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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文刊47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标题: 周末文刊47 (927 reads) 时间: 2011-12-06 周二, 下午1:05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周末文刊
2011年第47个周末（11月1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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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润南∶“小平头”刘迪走了
※　2.陈子明∶为什么不让纪念四五运动？
※　3.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
※　4.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邓洁
※　5.沙叶新∶我和徐景贤
※　6.马悲鸣∶与王军涛谈四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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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头”刘迪走了
•万润南•

刘迪遗像
悼刘迪

当年振臂小平头，坎坷人生志未酬。
一代英豪君已去，千山不忍泪长流。

（刘迪简历从略）

【附录】～～～～～～～～～～～～～～～～～～

这是刘迪弟弟发来的邮件，请帮助转发。

Re 李南：

　　谢谢你给我转来老鬼的博客，不过希望你能替我转告老鬼，这篇文章我哥哥生前并不认可。他说此人虽然见过他，但其中很多话不是他说的。此文发表前没有给他看过。他是多年後才看到的。海外现有很多谣言，例如：我哥哥临终前皈依基督教；他没有收入，几十年来都是靠妻子微薄的工资生活；他的家人指责医院耽误治疗等等都是没影的事。还有诸多版本的我哥简历，一看就不对劲，如说他76年10月被捕，连常识都没有。下面是我给中国新闻社的稿子，他们发表时做了删节。

　　此外，还希望你能尽可能的转告好心的朋友们，希望他们在我哥下葬前不要做刺激当局的事情。

　　谢谢
张全

【附录】～～～～～～～～～～～～～～～～～～～～～～～～～～～～～～～

　　刘迪1950年7月6日生于北京，其父为留美归国的著名医学家。1957年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1963年入北京二中。1968年赴山西插队。1976年3月返城。4月即投身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运动遭到镇压後，四人帮笔杆姚文元亲自撰文的人民日报社论称他为“那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随後被四人帮控制的公安部列为头号通缉犯。不久被捕。四人帮垮台後，于1977年春季获释。天安门事件平反後，被有关部门授予“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英雄”荣誉称号。

　　刘迪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平时生活淡泊，深居简出，靠着扎实的英文功底与渊博的古文、历史知识，通过帮人编纂、翻译、校对一些书籍资料谋生。他喜欢钻研历史资料。经常与朋友谈经论史，被誉为“制外专家，民间学者”。多年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今年4月他开始感觉身体不适，但坚持不去医院，靠自己的顽强意志与身体素质与疾病对抗。终因不支，于8月被家人与朋友送入医院，被确定为肺癌晚期。在顽强的抗争了两个半月後，终因病情严重，于10月18日23点51分逝世。

【网评】～～～～～～～～～～～～～～～～～～～～～～～～～～～～～～～

*　一日秋风一叶疏。　--凡草
*　那就是邓小平过河拆桥。　--最後一枪
*　他是我们那一代人，也是那一代里少数敢站出来并一直反抗专制的人，刘迪走好！　--xinxin_cnd

*　这一代人快走到头了，也没见什么後继者。　--sami
　*　不屈于专制权贵的，韩寒、李承鹏算是下一代吧？他们都是名人，各自有所建树。对一般百姓来说，反专制代价太大，且活动空间太有限，非常不容易。刘迪走好，RIP.—taoli

