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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哥白尼革命”（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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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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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我的“哥白尼革命”（四） (1067 reads) 时间: 2011-9-21 周三, 下午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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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我们的平等与他们的平等
前些天看到国内学者秋风先生的《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本区也有转帖，但不全，全文可在在《选举网》上看到），很不以为然。作者认定：
“人，包括中国人，天然地倾向于自由。其次是历史的维度，也即论证，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并没有甘于接受非自由的生存状态。因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不仅是一种伦理的自然，而且就是一个现实，尽管是一种没有完全实现的现实。由此，自由就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中国人不可能拒绝它，也一定可以圆满地实现它。”
因此，据他说，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任务，就是“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论证”这个假定。“不幸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甚么作为，而只有一堆常识。这也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严重缺陷：理论的匮乏。这一点，实际上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致命缺陷。”据说，就是因为这一致命缺陷，导致如今自由主义思潮一蹶不振。
看了这些高论，我禁不住要怀疑作者根本不是中国人，否则绝不会说什么“自由就在中国人的生命中”，“而且就是一个现实”。任何一个稍知国情民俗的人都该知道，中国人与鬼子最突出的区别，就是国人不像鬼子那样，在食欲与性欲之外尚有强烈的“自由欲”。上文已经指出，“权利”（约等于“自由”吧）这个概念纯属洋货，直到今天绝大部份国人尚无此概念，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遑论有追求它的欲望。全民的追求就俩东西：金钱与性。
在这点上，朝野高度一致，无论是高知还是文盲，是国家领袖还是农民，半点区别都没有。八、九十年代，国人羡慕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得以勃兴，但那不过是大众误以为自由主义是迅速致富的法宝。当他们发现追求自由的苏东国家反而解体，而严厉压制国民政治自由的“举国体制”却能使国家暴富，以致如今国人可以傲视“老欧洲”甚至美国了，当然就只会迅速抛弃对他们来说毫无实惠、反倒极有可能引来灾难、本来就莫名其妙的洋概念。金钱我所欲也，女人亦我所欲也，自由是什么玩意儿？问我到底要什么？当然是舍自由而取钱与女人！
这才是自由主义在21世纪开始后迅速衰颓的原因：大众宁愿骯脏并快乐着，断不愿干净并清贫着，哪是什么自由主义者只会介绍西方常识，没有进行理论建设造出的恶果！作者似乎连基本的逻辑思维习惯都未建立，这才会看不见那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既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不仅是一种伦理的自然，而且就是一个现实，尽管是一种没有完全实现的现实。由此，自由就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中国人不可能拒绝它，也一定可以圆满地实现它”，那还有什么必要进行“哲学与伦理学”论证？有谁会去郑重其事地论证食欲和性欲的伟大哲学与伦理学意义，以及它们实现的必然性？难道中国成了今日这个烂污样子，竟然是理论家们失职造成的？而若是自由主义者们当初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党官僚们就不会大规模抢劫全民财富了？时至21世纪，居然还有人相信“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儿语，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问题恰在于，中国人别说建立理论，就连消化吸收洋人常识的智力都缺缺。就连那些热情宣讲西洋常识的自由主义者们，也未必真正明白其涵义。我在旧作《中国需要重建常识》中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是鬼子发明的东西，国人掌握自然科学毫不为难，出类拔萃者还能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可对社会科学显示了惊人的选择性智力障碍，以致所谓高知连西方大老粗都懂的常识都搞勿清爽。没有哪个中学生会弄错“能量”、“功”、“共价键”、“基因”等科学概念，可要找出个不误解“民主”、“法治”、“权利”的大学教授来还真不容易。当真是咄咄怪事。后来小衲与金唢呐网友都说过类似的话，可见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感觉。
对此，我的解释是，这选择性智力障碍不是生理性或遗传性的，而是文化传统使然——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毛共党文化传统）的噪音形成了强大的干扰场，使得国人难以理解点滴流入国内的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关键概念。尤其当这些概念若以旧有词汇表达时，国人就一定只会用老祖宗的方式去理解它，压根儿想不到它们根本不是西方等价物。
