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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新史记》记者高伐林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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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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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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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按：适才见到高伐林在其博客里贴出了此文，看来已过“挣钱垄断期”，因此也在本区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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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白尼革命”
答《新史记》记者高伐林问
芦笛
《新史记》记者高伐林按：
“社会进步必须靠统治者的让步才能实现，中国式斗争只能造成社会倒退，一部近现代史就是证明。”当芦笛在接受《新史记》记者采访，被问到自己最看重、最有独创性的思想时，首先就指出这一条，并断定，自己的这个发现，发前人未发，颠覆了一般共识，是社会学里的“哥白尼革命”。
一位熟悉芦笛的学者，十分服膺他的这一思想，对《新史记》记者说：远了不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就屡屡印证：每一波要求民主的抗争最终都造成了政治环境的收紧、转严——民主，不是民众争来的，争民主是不会成功的，不争民主倒有可能成功。所以我们必须改换思路。
从千禧年世纪之交开始，芦笛在中文互联网上横空出世，迅即成为最出名也最高产的作家之一，动辄下笔万言，论题包罗万象，口无遮拦，泥沙俱下，树敌无数，“芦迷”也无数。后来，他编成了13本电子书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并于2010年元月以来的17个月内，在明镜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五本书：《毛泽东与他的近臣和女人》、《国共伪造的历史》、《百年蠢动》、《野蛮的俄罗斯》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这五本书的内容，时空上跨度极大：
《毛泽东与他的近臣和女人》是一本文集，作者剖析了林彪乘机出逃、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等中共建国后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案件和人们长久议论不休的话题。
《国共伪造的历史》的视线则向前推溯，试图破解自晚清直至中共建国前的一系列重大疑案，一一考察了梁启超关于戊戌政变的说法、国共两党关于宋教仁被刺案的说法，以及中共官方关于“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 、张国焘密令武力解决中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等等说辞。
《百年蠢动》有一个副标题：“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作者缕述的是“精英们长达一个世纪的持续蠢动造成的民族大规模自伤史”，重点分析了孙文发扬“以内乱御外患”传统，在国脉如丝之际坚持以革命祸国，在客观上迎合了日本和俄国陷中国于内乱的战略目的，终使国家解体，彻底丧失国防能力，诱使强邻入侵，使中国几乎灭顶。