黎京：回国第一天就见到刘迪，那时他咳嗽很厉害，但还是一直等我，说怕以後没时间见面。我知道他行踪不定，一般想见一面很难。那天我像以往我们在一起是那样跟他开玩笑，逗得他不停笑，然後就剧烈的咳嗽。吓得我不敢再跟他开玩笑了。直到中午，要他一起去吃饭，他说还有事要回家，我也没勉强。谁知道竟成诀别。
我跟刘迪是多年的朋友，每次回国都要在一起小聚，每次时间都不长。2007年回国照顾住院的岳母，那次时间比较久，有时刘迪会来找我，在一起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天南海北的，乱侃一气。他为人实在平和，无论我说话多么尖刻，他都会一笑了之，也从来没见过他生气。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面前。那年因我夏天回国，岳母一直需要身边有人照顾，可我没带过冬的衣服。刘迪就从家里拿来薄厚不等的衣裤，包括还没穿过的内衣，解决我过冬的需要。他因出狱後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其实经济也不算富裕。因是好友，我也没客气。後来要请他吃饭，暗含答谢。他都谢绝。好像要我永远欠他一个人情。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意。因他不会跟朋友计较。
刘迪知识面很广，好像聊什么话题都行。因我在内蒙插队多年，对草原的事很感兴趣，曾跟他说起想知道更多草原历史。谁知道，他居然也不能算是精通吧，但也知道很多。这类话题说起来很投机。他曾经对蒙古民族服装也很有研究，只要看到图片就能说出是那些地方的蒙古族。曾被南京大学一位教授录取为蒙古史研究生。後因《北京之春》的事没去。当他跟我说起这些事时，也深感遗憾。我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错事，一是天安门，二是没去读研。他说，当时是太傻了。
刘迪嫉恶如仇，为人十分正直。有股子天地不怕的风骨。在他身上能够感到的就是深刻的思维。有时我们在街上谈论事情，他毫不避讳周围行人，该说谁一点都不隐讳直点其名。一直被北京公安监视。他自行车放在院子里，多次被盗，後来发现就是监视他的那些人干的。还经常把自行车胎放气。北京一有重大活动，他外出会有人跟踪。
好友刘迪，我永远的朋友，安息！

*　我还记得当时中央台的报道，拿小平头隐喻邓小平。不知道他真是小平头否。看题目我还以为是不锈钢老鼠（刘荻）呢。--山东

*　我还清楚的记得，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後，一天早晨广播员用激越的声音，说一个剃着小平头的家伙怎样如何，并提到了那首著名的“欲悲闻鬼叫”的诗，当时心里感到无限的悲哀，好像一点希望的火种都被扑灭了一样，巨大的黑暗向人再压过来，让人窒息。--yuyue

*　7645和8964，中国人被愚弄後的觉醒。7645毛泽东动用警察和民兵纠察队对付广场民众，8964邓小平动用野战军对付学生和市民，邓比毛还狠。也向刘迪致敬。　--Qian Shao
　*　7645支持邓屠夫和周奸，绝对错误。与8964性质完全不同。　--itsnew

*　这个问题应该历史地看。
　　7645虽然悼念了周恩来，支持了邓小平，但是那时周和邓的真面目并没有暴露；更重要的是：7645是中国人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对毛泽东四人帮以及文革的不满，喊出了秦始皇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口号，矛头直指了中国最大的弊端：皇权。
　　没有7645，也许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就不敢抓四人帮，江清也许真成了红都女皇。
　　邓小平的真面目是79年中越战争以及封民主墙抓魏京生开始暴露，86年开除方励之刘滨雁党籍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露出狰狞，8964则赤裸裸地脱下了所有假面具。　--Qian Shao

　*　7645是中国人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对毛泽东以及文革的不满，意义非同小可。但是说没有7645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就不敢抓四人帮就离谱了。即便是为了自保，两拨也是要互相抓的，就看谁动手早了。　--五色狮

*　哀悼刘迪！
　　一直不知小平头是谁，无疑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那个黑云翻滚、寒风凛冽、地火运行的1976，他们站出来了，人心为之一振。犹记得那时出差去北京的同事回来向我们描述所见所闻，大家暗暗窃喜。不旋踵，4.5运动被镇压了，我们恨得咬牙。但中央广播电台声调铿锵地描述一个“小平头”的反革命，从此小平头深深嵌入我们心里，成了我们的偶像。後来兄弟托人捎回几卷冲好的菲林，我们知道是有关4.5的，赶紧用胶袋包好塞进一只铁罐藏在废花盆里。78年香港杂志报道4.5运动，找不到图片，我们把那几卷菲林送给他们用了。有张照片有个青年站在纪念碑前慷慨演说，我一直在猜他是不是那个小平头，他是不是正在念那首有名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我收集的《天安门诗选》版本是“闹鬼叫”，大半年前整理书架时还曾翻出。　--Violakam

