我所说的有与之暗合之处，但要比这更全面。
在旧作《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中，我将欧洲与中国作对照，指出欧洲各国林立，使得它成了一个正反馈的开放系统。列国之间的剧烈竞争，推动文明不断向前发展。而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隔离，以及早在秦朝便已实现的大一统，使得它成了一个负反馈的封闭系统，停滞千年而无寸进。此说与哈耶克关于同一文明圈内不同分支的竞争的动力作用暗合。
至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作用，我不知道哈耶克有无论述。我本人则在旧作《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真理吗》中指出：
“马克思没有考虑到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甚至没有说明他研究的对象到底是处在一个孤立系统里，还是处在一个与其他系统发生互动的开放系统中，因而完全忽略了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其实，如中国经验表明的，在海禁初开后，外来文明的冲击对本土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系统内生的原动力。”
而在《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的潜在危机》中，我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主要发生在本土隐性文明与外来显性文明之间，其结果取决于两者的契合性。若是两者相距太远甚至相反，就可能造成本土文明倒退，反而造出一个以外来先进技术支持、发扬了本土腐恶传统的更糟糕的新社会，中苏都是这种例子。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对本土社会的发展可正可负。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究竟是正还是负，主要取决于人民是否蠢动。俄国、日本与中国的近现代史都昭示了这一点。三国都是落后国家，都同样受到西方先进文明冲击，都由统治者率先启动西化改革，却都因人民蠢动而发生倒退。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了锐意改革的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迎来了亚历山大三世与尼古拉二世的倒退。革命乱党意犹未尽，推翻了尼古拉二世，迎来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残暴的极权制度。日本人民开头倒与统治者密切配合，实现了西式改革，迅速走上了西化道路，但到20-30年代，人民开始蠢动，就此走上军国主义邪路。中国走过的道路则类似于俄罗斯，晚清因为厉行新政而被人民推翻，导致国家解体，不仅使得中国在抗战中承受了巨大损失，而且为中共上台搭台唱戏。
这三个实例都表明，在野蛮国家，往往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才是抵抗先进文明入侵的反动势力。对此教训，据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晚年总算有所醒悟，说：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成了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云云。
可叹的是，时至今日，中国的识字分子们中，能领悟这教训者仍然寥若晨星，至今尚把信奉鼓吹毛共“斗争哲学”、轻狂祸国的方励之供奉在神龛上。上次我跟胡平辩论，竟然不得不反复告诉他：“不斗争，社会照样会进步！”而这简单明瞭的事实本是任何一个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见的：中国出现飞跃式进步，始于改革开放，而这完全是老邓压下党内外反对，主动采取的决策，并不是人民斗争的结果。相反，改革开放反而引出了86年与89年两次人民蠢动，不但先后颠覆了中共历史上最开明的胡赵体制，使得党内改革派全军覆没，更吓破了中共的胆，原来已在议事日程上的政改方案胎死腹中，改革成了只在经济层面运作的跛脚鸭，中国由此恶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此后中国人民并未起来斗争，可社会照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进步。
可所谓“民主精英”们就是对此视而不见，只记得党妈妈教给他们的口诀。不把“社会进步”与“人民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就根本无法理解历史，理解社会，遑论有那胆量把“社会倒退”与“人民斗争”联系在一起。人的脑袋，怎么就会僵化到这种连正视现实、作点简单思考都不会的地步？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我才提出了“民主恩赐论”，它的着重点在于指出人民蠢动的危害性，而据那位网友的转述，哈耶克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此外，哈耶克似乎也不曾论及人民与统治者互动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我则明确指出，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统治者的让步，而所谓让步，就是将权利归还给人民。这种让步可以是统治者主动作出的改革，也可以是被动发生的。即使是被动发生，它也未必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既可以是统治者采取某些改革措施引出来的连锁反应，也可以是统治者因社会日趋复杂而力有所不逮的结果。
例如邓小平主动发动经济改革，这本身就引出了他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为了振兴被官有制窒息的经济，他不得不引入三资企业，允许私有企业出现，于兹启动了中国社会从毛共单一的奴隶社会向西式阶级社会的转型，不但催生了体制外的中产阶级乃至大资产阶级，而且使得大量人口逸出了中共万能的组织控制与粮道控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身自由。而以现代经济规模之庞大，中共要想再将这些获得解放的人纳入原来的天罗地网，就再也没有那个能力了。这种过去不敢想象的伟大进步，与人民斗争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
我的另一理论贡献是，我并未完全抹杀人民斗争，否定的只是人民蠢动。我首次指出，人民斗争的目的，不是要推翻或羞辱统治者，而是谋求其让步。推翻统治者非但不能换来社会进步，还会造成权力真空，形成负筛选的绝佳环境，为独裁者上台搭台唱戏，反而造成社会倒退。因此，人民必须进行英美式的理性斗争。为此，我写下了《争做布衣“帝王师”》以及《不是英雄是恶人》等文字。而哈耶克如果只是把社会进步的动因完全归结于文明竞争，那就忽略了人民斗争在英美社会进步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进步也可以完全与文明互动无关。例如隋文帝首创科举制度，命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中式者授予官职，从而废除了东晋以来推行的门阀制度。这种将参政权从所谓“世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赋予平民的改革措施，当然是伟大的社会进步，然而这改革不过是因为魏晋南北朝奉行的“九品中正制”因战乱无法再进行下去，既不是人民斗争的产物，也与文明竞争无关。
所以，若说“社会进步是文明竞争造成的”，则我认为不如说“社会进步的前提是统治者的让步，这种让步可以是统治者主动采取的，也可以是人民理性斗争的结果，还可以是各种原因导致统治者控制力弱化造成的”更全面。
综上所述，我虽非“哥白尼革命”的始作俑者，但作了更完备更准确的阐述。它不完全是我的革命，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我的革命。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2-6-10 周日, 下午10:20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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