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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转帖]令我恸哭。又想起了新加坡。。。其骗人的效果不可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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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衲
[个人文集]
现已禁止
加入时间: 2007/08/18
文章: 6016
经验值: 18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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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小衲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司马南：民主真是根治腐败的“不二法门”吗？
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我看来，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它并不是天然的康庄大道，它是沟通四面八方的小胡同，当然，这里面肯定有死胡同。
——笔者乡党，媒体评论员老梁(梁宏达)
为什么新加坡领导人对自己政治模式有信心?
问：刚才会议主持人介绍您属于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好像生活在真空里，要戴着墨镜上街，所以您看不到社会真实的情况。您不认为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吗?您不认为民主是世界上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解决腐败问题唯一有效的方式吗?如果是为了人民解决今天的官府腐败问题，一些人对投票的事痴迷一点，盼着通过投票把贪官投下去，把好官投上来，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司马南：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的说法，我同意。通过投票把好官投上来，把坏官投下去，我非常赞成。
我怎么会生活在真空里?我就生活在人堆里。今天，我是起个大早，乘2号地铁，换4号地铁，再打车，才来到北大的。平日里，我路近，骑自行车;路远，乘地铁;地铁够不着，打车。有时，顺路，也乘公交车。为什么公交车乘得少呢?因为公交车小偷多，车又晃悠得厉害，不便于看书。我最喜欢地铁了，尤其是13号线、八通线、4号线、5号线，新地铁又宽敞又明亮视线又好，适合读书。
我们家在外地的亲戚朋友，下岗的、吃低保的、连低保都没有的大有人在。因为前些年揭穿神功大师江湖骗局的事情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缘故，也常常有人找我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益，申述个人的主张。听他们的故事，我常常被感动，更常常愤愤不平。告诉诸位，我在重庆等电视台是“农民工”节目的主持人，几百期节目啊，讲的都是弱势群体农民工本身及其家庭的故事，与我搭档的女主持是演员方青卓，一个感性而真诚的女人，几乎每一期节目，方青卓都要挥洒眼泪……对于中国社会，对于腐败问题，我了解的不一定比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们更少，对于腐败，我也有切肤之痛。
所以，当有人期待、主张用民主的方法来根治腐败的时候，我投赞成票，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我必须以一个成年男人的理性思考，告诉持有这种想法的年轻的朋友，你们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的想法却未必周延，亦即我不太认同所谓的 “民主方式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唯一方式”。我们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民主”二字的表面上，这几天，我连续地反复地讲过，民主有各种各样的面貌，不能只看表象。
请诸位不妨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新加坡，这个被某些西方人视为“家族式独裁”，或为“亚洲价值”，或“另类民主”的国度里，腐败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
西方学者变换不同角度来观察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均认为其是“不折不扣的威权政治”，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但是新加坡的经济成就，足以使最挑剔的经济学家闭嘴;新加坡的廉洁指数，足以令“标准版的民主国家”妒忌。
1959年建国，1965年独立，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四百美元上升至三万八千美元。新加坡国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越了西班牙和新西兰，是其近邻马来西亚的五倍之多，甚至略高于日本，居亚洲之冠。新加坡属于发达国家，但拥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才可能有的发展速度，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它没有民主政体，又没有石油出口，但是不可思议地使人民拥有高收入，国家有尊严有地位。
看资料啊，新加坡约四百五十万人，面积仅有六百九十九点四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六千二百人，乃世界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摩纳哥。除了交通便捷以外，可以说，没有任何资源和能源可资利用。
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普世价值的神话，新加坡领导人对自己的政治模式更有信心。李光耀老头很倔，骨头很硬，说话也给劲：“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一定会不断演变，但是这些改变啊，不是为了满足人权组织、非政府组织、西方媒体的要求”——这句话牛啊，值得中国的个别的见了洋人总是直不起腰来的外交家、政治家参考。
诸位看到了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也承认它是世界上廉政指数比较高的国度之一，那么，拜请诸位再作思考：中国的香港在1997年之前，有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呢?香港同胞有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呢?
看来大家同意香港1997年之前没有什么民主的说法，因为那是英租界，是殖民地。可是，香港的廉政指数高不高呢?
