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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裂变”不可避免（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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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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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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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共“裂变”不可避免（一）
芦笛
一、 中央出现了两个声音
近期内国内政治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中央明显出现了两个声音。纳兰网友注意到这点，写了个帖表达了他的困惑与担忧。只是他举的例证不当——那不过是因为《凯迪》把某篇肯定胡耀邦的文字选入头版而已，而《凯迪》并非《人民被日报》，不过是家民间网站而已。将那当成中央红头文件，窃以为判断线索不足。
真正的可靠线索，还是“官媒”（传统社会中官府指定的媒婆，一般负责嫁出被官府强迫还俗的尼姑）泄露出来的中央两个不同的声音。据官媒报导，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政纲。
汪同志的主张是“发展”：
“继续牢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这是针对性非常强的一句话。”昨日参加分组讨论时，汪洋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发展的“主题主线”，极大地增强了广东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信心和决心。“提醒全体同志们不要忘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讲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讲两个文明建设，到现在讲四位一体，无一例外都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汪洋表示，虽然目前提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但中心仍然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没有变。
他表示，“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而薄同志的主张是“公平”：
薄熙来强调，要特别重视共同富裕，努力缩小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小平同志早在20多年前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他多次强调，“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先富”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今后要在“后半句”上加大力度，把共同富裕搞好，实现小平同志遗愿，以圆满完成改革开放的伟大任务。
明眼人一望即知，中央分成了两派：“发展派”与“公平派”，或曰“做蛋糕派”（简称“做派”）与“切蛋糕派”（简称“切派”）。两派的政见冲突非常剧烈，以致不但要吵到“官媒”上去，而且还各自建立了两个实践模式：“重庆模式”与“广州模式”，以实际政绩去证明自己一派的主张是合理优越的。
这在中共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众所周知，我党乃是联共（布）的儿子党，而联共（布）是列宁仿效当年的俄国“民意党”模式建立的。与其他政党组织相比，它具有三大特征：第一，鲜明的邪教性质，党员信奉同一邪教，都是坚定的宗教志士；第二，实行军队式的集权与铁的纪律；第三，诡秘黑社会组织的绝对封闭性。因此，它是融邪教组织、政治军队与江湖黑社会组织于一炉的三位一体。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阴暗、恐怖与反动的政治组织，唯一可以与之勉强相比的，大约只有髪匪的“太平天国”。
以上三大特征中，大众常常只看到共党的集权特点，却忽略了其他两大特征。据我有限的阅读，既往识字分子中，只有张东荪看到了共党的第三个特征：
“所谓党团作用乃是随着共产党的潜伏运动而生的一件东西。即对于党外的人只讲利用，只认为工具。换言之，即对于党外无真诚只有诈伪。在我们看来，这种党团作用实在是一个毁灭人类天真性情的东西。”（1 ）
这话说得再精妙不过，准确地说出了共产党人与众不同的看待人事的方式，那就是把人类分为“他们”与“我们”两大类。“我们”就是自己人，就是党内的同志，是信任依靠的对象；而“他们”则是“外人”，亦即党外所有的一切人，他们都不是信任与依靠对象，只能“限制利用改造”，真诚只能用在党内，对党外只能搞诈伪，就连对所谓“统战对象”都如此。
当然，这也不过是理论上说说而已，顶多只适用于列宁党。斯大林掌权后，便在党内也只能搞诈伪了。斯大林党与列宁党的区别，就在于斯大林突破了共党的“职业道德”，把只能对“他们”使用的阴谋诡计用于“自己人”，专门“对同志发动突然袭击”，把“我们”打成“他们”后名正言顺地干掉。
