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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我背叛的好人（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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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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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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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971年， 我首次进了工厂，在一家机械厂中当浇铸工。三个月后，我实在无法忍受那革命大熔炉，只好退职，回到街道办事处去再当“社会青年”（后来称为“待业青年”），从头再找工作。
不久就听说两家厂招工，我都去钻营过。第一家是个汽车配件厂，还是搞浇铸，而且主要是搞青铜浇铸，比原来那家还差，盖我听说，青铜因为含铅，浇铸时会释放毒烟，引起铅中毒。勿过，该厂的好处是，它是“全民所有制”，待遇要好些，起码有免费医疗。而原来那家机械厂则是所谓“集体所有制”，医疗费用只能报销一部份，不能全报。此外，那儿的浇铸工作量似乎没有机械厂的大，不至于像原来那家厂又热又累，完全超出了人类生理耐受力。我于是报了名，静候该厂审查。
另一家则是仪表厂，招的是电镀工，而电镀要用氰化物，那可是能招致闪电式死亡的剧毒药品。这正是俗话所谓“条条蛇都咬手，条条道都是死”，但本人一介黑崽子，还能指望什么好的？何况这家厂也是“全民所有制”。于是我也报了名，还上那儿去献过艺，也就是带着提琴与画夹去，拉上几个什么《新疆之春》、《新春乐》、《白毛女》等烂曲子，再打开画夹，拿出两份我画的宣传画来。那阵子举国“到处莺歌燕舞”，文艺宣传成了考核领导政绩的硬指标，文艺人才成了抢手货。面试我的军代表貌似十分满意，让我回家去静候通知。
接下来的就是政审外调，也就是招工人员到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去，向那些“鸡皮老太”了解我的出身什么的。那几位鸡皮老太把我恨进了骨子里，原因很简单——她们的孩子也是知青，至今在广阔天地炼红心，君问归期未有期，瓢泼大雨灌粪池，我却无耻地倒流回城，现在还要进工厂，去当最光荣的“领导阶级”，真是屎可忍，尿不可忍。好在她们仍有伸张正义的机会，那便是在招工人员来外调时危言耸听，把我家的“政治问题”说得无比严重，吓得那些人再不敢要我。我先后钻营了20多家厂子，没一个不是死在这道门槛上。只有我退出的那家机械厂是例外——那工作太烂，绝非人类可以忍受，所以该厂既未搞体检，亦未搞政审，就这么葫芦提招进去。可惜我又是皇帝身子苦力命，实在受不了那煎熬，只好悻悻退出（关于我在那厂的炼狱经历，请参阅我的回忆录中《苦涩的初恋》）。
因为有过这些惨痛经验，我开头也没抱什么希望。不料配件厂在外调后却表示，他们可以雇佣我。那负责招工的师傅姓王，年龄不大，似乎还不到30岁，好像也是文革中提拔起来的。他长得颇英俊，但有点口吃，话很少，看上去很严肃。我当然不好问他为什么还会要我，便去参加了所谓新工人集训，其实也就是在一起念文件什么的。集训完了，下周就得把关系从街道办事处转到该厂去，去正式报到上班。
不料到了周末，那位介绍我进仪表厂的荐头却来告诉我，该厂要我了。据说，负责外调的人事干部回去后跟军代表说，此人太黑，不能招，军代表却说：党的阶级路线还有“重在政治表现”这一条嘛，我们要有信心，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改造过来嘛！那人事干部当然只好住嘴。后来我才知道，军代表的“政策水平”如此之高，是因为他野心勃勃，想出大名，正在策划“鸡毛飞上天，小厂演大戏”，上演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而我献的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以为，在他下的那盘很大的棋中，我将是枚有用的棋子。
我想，军代表既然如此开明，那以后换工种还是有希望的，遂断然决定去仪表厂。次日即到街道办事处去开出了介绍信，当天就到该厂报到，根本就没跟配件厂打招呼。那原因很简单，过去找工作是一种人身投效，跟到“扈家庄”、“祝家庄”去卖身为奴差不多，因此绝不能告诉雇主你是在“到处撒网，重点捉鱼”，只能跟对方说：“我只爱你一个，从未脚踏两只船。”当我决定跳上另一张船时，又怎么敢去跟另一家说：对不起，我见异思迁，另谋高就了？