“平等”这个词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何毛主义如今甚嚣尘上。它之所以在普通民众中获得越来越强大的感召力，正是因为他们认为今日的社会极不平等，因而无限怀念基本实现了“均贫富”的毛时代。
正因为此，那位朋友的有关批评才会令我无比震惊与懊丧——他应该属于国内第一流的思考者吧，然而他的“平等”观竟然也是毛泽东的“平等”观！连他都这样，其他自由主义者们还怎么去驳倒毛左，又该如何消除毛泽东思想在愚民中的持久影响，使得后代再也不会为了追求那“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大同世界”，再度把山河泡在无边血海里？
恕我言重了。不过，这位朋友若非具有与毛同一或相似的平等观，也就不会说什么：
“中国的社会构建大概太平等了，一切对不平等的认同仅依据成败，故不存在西方那种绝对不平等的贵族制，也就不可能产生对抗绝对君权或神权的势力来。基于人权的平等观形成于启蒙运动，系由绝对不平等之社会权力挤压出来的，中国人如同黑格尔所言处于‘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状态，也就无从挤压出近现代基于人权的平等观来。中国之‘停滞不前’并非不平等所致，而是太平等而祸及！”
我以前还真没见到黑格尔这句昏话。我素知那老儿昏聩，却断没想到他会如此昏聩。这么说，毛时代的百姓就更是“处于在伟大领袖面前人人平等的状态了”？传统社会人民毕竟还实行私有制，有贫富之分，而毛时代的人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论职业如何，都是党的奴隶，替党扛长活，由党提供生活资料（在农村连这点都做不到），毫无贫富区别，难道社会公平度不是远远超过传统社会？而毛中国之停滞不前，当然就更是“并非不平等所致，而是太平等而祸及”了？
我知道，那位朋友绝不会同意这结论，然而对我在采访中表述的另一看法：
“中国社会从来不是西式阶级社会而是官僚社会。统治者历来是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它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阶级，其存在与社会经济基础无关。党宣传中的所谓‘农民起义’不是西方的阶级斗争，而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两大暴力敲诈集团（官僚集团vs‘起义农民’）为争夺肥羊的生死大搏斗，只能周期性毁灭文明成果。中国的所谓‘转型’，在于将官僚社会改造为西式阶级社会。但从满清到现在，官僚社会的特点反而极大地强化了，这是因为革命是高效制造权力集团的手段。以往接二连三的革命，最终造出了一个权力空前、毫无制约、无法推翻、无法改造的官僚集团，这是前人蠢动留给后人的难题。”
他却表示完全同意。可中国既然是官僚社会，哪还有什么平等可言？官府不过是典章化、体制化的土匪，而“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则是指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未遂或未来的官府，在土匪与肥羊之间能有平等么？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谴责了当时流行的大规模奴隶买卖，认定中国是奴隶最多的国家，莫非那就是“太平等”的表现？据我所知，直到民初，大规模奴隶买卖仍在内地进行（我某位亲戚家就有多名女奴，都是在奴隶集市上买来的）。传统中国与西方经典奴隶社会的区别，只在于中国只有家务奴隶（亦即大众耳熟能详的“僮仆丫鬟”），没有所谓“生产奴隶”。即使是佃户长工，也都是自由身，因而不被社会学家定性为奴隶社会而已。尽管如此，看过《红楼梦》的人都该知道贾府中那无比森严的尊卑等级。甭说主子与奴才之间的鸿沟无从逾越，就连丫环内部也是等级森严。看看晴雯、麝月等高级丫鬟如何收拾“眼大心空”、一门心思往上爬的小红，便足可窥见此中消息了。敢情那也是“太平等”的表现？
事实上，中国社会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平等，乃是国人从来不知道可实现的平等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如那位朋友一样，误把“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贵贱，均贫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等当成了“平等”。直到民初，先总统袁公宣传的“民权思想”仍然只是“大总统人人可做”，而我已在旧作中指出了，这一肤浅“民权”思想的普及，恰是洪宪帝制功败垂成、民国迅速崩解、野心家们群起逐鹿的心理原因。
国人不知道，“平等”的内容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权利”，它不过是后者的派生概念。《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把这点这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认定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造物，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就是平等的内容，也是除了空气以外，人类唯一可以获得同等份额的东西。如果要追求人人拥有同等财富，那就只能如毛泽东那样，由一个权力集团将全部权力与资源都垄断起来，彻底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与私有财产，捏住全民的食道，由该集团发给同等生活资料，使百姓沦为该集团饲养的奴隶，从根本上杜绝贫富分化的可能。若不这样做，则哪怕把公民的财产全没收了，让所有的人都从零开始，只要公民还拥有发财致富的权利，因为大众在才能、意志、性格、心理素质、体力等天赋和机遇上的天然不平等，则不出十年又要出现贫富分化。因此，不能不承认，彻底剥夺公民权利，使全民化为无产阶级，禁止任何人发财，确实是实行中式平等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当然是中国的大英雄，因为他为国人首次实现了他们心目中的“平等”，虽然那是老毛子教给他的。
