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平、郑义的遭遇就最能说明社会因素的重要,咱们三个人的初始条件都差不多;都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都出身“不好”,都经历过文革与上山下乡。如果没有文革,则咱们都不会觉醒,至今仍是毛主义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等始终处在那个一元化的奴隶社会里,那三个人的归宿都一样:都只能在社会下层当普通劳动者,顶多当个中小学教师。郑义未必会变成小说家,而老胡则绝对不会当上民主理论家,而老芦也绝无可能留学海外,先当科研匠,后作野鸡坐家,end up a loser。这就是社会环境限死了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绝佳演示。毛时代岂无聪明才智远远胜过我辈的才俊之士?但社会不需要那些人使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其设计目的是将所有公民制造成一模一样的标准件,做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的口号)。这大环境不改变,我等的结局都只会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