去上班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便在厂门口看见一张布告，顿时“分开八片顶阳骨，倒下一盆雪水来”。那上面说，某某某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平时蓄意毒害青年，散布“谈恋爱要敢于刺刀见红”的流氓言论，在举行婚礼时公然唱黄色歌曲《草原之夜》，兹记大过一次，以观后效，云云。
过了两天，厂部又贴出一张更可怕的布告，上面说，某某某思想反动，野心勃勃，在群众中煽动对指导员（车间支部书记）的不满，经批判后不思悔改，竟然蓄意制造工伤，将自己的手致残，以此要挟恐吓领导，兹特撤去其排长（工段长）之职，并记大过一次，以观后效。
我不寒而栗：唱《草原之夜》固然是找死不拣日子，但为此就记大过，也太过分了吧？那什么故意将自己致残则完全是诬陷——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这家工厂怎么这么恐怖？记大过可是比挨批斗、遭毒打还可怕，那是永久打在骨头上的黑烙印，装在档案袋里伴你一生，即使是余含泪来也无法借去（余含泪有本烂书名曰《借我一生》）。
这还不算，本厂是个先进厂，其他厂子不断派人来参观。一天，我在路上看见原来那家机械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吓得灵魂出窍，幸亏他没有看见我。不幸的是，当晚厂里举行文艺演出招待参观者，最后一个节目是器乐合奏。我万般无奈，只好上台，明知那家伙就坐在台下第一排，但实在无法逃避。
此后数日，我接到通知：下周宣传队全体上农场，边劳动边整风。周末我回家，却意外地见到了小姐姐。她去探亲，返回时路过本地，却在半路病倒了，是撑持着回到家中的。当时我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于是决定，我不能再按规定上农场，只能留在厂里上班，这样可以晚上回来照料她。
次日，我起了个大早去上班。出门前，我把食物和饮水放在姐姐床前，跟姐姐说：我去请假，晚上回来照料你。姐姐昏昏沉沉地答应了一声，我就带上门走了。我俩都没想到这会有什么问题。
到厂子后，我便去找带宣传队上农场的头目请假。那家伙是革委会委员，也是个造反派出身。他一听就瞪大眼睛训我：你这人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有名堂？不行！我一听就急了，跟他反复解释：我姐姐病了，家里就只有我一人，需要我照料。我不是不上班，只是请求不去农场，这样我晚上可以去照料她。苦苦哀求半天后他才说，那你找军代表说去。我于是又去找军代表，军代表沉着个黑脸，没等我说完就厉声斥道：你这人果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到考验你的场合就露原形！不行，林副统帅教导我们：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你今天非得去农场不可！我苦苦哀求，可他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竟然大吼：“我没功夫听你这些废话！你给我滚出去！”
我只好赶快回宿舍，收拾东西捆行李，一边收拾一边想：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理，硬要逼我去农场，一去就是三个星期？我不在家，谁给姐姐做饭？谁去照料她？她起来做饭突然昏倒怎么办？而且，我走时还跟她说今晚一定回去呢，她跟我一样，也是个焦虑型的人，到时不回去，她肯定要以为我出什么事了。这到底是个什么X巴厂，一个个牛头马面，连起码的人味都没有！
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扛着行李走到“解放牌”那儿时，眼泪都几乎掉下来了。那带队去的革委会委员见状，似乎也觉得有点过分，便走过来要接我肩上的行李。我心里没好气，扭头硬把眼泪忍回去，一把推开了他，把行李卷扔上了车。
此后数日，我日日在焦虑中度过，生怕姐姐因为我不在而出什么事，当真是度日如年。到了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军代表也上山来了，我便在午休时间再度去找他上《陈情表》，请求放我下山，回厂上班，以便我能在下班后回去照料姐姐。
军代表的脸黑沉沉的，还没等我说完就厉声喝道：
