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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权贵朋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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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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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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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题目是骗人的，我哪有什么权贵朋友？凭我这臭脾气，哪会跟权贵来往？又有哪个权贵会跟我这傲骨嶙峋的酸丁来往？要论权贵朋友，也只有不懂世事的少年时代有过，那所谓“权贵”，当然是儿童世界里的，当不得真。
说来奇怪，我这辈子奴性最足的时期，竟是少年时代。所谓“奴性”，倒不是一般指的阿谀逢迎权贵，藉此换取垂青，而是真心实意地崇拜领导干部，并对人家的垂青受宠若惊，虽未如余大郎一样，但凡提起“军机处”、“上书房”、“摄政王”、“童贯”便眉飞色舞，如乍膺九锡，连骨头都酥了，却也为领导的赏识心花怒放。这下贱德行直到高中时代才自动脱去了，从此便走向反面，极度鄙视一切领导干部，直至今日。
我在回忆录里介绍过，我们上小学初中那阵，班级领导干部（包括行政干部与政治干部）多是大男生与大女生。所谓“大”，指的是个头大，多半是年龄大造成的。儿童世界是丛林世界，由“狼羊律”那“宇宙运行规律”支配。教师都是宫廷政治家，权术高手，因此常把丛林之王提拔入领导岗位，靠这些心腹爪牙来“以夷制夷”，维持班级的安定团结。我所谓的“权贵”就是指这些领导同志。那权势当然是虚幻的，作不得真，然而却是成人世界的逼真模拟。事实上，成人世界的真实权贵就是通过这虚拟阶段培养出来的，胡锦涛同志就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一例。
我与第一位权贵的友谊已经在回忆录里写过了，该同志是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叫班主席），学习成绩很好，对同学也不是很霸道，虽然告密是免不了的，但那是领导干部的天职，怨不得人家，因此我对他深怀好感，十分崇拜，而他对我似乎也颇有好印象，于是在小学六年级时，我和他以及另外一位非权贵弟兄效法桃园三结义，结拜为义兄弟，发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祸福与共，甘苦同尝。
从那之后，凡是上学放学，我都和他一起走。大概因为具有惰农基因，我从小是个大懒虫，早上从来起不来。直到上高中，母亲每早叫醒我去上学，都是个耗时甚多的艰难工程。有许多次，她老人家不得不把我的被子抢走，让我冻得受不了，睡意全消，只好悻悻地爬起来。然而自从我拜了这个桃园大哥后，这就再不是个问题了。早晨都是他来叫我去上学，只要他叫一声，我立即就出声答应，接着便以最快速度起床，以免大哥在门外久候。这变化让母亲倍感惊奇，为我交上了这么个益友而庆幸。咱俩的深厚友谊，一直维系到他把我从新华书店偷去的全部书籍骗到手，再背着我把它们完完整整地交给班主任那一天。
案发后，家长当然是格外震惊，我结结实实地吃了好几顿“条子面”（用竹条鞭打），颇有点吃不了兜着走的惨痛状。打完后，家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那位班长不简单，以后再不要和他作知心朋友了，切不可对他讲真心话，但也不要得罪他，甚至不能怀恨在心，要知道他救了你，如果他不报告老师，让你沿着那犯罪的道路滑下去，你这辈子就完了，只有进劳改队的份儿。
这番话对我来说是过于高深，我似懂非懂，但也本能地觉得自相矛盾：既然他救了我，那就是我的大恩人，何以还要让我对恩人敬而远之？不过，我这人天生不会记仇，条子面造成的剧痛消散后，也就忘记了他给我带来的困扰。当然，从此以后，我与他便是面和心不和了。这也倒不完全是我严格按照家长的指示行事，或许主要还是他自己也觉得尴尬吧。
此后多年内，我不断想起这事，每次都为他在那小小年龄竟有如此之深的城府感到震惊。他最令我佩服的，是在“引蛇出洞”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沉得住气。事实上，早在我把第一部贼赃借给他看时，他就发现那是偷来的书了（书的封底没有“新华书店售出之章”），然而他却能不动声色，继续向我借书，每两三天便借一本，同时从不归还借去的书，一直到他确认已把我所有的贼赃都弄到了手，才向老师密报。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竟有如此忍劲与表演才能，若无其事地忍了足足几个月才发难，只能用天赋来解释。换做我，早在发现之初便嚷得天摇地动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救我？以这种苦心孤诣的背靠背方式？他为什么不在私下警告我，或是直接报告我的家长，却要处心积虑地把二十来本贼赃收集完毕，然后再不辞辛劳地把它们背到学校去？要知道书籍很重，一个少年要把那二十几本大部头（记得有全套《水浒》、《三国》、《西游记》、《说岳全传》、《平妖传》、《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等）背到学校去，估计得背两次。从客观效果来说，他确实救了我，但若不是我随机应变，当场编造了一个“特务拉人下水”的惊险小说出来，而是老实承认那些书确实是我偷的，很可能就被送去劳教，那我一生也就给彻底毁掉了，如今网上也就少了一位大文豪，专写不要钱的书，去赎回年幼无知时犯下的罪。
