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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哥白尼革命”（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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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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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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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三、我的补充解释
以上批判，显示了这位友人渊博的学识与敏锐的洞察力，有友如此，令我倍感荣宠，忍不住要自吹“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惜他大约因为没看我的有关旧作，批的是我三言两语的结论，不联系上下文，犀利的批判难免有点错位感。这或许就是我将有关旧作寄去后他未再回信的缘故吧。尽管如此，他的批判仍然提醒了我的旧作中既有未能详加论述之处，又有忽略了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再次明确地厘定有关的概念，并对过去忽略之处加以阐述。错谬之处，亟盼各位网友指正，谢谢！
（一）什么是“社会进步”？
这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可惜也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不过对马克思那隧道眼、机械脑来说倒是一目了然，毫不含糊。他心目中的“社会进步”，就是“生产力进步”，其所谓“社会发展史”上列出的hierarchy（文明等级吧）依次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比一个更进步，一个比一个更高级，而衡量这“高级”的唯一尺度，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生产力标准”重要到这个地步，以致它竟被用来测定社会制度是否合理，而那判断方式又是如此简洁明快——凡是妨碍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就是不合理的，就该推翻，而凡是能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必然是合理的先进的。
这套幼稚园标准，连当年十多岁的芦某都糊弄不了。犹记上初二时初次听到这说道，我大惑不解，因问老师：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既然实行公有制，没有压迫剥削，为什么还会比奴隶社会落后？老师说：那是因为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更为发达，所以它更先进。我听得迷迷糊糊的，觉得实在没有说服力，但少年毕竟太无知，只好作罢。
1970年，敬爱的陈伯达同志在庐山翻了船，我党开展了“批陈整风”，痛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唯生产力论”。我看见这胡话，错愕几不能言：老人家敢情真疯了？“历史唯物主义”不就是“唯生产力论”么？过后我才悟出，这其实是伟大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充分表现了他老人家“永葆赤子之心”，直到快死都还是我十多岁的水平。
和当年上初二的小芦一样，毛虽然从未明白说出（他本来也没有所需的清晰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但其实并不同意以生产力作为判断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而在潜意识里代之以“毛氏平等观”。这就是他为何反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而深得毛真传的张春桥又为何主张“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提出“低工资，高就业，物价稳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因此，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也就是实行了原始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了一切压迫剥削以及“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他比少年芦笛还蠢笨之处，乃是竟然看不出来，用他从苏联学来的那套革命手段，只可能建起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奴隶社会，绝无可能造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理想世界。哪怕他彻底毁灭了生产力，中国也不可能倒退回原始社会中去。
现代人应能看出，无论是马还是毛，其隧道眼思维都极度可笑。毛氏原始平等观留待下文再说，马克思的唯生产力论也是屁话。在旧作中，我曾指出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力当成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却完全忽视了社会的健康度。对比一下今日中国与百年前的美国，便能清晰看出马克思的浅陋：今日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绝非百年前的美国可以望其项背，然而任何客观的人恐怕都不敢说前者比后者先进，那理由很简单：一个百病丛生的社会，生产力再发达也是个病态社会，与“先进”无缘。正因为此，如今中国才会出现许多怀疑甚至指责老邓奉行“唯生产力论”（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无限怀念毛式“平等”、主张倒回去的毛左。
那么，什么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全面指标？窃以为，那就是人权状况。人民权利越充分，越自由（个人觉得“权利”与“自由”是两个基本重合的概念，殊难怪民初要将“权利”翻译为“自由权”），则社会也就越进步。依愚见，公民的权利状况同时反映了社会的生产力与健康度——生产力的解放其实是公民获得发财致富的权利的结果，而一个社会的公民权利越充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也就越强，该社会的弊病也就越少（我在旧作中对“社会健康度”作过定义，那就是“社会内耗因数的倒数”，社会内耗越大，维稳预算越高，则社会病态也就越严重）。
这个衡量尺度适用于古今中外，西方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至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直至今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公民的权利都要较前出现一个大的提升，这就是社会进步。
那么，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又该怎么说？马克思的谬误（其实是卢梭的谬误），是把“原始公有制”与“平等”混为一谈，以为私有制是人间不平等的起源。事实上，原始社会虽然没有私有制，但并非平等社会，看看灵长类动物就知道了，人家也没有什么私有制，但毫无平等可言，从来是弱肉强食，照样有压迫剥削，只不过那压迫与剥削是使用赤裸裸的原始暴力抢夺实现的。原始人类高于黑猩猩之处，只是知道把别的部落的人掠来作奴隶而已。因此，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其实也是奴隶社会，两者之间并无卢梭与马克思设想的鸿沟。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奴隶社会，不过是把原有的奴隶制度规范化，典章化，法制化了。它虽然没有赋予奴隶权利，毕竟还是规定了奴隶主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奴隶被活活吃掉的无从确定的风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权利（那个时代的公民，就是非奴隶的自由人），与原始社会相比当然是一大进步。
