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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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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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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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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五、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逆转型”
老唐那些屁话，说明他身为历史学家，却既不知道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亦不知道过往发生的社会转型的实质何在，有的不是眼光，而是毫无来由的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政治社会制度转型如下：
远古封建社会——传统官僚社会——初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高阶现代野蛮官僚社会——高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
第一次转型确如老唐所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皇统一中国，最终结束了周朝的封建制，代之以郡县制。此前的中国社会，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最主要的特点是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国家由许多诸侯国组成，各诸侯对所辖疆域实行自治管理，天子虽是各诸侯宣誓效忠的共主，但对列国只是君临（reign）而不是统治（rule），只在平时接受诸侯的贡赋，战时得到诸侯“勤王之师”的援助，并不直接治理列国的百姓。郡县制则是由皇帝领导的朝廷派出官吏对全国实施直接统治。这就是毛泽东赞赏不已的“百代都行”的“秦政法”，一直延续到辛亥。
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这种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不一样。它不是阶级社会而是等级社会，其统治等级是对百姓拥有绝对权力的官僚阶层（包括胥吏）。它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无关，不代表任何阶级，只代表自己，是一个自我代表、自我支持的权力集团。它以暴力敲诈方式聚敛社会财富，因而具有类似恶性肿瘤的无限疯长的趋势，是社会的大蠹，社会财富的漏卮，是产生腐败、压制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制造并深化社会危机的根源。传统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资本主义，固是全民信奉儒教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使然，但也是贪婪的官僚集团杀鸡取蛋、辣手摧残民间工商业的结果。因为农耕社会只能创造极有限的社会财富，当社会财富被官僚集团掠夺得差不多时，饥民便会揭竿而起，于是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积累下来的财富扫地以尽，人口也死亡泰半。在新皇朝建立后，由于人口极大地减少了，新出现的官僚阶层数量也极大地减少了，于是“治世”来临，直至无限生长的官僚集团再度吸干全社会的营养，再次招致皇朝死亡。如此循环下去，以至于无穷。
这个社会肿瘤之所以出现而且无法去除，是皇帝试图直接统治全国人民的必然结果。官僚集团是他施政的神经、骨骼与肌肉系统，因而必然要形成社会脊梁。为了防止尾大不掉，朝廷实行流官制度，地方官不但实行回避制度，而且在一个地方的任期顶多只能三年。频繁的调动必然要造成短期行为，刺激官僚们疯狂刮地皮，而丰厚的斩获必然吸引了土著痞棍们趋之若鹜，形成庞大的附着寄生阶层，使得整个官僚胥吏集团越来越庞大。如果县官是封建时代世袭的“百里侯”，那他对本地的蹂躏就绝对比不上“联翩万马来无数”的流官轮奸。每个新上任的“父母官”都是嗷嗷待哺的饿鬼，如同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排成长龙急于一亲阿崎芳泽的日本水兵一般（参考文献：日本电影《望乡》）。
这种烂污社会制度之所以极度稳定保守，是因为孔教把权力神圣化了。全民奉行高度的权力崇拜，在其他国家从未见过。百姓不但以吏为师，而且奉吏为父（所谓“父母官”），两者其实是合二而一的（所谓“老公祖”）。如同儿子对父亲毫无权利，只能百依百顺一般，草民对蹂躏他们的官吏也百依百顺，之死靡他。“官本位”不但是一种社会制度，是教育的定向，更是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升官发财”是所有人的光荣与梦想，是成功的唯一标志，是人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与唯一出路。