“你这人怎么回事？不是都跟你说过了么？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听群众反映，你自从上山以后，见谁都不理，跟掉了魂似的。我看同志们反映的一点都不错，你整个是个瘟鸡！你到底是对什么不满？对谁不满？你给我讲清楚！”
我给吓住了：再说下去，他要诬陷我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了，于是赶快分辩：
“我没有对谁不满，我怎么会不满？我只是担心我姐没人照料会不会出事……”
“你少来这套花言巧语！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你这人一贯欺骗组织。我早听机械厂的X主任说了，你在他们厂子里干过，是不是？！人家说，你是偷偷从他们厂逃到我们厂来的，是不是？！人家还说，你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迟早也要从我们厂逃掉，果然你现在就暴露了！”
我又急又气：什么叫偷偷从机械厂逃到这个厂来？那个狗娘养的革委会副主任真不是人操的！我当初苦苦求他给我换个工作，他就是不答应，我只好告诉他，我是因为害了严重的肾炎和高血压，才从农村退回城市的。如果再从事那种高温工作，迟早要送命。他却说，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符合招工标准，他只能把我退回去。可他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从那个厂子里逃掉！TMD，谁有那本事从党国任何一个单位逃掉？
“我不是逃掉，我怎么可能逃掉？我是……”
“住嘴！你现在不是就想从农场逃下山去么？你这个害怕农业劳动的可耻逃兵！”
这时午休时间已经结束，那伙女宣传队员叽叽喳喳又说又笑地走出了宿舍。军代表指着她们说：
“你看看，大家谁不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有谁像你哭丧着脸，跟死了老子娘似的？你到底是对什么不满？呃？”
我哑然，转身悻悻地走了。下午收工后，我总算知道了军代表上山的本意。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批斗会，被斗争的对象并非宣传队员，而是我车间的一个党员，在我们之前上山。他之所以被弄到农场来劳动，其实是被巧妙隔离了，估计跟如今的“双规”也差不多，区别只在于今日之“双规”是请犯人住宾馆而已。在此期间，整他的人就有充分的余裕去发动群众揭发，分化瓦解，整够他的材料，现在是万事俱备，群威群胆，大打出手之时了。
那家伙也早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他过去做惯打手，经验丰富，因此便在中午缠着军代表带上山来的理发员（那阵企业办社会，本厂有理发室）给他剃了个“公分头”，于是当他乘坐“喷气式”光临会场时，那两位负责“开喷气式”的同志都没法按操作规范抓住他的头发，只能改提衣领。虽然他被打成了紫茄子，总算保住了满头青丝，没被愤怒的革命群众一绺绺揪下来。
那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最后断定：再不能请求下山照看姐姐了。事情明摆着，我若再坚持下去，不是被批斗，就是被记大过，要么兼而有之。军代表现已认定我对组织心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非但不能再继续要求，而且再不能愁眉苦脸，必须马上欢天喜地，这才能与“社会主义天堂”里的住户的心情相称，否则必然要被打成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
于是次日我便奉旨海皮，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本来善于开玩笑，肚子里存着不少笑话，此时便把惯伎使出来，常常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工厂的好处是，它是文化沙漠，工人没什么文化，不会如识字分子那样深文周纳，指控你贩卖“封资修黑货”。当然，在这么做的时候，我还是留了份心眼，从不说哪个笑话是哪本书上看来的，而是把它们当成了民间笑话。在干活时我毫不吝惜力气，挑的庄稼只有一位练过举重的汉子能挑起来。大家都不禁咋舌，称赞我毕竟是再教育锻炼出来的。
没两天我就改变了大家对我的印象。当他们听说我是老高三毕业生后，就更加肃然起敬。那阵子普遍文化水平很低，工厂里连高中毕业生都算有学问的人。有位大学生其实才高我一级，在大学混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可他“知识分子”的架子还摆得十足，而我则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最后那天开鉴定会，大家都说我的好话。一位师傅甚至说，从我身上，他看到了毛主席再教育革命路线的伟大成果。