在一定程度内，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统治者权力越大，则被统治者的权利越小（这当然只在一定范围内成立，不能外推得出政府权力为零则公民权利无穷大的荒谬结论。准确地说，理想状况应是政府保有的权力仅足以保障公民得以充分行使其权利，并且只用于此目的）。西方社会的进化趋势，就是政府权力越来越小，公民的权利越来越充分，权利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资本主义前的时代不必说，就连进到资本主义之后也如此。对比一下《独立宣言》与《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列举的“权利”内容，立刻就能洞见这一点。
这就是另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解放”的真实涵义。我已经反复说过了：所谓“压迫”，就是统治者凭借权力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所谓“解放”，就是人民从统治者手中获得了失去的权利。世界上只有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共党国家，人民才会昏聩到把自身彻底丧失权利当成“解放”。
（二）所谓“让步”
其实我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已经具体解释了“让步”的意思，只是没有专门给出定义。这里专门厘定一下：我所说的“让步”，是指统治者主动或被动地把人民失去的权利还给了人民。很明显，那位友人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才以为我说的“让步”与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是同一个意思。
我在旧作中说过，翦伯赞发明“让步政策”论，是为了解释毛泽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凭记忆引用，恐非原话，请有兴趣者去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那根本无法修补的惊天动地的胡话。据我记忆，翦伯赞似乎是说，因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许多开国君主都被迫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使得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
从表面上看，这胡话似乎也不错：许多新皇朝确实实行了“计口授田”、“轻徭薄赋”的“让步政策”，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第一，这种“让步”不过是减轻了官府的敲诈程度，并无增加公民权利的内容。它不能持续推动社会发展，无从体现社会进步，因而不是我所说的让步。第二，这种“让步”或许确实是“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结果，不过乃是负结果。例如“计口授田”的“均田制”完全是因为“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杀死了全国大部份人民，使得千里沃野尽成草莱，造出了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地。官府要收赋税，当然只能把荒地分给劫后余生的草民，实无“让步”可言。第三，皇朝建立之初，生产力当然要迅猛发展，但那不过是“破窗效应”——人民总算逃过了被“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杀掉的危险，再不用逃难了，可以相对安稳专注地从土里刨食；人少地多，当然人民所得相对就多，容易果腹，于是便鼓腹而歌，欢庆唐虞盛世。可惜随着官僚机构逐渐膨胀，其吸纳社会财富的力度逐渐加大，土地负荷因人口繁衍逐渐增加，到最后终于达到了断裂点，于是“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再度爆发，毁掉既有的建设成就，大量杀死人民，使得千里沃野再度尽成草莱，社会生产力又回到当初的出发原点。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正弦波发展”，任何一个粗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事实，杨度还特地在他的《君宪救国论》说：
“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
连杨度都洞若观火的事实，“历史学家”翦伯赞竟然不知道，不亦怪哉？不过，杨度虽然看出了中国“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并将其原因归结于中国从未实行过宪政，但他仍未看出根本症结何在。倒是鬼子的眼光比国人更厉害，费正清曾指出，孔教完全缺乏“权利”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自立国至今非但永不进步，1949年之后还出现了空前的社会倒退的文化原因。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权状况一直处在极低水平，徘徊千年而无寸进，到近现代甚至出现了大跃退，就是因为国人从无权利观念，从未意识到世上有这种东西，遑论认识到它其实比财富还更要紧得多，这才会在“解放”后彻底丧失了全部政治经济权利还欢欣若狂。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就从未作过实质性的让步（亦即将权利恩赐给百姓）。那位朋友指出的晚清新政，就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统治者的让步。除此之外，隋文帝（他是个远比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伟大的皇帝，惜乎国人大多不知道他的社会改革措施）首创科举制度，终止了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在我看来也属于将从政权利部份恩赐给平民。可惜在晚清前，除了这个改革，我还真想不出有过别的类似例子，而且就连这极为有限的社会改革，如今也被中共实行的新型门阀制度彻底颠覆了。如今无论是权还是钱，全TMD世袭，这就是“星二代”李双江之子横行霸道引起网民公愤的原因。
遗憾的是，那位朋友也看到了晚清统治者作出的空前绝后的让步，却不认为那是社会进步。窃以为，他这儿的错误是认为“被颠覆了的进步就不算进步”。晚清新政使得士绅们获得了地方参政权利，读书人获得了充分的言论自由，以致策划武装叛乱的秋瑾被处决后，官府竟然遭到民间报刊的大肆抨击，这种事别说是在今天，就是在国民党治下也无法想象。这当然是中国此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在民初还被保留下来了。不能因为这些进步先被国民党部份颠覆，后被共产党彻底扫荡，就否认那是社会进步。苟如此，则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能算是社会进步。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1-9-22 周四, 下午10:10修改，总共修改了5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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