《野蛮的俄罗斯》，是第一部华人作家写的俄国近现代百年简史。作者对俄国重大历史事件作了简明而深入的介绍，披露了十月革命真相、红色恐怖秘闻、斯大林上台的秘密等鲜为国人所知的史实，阐明了列宁斯大林缔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反文明世界的工作原理与固有弊病，并结合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了比较深入的剖析。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顾名思义，研究对象是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在一一考察了毛所指挥的战役之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笔”，就是在抗战爆发后力主将内战伪装为抗战，使得中共趁国难崛起。除此之外，毛泽东的本事是基于厚黑学上的驭人术——他是个权术大师而非军事家。
读者注意到，从这五本书，虽然还能感受到芦笛在网上论战中的语言个性，但立论和论证都远为严谨。
在芦笛的第六本书又呼之欲出之际，7月中旬，芦笛以书面形式回答了《新史记》记者提问。小标题为本刊编辑所加。
我害怕中共和暴民
新史记：芦笛先生，你好！十多年来你写了千万文字，论题遍及古今中外，洋洋大观，但我发现，你介绍自己可“惜墨如金”。
按说，你算得上一位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爱恨情仇全都摆在网上的人，你的文字一点也不加掩饰地展示你的信念、你的兴趣、你的思考，乃至你的心理、性格的长处和缺陷，读这些文字，也就能了解芦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人都有通病：尝到了美味鶏蛋，就想见到生蛋的母鶏。我们的访谈就从这里开始如何？——请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在哪儿念书，选定什么专业，如何来到海外，从事何种职业……等等。
芦笛：这是我最忌讳的问题。我一直对自己的真身讳莫如深，原因很简单：我怕共产党，怕进了骨髓去，生命不息，恐惧不止。这种心理非过来人无法理解。我只能说：我不相信天下有不怕共产党的人，不相信有抗得住我党收拾的人，那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能力。像林昭、张志新那样的超人，一亿人里大约只会有个把，不是常态而是异数。
当然，今日中共已经极大弱化了，但我还有另一重恐惧：暴民。这些年来，我自绝于党和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得罪一切可以得罪的人，无论是“民主革命志士”还是“爱国志士”，都恨我入骨，而那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收到过好多封威胁要杀我全家的恐吓信。我自己倒是活够了，但犯不上连累家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出版后，有人在网上写了篇绍介文章，说我有意无意玩神秘，不是这么回事，我不过是胆小如鼠而已。
这不是说我不会笼统介绍自己。我的回忆录就贴在中国大陆“凯迪网络”的《芦笛在凯迪》里，还被《凯迪周刊》选中发表。我还把自传整理成了电子书，放在网上任人下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
“文革”批量生产政客与土匪
新史记：对我们的读者再讲讲？
芦笛：我出生在南国一个风景无比秀丽（过去时）的省会城市。我家是个传统大家庭，我母亲非常聪明，我们家的孩子没一个有她的一半智商。她老人家非常善良仁厚，将这优秀品质传给了子女。1954年，我提前两岁上小学，因为一贯调皮捣蛋，受到班主任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整治，一劳永逸地摧毁了我的自信心，令我此生再无出息可言。上高一时，我通读了四遍《毛选》，变成了狂热的毛教徒。虽然不久后就开始实行“阶级路线”，我知道自己已入另册，但“把一切献给党”的决心坚定不移。高三那年，我奋勇救火，几乎丧生。
1966年，我刚考完毕业考，“五一六”通知就下来了。我积极投入运动，直到“红色恐怖”开始。高干子弟红卫兵杀人越货时，我家倒没受到冲击，因为早在此前就被反复洗刷干净，再没什么可抢的了。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让我痛苦得几乎发狂。最后我悟出：我党绝对没有那个容量信任我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我即使把心掏出来给它看，也是热脸贴不上冷屁股，犯不上去犯贱，从此就成了“逍遥派”。