作为能量最大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阶层当然是现行制度的坚定捍卫者，而能量次大的士绅集团因为沉迷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永恒春梦中，当然也只会坚持旧有生活方式一万年不变。无论是明朝来华的利玛窦还是清朝来华的丁韪良，都对士子们只想做官，对科学技术毫无兴趣备感懊丧。的确，才俊之士都聚集在升官发财那条人生的唯一通道上，有谁还会去研究科技，创办实业，发展文艺，甚至去设想另类生活方式，发动社会改革？
因此，似乎可以说，传统社会设计的所有弊病，都可以归结于官僚制度。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是什么进步而是倒退。在西方模式对照下，这种毫无自我更新能力的制度的弊病就彰显出来了，为朝廷的有识之士看到，并意识到必须以宪政纠正之。慈禧太后之所以最后决定实行宪政，最主要的动因就是镇国公载泽向她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的确如此，官僚阶层之所以能构成社会中坚，完全是因为草民没有法定的基本权利去抵御他们的宰割。平民一旦获得这种权利后，官吏也就失去了合法伤害权，迟早要开始向西式公务员转化。
而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景。新政赋予了士绅集团空前的参政权，其对地方事务的支配权力陡升，以致督抚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武昌兵变发生后，许多地方的谘议局都成了当地政治取向的决定因素。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冯友兰才把辛亥看成是绅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
然而辛亥革命却断送了这一健康的社会转型。士绅们看不到，权利只可能在君主立宪的大框架下，以和平手段获取。一旦把皇帝推倒了，那就势必造成权力与权威真空，失去全国赖以整合的精神权威，国家必然四分五裂，而国人的大一统偏执，决定了乱局只能以武力统一结束。而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国民党以武力再度统一了中国。要靠武力征服全国，实行“军政”与“训政”，当然只能靠一个大权在握的精英骨干集团去进行。待到革命成功后，这个权力集团当然也就成了新的官僚集团，其掌握的权力根本就不是老官僚集团能比的。
这就是由国民党主导的第二次社会制度转型。它使得中国从传统官僚社会进入到初阶现代官僚社会。与传统官僚社会相比，它上面没有皇帝作为国家元首，因而缺乏可持续传递的国家整合权威。官僚的数量远比传统社会庞大，而其掌握的权力也要超过老官僚集团。这是因为它从苏俄学来了以党治国的现代统治术的一点皮毛，加强了对资源与人民的掌控。好在国民党“以俄为师”很不彻底，因此士绅集团领导的乡村民间社会仍然存在，党国并没能如孙中山指望的那样，实现对草根人民的彻底控制，把“一盘散沙”化为“士敏土”（cement，今译“水泥”）。此外，虽然清末民初人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受到了相当大的摧残，国民被迫接受“党化教育”，失去了拒绝信奉孙文一家之言的权利，但国民党毕竟未能彻底铲除此前的改革成果，司法基本仍然独立于党的统治之外，公民的人权得到了一定保护。国家沿用了过去的“工商立国”方针，社会富裕度增加了。凡此种种，使得新型官僚集团的腐败不再采取过去的野蛮原始的“合法伤害”方式，而是动用其操控经济的权力化权为钱。
因为这些特点，这种社会可以名之为“初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这儿的“现代”，指的是从苏联进口的现代驭民术。所谓“初阶”，指的是对人民与资源的控制极不彻底。而所谓“开明”，指的是公民的权利仍然有极大残留，国民政府未能实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梦想（他称为“民生主义”），民间工商业并未遭到政府的系统摧残。然而，因为国党官僚掌握的权力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传统官僚，也因为工商业创造的财富要远远高于农业，新型官僚社会的腐败速率要远远高于大清。大清花了二百多年才达到的境界，国民党花了20多年就达到了。
哪怕是在统治全国之前，国民党也不如大清。过去林思云曾讥笑“那个留辫子，抽大烟的满清”，以此证明民国取代大清的伟大意义。他不知道，禁烟是晚清新政推出的国策之一。1906年，清廷明令禁止吸鸦片、开烟铺或进口鸦片，命令有烟瘾的官员于6个月内戒断，并计划在十年内在全国禁绝罂粟种植。朝廷并令外务部与英国使臣交涉减少鸦片进口 ，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配合，派员考察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6个鸦片生产大省的罂粟种植与鸦片产量。其呈送英国外交部的调查报告披露：“山西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罂粟种植，陕西罂粟种植减少大约30%，甘肃种植减少不到25%”，“云南全省自从采取禁烟措施后种植减少大约75%”，贵州的“鸦片种植已减少70%”。
这可是英国佬的考察报告，禁烟对他们的鸦片出口业是巨大打击。此前他们承诺减少鸦片出口，其前提就是中国必须有效禁烟，因此他们绝不会替中国编造政绩。然而此时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欧洲国家也做不到这个地步：“中国办理此事，毅然断然，绝无疑虑，诚出意料之外，盖欧洲各国行政得宜，而有权决行者，亦恐未能若是之勇果。”