香港的廉政指数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比较高。在全世界范围内，毫无疑问，香港地区的廉政指数是名列前茅的。
一个香港，一个新加坡，举这两个同属于华人世界的小例子，我试图说明：第一，投票不投票，与腐败不腐败之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简单的因果联系。第二，民主与不民主，真民主与假民主，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离开社会文化环境与条件，单独提出来论斤论两，上秤称个明白。
李光耀1992年提出一个概念“亚洲价值”，他将东亚社会的经济发展成就归功于亚洲独特的价值观，核心为儒家文化。李光耀坚定地认为：“牺牲个人利益来追求群体利益，是亚洲地区快速发展的一大动力”。
也许有人记得，1993年，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前，拟订签署了一个“曼谷宣言”。该宣言的核心就是提出了一个原则——人权议题必须要考量到各个国家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及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亦即说，“曼谷宣言”就是张扬“亚洲价值”，而“亚洲价值”理所当然地不屑、不受、反对“普世价值”。拿粮票打个比方，亚洲价值乃为地方粮票，兼具浓厚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
大家可以想见，随后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民主普世不普世、人权普世不普世，人权高不高过主权，等等一系列问题，该有多么激烈的争论。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那把椅子上讲个不停，决定嘴巴的是脑袋，决定脑袋的是屁股，决定屁股的是那把椅子，决定那把椅子的是利益。
李光耀牛啊，他的椅子无人撼动。因为他领导的新加坡，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尤其是腐败治理问题上有令人信服的成绩。
欧美代表恼了，你，你们以“亚洲价值”为名，行威权统治独裁专制之实!
亚洲代表应该反唇相讥：你，你们以“普世价值”为名，行弱肉强食的强盗规则!
富翁俱乐部的大款和街头流浪汉是不可能平等的
问：您会说话，就等于您有道理吗?“巧言令色，鲜矣仁”知道是说什么人的吗?投票即使不能直接清除腐败，也和自由平等有最大的相关度。一人一票关乎自由，一人一票体现平等，您凭什么贬低一人一票的民主权利?
司马南：这位小哥，请息怒。没有人贬低一人一票，前提是有人夸大一人一票的作用，神话一人一票。
我只是在说，一人一票只是具体的民主形式之一，它不是民主的实质性问题，在其他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条件下，一人一票鲜有意义。
说到自由，说到平等，依照河清先生转述的法国学者的分析，当今的社会当中无非是三种平等：一是政治上的平等;二是民事权利上的平等;三是社会财产权利上的平等。
“一人一票”的形式，可以理解为是政治上平等的表征;到法院起诉某人，主动当原告，被动当被告，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民事权利上平等的表征。但是我请问，作为一个老百姓，拥有了投票权和到法院起诉某人的权利，你在加油站打工，你在店里送外卖，你刚找了一个打更的活干了两个月又被老板炒了，与那些腰缠万贯的纽约证券商人石油大亨，真的是平等的吗?
想一想什么地方不平等?
对呀，财产权利不平等、社会条件的不平等，所控资源的不平等。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啊。这后一条不平等，即社会条件不平等才是问题的重点甚至是问题的全部。离开这个问题，奢谈什么政治平等、民事权利平等，有什么意义?
所以，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穷的穷，富的富(中国也有人主张沿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小径，徘徊于这条小平同志生前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走的路)，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利能够弥合这种社会财产权利上的不平等吗?如果没有社会财产权利上的平等，止于一人一票的所谓政治的平等，在我看来，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非但不是平等，反而是对平等的一种嘲弄。
这不是司马南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看看100年前马克思的著作吧，正是基于这样不平等的现实，马克思写出了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
有钱人和穷人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
富翁俱乐部里边出来的大款和街头乞讨的流浪汉是不可能平等的。
王熙凤和白毛女也是不可能平等的。
到投票站去每个人一票，兜了一圈回来，以为一人一票就是平等了，至多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感”。
我们要建设的民主，是“窝里穷横的”民主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先生把那些痴迷选举的人所独爱的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方式概括为“选主”，我以为这个概括堪称点睛之笔，极为准确、形象。王绍光是在咱们北大讲演民主问题时提出这个概念的，但是形成这个概念据王绍光自己说要更早一些。
“选主”的本质有两条：一是虚假的认同感，以形式替代掉了民主的内容;二是“金主”，也就是财富在这当中顽强地体现着资本的意志。这种“选主”很容易沦为有钱人的游戏，是有钱人忽悠着穷人玩，穷人以为自己在里边真起了作用，屁颠屁颠很高兴。
×××等人津津乐道于美国民主光鲜生动，可以全国直选总统，投出神圣一票，决定谁当总统，还可以随便骂总统，但是，诸位想过没有，这一票其实没有那么神圣，我宁愿世俗一些。
那么，怎么才叫世俗呢?请问，你敢跟自己的顶头上司、老板说个“不”字吗?对所在公司的老板，你张贴大字报批判批判民主一下试试?你到网上给他来个人肉搜索，臭他一顿再告诉他“就是爷爷我干的能咋地”，你敢吗?