“文革”为我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我见识了那些据说是“钢筋铁骨”的老革命们在挨批斗时的种种丑态，得知了“人民勤务员”们的特权享受，更目睹原来相当单纯的同学迅速堕落为罪犯。他们不但参加武斗，抢劫百货大楼，吹嘘自己怎么机智勇敢地用机枪打死“敌人”，还在“兵团”总部毒打抓来的“流氓”……这一切让我深感震撼，觉得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完全是在批量生产政客与土匪，与书上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等到我最敬重的同窗被打死，另一个同学锒铛入狱之后，我就得出了结论：这完全是孟子说的“网民”——蓄意让百姓去犯罪，然后再把他们一网打尽。上山下乡后，我开始刻苦攻读马列，贪婪地吞下一切能找到古今中外的读物，试图查明我坚信不移的“真理”在哪儿出了错，为什么会造出那么多惨剧。我花了好几年时间，逐一清算了马列主义以及次生的党文化垃圾（诸如“拜革命教”、“拜人民教”、“斗争哲学”等等）。我着魔一般阅读和思索，仅仅是为了求得内心安宁，根本没料到几十年后会把心得写出来，居然还让许多人茅塞顿开。
与此同时，我还按照林副统帅的教导，“带着问题活学活用”医学检验学，先后试验过诸多造假手段，诸如在背上贴锡纸装肺结核，在大便里加重铬酸钾制造“大便潜血 ”，在小便里加入鸡蛋清和鲜血制造“肾炎”，终于成功地病退回城。虽然我出身不好，但我还是靠特殊技能（拉琴、画画、写美术字等）进厂当了工人。我从最脏最累的工种开始，一步步往上挪，换成了最好的工种，最后还进了市里的“技术革新队”，并以三寸不烂之舌骗取了太太的芳心。以难度而言，我当时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后来的。
以后的事就平平无奇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四门课都考了高分，那也没什么好吹：考题非常简单，而我虽辍学11年多，却一直在自学大学教材（我相当于上了四个不同的大学专业，所以在网上什么都能吹一气）。不幸的是，党把我分到了我极度讨厌的专业，于是我只好强迫自己去学，而且还必须学得相当好。这倒不是我意志坚强，而是咱丢不起那么大的人——转学毫无可能，而若退学回厂，大家都要以为我混不下去。就是这无聊的虚荣心，逼得我本科毕业后又考上硕士，硕士毕业后又接着出国读博士，退休前一直在自己深恶痛绝的专业里做研究，此乃典型的中国奇迹。
我是自费出国。我的硕士论文被后来的博士导师看中，他帮我出了考托福与GRE的钱与大学的报名费（那阵人民币没法换美元）。考完后得到了奖学金，我就出来了。学校算是名牌，毕业后找工作毫无问题，就这么留在了西方。出来后生活很平淡：上学、考试、做学位、搞研究。我这生最富色彩、思想最活跃、学习最主动、最刻苦的时段，还是“文革”十年。通过秘密阅读，我对西方民主已有相当了解。来到西方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人家深厚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出国前，我和大众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是出国后耳濡目染才改变的。
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新史记：你从什么时候起对文史感兴趣？什么时候、在什么契机下，开始写文史方面的文章？第一篇写的是什么？
芦笛：我从小就对文史感兴趣。我们家的人都是文理双修。我学数理化毫不困难，但绝不会如对文史那样废寝忘食。我在初中时也做过作家梦，但高中就打消了此念。先是受家庭影响：我家的人重理轻文，觉得文科识字就会，用不着专门去学。后来则是看到每次运动都从整文人开始，再不敢想了。但我的文史成绩一直不错，因此“文革”中我们的“兵团司令”还让我去主编发行全省的“战报”，但我谢绝了。我知道运动后期一定会“秋后算帐”，因此只敢当个“户口兵”，一篇文章都没写过。这决定非常明智，后来本“兵团”被定为“站错了队”，无论是“ 武斗瘟神”还是“黑笔杆”，一个个被打得九死一生，肋骨断了几根根，云南白药吃了几瓶瓶（调寄陕北《信天游》），但我一点事都没有。要在那个年代平平安安地活下来，可不是现代人想的那么容易，尤其是我这种黑崽子。