当然，他那阵子不过十二三岁，未必会想到那严重的后果。而且，在学童心目中，学校与老师是第一权威，远远超过家长。这或许就是他不报告我家长而去报告老师的原因吧。但不管怎样，他在此事中流露出来的非凡的政治家天赋不能不令我永生难忘。在隐忍不发，“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点上，我看他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只比斯大林略逊一筹。
奇怪的是，这位天生的政治家并未走上从政之路。初中他和我同校不同班，仍然是班主席。他们班就在我们楼上，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我时常听见他对全班同学发话。见面时当然也打招呼，但很少交谈。毕业后他上了中专，我则留在本校上高中。好几年后再见，他已经进了厂，似乎是个低级技术员，而我刚刚办好了从农村病退回城的手续。我想到他们工厂去工作，为此登门求助。凑巧的是，那个厂子里有我的两个小学同学，一位就是我那桃园大哥，另一位则是一位大女生，本班的中队长，那时是该厂的妇女干部。两人我都求过，两人都答应帮忙。我顺利通过了体检，政审时却被刷下来了。再次登门求老同学施以援手，两位都说爱莫能助。此后我便再也没见过他们。看来那位桃园大哥虽有充足的政治家天赋，却没有足够的权势欲，因此未能在文革中或文革后脱颖而出，白白浪费了天生的政治才能。
第二位权贵朋友也是位班主席，不过是初中班上的。他和我小学同校不同班，也是个大男生，高大魁梧，力大无穷，在我等小男生眼中凛凛如天神。他是他们班的班主席，进中学后就当上了我班的班主席。不过初一时他并不是乖孩子，而是我班的头名好汉。在他之前的头名好汉因为打老师和偷东西被开除了，他原来屈居第二，至此便晋升为头名。他倒不是前头名好汉那种纯粹的流氓，但那阵也十分顽劣。
刚上初一时，大饥荒才开始，主粮是萝卜、玉米、霉红薯之类，虽能果腹，却在学童腹中制造了满腹的五谷之气，上课时便纷纷释放出来，教室随之变成了陈年老公厕，师生必须戴着防毒面具才能坚持下来。
我们的俄语老师是刚从师院毕业的，还不知道怎么收拾顽童们，于是便成了欺软怕硬的顽童的欺侮捉弄对象。可他还想与同学改善关系，下了课也不走，和我们一道站在户外，利用课间休息答疑什么的。有一次班主席满面堆笑作好学状，向这位老师请教某个词怎么写。那老师不知是计，当即非常热心地弯下腰去，用粉笔在地上写出那个单词来。班主席马上转过身去，把屁股对准了埋头写字的老师，放了一个非常嘹亮悠扬的响屁。全体围观革命群众顿时大笑，那老师满面通红地立起身来，却并不发怒，只是伸出一个指头对着班主席凌空虚点数下，喃喃责备道：“你呀，唉，你呀！”随即在哗笑声中转身走了。
后来饥荒日甚一日，学校自动解体，老师根本不来上课，同学们倒是天天进学校，那不光是惯性运动，主要还是上那儿去喝玉米糊糊，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单位吃集体伙食，在家开伙是不可能的。教室变成了娱乐场所，几个品行较烂的顽童把几张课桌拼在一起，坐在旁边的课桌上，打牌赌饭票。我等无赌性者则懒洋洋地躺在室外的空地上烤太阳，呆呆地等着喝玉米糊糊的时刻到来。班主席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赌博，但并无执着嗜好，也未和那几个混混结成拆白党（阿拉伯上海老话），联手作弊，骗取“尖头”那傻小子的饭票。
冬天有时天阴，冷得要死，腹中空空，毫无御寒能力，我等烤太阳党只好转移到室内，在椅子上缩成一团索索发抖。饥荒前，遇上冷天，男生们常在下课后在教室的角落里拼命挤成一团，称为“挤油渣”，藉此取暖。但饥荒发生后，这种取暖活动是再也没有能量进行了，大家只能干挨。有次班主席冷得受不了，站了起来，把一把椅子推倒在地，用他的高腰皮鞋（那阵子的皮鞋式样与现在不同，似乎都是高腰的。他家家境还不错，穿得起皮鞋，我则直到文革大串连才第一次穿上了皮鞋，此前都穿家制布鞋。但我远非最穷者，我班有位同学，直到初三都还打赤脚来上课，就连冬天也如此）把椅背和椅腿逐一踩断，又把椅面斜放在讲台的台阶上，用皮鞋把它跺开，接着便在教室里点起了篝火。我先是呆呆地看着他如何把一个双人座椅变成一堆木柴，如同看人变魔术一般入迷，心里暗自钦佩他的大胆与豪放，然后又与众人一道围着篝火取暖，说不出的舒服开心。