然而辛亥之后，各省军阀立即在境内大种鸦片，作为军费来源，孙中山就是带头羊。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坦承，宋子文曾在广东“简直是不顾一切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军饷的主要来源竟然是鸦片税和赌博税， “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迹近荒唐”。
第三次社会制度转型则是毛共建立的高阶现代野蛮官僚社会。这儿的“现代”与上文同义。所谓“高阶”，指的是官僚集团对人民与资源的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超饱和程度。所有的物质与精神资源都被新型官僚集团强占了，人民彻底丧失了一切权利与生产资料。士绅集团乃至一切民间社会都被彻底扫荡，社会实行了原子化，每个人都被编织入精密的组织网络中，处于官僚集团严密的全天候控制下。几亿人的食管统统被党官僚捏住，悉数化为离开官有制就要饿死的奴隶。官僚集团更实行野蛮治国，严禁人民发财致富，无穷无尽的人整人化作了全民新的生活方式。
即使没有历次政治运动与大饥荒，这种社会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奴隶社会，哪是唐德刚说的什么“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这次社会转型乃是史无前例的大倒退，哪来什么 “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之说？正确在哪里？难道“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虽杀人如麻，但是治乱国用重典，一时居然也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加以物价稳定，社会平安，虽粗茶淡饭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饴矣”，竟可以算成是“正确”，而且还是“完全”的？
第四次社会制度转型则是邓小平建立的高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说它“开明”，乃是相对于前一阶段而言的。这次社会制度转型，实质上是从苏俄式极权社会进化到了纳粹式极权社会，主要的进步表现在官僚集团放松了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在极大程度上放弃了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压迫，将发财致富的权利部份地归还给人民，从而使得生产力发生了大跃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奇迹。社会极大地富裕了，人民生活也得到极大改善。
此外，部份私有化造出的多元化经济，使得相当大比例的人民解脱了对官有制的人身依附，官僚集团失去了过去那种对人民的全面控制。权力开始从政界向商界扩散，社会已经基本脱去了过去的奴隶社会特色。官僚集团从过去的主动出击，去积极地无端迫害人民，逐渐进化为如今的“维稳”防御，满足于消极的监测与防范民间异动。因此，相对于毛时代，新时代的官僚社会算得上是个天翻地覆的社会进步。但其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仍然远不及纳粹，比起民国来就更不用说了。盖纳粹是“党管经济”而非“党有经济”，而中国今日的经济不但是党管，而且相当大成份仍属党有。因此，共党官僚掌握的权力仍然远远超过了纳粹官僚。
因为操控经济的权力仍捏在官僚手中，而公民并无起码的政治权利与之相抗，此期的鲜明特点，是经济上的不公取代了过去的政治上的不公。权钱转化变成了新社会的最直观、最鲜明、最普遍的现象。这现象教育了人民，使得每个人都意识到权力才是最值钱的硬通货，从而去钻头觅缝地开发利用自家拥有的权力资源，将之化为金钱，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民腐败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权钱转化首次成了全民生活方式。当然，比起毛时代的人整人的全民生活方式来，新时代的人讹人要人道仁厚到不可胜计。
由上论述可知，妨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是把持了巨大权力的官僚阶层。晚清新政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不幸却被辛亥革命断送了，由此引出了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的逆转型——每个新建的社会的官僚集团的数量都比前一个更庞大，权力更充分，以毛时代为珠穆朗玛峰。只有到了后毛时代，官僚集团的权力才有所弱化，公民自由度才有所增加。但与前毛时代相比，它仍然是喜马拉雅山。之所以发生这种逆转型，原因很简单：暴力革命的实质，是朝野双方比赛其集权程度以及对人民和资源的操控力。革命党既能胜出，当然只可能是它的集权程度与控制人民与资源的能力超出了旧统治者。过往百年中川流不息的革命，构成了最佳的逆向淘汰机制，造出了一个比一个更强大的权力集团，反复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官僚特色，使得它的腐败速度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广，社会也越来越失去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1-11-29 周二, 下午1:48修改，总共修改了3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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