后来为了进工厂，我必须卖弄所有的才能。进厂后，我自然就成了车间“大批判专栏”（20来张大字报构成的墙报，贴在专门制作的阅读木棚里）的编辑，每周必须更新一次。后来我发现根本没人看，便开始恶搞，不是揭发孔老二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妄图在山东下海逃往海参崴，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是骂屈原是奴隶主儒家，企图螳臂挡车，对抗法家秦王的统一大业，甚至还发表小说连载，说奴隶起义军领袖盗跖攻入曲阜孔府，抓住了“巧伪人”孔丘批斗，出版了《盗跖语录》，等等，一个人偷着乐。所以，我那阵其实就在“从事文史写作”了，跟如今在网上写一样，都是无偿的，区别只在于现在是实话实说。
第一篇旨在发表的文字，是我上大三时写的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月色溶溶夜》，讲的是男女情爱。第二篇则是中篇科幻小说《永生的烦恼》，都投到了文学刊物，都被拒绝了。其实那科幻小说颇有创意，说的是克隆人。在70年代末就有这种想法，过于超前，文学刊物的编辑就更不可能理解了。写那两篇文字毫无高尚动机，不过是因为见到当时的杂志中有许多劣等货，于是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新史记：呵呵，从鲁迅那儿得到鼓励了！
芦笛：当事实证明我就是“动不得”后，我就死心了。如果没有网络，我绝不会当上作家——缺乏投稿所需的自信。
新史记：你关注的文史问题范围相当广泛。十多年来，你的文史文章，大体上集中在哪些领域？最感兴趣的是哪些问题？为什么？
芦笛：我真正的写作生涯只有11年多，没有什么中心，什么都谈。前段我编出了13本电子书，放在网上任人下载，文史哲什么都有。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中国的和平演变，最盼望的是未来的中国人再不要重演前人的悲剧，尤其要避免促使社会大倒退的中共革命一类蠢动，否则那么多苦头就白吃了。为此，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学会正确的思维方式。我坚信，愚蠢比邪恶更可怕。中国既往的悲剧，主要是惊人的全民愚昧造成的。
新史记：你最重视——或说最得意的——的是哪些文章、哪个话题？
芦笛：我满意的文字大部份没有市场价值，都被我编在免费电子书里了，只有一本还算满意的《华夏文明解剖》待出版。我自觉写得最有水平的电子书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许多国内网友来信说读后深受启发。
社会学里的“哥白尼革命”
新史记：你认为你提出的最有独创性、贡献最大的思想是什么？
芦笛：就全部作品而言，我提出了如下主张，自以为都是发前人未发：
（1）社会进步必须靠统治者的让步才能实现，中国式斗争只能造成社会倒退，一部近现代史就是证明。我认为，这个发现，是社会学里的“哥白尼革命”，颠覆了一般共识。
（2）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基本假设不一样，中国社会构建的基本假定是两个：“人生而不平等”与“人欲可灭”，恰与西方相反。中国社会的持久动荡，就是这两个认定被西方价值观冲毁造成的，社会因此失去了“自稳软件”，这就是今日中国何以堕落为只能靠暴力镇压维稳的警察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这问题尚无望解决。
（3）中国社会从来不是西式阶级社会而是官僚社会。统治者历来是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它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阶级，其存在与社会经济基础无关。党宣传中的所谓“农民起义”不是西方的阶级斗争，而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两大暴力敲诈集团（官僚集团vs“起义农民”）为争夺肥羊的生死大搏斗，只能周期性毁灭文明成果。中国的所谓“转型”，在于将官僚社会改造为西式阶级社会。但从满清到现在，官僚社会的特点反而极大地强化了，这是因为革命是高效制造权力集团的手段。以往接二连三的革命，最终造出了一个权力空前、毫无制约、无法推翻、无法改造的官僚集团，这是前人蠢动留给后人的难题。