你为什么唯唯诺诺往后出溜呀?要说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才是与自己利益切实相关的民主!
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就要“窝里横”，巧言令色，却就是不敢窝里横的民主，很可疑，没有用。我们要建设的民主是“窝里穷横穷横的”民主——最普通的百姓有话语权。真正的民主就是要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些不敢关心下层百姓切身利益的民主，那些飘在天上的民主，只是虚假形式感而已。
中国美国，谁更腐败?
问：一个自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什么到处都是猖獗人民痛恨的腐败?为什么到处蔓延着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从来被认为勤劳善良朴素正直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竟然“良心大大地坏了”，包括司马南在内的所有虚弱的解释都无法消除我们内心深处的疑惑不解。
不谈制度，不谈价值，不谈新加坡，也不谈联合国，别扯那么远，我的问题非常简单集中——请您回答：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最腐败?
只要您一句话的回答!
然后，再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大家的心愿。
司马南：大凡这类“最”之类的问题，是电视台、报社新闻实习生(对不起，没有贬低您的意思)最喜欢提的问题，而人家回答起来，要么是敷衍您，要么将您的问题所涉及到的所有方面统合运算得出“最”来，这实在是一个巨量的运算，不使用“云计算”技术，短时间里断难答出。
要认真比较两国之间的任何一方面的情况，必须要有第一手的事实，有公开明确的标准，有公正的评价体系方法，甚至需要一个班子，较长时间的工作，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些我都不具备，所以，我一句话答不上来，两句话也答不上来。
我读到一位美籍华人写的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作为个案，也许值得参介。文章作者的话很肯定：“真正的美国比中国腐败一百倍也不止”。
比中国腐败一百倍不止的美国，是“真正的美国”，而不是媒体传播的人们印象中的美国。可是怎样感受到的美国才是真正的美国呢?作者写道：当真正踏上美国国土以后，当我真正生活在这个传说中的民主自由人权集大成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长期向往的，彩虹似的美国在我面前坍塌了。我脑子里历经十几年反复思考形成的右派理论，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堆积起来的右派理论坍塌了”。
作者看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独裁专政、一个赤裸裸舆论洗脑、种族中心主义、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横行、社会寄生虫暴富的美国”。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生的社会问题，社会丑恶现象，美国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比中国更严重。破旧的马路、昏暗的城市、肮脏的贫民窟、饥寒交迫的乞丐、泛滥的毒品、毫无前途的黑人儿童，给白人擦皮鞋的老者……与此对应的是白人富人的奢华、懒散、挥金如土……
他根据自己的体验给美国定义：我眼前的美国，是一个富人的乐园，是一个充满欺诈、缺乏诚信的社会;是一个无产阶级根本没有翻身机会的社会;是一个法律只维护富人权益，漠视穷人利益的社会;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实已经被老百姓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的社会;是一个对腐败、滥用职权熟视无睹的社会。
我知道，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反驳。今天的中国与美国早已经不是30年前的隔绝状态了，人员交往频繁，经济贸易数量巨大，真实的美国到底怎么样，不能只听这位美籍华人一家之言。即使美国就是如此，大家也会问：为什么你笔下这个“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居然可以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呢?难道这不是证明了民主、自由、人人平等是国家强大的根源吗?”
对此，作者的回答很令人吃惊，他说，
——反正我不再相信了。
——到了美国以后，我越来越多地发现新闻封锁的正面作用。
——我越来越觉得专制独裁、媒体洗脑、爱国主义教育、种族中心主义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
——而毛泽东才是真正让中华民族崛起的英雄。
——美国人一生下来，第一件学会的事情也许是叫“妈妈”，第二件事情就是爱国，第三件事情就是陪伴他们一生的傲慢的文化优越感。
美国制度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问：是的，但是美国新闻自由这一切可以报道出来啊?