从表面收入来看，这当然非常均匀，可惜那恰是最恐怖、最极端、最畸形的不平等。即使毛泽东不在奴隶内部更层层划分“红五类、红外围、黑七类”等无比严苛的等级，不实行政治歧视与虐待，让所有的奴隶都拥有同等地位，而且党官僚自毛以下个个是“拒腐蚀永不沾”的圣贤，权利的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也绝无平等可言。何况这种社会达到了权力分布不平等的极致。它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控制权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上，却又消除了人民对官府的一切束缚制约，官员们不去把那巨大权力化为财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怕是活佛也抵抗不了那巨大的诱惑。于是这种社会一旦腐败起来，其速率当然只会为旧式专制社会瞠乎其后。
如今怀毛诋邓者只知谴责后毛时代党官僚的贪污，却看不见正是毛本人为他们搭起了通向天堂的金桥——若不是当初毛共把所有的资源与财产都抢到手里，扫荡了一切民间社会与体制外权威，造出了拥有空前权力的官僚集团，垄断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党官僚又怎么可能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化公为私？别的不说，若是当年留下了私有制，那后来的贪官也就没有什么无主财产可抢，只能如前段爆出来的英国贪官一样，小打小闹小儿科，把装修住宅的帐单也拿去报销，绝无可能如敝厂当年的书记一样，利用朱镕基的所谓“改制”，在一夜之间就把价值上亿的国企搂进荷包。
由此可见，离开权利无平等可言。舍权利而求平等，乃是中国人特有的缘木求鱼。这道理其实很简单——最大的不平等是权贵利用权力进行的弱肉强食，而公民的权利则是制约权力的利器，因而也就是保障自己不受权贵迫害侵夺的自卫法宝。而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就是举国无一人有权利，处于权势阶梯上一级的人可以对下一级为所欲为。官员对百姓如此，皇帝对大臣也同样如此。除了皇帝一人是安全的，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明天不身首异处，遑论抵御上级的凌辱敲诈。位高权重至曾国藩，仍然不能不为“杀身赤族之祸”栗栗危惧，而况小民乎？
遗憾的是，那位朋友看不到公民毫无权利的国家只能是丛林国家，了无平等可言，却看到了科举制度造成的权势极有限的流动，以及欧洲封建社会（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两者截然不同）实行的严格等级制度，就此认定古代中国比中世纪欧洲更平等。其实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国实行的是“有限流动的无限不平等”，而中世纪欧洲是“契约固定的有限不平等”。欧洲封建社会并不是中国那种毫无权利的社会。虽然国王与领主、领主与农奴之间无平等可言，但两者之间都是契约关系，都有契约载明的权利与责任，只是双方权利不均等而已。
正是因为欧洲封建社会有“权利”这个至为重要的观念，后来的民主社会也才有了发生与发展的基础。国际学界公认，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的制定，是民主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其实它只不过规定英国国王放弃某些权利，同意尊重某些法律程序，其意愿必须遵守法律而已。然而没有这个如今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契约，洛克也就不会在17世纪推出“法律权利”、“天然权利”等一系列重要概念，以及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具有同等天然权利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名而实质不同。卢论其实是对洛论的反动，其“强迫人民自由”的谬说为后世极权理论开了滥觞）。前引《独立宣言》上的那些话，其实是杰弗逊抄袭洛克的。
明乎此，则立刻可以看出上引“基于人权的平等观……系由绝对不平等之社会权力挤压出来的，中国人如同黑格尔所言处于‘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状态，也就无从挤压出近现代基于人权的平等观来”云云，错的实在离谱。哪怕是在中世纪欧洲，国王也从未享受过中国皇帝那种“绝对不平等之社会权力”，而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也绝不是中国官民关系可以比拟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权力虽然是固定的，但有法律的约束，而后者的权力虽可有限流动，却是毫无制约的。论“权力挤压”的程度，又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比？众所周知，中国百姓但能有一口饭吃，无论官府怎么糟践都会苟活下去，然而世界史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比中国更频繁？莫非中国专出喜欢造反的暴徒？要么是欧洲尽出低眉顺眼任人作践的奴才？要不欧洲受了那么严重的“挤压”，为何没有中国那么多的“农民起义”涅？其实只要看看孟德斯鸠在《法意》中对君主制与专制制度的工作机制的介绍就够了。欧洲中世纪实行的是以荣誉为运行原则的君主制，与东方实行的恐怖统治完全是两回事。
这些不过是题外话，我想说的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必须首先弄明白两种平等观的本质区别，认识到中式平等观完全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空想主义，因而非但永远无法实现，而且追求它的努力只会“走向反面”，造出一个更加不平等的恐怖世界来。不领悟这些起码常识，自由主义者们就无法去为百姓疗愚启蒙，从根本上消除毛泽东那些愚昧无知的说教对愚民巨大的而且或许是永恒的煽惑力。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1-9-22 周四, 下午10:07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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