（4）在《马克思主义批判》里，我指出唯物论的认定与贝克莱大主教的一样，都是“存在即被感知”，亦即把人类的感知范围看成是整个客观世界。科研的基本假设是“自然界存在着一套客观规律，与人脑思维的规则相一致”，但这两条假设都无从证实或证伪；我还告诉读者，人类只能“孤立片面静止”地思考，不可能采用所谓“辩证逻辑”，并批判了大陆人视为绝对真理的“量变引起质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
新史记：这些见解，对许多读者来讲，确实是振聋发聩，具有颠覆性的功效！可惜在这个访谈中不可能展开，要请大家去细细阅读和思考了。那么，你对自己的哪些文章，最感到遗憾呢？
芦笛：我引为遗憾的是写了足有几十万字的低质文章，例如批判林思云“没有发生过大饥荒，那是刘邓为了倒毛造的假”，马悲鸣“强奸也是爱”，樊弓“伪善也是善”、“伪恶也是恶”、“文明就是虚伪”、“观点不是事实，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等等。此类论战实在太荒谬。更令我丧气的是，因为网友觉得樊弓的错乱思维很有示教意义，我不得不将有关文字收入电子书。
作家能指望的最高酬报
新史记：你刚才说，如果没有网络，绝不会当上作家——缺乏投稿所需的自信。再给我们进一步讲讲你的网络写作生涯吧，是被什么激发才开始的？缺乏自信不会是你热衷网络写作的全部原因吧？
芦笛：2000年台湾大选，我生怕两岸打起来，上网大声疾呼，就此一发不可收。
网络写作吸引我，是因为：第一，我缺乏投稿所需的自信，网上发表不需要编辑认可，没有充满悬念的等待；第二，读者就是评论家，反馈迅速直接。骂我，激起我的逆反心理，越发要接着写下去；赞我，又使我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必须写下去；第三，我总觉得网络不是正经媒体，露怯出丑也没关系，因此写作时挥洒自如，水平反而能发挥出来，若是正儿八经出书，顾虑就比较多，反而写不好；第四，所得报酬不是出书能比的。例如有位国内学者来信告诉我，我反革命的文章颠覆了他的既有价值框架，而我批判辩证法的文字也被某些大学老师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参考，让我至感欣慰。
最令我有成就感的，还是网友的谬赞与感谢。例如一位国内网友来信说：“芦老头，您的博文常常看，反复看，看了又看。真好！得了这么多宝，无以为报，只有真挚地向您道一声：谢谢，芦先生！”前两天还有人在我的博客里留言：“在HJCLUB下载了芦师三本书，从芦师这里获益，真是肝脑涂地难以回报。那边没有ID，特在此恭谢芦师，愿芦师度假快乐，永远身体强健，神思矫健。”我想，一个作家能指望的最高酬报，莫过于此。
新史记：你是如何选题呢？我感觉，有些题目，是你“蓄谋”要写的，但也有些题目，完全是打“遭遇战”，被某篇文章激起火或者被某位朋友拖下水。能否给读者分别讲述一下不同的情况？
芦笛：我的文字基本都是网上触发的，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选题与策划。例如《漫话中苏恩仇》是一位网友介绍诺门罕战役引发的：《野蛮的俄罗斯》是一位网友称赞列宁斯大林代表的“西方文化”引发的；《林则徐》则是国内网人亦忱批林则徐引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写作缘起，则是网友问我老毛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等等。
我以网上写作为自娱，掉以轻心，所以开头都并没想出书，凭记忆信手胡写，随写随贴。篇幅长到一定程度后，才觉得干脆写成书算了，这才去查资料认真重写。这种写作方式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我阅读面比较宽，因此许多话题都能搭腔。而开了头后知道该怎么把它写成学术性文字，则是靠我受过的科研训练。
“芦笛现象”是这个民族的耻辱与悲哀
新史记：你的网络写作生涯，也就是你的网络辩论生涯。你印象最深的、或者你最痛快的，是在什么问题上的辩论？与你辩论者不计其数，谁是你觉得最值得交手的论题和对手？有很多人痛斥你、嘲讽你，你如何看待？你觉得最值得自己反省检讨的问题是什么？