司马南：美国的电视新闻远不如中国开放，对国外发生的事情是“只报忧不报喜”。中国出现了非典、艾滋病、车祸、水灾，美国新闻是很乐意报道一下的，至于中国取得了什么建设成就，美国从来就不会宣传这些。美国电视里所说的“国际新闻”往往只是美国在国际上又干了些什么，美军又在中东干了什么而已，美国人从骨子里就认为这世界就是他们主宰的。美国的公共图书馆里介绍中国的资料也基本都是丑化，都是民运、“台独”、汉奸们搞出来的成果，电影、回忆录应有尽有。美伊战争之前，CNN、ABC、FOX 一天24小时不停地轰炸洗脑，丑化萨达姆政权，编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谎言，而正是这种新闻媒体的舆论一致，维护了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外战争的合法性。美国这种近乎于偏执狂的教育方式维持了美国的大国地位。也正是这些不折不扣的洗脑手段，驱使着单纯的十七八岁的孩子们上战场打仗，坐着飞机去国外杀人和被杀。而对外战争又进一步给美国带来大量武器订单，和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循环。当我亲眼看到这些现实的时候，我的民主自由梦被彻底击垮了，是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使我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中国。
一个读者是我的朋友，经常跟我辩论，他是挺美派。我把网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他的评论是：“这个SB为什么在美国呆着呀，美国那么腐败，你为什么不回来呀?”
文章作者似乎料到了有人会这样提问，所以他答道：
“生活在国内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现实不满，对腐败现象不满，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不满情绪。我对中国的现实社会也有不满。但是，第一，我反对崇拜美国，理由是美国的制度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第二，我也反对推翻一党制。多党制大选只能使中国走向分裂。第三，我认为中共应该向美国学习，但是首先就要学习美国怎么给老百姓洗脑，学习美国的厚颜无耻，说一套做一套，学习美国的好勇斗狠，学习美国搞世界霸权，独裁暴政。”
第一、第二、第三，是我加上的。
作者的这个观点要大家都赞同，未必能做到，但是关于中国和美国腐败谁最严重的问题，这是一种直接直白的回答，这个独特的逼近的特写式的回答值得我们参考。
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今在公司的牢笼中运作
问：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舆论上，中美双方都倾向于认定对方的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有点老鸹落到猪身上，只见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的味道。中国腐败我们了解比较多，美国腐败我们了解不多，司马先生可以介绍一点。
司马南：美国指责中国“一党专制”，因为一党，所以腐败。并且，中国的腐败，是“共产主义的原罪”。这种指责显然很“讲政治”，讲“冷战政治”，讲得让人心寒齿冷。中国批评美国，本质上是富人政治，大财团寡头主宰着内外政策。“小布什、切尼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可以驱使军队和媒体这些国家机器为自己的石油公司牟利，这是真正的体制上的腐败”。应该说，这种叙述基本上不存在虚构事实。
美国众议员艾伦·格雷森讲到美国的腐败举过两个例子：一是公司贿赂行为得出合法化，“从根本上说，这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现在公司可以酬谢与它们合作的政客，同时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他认为“公司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已经控制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二是每个美国人都能看到的医保：“2/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为全体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结果却是否定的：因为当前这种不覆盖穷人、能够以‘不适合予以保险’为由拒绝病人参保的保险制度让私人保险公司发了大财。所以它们掏钱给政客，让保险制度继续漏洞百出”。
所以格雷森众议员的结论很简单：“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笼中运作”。我不太清楚，您说，这算不算“体制性腐败”?
关于“谁最腐败”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往下再深入地探讨一下，不能仅仅停留在设问“谁最”这个层面，而应该采用科学的手段做一番探究和分析。这位先生，您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有没有多做一点功课，比如：
关于腐败的标准：不问问是“刚性的腐败”，还是“人性的、弹性的腐败”?
关于腐败发生的社会阶段：不问问是“经济起飞期”，还是“后工业社会”?
关于腐败程度：不问问是来自民众切身感受，还是来自于“媒体的震荡效应”?
关于腐败的治理：不问问是已经稳定向好，还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的腐败跟青春期脸上长包一样，带有一定的普遍规律，普遍高发，鲜有例外。
根据总部在德国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很严重，清廉指数程度位列72位。
72位，是什么含义呢?
看看啊，邻居印度85位，再看，邻居俄罗斯147位。
就是说，按照西方人的统计，我们比搞“三权分立”西方民主政治的印度要干净一些，比共产党下了台，闹了20年颜色革命的俄罗斯更干净。
这个结果是不是很耐人寻味?