“剑出鞘”手迹
*　同感，“中共电台电视的播音员的声音至今”好象响在耳边。不过一直以为是他们瞎编的故事，没想到真有刘迪这样的英雄。敬佩！悼念4.5英雄刘迪。当时北京中小学的学生们也都纷纷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俺就是这些小屁孩儿中的一个。当时从一个同学处借到了她从她已经参加工作的姐姐那里搞到的天安门诗抄手抄本，接下来就是可劲儿地手抄。後来学校跟风追查，让手里有这些东西的自首上缴。俺怕万一，就把俺自己的手抄本放到一个搪瓷脸盆里，拿到厕所，点火烧毁了。但是“欲悲闹鬼叫”这四句诗却永远地刻在了脑子里。　--mao主席

　*　“剑出鞘”作者王立山，香山慈幼院毕业。　--林海平兔

*　黎京，有空给大家详细写写你的好友刘迪。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他更多。想想他自己和他家人肯定都活得不容易。愿他安息。　--于珈

黎京：于珈，刘迪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可以用屈指可数来形容。因为我後来出国，回国时他迫于生计四处奔忙，很少见面的机会。但是，我和他却有比较特殊的关系，他家与我家（妈妈家，基本是从姥爷那辈算起）是世交。他与我们的关系该是比较近的。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属于无话不谈的那种。因刘迪去世後，看到一些不实之词，是想写关于刘迪的事。但需要时间。

*　谢谢答疑。
　　我问那个问题，是感到你的说法，对于读者理解刘迪很重要。对刘迪来说，有两个天安门，一个是四五，一个是六四。这两个天安门，刘迪都是深深地投入了。现在你说天安门是刘迪一生中做错的两件事之一，就让人费解。首先，指的是哪一次的天安门，其次是在这一次特定的天安门事件中，哪件事情上做错了，是做事策略上的呢，还是根本就不该投身进去？你说的不明不白，反而容易引人误解，以为刘迪对投身天安门运动发生後悔（即使後悔大概也算不得什么，但事情的真相更重要，当然我也承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要告诉人真相）。有时候话说了半句，还不如不说。　　刘迪这样的人，让我想到查建英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国家敌人》里写到的她的哥哥查建国。一生为了理想，穷困潦倒，多次身陷囹圄，虽九死而未悔。政治理念不见得怎样的高明，但身体力行，无怨无悔。中国这样的人有，但不多。曼德拉，昂山素姬，马丁路德金，刘晓波，等等，这些人是社会的道德良心。我想，刘迪和查建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不知道刘迪的家事，所以转贴了一篇消息报道，表示我对他的敬佩。刘迪没有信教，这当然要尊重事实。我不知道刘迪对宗教的态度，但即使他十分反感宗教，我也能理解，这是他的自由。但除此以外，在追思会这样的事情上，关于宗教与政治的联姻之类，我没有怎么看的出来。我宁愿以美意去打量刘迪的“妻子”（没有结婚证），哪怕是“分手十年了”，也会重新认识。许多人（包括刘迪的哥哥）表露出来的对她的极端反感，我不知道真相，虽然不能理解，但尊重他们的感情。
　　殷海光是台湾民主自由运动的一面旗帜，在病床上皈依了基督教。这并不损害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我不是基督徒，这里不是为他们做辩护。
　　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在反专制暴政的道路上，都可以是同盟军。教会在美国人权运动中，起了极大的作用，马丁路德金本人就是个牧师。我们不因此说，那个争取人权的运动是政治和宗教的联姻。政治和宗教，都应该是人类实现美好社会的工具和途径。　--YUYUE

黎京：老万的文章里面已经把刘迪的一生介绍得很清楚了。没有重复介绍的必要。
　　如果刘迪生前很明确的告诉那些人说他需要宗教的救赎，我一句话都不会多说。这与你介绍的殷海光是不同的，不要混为一谈。这完全是两回事。
　　反暴君是可以的，但不要打扰去世的英灵，这样的做法并不代表就是反暴君的勇士。难道把一种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是民主的表现吗。我再一次声明，我不认为宗教不好，只是对个别玷污宗教的人的做法不满。
　　我觉得很多事情YUYUE该是分得清的。
　　刘迪是国家承认的四五英雄，不是六四。据我所知，六四期间，刘迪规劝别人不要去广场。尽管这样，在六四後他还是被抓进监狱，很多人都觉得很不解。
　　刘迪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但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不可能写出来。他亲口对我讲，“我不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别想利用我”。因此，他拒绝所有记者的采访。这也是为什么後来知道他事情的人很少的原因。
他不是英雄，只是一介草民，一个很平凡的人，做了他一生应该做的事情。