芦笛：我印象最深的，是与网人云儿和非文人在“六四虚拟法庭”上进行的辩论。我扮演公诉人，指控柴玲犯了过失杀人罪，而云儿与非文人扮演辩护律师。两人的思维都很严谨，反应敏锐，堪称劲敌，而且双方风度都很好，就事论事，毫无人身攻击，堪为网上理性争论楷模。除此之外，我没遇到过值得交手的对手。所有其他和我辩论过的人，都不会逻辑思维，犯的错误都很低级，以致我不好意思把批驳他们的文字收入电子书。只有批判伪民运的文字是例外，因为我觉得那是典型的毛共党文化，必须枭首示众，俾大众知道什么是假民主，以免野心家们再度贻祸将来。
我并没有遭到“很多人的痛斥”，只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侮辱。尽管几乎所有芦敌都宣称“N斩芦笛于马下”，我从未见过理性批判，不是深追我的犯罪动机，就是匪夷所思的构陷，比“文革”大批判还荒唐。他们辱骂我是必然的，因为我是独立知识分子，发言只从事实出发，既不凡美必讃，凡共必骂，也不凡共必讃，凡美必骂，而是谁错骂谁，谁对赞谁，更犀利地指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思维方式的落后与愚昧，当然要让左中右齐齐痛恨，但他们又无法反驳，只好出之谩骂，其实值得悲悯。我觉得需要反省的，就是与坏人吵架也倒罢了，不该去与浑人较真。但我天性如此，无法可想。
新史记：你的写作赢得了众多粉丝，以致有人说出现了“芦笛现象”。你如何看待“芦笛现象”？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芦笛：我已在2001年回答过这问题：“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与悲哀。”我这人智力平庸，缺乏自信，觉得所有的人都比我强。若不是当初怕台海两岸打起来，而BBS又不是什么正经场合，则我根本不会上网写一个字。不料上网后才发现，比我傻的人漫山遍野都是，而这些人还都是所谓千里挑一的“海外精英”。我说的那些浅薄常识，竟会有许多人闻所未闻，有的如聆仙乐，有的则暴跳如雷，这现象永远令我错愕与悲伤。
新史记：你如何评价“网络江湖”？如何展望新媒体？
芦笛：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网络江湖”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不露出獠牙来，有的人就不会尊重你。绅士们只合围观，不宜投入，否则时间长了会变态——我过去并没现在这么暴躁易怒。当然，如果能写出启迪他人的文字，酬劳也是无比丰厚的。从全社会来看，网络的出现终将导致封闭社会的打破。1949年后中国有舆论，乃自有网络始。
中华民族尤其是所谓精英阶层实在愚蠢
新史记：为什么你在网络上赢得了巨大影响之后，仍想以传统方式出版自己的书？
芦笛：我本人对出书其实并无太大热情，是粉丝们推动的。另一方面，芦敌们老是嘲笑我只能在网上吆喝，没本事出书，也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除此之外，我也觉得电子书进不了图书馆，难以传下去，而我觉得自己有些思想是可以也应该传世的。
新史记：从2010年初起，你在17个月内连续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五本书。这些书，都是新写的吗？
芦笛：这五本书是几年来的作品汇集。我的平均写作速度每天不下于四千字，11年来写了上千万字。刨除大量网战垃圾文字和游戏文字后，编成了13本免费电子书，还剩下3本没功夫编。史论因为需要细看大量资料，写的是最慢的，不可能一年半就写出五本来。我出版的都是史论，因为只有此类书籍才有市场。对我这个完美主义者来说，出书压力较大，不如网上轻松自如。
新史记：你对这五本书的内容和思路，从总体上如何概括？
芦笛：五本书的内容庞杂，似乎无法从总体上概括。思路则永远是一个：从基本事实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导出未知事实，以功利分析检讨教训；结论也永远是同一个：中华民族尤其是所谓精英阶层实在愚蠢，近现代史上就几乎没有干对一件事，后人万万不可再如此。
新史记：写完五本书后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芦笛：每写完一本书，最深的感觉就是懊悔。因为我总是发现错误，例如“于学忠”转成了“於學忠”，“一仆不能复起”写成“一撲不能復起”，“強姦”转成“强奸”，等等，而此时已经付印，再不可能改了，于是在面对想象中无数笑骂的面容汗如雨下之时，便只有责骂自己校对太粗心。何频说：出书永远是一种遗憾，信矣夫！
新史记：对这五本书，读者反馈如何，是否听到了有份量的回应？
