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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船何日过三峡（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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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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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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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船何日过三峡（十二）
金唢呐
这次说几句老邓和他的改革开放吧。
我看到的官员评论，除了官场的应景发言外，对老邓评价最高的大概就是薄熙来他爹薄一波的那两句话了：“一人千古，千古一人”。而民间说什么的都有，赞誉的当然有，提起老邓来就双目怒睁，钢牙紧挫，血脉贲张我也遇到过不少。其中有些人是“义薄云天”型：由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破灭而愤而恨。还有些人是因为利益得失，比如工人阶级，从虚幻的“领导”地位一下子摔到了“四零五零买断工龄”，虽然事情是朱镕基干的，但根子是老邓的市场经济砸破了他们的铁饭碗，他们并没有骂错人。其实只要搞市场竞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大部分都要破产，就是个早破晚破、怎么破的问题，只不过朱镕基搞得太过分，剥夺了工人群众应该得到的那部分财富而已。
实际上，老邓自1993年因身体原因不问政治后，不管中国政坛如何“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基本上实行的还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路线”，具体说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内搞市场经济，尽可能的开放搞活、发展经济，只不过在具体政策执行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或缓或急，或重或轻，或保守或激进，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终于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官僚集团也用权力寻租的方式，谋取了利益最大化。
激进的民主派和毛左都把老邓恨到了骨子里，提起老邓来就咬牙切齿，似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如果让方励之、魏京生来评价老邓，绝对是比毛更坏的暴君，而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管谁执政都一样，换别人上去，也照样会搞改革开放。这些人直到现在还天真地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对“六四”的镇压，中国早已是红彤彤的民主国家了，“中国为什么出了邓小平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是他们永远的遗憾。
毛左更不用说，这些毛主席的好孩子一直都秉承我党“叛徒比敌人更危险、更可恨”的信条，国民党战犯可以特赦，叛徒顾顺章全家必须一个不留全部做掉。他们认为邓小平就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区别是斯大林伏特加喝多了，没有察觉到卧榻之侧还有老赫鼾睡；而毛主席虽然明察秋毫，把老邓识破并将其一脚踹下大床，但由于心慈手软没有像对待刘少奇那样痛下杀手，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资本主义复辟的局面。
这些毛左智力低下、知识贫乏，除了背诵毛主席语录基本上就不会说话。实际上，就背离马列主义而言，老邓比赫鲁晓夫走的要远得多。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把斯大林拉下神坛，对内不再搞大清洗（不愿搞，实际上也没资本和能力搞），不再大规模地实行杀戮和流放，对外放松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管制，而政治框架和经济模式和斯大林时代区别不大。而老邓的做法说好听点是“打左灯往右转”，说难听点就是“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干着资本主义的勾当”，经济运行模式很多都是官僚资本主义那一套。当然，不管什么主义，也都比毛主席无法无天瞎球闹强。
毛左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所期望的毛主席接班人所执行的革命路线，最高境界其实就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华国锋有点玩弄权术的本事的话，中国社会完全可能按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轨道运行，实行“不搞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变“毛式社会主义”为“阉毛社会主义”，直到几十年后经济上撑不住彻底解体为止。现在的古巴朝鲜实际上都还是这种模式，只不过前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后者有中国这个冤大头供血，再加上领导人不折腾，把各种敌我友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实行“两头凑、赢不够（麻将用语）”的外交政策，所以不管制度怎么僵化残酷，还都能维持。
说到这儿我还想说几句赫鲁晓夫，我觉得现在左右双方都把赫鲁晓夫说得太过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像左派说的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背叛马列主义，也没有像民主派说得那样搞过什么像样的改革。完全是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神坛后吓破苦胆、神经过敏，过度渲染所致。
首先赫鲁晓夫并未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开篇就声明他不是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进行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只是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平反部分冤假错案，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为了党的利益而遮遮掩掩，凡是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的事实都没有揭开，例如涉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冤案当时并没有提，若贝利亚当政很可能会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做得更彻底。况且以后的档案资料表明，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
而且赫鲁晓夫也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犯错误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的原因，是斯大林“怀疑狂”、“虐待狂”、“迫害狂”症状发作的结果。至于在中国广受批判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其实早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已经成型了。1947年日丹诺夫主持起草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联共（布）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明确指出：“在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越来越多地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成苏维埃人民专政，尽可能地让全体居民的每个人都能经常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居民的共产主义意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将导致苏维埃人民专政的强制性职能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将被社会说服所代替，国家的政治职能变小，国家将向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职能占优势的方向发展。”