*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刘迪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为他感谢祝福。
临终归信，不是常人可以理解，我接触的人中间，象刘迪这样的也有几个。刘迪在一加拿大牧师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在基督徒张绍梅医院探访的时候，他已经无法正常说话，还是在共同祷告时清晰的说出“阿门”。在他临终前一个月，已经无法行走时，专门寻找曾经与刘迪在89年同监牢的张前进牧师,和方政，本来张牧师赶回北京，原因之一就是为他做洗礼，只是没有来得及。--fzhou89

黎京：我是与在京的一些朋友联系上，了解了一些内情才写出的。把牧师请去的不是刘迪本人。如果你了解刘迪的话，就不会相信刘迪临终前会做出这类决定。我并不排斥任何宗教，只是对这类做法持不同看法。刘迪家人也很不满意。
还有一事，刘迪在十年前就与并未结婚的女友分手，何来妻子。分手原因就是因女友信教。这次牧师回国，是应自称刘迪妻子的人邀请。
刘迪生前不接受任何采访，一直很低调。所以他当年的事很少人知道。这次去世，有人为此大作文章，可以说是违背刘迪生前遗愿的。说起来，当年刘迪的很多事我知道，但是因刘迪生前不让我说，所以即便他去世，我也不会说的。他亲口对我说：我不是什么英雄，不要利用我。
临终归信不一定常人就不能理解，这没那么深奥。而是做法。我是六月二十日那天清晨见到刘迪的，直到他被接到老鬼家，而我是九月十六日晚离开北京的。这期间，刘迪的情况我多少知道。就在我离开北京前那段时间，刘迪还要求出院，请朋友帮助在医院附近租房。很长一段时间，刘迪是由我姐姐照顾的。包括住院前在老鬼家。具体的文字，我将陆续发在自己博客里。是一些朋友写的文章。还有照片。
至于“阿门”这句话，有时我在参加弥撒时，也会跟随信徒们念的，只是尊重，但不表示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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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纪念四五运动?
•陈子明•

10月19日，曾参加"89民运"的中国知名民主人士刘迪病逝，中国当局在网络上封杀悼念文章。中国学者陈子明撰文，由当局"害怕"一介平民刘迪引申分析，中国当局缘何对国民运动进行打压？

"小平头"刘迪是我的战友。1976年4月5日，当我进入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楼（现已拆除）与当局谈判时，刘迪带领群众在小楼外喊口号，并负责保护几位"群众谈判代表"的安全--如果出现不测，就带领群众冲进小楼，抢回代表。2011年10月19日，刘迪因病去世，享年61岁。一些老朋友在网络上贴文章纪念他，不是被删除，就是被"加密"。当局为什么这么害怕几十年来始终是一介草民的"小平头"？

由当局对于刘迪的态度，不禁联想起当局对于四五运动的态度。四五运动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亚于五四运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写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写道："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着中国的大地。它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社会主义史上的壮举、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不朽丰碑，带着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革命诗文而永垂史册。""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不仅预示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且揭开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序幕"。"让我们永远铭记人民在这次运动中建树的丰功伟绩，在'人民万岁'这个历史真理的召唤和鼓舞下胜利前进吧！"

四五运动挽救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并赋予了邓小平改革的合法性，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应当感激和铭记这个"伟大革命群众运动"。1986年四五运动十周年的时候，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次小规模的纪念会，但是却没有邀请四五运动的风云人物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刘迪等人出席。四五运动的始作俑者曹志杰倒是被邀请了，但是他的发言稿直到开会前十几分钟，还在被当时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徐维诚修改，不许使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群众运动"等话语，只许用"丙辰清明"。

由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又联想到一举"粉碎四人帮"。2011年10月6日，首都各界200余人集会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由叶剑英的後人、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召集，参加者包括华国锋的儿子、李先念的女儿、张爱萍的儿子、纪登奎的儿子、苏振华的女儿，当时中办副主任李鑫的儿子、汪东兴的儿子、马文瑞的女儿、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後代，以及周恩来的两个秘书高振普和季东等。"与会者指出，这次集会竟然是35年来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一次纪念活动。