芦笛：第五本书《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才上市不久，读者的反馈我还没来得及听到，只是为我审稿的挚友谢子石先生告诉我，我若指望死后用那书垫头，分量还嫌不够。我也顾不上了。若是不够，就把那13本电子书打印出来，统统塞进棺材去就是了。
对其他四本，读者的反应都不错。当然，我只可能听到谬赞——痛恨我的人不会去买，更不会与我通信。批评的意见当然也有。我上次回国与国内史学界的人座谈过，其中一位认为我最成问题的文章是《是谁杀了宋教仁》，他认为立论依据薄弱，将来肯定要让人驳倒。但我请他指出我的推导何处不能成立时，他又未能具体说明。另一位专治党史的学者的批评则非常中肯，他认为，我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中过分采信了张国焘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实行的政策也非常左，不能仅根据他的回忆录，就认定他那时就已意识到苏维埃革命之路走不通。这批评很有见地，虽然“苏维埃运动已经失败”是张国焘在草地与其他人争论的焦点，此前他还搞了“西北联邦政府”，并没有打出苏维埃的旗号来，这些都被毛泽东等人当成了罪行，既在中央文件里留下了记录，也为李德回忆录证实，但我那篇文章开头介绍所谓“路线斗争”时，采用的张的证词确实比较多。比较准确的看法应该是，张国焘确实是意识到苏维埃道路走不通的党内第一人，但我把他的认识提前了。
有趣的是，好几位朋友都认为《野蛮的俄罗斯》是四本书里水平最高的一本，而《毛泽东的近臣和女人》则写得最差。我告诉他们，两本书的市场价值恰好相反，《毛泽东的近臣和女人》最好卖，国内业已大量盗版，我上次回去就在地摊上见到，成了地摊读物，而《野蛮的俄罗斯》则据说不是那么好卖。可见韩愈说的“小惭小好，大惭大好”一点都不错。
国内读者似乎比国外读者更有希望
新史记：扯远一点吧。你希望自己的想法影响到哪些人？你觉得国内与海外的读者，各有什么不同特点？
芦笛：我并不指望别人接受我的观点，我只希望读者留心我看问题的视角与想问题的方式，希望能给年轻人一点启迪，老帮菜们则不可能再改变思维方式了。国内的读者似乎比国外的更有希望。国外的毛共余孽按比例似乎远比国内的高——奇怪的是，国内网友似乎比国外网友更懂西方文明常识与民主要义，诸如理性、宽容、平和、善于妥协等等，而国外则富集了“汉贼不两立”的“革命硬骨头”，坚信“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大概是因为中共把所谓的“民运人士”都驱赶出来了。
新史记：你还有哪些后续选题？除了一本接一本地写作，你还有什么计划？——例如，运用多媒体形式更广泛地传播自己对文史的认识；用更可行的方式向国内同胞传递信息；或者，用其它语种帮助其他国家更加了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等等。
芦笛：我这人做事从无计划，都是凭一时兴之所至，此所以那几本书都是网上随机触发的。我并没有计划“一本接一本地写作”，而是江泽民说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今年争取写完《毛氏当国》（原题《治国白痴毛泽东》，但网友说这名字不太“学术”，印出来进不了图书馆，因此我准备改此名）与《漫话中苏恩仇》。这两本书都是网络触发的：《毛氏当国》是与网上爱党人士打架激出来的；《漫话中苏恩仇》则是某网友吹嘘苏联红军激发的，都在网上贴过一部份，但都很草率，需要重看资料，重新撰写，工作量并不小。写史论很累，比不得政论、杂文、文论，可以一挥而就。
我写作主要是自娱而不是宣传，除非是好友，我一般不向人赠书，总觉得那好像是逼着别人看自己的书。我也曾偶尔想过，即使是在国际上，《野蛮的俄罗斯》也不算差，可以翻成英文，去向西方出版社兜售。写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后也有过这种一闪念，但毕竟知道自己英文程度不够，所以也就只是短暂地想入非非而已。
新史记：谈得不短，你还有什么话想对读者说吗？
芦笛：没有了。
新史记：谢谢你！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2-1-12 周四, 上午6:43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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