Meanwhile，我心里烂成了个烂柿子，时时想起安徒生《海的女儿》上那个每走一步就犹如利刃剜足的小人鱼。我夜夜失眠，牵挂担忧姐姐，又恨自己落进了这个虎狼窝，一不小心便要跌入万丈深渊。
好不容易熬到下了山，我赶快跑回家去，姐姐已经走了。好在她留条告诉我，她估计是厂里不放我回家，也没怎么担心。现在她已经痊愈，已经回单位去了，让我不用担心。
我长吁一口气，但还是决定，那家厂子实在太左了，我若呆下去，被处分的风险实在太高。还是设法跳厂吧。正好我有三天假日——我们上农场劳动了三个礼拜，一天也没休息，回来后补休三天。那家配件厂的厂休与我们厂的不是同一天，正可利用这一点再去那儿探探情况如何。
于是我腆着脸回到那家工厂去，找到了那位负责招工的王师傅。王师傅一见我，脸就沉下来了，没好气地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报到啊。你报什么到？前些天你跑哪儿去了？对不起，我姐病了，我得伺候她，没法来报到。那你怎么不来说一声？对不起，我不知道还得来说一声。我想，等姐姐病好了，回来不就完了？反正还没开始上班，又没拿工资不是？
这鬼话的智力含量实在太低，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借口来了，也没指望对方会相信，不料他居然还是相信了，气呼呼地说：
“你姐病了，你要照料她，没法来上班，这我能理解，但你起码得来这儿打个招呼吧？只要说清楚了，我又不会不许你去（我心里叹道：唉，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灭绝人性的畜生）。可你倒好，不声不响就跑掉了。哪有你这么办事的？连最起码的组织纪律都不懂！你不来，谁知道你还来不来，我们当然是以为你不想干，走掉了。可你倒好，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还说要来上班，上什么班？我们早就招了别人，那名额已经没有了！”
“名额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真不知道会这样。要是早知道，我一定会来跟您请假。唉，都怪我！不过，王师傅，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我又不是批指标的局领导！”他还是气呼呼的，不过看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也就没再说下去。沉默了片刻，他的气又上来了：
“你知道当初是怎么同意你进这家厂子的？当时我们去外调，你根本就不合格。可我觉得，你年龄这么大，又在农村吃了苦，熬到这份儿上才回城，要再没有工作，今后连找对象都成问题。所以我才反复跟领导说情，好不容易他才同意招你。可你倒好，招呼都不打、打一个，就跑、跑得无影无踪，让我、让我都没脸向上级交、交代！……”
他激动起来，变得有点口吃。我非常感动和感激，更愧悔交加，只能默默听着，他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一声，说：
“唉，我再去试着跟领导说说吧，你明天再来听消息。我可事先告、告诉你啊，这次可不比上次，没、没有指标了，我只能试试。如果不成，你可别怪我。如果成了，你就得说话算话，再、再不能像上次那样不打招呼就不来，听见了吗？”
我诺诺连声，赌咒发誓说：我现在懂了，有事必须事先请假，绝不能不打招呼就不来。现在我姐已经病好回去了，不会再有什么事的，请师傅放心好了。
次日再去，他很高兴，告诉我，他总算说动了领导，领导已经同意再给我一次机会。但问题是，现在没有编制了。因此我只能作为编外职工参加工作，工资还是照样给，以后若再有招工指标，就把我转为编内人员。
我踌躇难言：这不就是临时工么？而且连名义都没有一个，只是个偷偷摸摸的黑人。将来能不能转正，只有天晓得。王师傅当然是难得见到的好人。我相信，若是将来有了招工名额，他肯定会兑现诺言，把我转为正式工。但如今这世道如走马灯一般，翻来覆去变得实在太快。他这么年轻就当上负责招工的干部，想必是造反上来的。谁知道他们掌权能多久？若是将来他倒了楣，那谁又来替我做主？不把我打成他的死党就算阿弥陀佛了。这风险太大，我得好好想想。
他似乎察觉了我的犹豫，问道：
“你听明白我的话了么？现在你只能算编外人员，不算正式工。但将来如果要招工，我们就把你转为正式工。你愿不愿？不愿就早吭声，我去告诉领导。”
我立即回答：“愿意！哪能不愿呢？总比没工作强吧？”