为什么当局在纪念改革开放的时候，只提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提1976年的两个"序幕"--4月5日和10月6日？首先是要篡改历史，抹煞"人民运动"的历史作用，抹煞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的历史贡献，把一切功劳归于所谓"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

司马迁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在"六四"开枪之後，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已经变质。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蓄积。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政情与思潮，有点像1971年"九一三"以後，正在向1976年"四五"前夕靠拢。"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口号，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自然更加恐惧四五运动及其象征性人物。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人民运动"或者说国民运动，有其萌生、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不是任何人想要"煽动"就可以煽动得起来，也不是任何人想要"遏制"就能遏制得住的。多少统治者想要把革命运动扼杀在摇篮中，最後都难以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如张木生所说，"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也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

唯一的出路是如章太炎所说："今之亟务，以革政挽革命。"我在《革命与革政》一文中指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主张改良或者改革，因为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体制性的变革，而不是体制内的修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这里要重申梁启超的一句老话：'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所谓'回归民国'，不是说一定要恢复1912年或者1947年的法统，而是必须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

陈子明，1952年生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生物学硕士，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担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其主办的《经济学周报》中倡导改革。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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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
时间:2011年10月6日
地点:北京

　　35年前的10月6日，党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是民心所向。粉碎“四人帮”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新纪元。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35周年，进一步认清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後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纪念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胡耀邦、华国锋、彭真、习仲勋、陆定一、王若飞、黄炎培、肖劲光、张爱萍、纪登奎、耿彪、苏振华、张鼎丞、谭震林、杨成武、张廷发、马文瑞、彭冲、江华、罗华生、彭富九、陈开枝、严佑民、赵行志、王林、程世才、周希汉、贺炳炎、肖向荣、王铮、于桑、史进前、严庆堤、李琪、包惠僧、齐燕铭、李鑫、张耀祠、王志民、崔建等老同志的子女们，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高振普、季东和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秘书张廷栋、王文理、李俊山，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英雄滕和松、徐金升、康海群、马盼秋、毛敬泽，以及文革史专家张天荣等近三百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财新《中国改革》独家刊登本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伟大胜利伟大转折

　　叶选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们的共识。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经济建设成果。这难道不应当首先归功于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吗?

　　胡德平：1976年，35年前的今天，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大无畏的抉择，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大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李海文：为什么粉碎“四人帮”能够这么顺利?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以後，我们国家能够这么平稳地过渡，而且能够这么稳定?就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了，我觉得应该强调一点，就是张春桥提过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社会主义地里头长的都是草的话，那我们老百姓能吃什么，穿什么，能住什么样的房子?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实在太不得人心了。

　　沈宝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文革”政治路线;第二，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历史条件;第三，党因此可以重新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承认了历史转折，但是历史转折不是几天就能够实现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经过两年的努力才实现的。粉碎“四人帮”既是终结前一段历史时期的标志，也是开启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

　　王贵秀：1976年10月，华国锋同志作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顺应党心民意，在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果断粉碎“四人帮”。事件就使得党、国家、人民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

　　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意义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一举粉碎“四人帮”，从根本上结束了“文革”的十年内乱，这个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没有粉碎“四人帮”，就没有党的十一大，就没有中央工作会议，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的改革开放也谈不上，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纪坡民：这件事情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它最重要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意义。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但是，即使他做错事情了，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可以被批评，也是可以被纠正的，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毛主席的错误也是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的，那么，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错误也都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这对于解放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将来对这个事件，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认为粉碎“四人帮”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一个历史评价问题。

　　苏承业：当“四人帮”一伙被粉碎的消息传出来以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真不是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人可以操纵的，完全是人民的自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伟大的胜利，完全代表了人民的新生。

赵霄洛：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隆重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首先要感谢当年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伟大贡献的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直接逮捕“四人帮”的老战士，正是当年他们的英明决策和果敢行动，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为後来35年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创造了前提。

铭记决策者的历史功绩

李海文：毛泽东逝世後，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因为“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都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全会，会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