既然颜色革命并不能消除腐败，中国干吗急着搞颜色革命啊?既然印度的民主搞了这么久没搞出名堂来，还不如中国党管干部的吏治有效，我们是不是应该谨慎再谨慎一些呢?
必须指出，在中国，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均为非法”，但在美国，却“在一定条件下合法”。格雷森众议员指出的“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笼中运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政治评论家宋鲁郑先生讲过，“合法，并不能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
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FOX披露，美国被选上的参议员平均要花费900多万美元，希拉里花费了4200多万美元，还没弄上总统。这种玩法，老百姓玩得起吗?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缘由。
看布莱尔与克林顿表演“旋转门”魔术
问：很好，您看到的西方的问题，西方的腐败，的确存在。您明察秋毫，连一点西方的问题都不放过，但是您没有看到西方的腐败恰恰是揭露出来的腐败，而且多为鸡毛蒜皮吗?今年(2009年)5月英国“报销门”丑闻，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其实不过是几百名议员多报销了一些项目而已，多的几万英镑，少的只有5 英镑，还捐给了教堂，就这样，首相戈登·布朗出面道歉，普内尔等多名内阁大臣先后辞职。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借来北京出差的机会给两个女儿买了43个中国玩具，回国时被海关截住，除1 个玩具之外，其余42个属逃税，是假公济私行为，巴尔舍夫斯基为此多次道歉。这类事例，您有什么评论?
司马南：谢谢您选择这些事例给我听，这些被西方媒体反复渲染的事实很有趣，中国的媒体也跟着做过很多重复的渲染的报道，我本希望听到更多的关于西方的事实，但是，很遗憾，我们的媒体所习惯做的选择跟您举例的方法一样，以至于使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美国”。
请允许我替您补充一点。诸位是否知道，英国首相据说是很廉洁的，下台前的布莱尔首相是一个“大负翁”，背着500万英镑的房贷——别听错了，是负数的 “负”，不是财富的“富”，但是，卸任首相后，其纯收入两年内即高达惊人的2000万英镑。这钱赚得容易不容易啊?那么，钱是哪里来的呢?主要分三大项：演讲、咨询、自传预付款。当然，依照布莱尔的智慧，他不会傻到把钱直接打到自己的账上，而是“建立了一个由隐秘公司和关系户组成的复杂网络，使其收入明细免于公开”。
和美国总统比，布莱尔就小巫见大巫了，克林顿卸任时也欠下一屁股债务，但进入新世纪短短六七年，他狂赚了109亿美元。赚钱的项目也不外乎演讲、稿费、商业合作，其中资本投资乃为重要财源。他2002年为尤卡帕集团提供高级顾问的咨询获得上千万美元的报酬，而该集团的实际运营者——美国亿万富翁罗恩·伯克尔先生即为民主党的重要政治捐款人。大家说，这算不算一种腐败?您又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有人把布莱尔与克林顿先生赚钱的道道形容为“旋转门效应”，摇身一变，总统啦，再摇身一变，企业家大富翁啦。中国反腐败有个新词——权力期权化，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台上照顾你，下了台你再回报给我。当然，用布莱尔与克林顿来解释“旋转门”现象并不典型，典型的旋转门现象在切尼副总统一类人身上就更明显，本来就是资本家，掏钱参加竞选当了高官，卸任高官再去赚更多的钱。这就好比黄光裕先生、仰融先生花钱捐了一个官，副总统或国务卿什么的，卸任后再接着弄国美电器一样，您不觉得别扭吗?中国人会为此而泰然处之吗?简言之，金钱与权力之间，朝野上下暗通管道，有着最大的相关性和隐蔽性，有着复杂的复变函数关系，至于看得透，看不透，那就是明眼人与昏花老眼人之间的区别了。
更多的事例您要了解其实也并不费力。海外一家媒体报道说，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退休后成为一大堆基金会和民间组织的主席，一年的演讲收入就达数百万美元，演讲主办方多为大公司、大学及其他私营机构。鲍威尔还被聘为硅谷一家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伙伴，收益丰厚且只需每三个月与公司负责人见一次面。曾负责美国空军采购的前国防部高官达琳·珠云，后来到波音公司任副总经理。在日本，政府官员退休后到对口企业谋求一份肥缺已成为传统，被称为“下凡”;许多企业提供优厚待遇聘任经验丰富、关系网强大的政府退休官员，实现“双赢”。最近在日本曝出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建设工程腐败案中，退休官员就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以，只讲尔巴舍夫斯基的玩具被海关截下也许是不完整的故事。
“真实美国”的一组有趣数据
问：司马先生，您讲的其实很有道理，但是您总结没有，为什么您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美国中情局那么大的说服力?美国人善于讲细节故事，传递先锋理念，服务现实政治，而我们偏偏喜欢说大道理，不注意一般的感受，大家最腻歪的就是一本正经空讲大道理。您讲得很好，要是能举出更多的具体事实，来说明美国腐败就更好了。我建议先生考虑一下，不一定要马上证明“美国更腐败”，先证明“美国也腐败”，“美国一样腐败”，而后再说其他，这个收获值得重视。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您同意吗?