在苏联人看来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你共产党执政的首要任务不就是消灭剥削阶级吗？这任务并不复杂，财产可以没收，然后“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人死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无论是杀头还是自然衰老、死亡，几十年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暴力镇压剥削阶级这一职能也就消亡了，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性质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从理论上说，国家变为表达（实为控制）全体人民的利益与意志的机构，“强制性职能”转变为“说服性职能”，国家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应该说“全民国家”、“全民党”，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信你看看今日古巴和朝鲜，哪还有“剥削阶级”可供斗争，前一段听说乌有之乡组团去朝鲜参观朝圣，也不知这些道理他们弄明白没有？
一般说来，第一代领导人驾崩后，继任者都要采取点适度宽松的政治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改善民生、增加社会自由度。当时莫说是温和的华国锋，恐怕林彪四人帮当政也要这么干。不信重温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就可推测出这些人上台后可能的大政方针。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就是老芦和老唐所说的“权威递减定律”在起作用：新一代领导人没有了原来的权威，绞肉机转不动了，不能再无法无天瞎球闹搞政治，只能循规蹈矩搞建设。这就是为什么金家王朝能在苏东波巨变中屹立不倒的原因：通过世袭的方式杜绝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避免了“权威递减定律”的影响，甭管什么功勋显著的元帅大将，照样要紧密团结在二十几岁的瓦盖头金正恩周围，继续效忠金家王朝。
中国更是如此，毛主席那份沉甸甸的宝贵遗产是任何人都无法继承的，老人家耍光棍、瞎折腾可以，继任者可没有那资本。光是“七八年来一次”的文革式群众运动，就远不是交城县大队华政委之辈能搞起来的。其实这也是毛主席和其他共产极权国家领袖的本质区别。斯大林死后，后面的秃子和长头发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据统计，自打沙皇推翻后，苏联领导人从列宁开始就是都是秃子和长头发的轮换执政，这一规律对解体后的俄罗斯仍适用），愣是挺了三四十年。要不是标着膀子和美国搞军备竞赛，恐怕还可以继续多维持几年。现在朝鲜的金三胖也是一样，用不着因为人家的年龄和经历怀疑人家的能力，面团团的福相暂且不表，从业务上看金三胖接班也并无困难，无非就是萧规曹随，“继续执行金日成的先军路线，要让人民过上‘吃米饭、喝肉汤’的好日子”。按现在时髦的网络用语就是：瓦盖头表示毫无压力。
所以，毛主席的接班人在一定程度上搞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继任者不管嘴上怎么说，一定会弱化“阶级斗争”，强化“经济建设”。我记得华国锋刚上台时就提出“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建十来个大庆”经济建设的计划，虽然同时也喊几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继续批邓”，但实际上没采取过任何行动。现在也是一样，哪怕激进毛左如张宏良等上台，我就不信他们有本事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发动文革，这些人尿泡里有多少尿能撒出多远去我最清楚，别看这些人在台下闹得欢，上台后一定会被更激进的左派当做保守势力而送上断头台。
老邓和其他共产极权政权的继任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不仅仅是弱化“阶级斗争”，强化“经济建设”，而且还在制度层面搞了一些对“科学社会主义”大逆不道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多少接近了正常社会（即现代民主国家），我认为这些制度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下面四条：
1、把中国由封闭社会变为开放社会。这种开放包括经济上的开放和政治上的开放，这完全彻底地颠覆了传统做法。我前边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二杆子社会主义，靠的是枪杆子笔杆子，也就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才能维持运转。换句话说，毛时代中国人的幸福感，是由美国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谎言来产生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我认为非常彻底，甚至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政治上虽然开放的还不够，但和“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如过去的毛中国、苏东各国和今天的北朝鲜相比，早已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就拿“翻墙软件”来说吧，像我这样的对党和政府毫无威胁的良好公民，浏览外国网站居然还要使用“翻墙软件”，在现代民主国家看来，本身就是个笑话。而朝鲜人民根本就用不着这玩意儿，前两天看CCTV新闻（还是凤凰卫视？记不清了），说整个平壤市只有一个网吧，是针对驻朝外国人开的，原来一小时100美元，现在降到了10美元，这么看能说明现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自由度了吧。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中国是自由多少的问题，朝鲜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2、经济体制改革：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当然，这和西方的市场经济也是有区别的，我看主要还是表现在经济权力上。有人总结说，现今的中国经济权力结构中存在着六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民营经济、外资企业、消费者。前三者可以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非市场化的干预；后三者则属于市场经济成分。30多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大多来自市场经济成分如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济、消费者贡献等，但这些经济成分参与设计经济制度、经济决策的机会却很少，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完全倒挂。掌握更多经济权力的却恰恰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这些非市场经济成分，“辛苦经营者，不是决策人”。经济增长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的错位存在，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征，这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
3、所有制的变化：变纯粹公有制（实为官有制）为混合所有制，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制始终未变。前几天隔壁“唐好色”网友说中国虽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但实际上也差不多了，因为城市住宅土地的使用期是70年。其实老唐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大陆的情况，人们争论的土地私有化主要还是针对大片的农村土地。
4、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实际上是参照西方“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做法，使得共产极权国家的政权交替也能够在两个活人之间、和平友好地进行。这大概也是老邓敢发出“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的底气所在吧。当然，我看这五十年不变还有可能，毕竟这已经过去三十几年了；一百年不动摇不过是“夜过坟地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我想到的制度层面的变化就这些，还有什么诸位补充吧。先歇歇晌，干干正事儿，春节后再来接着啰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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