　　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华国锋。华国锋後来回忆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後不到一个月，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粉碎四人帮”後，华国锋(右三)、叶剑英(右四)、李先念(右二)、汪东兴(右一)、陈锡联(右五)、武建华(右六)等合影

沈宝祥：胡耀邦同志曾经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断送了吗?毛主席的嘱托，让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采取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不够稳定。当然，他们不会成功，但放任自流一定要打内战，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但要考虑时机问题。可见在毛泽东逝世後，面对“四人帮”猖狂的情况，华国锋很忧虑，为了党、国家和人民，他对个人的命运没有多想。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负责人，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叫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已经预防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我们的陆海空三军领导和指挥员那么立场坚定，服从命令，早就做好相应的准备和部署了。

　　叶选基：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决心果断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随後，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格保守机密的。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就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没有流一滴血。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在长期斗争中力经磨难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了!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除了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这些关键人物，叶老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扭转乾坤的两年

　　沈宝祥：怎样看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有一个提法，扭转乾坤的两年，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提法。我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好。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走向正常，这说明这两年的工作，进展相当快，成绩很大，很难用“徘徊中前进”来概括。

　　王贵秀：把这两年的工作称做“徘徊中前进”是不对的，是自相矛盾的。更主要的，它跟基本事实不相符合。十一大也有意义，它不可能把多年积累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但是，十一大重申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实际上指向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转得太快。

　　现在我们冷静地来看，当时出现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把这两年还叫做徘徊，反过来讲，不徘徊又怎么样?这两年应该称做“突飞猛进的两年”。

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叶选基：我们党结束了十年“文革”，迎来了改革开放。极“左”思想曾给党和国家带来一场劫难。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叶向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与当时的政治社会体制也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党没有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办法阻拦。在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党内讨论?没有了，领袖怎么说就怎么干吧。

　　胡德平：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还是很复杂的。当时国内不是没有矛盾，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是完全和谐的，阴暗面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解决积累了17年的矛盾?毛泽东用了“文革”这种极“左”的方法。

　　陆德：如果能够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永远正确，不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头上笼罩着的话，“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不至于发生。家长制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还有很严重的封建残余，在我们党内并没有被完全克服。

　　马晓力：“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特别崇拜毛主席，不过，到後期，也有点质疑了：他怎么能把身边这么多爱将，这么多开国元勋给打倒了呢?原因不清楚，不过，连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後代也觉得毛主席头脑昏了。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党比较清醒，李维汉就敲着拐杖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太重了，是第一位的。不过，後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政治问题给忽略了，一直到现在没有解决。黄炎培老先生提出的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

　　马立诚：“文革”是不是一个民主运动呢?不是，充其量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你必须按照最高权威意志来活动，只有最高权威所不满意的，所不喜欢的，你才能够质疑他，批判他，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种按照最高权威的指挥棒来运动，不能称做民主，更不能称做大民主。

失败者的镣铐和胜利者的喜宴

以民主和法治解决问题

　　叶选基：今天，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完善党的领导，继续完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同时，构建汇聚各阶层代表的一个决策机制，继续推进深化改革开放。

　　叶向真：习近平同志在党校提到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应该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历史中汲取养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实施民主集中制。

　　习近平同志提出来，除了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之外，还要完善法治，我们党和国家才能够真正地走上更健康的道路。

　　胡德平：应该更主动地推进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要多主动，不再用“文革”的方法来处理现在的矛盾，而是要更主动地用民主法治的办法，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只有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後，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陆德：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要提高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社会保障的能力。在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够替代共产党。共产党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表明我们是伟大的党，是成熟的党。

　　苏承业：人民对于我们党是拥护的，当然，现在我们党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党可以通过不断惩治腐败分子，不断地清洗自己的肌体，在人民的监督下，不断向前走。

　　马立诚：今年9月9号，在毛泽东的忌日这一天，在大约20个省份，举行了人数不等的一些活动，以悼念毛泽东为名，抒发心中的块垒。这些地方喊起了口号，如“打倒走资派”，这是“文革”标志性口号。

　　这些动向提醒我们，在我们庆祝人民的胜利之时，要思索一下当前中国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面。如果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主张，和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可能会再次出现动乱。

　　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只有走宪政的路，发展民主和法治，才是解决种种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不可能急迫地要求党下周就如何，而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共识。