司马南：谢谢这位老师的中肯建议。我认为很有道理。您跟我讲的是方法论，也是战术。您是否听说过美国有一本历史悠久的杂志 “Harpers”?2009年年初的一月、二月版上，该杂志刊登了美国的一些平常事。朋友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看，我的朋友很困惑：为什么这些事，国内的媒体很少翻译介绍?他说，不了解这些平常事，就等于不了解真实的美国，至少显示了对美国在某一方面的无知。
这些平常事包括了以下一些内容：
——佛罗里达州一检察官为州长生日派对买的蛋糕的花费：52000美元。
——2008年以来正规的社区联防组织数量的增长率：+40%。
——监视员工和工作场所的应用技术的市场从2007以来的增长率：+43%。
——注册的为医药公司服务的游说者对国会议员人数的比例为：2∶1。
——2009年医疗服务行业公司平均每天花费在国会游说上的费用：1500000美元。
——金融危机以来所有因金融问题被刑事起诉的华尔街高管数：2人。被无罪豁免的人数：2人。
——一个美国孩子在其成长到大人过程中某一时段要依靠政府食品券生活的概率为：两个人里一个。
——北卡罗来纳州一高中允许学生买任何一门考试成绩加分的价格，20美元(如从D加至C，C加至B，B加至A)。
——加州1979年预算中高等教育和监狱管理的资金比例：15∶3。现在的比例为：12∶10。
更为有趣的平常事ABC：
(A)色情趣闻
一个美国街头妓女，在任何一周内可能被警察逮捕的机会：1∶67;她会为此与该警察发生性关系的比例：1∶33。
(B)暴力趣闻
到目前为止，学校仍可以合法地体罚残疾学生，包括掌手、打屁股、扇耳光等，这些发生体罚学生行为的州，总共有20个左右。
(C)金钱趣闻
预计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程序中，律师及其他顾问们可获得的收入：1398亿美元(差不多14亿美元)。
印度的民主制度反腐败效果如何?
问：司马南先生无非声言民主无法遏制腐败，事实是不承认民主反腐败遏制腐败的效果。看似振振有辞，但是感觉未免强词夺理。
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情况是，政治上只有一党，官员们官官相护，没有多党民主制度的制约，没有言论自由的制约，更没有真正的结社自由，没有真实的司法独立，所以中国的腐败现象渗透到骨髓里，让人民怨声载道。您举出的那些道听途说的民主国家腐败的例子与中国的腐败官员的行为比，谁更腐败，人民看得明白，其实每个人都心中有数。
我担心的情况正在发生：印度的发展势头和后劲超过中国，很多原来在中国的企业，撤资到印度去设厂办企业，因为劳动力更廉价，因为劳动力更年轻，因为相同的政治制度的无障碍化对于企业的发展更是利好，而这种现象对于依靠外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请问，对于印度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投资环境的优越，社会政治清明的现实，您的看法是什么?
司马南：我听得有点晕乎乎的，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您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您认为中国的腐败严重于印度，根据是所谓“人民心里有数”;第二，您举出在中国撤资的企业到了印度，您猜测的理由是印度的环境，尤其是民主环境优越于中国。
我不理解的是，您说的“人民”没有在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生活的经验，没有比较怎么就能够“心中有数”?没有足够分析的数据基础怎么能够“心中有数”? 关于社会的，尤其是给社会定性的数据，能来自于主官感觉吗?主观感觉靠得住吗?主官感觉又依赖什么您想过吗?来自于，或者主要来自于媒体报道的主观感觉真的那么可靠吗?