这一套被毛泽东学了个十足十。他整倒张国焘、王明等政敌，搞的无一不是这一手。哪怕在“建国”后，他还要在庐山会议上借私人通信，对彭德怀发动突然袭击。不过，毛并不光是斯大林的学生，有着自己的发明——文革。文革之所以形成国际共运中的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就是毛竟然连斯大林党的“职业道德”传统都背叛了。斯大林干掉同志，靠的还是“我们的特务组织”，说到底只是把“我们”当成了“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当成“我们”。而毛泽东竟然破天荒第一次发动党外的“他们”，去打倒党内的“我们”。
这就是毛泽东在我党元老心目中的唯一罪恶——他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党的优良传统与道德准则，违反了全党牢不可破的共识：“自己人”关起门来再怎么吵闹都行，但决不能让“外面”的“他们”知道，无论内部怎么四分五裂，都必须对外装出“铁板一块”状，更不能藉助外力来解决“内部矛盾”，这就是党的铁的纪律。
因此，在毛死后，中共迅即“拨乱反正”，尽复黑社会组织旧观。在89学运以前，党做得一直很成功，以致89年上街闹事的大众根本就不知道党内还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因而与保守派联手，把改革派打了下去。赵紫阳虽然在亚银会议上表明了自己对学运的温和态度，并把老邓抛了出去，但此举并未把愚蠢无比的学痞们及其后面可能有的“长胡子的人”拉过去，反倒促成了他的灭亡。《人民被日报》当时说得清清楚楚，赵紫阳犯下的大罪，正是违背了共党“内外有别”的天条，把只能让“我们”知道的分歧捅到了“外面”去。
20多年后，这种事却又再次发生了。中共党内高层不但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而且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施政模式。这在我党历史上还真是破天荒第一次，显得格外地“反常”，因此当然要引起革命群众极大恐慌。据我的猜测（对那密不透风的黑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只可能是猜测），它也引起了我党的极大恐慌，否则无以解释为何在西方经济一片狼藉之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下，胡温还彻底缺乏大国大党领袖应该具备的起码自信，不但重判毫无政治能量的刘晓波，而且对决计无法形成气候的所谓“茉莉花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文革语言，对不起喔，非此不足以准确刻划我党的歇斯底里），过度反应，使得中国哪怕在表面上也变成了个完全彻底的警察国家，以国安、公安、保安等“三安”的耀眼夺目的universal presence，响亮地呼喊出领袖们入骨的恐惧。
倘若这真是党国领袖的心事，则我看那完全是杞忧。这现象再正常不过，它的出现，提示哪怕就连共产党那种反动组织也会随着时代进步。的确，与毛共相比，我党的三大特征都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论信仰，如今举国无志士，哪怕是蠢到太子党也罢，也绝对无人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的鬼话， I can bet my head on that。现代中共已经基本脱去了它的宗教气息，变成了一个世俗的特权集团，其与传统社会的官僚集团的区别，只在于它垄断了全国的大部份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具有空前的权力而已。惟其如此，它就必然遭到金钱的严重腐蚀，失去以往过去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政治军队特征，就算始终无法“非军事化”，至少会变成一支运转不灵的腐败军队。同理，随着社会向多元的阶级社会的转化，党内也必然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党组织也迟早要丧失它铁板一块的黑社会性质。这些其实都是我党随着社会向常态过渡而同步发生的良性变化。良性恶性不论，套用我党最爱的术语来说，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你喜欢它是这样，不喜欢它也是这样，不是靠把国家改造为完全彻底的警察国家可以遏止的。
其实，这现象显得反常，完全是我党颠倒的价值观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造出来的错觉。过去党把病态当成常态，用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使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但接受了这种病态的看事物的方式，而且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地去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逆转了晚清开始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在中共建政后发生大幅度倒退，在中国首次建立了第一个奴隶社会。当这超病态社会因为缺乏生机而陷入困局后，老邓不得不改革开放，在客观上再次启动了社会转型。这转型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出现上述的“反常现象”。不幸的是，党教条把党魁、许多识字分子和普罗大众都炮制成了白痴，因此，他们不但将这恢复正常的趋势视为反常，而且期望回到当年那个“正常”的奴隶社会中去，全不知魔鬼一旦从阿拉伯胆瓶（或是洪太尉的葫芦，待考）里放出来，就再也无法收回去了。我党可以做的，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用的成语：“因势利导。”
（少歇，要吃饭去，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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