班主席的这一豪举，赢得了我的衷心崇拜。而且，他不像头名好汉那样，欺负弱小同学如我者，颇有点仗义执言的侠义心肠，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他看成了《七侠五义》上的那些大侠。不过彼此还是没有太多的往来。只是他家与我家相距不远，放学后有时一道走。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问我：小芦，发育是怎么回事？我答曰：发育就是长大呗。又问：那遗精是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对男女间事一无所知。但我岂能露怯？不懂也要装懂不是？幸亏我从小就喜欢胡乱阅读，绝不放过一张字纸，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什么“精满自溢”的字眼，于是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胡乱扯了一通，听得他满头雾水，我自己也更加糊涂了，越发语无伦次，不知如何收场。好在他并不问下去，让我得以蒙混过关。要到后来我自己也有了这种事，才悟出当初他为何会问我那问题。
后来上初三，有门课是生理卫生，专门介绍男女在青春期发生的变化，但即使学了那些课，大家仍是稀里糊涂的。我班另一大男生曾偷偷告诉我，隔壁那个班的美貌班主任有病，盖她带全班同学去农村劳动时，上厕所时曾拉过血。农场的厕所是露天的，男女厕为同一粪坑分开。为了便于掏粪，粪坑便开在男厕这边。适逢该班一位淘气男生去与那美女班主任一道去上厕所，看见鲜血从那边的便槽里流入了这边的粪坑，给吓得目瞪口呆，过后逢人就说。那大男生告诉我这秘密时，咱们早就学过生理卫生了。我立即判定，那并不是拉血，而是是教科书上说的“月经”，心里暗笑那同学愚蠢，却兀自装天真，并不说破。其实我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对男人为何遗精、女人为何有月经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教科书从不告诉你人是怎么生出来的。要到高二我堕入单相思，去书店乱看医书，才猜出了男女间是怎么回事。在那个年代，我算是先知先觉了，若是可可和我好时有点性知识，也不至于把我打成流氓，为此忍痛和我绝交，而她那时都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她后来告诉我，她真正知道男女间事，还是结婚后的事。
和班主席成了好朋友，是初三的事。在我们那儿，初一（1960-1961）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连正常教学都无法维持。初二开始逐步好转，大家虽仍是镇日饥火烧心，毕竟还是有点卡路里可以支持学习了，于是学校又恢复了正常上课，同学们也都逐渐恢复了学习的心思。那时的学生都很认真地看待学习，认为好好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受家庭影响，我尤其如此，即使是在饥荒最严重的初一，我饿得昏天黑地之余，有时也会为学校竟然自动解散而暗自焦虑，偶尔翻开教科书，发现什么都不懂，不禁非常着急。现在学校好歹是恢复授课了，我不禁如释重负。
班主席的心思大概也差不多，学习非常努力。有次学校里贴出了他的作文，令我十分佩服。不料有天放学后咱俩又一道回家，他却突然对我说，我看咱们班，最聪明的就是你了。我万万没料到这话会出自我佩服的人的口——到那时为止，我的作文还从未被学校当范文贴出过。受宠若惊之余，我只能连连否认，并举出了这一事实，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只是语文还行，其他就不行了，而你每科成绩都好。我于是又举出我们班的全优生，他却摇头道：他是苦出来的，而我根本不用功，成天胡闹，成绩还这么好，完全是天资使然。我无话可说，心里却美滋滋的——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聪明，过去我不但在学校是问题儿童，在家里也只有被百伶百俐的哥哥姐姐笑话的份儿。万万没想到，我并不是他们笑话的那个“笨虫”。
班主席的夸奖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开始学平面几何后，夸我聪明的同学越来越多，到最后连老师都开始报以青睐，凡是难题都让我上讲台上去解，解完了免不得要夸上两句。有位同学因此上了当，以为我有什么先进的学习方法与学习经验，向老师提出要和我同桌，不料他和我坐了一学期，成绩却直线下降，以致期末物理学考试不及格，必须补考。他愤愤地说，我躲在家里学好了，来上课时却带着他一道胡闹，害得他成绩大幅度滑坡，云云。
班主任听信了他的抱怨，而且，我闹得实在也太不象话，被科任老师提撸着耳朵或衣领丢出教室去成了家常便饭，便派班主席来和我同桌，以对我实行零距离监控。记得那是初三上学期的事了。
这一维稳措施果然奏效，我的课堂表现立即就改善了。我倒不是怕班主席，我是崇拜他。而且，大侠对我这么好，我总得讲点义气吧？在心底，我又一次把他当成了我的桃园大哥，只是那阵子毕竟痴长了两岁，再不好意思提出结拜了。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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