至于印度的外资投入接了中国的“漏”出现利好，中国的外资撤了或跑到印度去，这个问题我一点担心都没有。中国的外资投入2010年上半年依然是世界第一，印度不过区区几十亿美元，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您相信了一个不靠谱的神话——资本家只青睐民主而不嗜血贪金的神话。
前面我已经讲过，“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和“行贿指数排行榜”两项排名，多次结果，得分情况和具体排名显示，中国与印度相比，印度的腐败问题比中国严重得多。
不错，印度在独立以后，按照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政治模式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实行“一人一票”的、多党竞争的英国宪政制度，其媒体号称完全独立，自然也标榜完全公正，其司法制度更是这样对外宣传。
但是，民主不是神话。
一个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落后的大陆，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没有完善的教育，就等于没有实行工业化必需的前期准备，一个一条公路讨论8年修10年的公共治理能力，一个“哈瓦拉”(印度地下钱庄)年洗黑钱高达150亿美元的畸形社会，遑论国家经济强行起飞?政客说说当然可以，学者论论也可以，来真的哪成啊。不错，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英国的一些老奸巨猾的家伙喜欢拿印度说事，最大的舆论泡沫便是印度将取代中国，超过中国——这确实是铺天盖地的媒体信息，但这些信息只是反映了某些人的愿望，而不是事实，至少今天还不是事实。即使某一天可能会变成事实，也未必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印度超过中国乃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中国。
因为道理很简单，虽然印度被认为是民主宪政国家，但是，另外一项来自全世界的公认结论，却令印度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印度是世界公认的亚洲乃至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来自全球反腐败组织的一份资料显示，某些连城市饮用水和照明用电都不能保证供应，印度人为了获得政府提供的所谓“最基本的服务”，每年要掏出46亿美元。这个数字不是交给国家的纳税额，而是用来贿赂印度社会上上下下各级官员的钱，因为官员及其商人垄断了这些项目。名为“2005年印度贪污研究”的调查报告收集了近15万名(这个数字让人感到可信，因为中国的个别调查机构通常找几十个几百个人网上问卷一阵就发表轻率的调查意见)印度的受访者意见。结果显示，62%的受访者经曾经贿赂官员，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当然，并非受访者愿意，但是，为了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和避免受到骚扰和迫害，他们不得不如此。具体说，警察、医疗、教育、税务局、初级法院等部门是印度人重点贿赂的目标。所有被贿赂的部门当中，印度的执法机构最为恶劣(司法腐败)，被认为是贪污最严重的政府部门。十之有八的受访者表示，与警察打交道，必须用钱来解决问题。需要居民用钱来摆平问题的另外一些部门是国有电力、水力系统以及政府的税收机关。
据媒体报道，曾被美国《时代》周刊在 2004年隆重推出的全印度最杰出公务员，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地区行政长官古塔姆·戈斯瓦米，竟然就在《时代》周刊宣扬他事迹的那一年分两次将17亿卢比(约合390多万美元)救灾款偷偷塞进了个人腰包，并在2005年5月逃之夭夭。印度中央审计部门最近接到举报后对人口最多、最穷的北方邦政府一些税务官员的住所进行了搜查，许多人家里都堆满古董和珠宝，大量现金和银行存款来源不明。检查官们称：“一些税务官员的贪污腐化已经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来自铁血社区的一位网友很有水平地分析道：印度的法律体系源于英国“海洋法”体系，这个法律体系重取证、重法庭控辩，但是由于印度社会的实际情况取证十分困难，其政府软弱，其管理混乱，其家族势力庞大关系复杂，程序繁杂的法律非为必行之法，根本得不到有效落实。于是乎，政府官员大量的司空见惯的腐败行为不受惩罚。而执法部门的高度腐败，又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其他行政官员的腐败。这就是说，印度借以权利制衡的民选制度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宪政”作用，相反，却成了包括“上等种姓”利益集团在内的政客们从事政治分肥攫取纳税人血汗的工具。所以，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最终使这些制度发挥作用的还是人。制度本身远非能够保证政治的正确，也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力量，如果没有人对制度较真，再好的制度也是枉然。
最后，我讲一个事实：印度今天还有将近4亿人生活在没有电的世界中，其投资环境果然相当优越，没有工业化以后的污染。
作者：小小衲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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