　　真正防止“文革”重演的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彻底摆脱文革阴影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必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绝不容许再倒退到“文革”年代。

　　当前，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配套改革的滞後，使得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四种考验”、“四种危险”，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正在挑战着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

　　因此，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本文由历史学家程敏、建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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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共产党人
我和徐景贤
•沙叶新•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名列张姚之後的“徐老三”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後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师爷，徐则更像个黉（【hóng】（ancient）school.）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历史的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是完全被消融，或者是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对被错批错斗的人都道过歉

徐景贤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後，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号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啊？是吗？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後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

　　所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後，托人带话向我问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後，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5月2号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後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我第一个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没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厉害。这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两鬓有霜了……

　　徐景贤又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只觉得有点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骚；他是笑着说的，还带着点幽默语气。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房，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回忆录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後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後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後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後，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85岁，他的儿子和我有些往来，我可以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写回忆录？外界又传道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何以重新赢得尊重？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个人（余秋雨）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後，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11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我真的很生气！我说：“徐景贤虽然曾经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徐景贤遗体告别仪式花篮花圈摆满一屋

　　“文革”博物馆不让建立，“文革”研讨会议不让举行，如今连“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让凭吊，这太过分了，太绝情无理了！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逃避日後的清算，要让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责，忘掉祸首！不，我们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决然地去了。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後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段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历史！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他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看看八宝山，看看纪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尸骨，能有几人能像徐景贤一样呢？

　　挽联上写着：“用权不为私有错善反思，人品最真诚勤奋过一生。”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确如挽联所言“用权不为私”。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後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没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他也拒绝二老的要求，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後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对比如今的吏治官风，对比陈良宇的所作所为，真有云泥之别！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後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惜他全带走了……
2007、11、26上海善作剧楼

【附录】～～～～～～～～～～～～～～～～～～～～～～～～～～～～～～

徐景贤女儿的留言

徐景贤任实际上的一把手
爸，我们去看望过爷爷了。爸，今天我和姐、丕耀三人一起去了奉贤滨海古园，看望过爷爷、奶奶了。找到老人家的墓碑，回忆去年清明陪您一起去的情景，我就止不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我告诉爷爷、奶奶：“爸爸也走了，而且骨灰都没留下。但他作为遗体捐献者，得到了上海市红十字会提供的一个网上纪念馆，在那儿每天会有许多人路过并拜访他，朋友们会去与他聊天，给他留言、献花，他那么喜欢交朋友，他在那应该不会寂寞、冷清的。您的三个子女都很不幸，让您晚年受了很大刺激。但您六个孙辈家庭及曾孙辈们现在都很好，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学业，而且都很努力、争气，他们都没给徐家的祖先丢脸。但他们远在外地和国外，没能回来给您扫墓，我们在上海的全权代表了。作为曾在曙光中学、交通大学、南模中学、师范大学任教一辈子老师的您，九泉之下若能看到自己的後代有今天的生活和成绩，会感到无限欣慰的。
爷爷，您对我们的恩情、帮助，对我在1979年参加高考前的化学辅导，我都会永远铭记在心、感恩不尽的。”

爸，我替您给爷爷、奶奶献了花、上了香，我告诉他们，今後每年清明我都会去看望他们、缅怀他们的，您们都将永远活在我们晚辈的心中。

爸，您还年轻啊！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对于刻有400多人的集体墓碑来说，它只是象征性的，您最後的归宿可能并不在那儿。因为生前您就选择了不保留骨灰。唯一现在能给我们长久留下的纪念物就是您的一些头发。望着还黑多白少的头发，我心里好痛啊！爸，真的，您还年轻啊，您还有许多事想做呢，您怎么就突然一走了之了呢，您甘心吗？
女儿徐蕴(200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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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邓洁