他满意地点点头，要我第二天来上班。我说：我既然今天已经来了，就干脆到车间里去干活吧，明天再来正式上班。他很高兴，带着我去了车间，把我介绍给那儿的班长。车间很小，据说是新建的，专门浇铸青铜铸件。我去那阵，他们正要开炉，那炉子不是我见惯的冲天炉，而是个比较小的熔炉。开炉前，那炉口冒着幽幽的绿色火焰，看上去跟鬼火一般瘆人。开炉后，小小的车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似乎也是绿色的，我禁不住想起了“日照香炉生紫烟”。
我上去干了一阵子，和班长抬着铜水细心浇那些模子，而王师傅则蹲在一旁看。活倒是不是很重，但最大的问题是烟气太盛，呛得人几欲窒息，而且也够热的，虽然比不上当初那机械厂的炮烙酷刑，但一样让我挥汗如雨。我过去干的是铸铁，那火焰是红色的，似乎也没有那么呛人的烟气。浇铸完后，我只觉得嗓子眼里痒痒得难受，胸口发紧，喘不上气来，心里不禁暗暗叹道：这活儿也不比那家机械厂好到哪儿去。热不说，还有毒烟。有如慢性铅中毒弄成个残废，还不如在那家厂里氰化物中毒闪电式死亡来得痛快。
王师傅蹲在一旁看我干活，似乎很满意。班长也跟他说：这小伙子还行，一个生手能这样，也算不错了。王师傅点点头，却又长叹一声，道：唉！只是他自己耽误了。现在招工指标已经用完了，他只能算编外职工，以后能不能转入编制，只有天知道了。
我心头一紧：这么说，他也没把握？
当晚，我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我如果要去那家厂子，必须先退出那破仪表厂，这肯定要坐实我那“一贯欺骗组织，兔子尾巴长不了，想逃出厂去”的罪名，必然要引来军代表的雷霆之怒。他盛怒之下，批斗我还是小事，若是斗完了，他还是不让我走，那我往后这日子就别想过了。就算他让我走，给我记个大过，作为永久纪念又该怎么办？我带着这个终生纪念品，还有希望去那家厂子工作么？就算我有转正可能，到时人家一看档案：好啊，你欺骗我们，去某个工厂工作了个把月，犯了错误挨了处分，却隐瞒这段历史，想混进我们这家工厂来！你当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垃圾库？没门儿，回你的街道办事处去呆着吧！那岂不是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那又该怎么办？自己本来就是个黑崽子，现在档案袋里装了个处分，这辈子还会有哪家工厂愿意要？
我几乎一夜没睡，在床上翻来翻去。临到天快亮时，我终于打定了主意：我别无选择，还是只能在那家烂厂呆下去。
这可真是个沉重万分的决定，我只能对着虚空默默地说：王师傅，您是我这辈子遇上的唯一一个好心干部，也是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不过，我实在是没法再回到您的工厂里去。就算那名额还在，就算没有铅中毒的危险，我也有可能在被记大过后，被那家厂子踢出来。那时您就算再同情我，再为我说请，估计领导也不会同意接收我。所以，只好对不起您了，来世我当牛变马报答您吧。
就这样，虽然跟王师傅说好第二天我就去上班，可我又一次无耻欺骗背叛了他，再也没回到那家厂子去。假满后我就回到了仪表厂，贴上满面春风，继续扮演社会主义乐园里的海皮住户。
此后我不断想起王师傅，想起了我是怎么欺骗他的。而这欺骗之所以能得手两次，完全是因为他同情我，正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我一再利用他的同情与信任，欺骗背叛了他，不仅伤了他的心，而且两次让他在领导面前坐蜡。就算忽略这些后果不计，经过这两次欺骗与背叛，他以后也再不会同情哪个倒楣鬼了。我以自己的卑鄙言行，至少锻造出了一个人的铁石心肠。
到后来，这良心煎熬就越来越甚，清夜扪心之际，眼前常常浮现出王师傅那不苟言笑的严肃而英俊的面孔，此时我就想写信给他道歉，甚至想次日就到他们厂去，向他说明一切。但我每次都又想，能说什么呢？伤害早已造成，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把那业已沉淀的罪孽搅起来，于人于己两无益。
这冲动我在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出国前夕都发作过。每次都被我压下去了。后来也就渐渐淡忘了，直到生命的暮霭悄悄落下时，往事才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历历浮现在眼前。此时我就满怀感激地向着虚空说：王师傅，感谢您，是您让我在最黑暗、最绝望的罪恶年代里，看到了人性难得的光辉！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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