邓洁
（1902—1979）1902年出生，原名邓鹤皋，又名和高。湖南安乡人。中共早期党员，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1922年考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任青年团北京地委组织委员，中共北京西城支部书记。1926年7月被李大钊派到大连，担任中共大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4月赴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职工委员会秘书长。会後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大连市委书记。6月中旬赴奉天(今沈阳)设立省委机关，因党组织遭破坏中止。7月下旬因叛徒出卖在大连被捕，判刑10年。1934年9月出狱，转至杭州、上海寻找党组织。1935年6月重新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工作。1936年初成立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36年9月在上海再次被捕，11月经保释出狱。1937年春被派到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後留中央工作，先後任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班主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40年中共中央成立直属财经经济处，任处长。1941年先後任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曾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曾兼任延安评剧院院长。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春担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历任中共中央直属经济建设部部长兼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从事机关生产的机构）总经理，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国务院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国务院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代理主任，国务院手工业管理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7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马按：此公22年入团，23年入党，资格真够老的。刘少奇携带金鞋拔子就任满州省委书记时就是接替他的职位，居然是刘少奇前任！从邓洁屡次被捕屡次获释看，敌方还挺仁慈，并未加害；文革中被长期监护；文革结束三年後病故，非四人帮直接迫害致死。】

*　邓洁文革中被长期监护，主要应该是想挖刘少奇叛徒案子，同时被监护的孟用潜也是满洲党的，最後出现在刘少奇案子的证词中。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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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军涛谈四五运动
•马悲鸣•

我与军涛是熟人，但此文起于我对他的一篇《健康讨论的境界和福分》的跟帖。读者从中不难看出我们两人的观点相左，但并不妨碍讨论。因为军涛的最初文字与讨论的关系不大，故附录于後。

【王军涛】∶「健康讨论的境界和福分」

【马悲鸣】∶健康讨论用词要酷，不能用情绪化语言，象军涛常用的什么“良知”啊，“道德”啊，都不能用。“良知”和“道德”没有客观标准。一旦到了“我诉诸良知”，就证明该人的辩论已经输了，只是不认。

输了而不认。这不道德。可他却硬把这种没有良知的行为说成是“我诉诸良知”。

郑义拿我给别人的信编了一个故事诋毁我名誉。我代笔的那位贺文先生是郑义认识的民运圈里的朋友。我让他说出来是否认识该人？

郑义硬挺着不回答。

我无法，只好说∶你要不回答，算我输如何？

他一看我公开认输了，便拿捏了个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既然你认输了，那我告诉你，是有这么一个人。

郑义一旦承认有这么一个人，便自我证明了他编的故事纯属捏造。我让他公开道歉。他没词了，就振臂高呼一声：“我诉诸良知”。

什么是良知？怎么证明郑义在诋毁别人时真是出于良知？

只要一提道德良知，准是辩不过了的浑赖。

我观察过所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辩论者都是同一类手法。你没法跟他们讲理。赢了他自然得意，输了他就“诉诸良知”。

不知军涛是否认可我的说法。

【王军涛】∶用词酷不酷是自己的风格，古人讲究用词是信、达、雅。信，就是准确；达，就是通顺；雅，就是优雅。按此顺序，信是第一位的，依次追求更高境界；直到雅。我觉得这个原则比酷更好。

不过，无论是酷，还是信达雅，都不必与良知矛盾。而且，你我都有良知，也不必持有相同的观点、性格和政治立场。

此外，良知就是力求正派，既不保证他尊重你（因为他可能认为在进行道义讨伐），更不保证他同意你的观点。

最後，他有良知，也不保证他就是占有正确的观点。他还是要摆出事实和道理，来证明他的观点。

因此，我的看法是，良知是良知，道理是道理。在具体观点讨论中，不能相互替代。不过，悲鸣君如果对讨论良知感到不舒服，那要有所警惕。切莫以小俏皮妨碍大智慧奥！

【马悲鸣】∶西方有句话说，“爱国主义是无赖的最後防线”。你能说爱国主义是错的吗？可是你刚把国际问题往深处讨论，他马上祭出爱国主义，骂你是汉奸。

良知也是如此。象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话：既然法律不承认良心，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

双方律师一旦辩论，便是以法律规定为准绳。既然要良心，何必还要法律？一说到良心，便是表明了拒绝承认法律。而且双方各有各的良知，互相抵触，便是浑赖了。

以良知为最高准则，却指对方非法，这是互相抵触的。你要讲良心就讲良心，要讲法律就讲法律。我和「六四」中弹者一样，都是人类。我看到他们中弹的场面，也充满了同情。可他们中弹都是不服从戒严指挥部通告的结果。人家说好了，不服从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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