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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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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15)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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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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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15) (829 reads)      时间: 2010-5-31 周一, 下午10:50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15)


金唢呐


再说说“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传统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这种生产的典型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养成了中国人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家庭或由家庭扩大化的家族是社会的本体，社会是无数个家庭或家族的集合，国就是放大版的家，家就是微缩版的国。作为个人的社会角色首先是家庭成员，然后才是公民。

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圈子的狭窄，血缘、亲缘关系便成为人们重要的人际关系。通过血缘和亲缘，人们结成政治上、经济上相互依赖。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家族本位意识。这种意识在传统社会中抑制了人的个性，但却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和谐和秩序，造成了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中国和西方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国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人的观念，是以“家”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原始概念就不是“个人”，由这“家”往外推而形成的宗法，是中国社会基础。“家”的特征明显，且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统治者被设定为一个“大家长”，这个家长要在道德上为全国臣民做出表率；家长要爱臣民，臣民要尊重和服从家长统治。这与以“国”为特征和单位的西方政治学说也形成明显对照。在那里，存在着角色和利益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所在，要求权力的互相制约；在这种利益和权力结构中，君主并不被看成是自然的家长，而是行政管理者。

在纲常面前，“我”是种离心的力量，如何与“我”作斗争，一直是儒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抑制“我”，提出“克己”、“无我”、“无意”、“无私”、“无心”、“忘己”等等。只有达到“无我”的境界，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大一统集权专制统治的人。这不是我瞎说的，程颢有言在上头：“无我，则圣人也”。如何达到无我呢？就要与天理为一。在天面前，不存在人人平等，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只有角色人格，而没有独立人格，也谈不到平等和个人尊严。

所以，很多人到死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经常会出现囚徒赞美监狱、牛羊歌颂屠夫的现象。比如说，在伟大领袖的治下，九亿农民被剥夺了迁徙的自由，数千万农民在大饥荒中失去了生命（张戎说是七千万，袁隆平说是四千万，半官方的说法是两千万）。可如果你实际接触一下农民就会发现，他们对此并不在意，至少不像想象中那样义愤填膺。他们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就是家长，家长有打孩子的权力，也有错打孩子而且不认错的权力。有个混蛋家长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家长。袁腾飞说中国人不下跪、不喊万岁心里空虚，绝非戏言，就是这么回事儿。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习惯了跪着的，在公跪长官，在家跪家长，在庙跪菩萨，在外跪洋人，顺民是统治阶级最想塑造的大众形象。我记得文革中听到一个故事，说是某专家（作家、高干？记不得了）每天撅着屁股挨斗受不了了，想轻生，老家的农村亲戚来看他，说如果我挣你这么高的工资愿意天天坐喷气式。现在也是一样，人们一着急还是下跪。我们附近有个家属区搞拆迁，条件还说得过去，按住房面积1：3给新房，百分之九十的住户都同意，就是有几户老头老太太死活不搬。开发商开始动粗，断水断电，这些老人到市政府告状，副市长一出来，一帮人齐刷刷的下跪，甚是壮观。还有我们学校一对教授，孩子找不到工作，想到实验室当个技术员，校长不同意，说是必须本科毕业。这对教授趁着开校长办公会闯进屋去，双双跪下，不答应就不起来，就这样最后还是把孩子给安排了。

农耕文明还养成了中国人崇老尚古的历史观。定居农业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进行的，长期的家庭和家族生活，对等级制度和权威崇拜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耕文明不奢谈更新，简单的农事劳动对于经验的依赖性非常强，几千年来农民种地靠的是经验，跟科学技术没什么关系，只要六七十年代下过乡的都有体会。农业生产周期长，对时令的摸索、耕作技术的总结等均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过程。所以，中国人非常崇尚由祖先或者长者传授给他们的经验，整个民族以尚古为美，尊祖敬宗，经验至上，求稳喜静，厌恶变革。学术界也不例外，始终弄不清典籍的文物价值和科学价值之间的区别。

另外，农业生产的播种、收割、兴修水利等都需要一种绝对权威把所有劳动人口集中起来使用，长者自然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尊从长者、听顺权威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在他们的生活中，老者长者，既是家长，又是师长，是经验、智慧、权威的化身。所以，在家族内部很自然地按依靠血缘辈分的序列形成秩序，每个“家”内的家长对成员的专制统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把家族结构扩大至国家结构，国家的组织与权力配置实行家长制也就是合理的，所以“家天下”的皇权集权统治也是合理的。

“家庭－家族－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可以从“修身、齐家”导出“治国、平天下”。孔子答复一个不肯从政的人说：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有政治作用，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在政治舞台上？（“推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政）

儒家把家族制度看作整个社会的基础和柱石，并使之完善化、理论化，逐渐形成了国家同构的社会结构。从兄弟关系引出长幼关系，从父子关系引出君臣关系，从宗族关系引出整个社会的上下、尊卑、贵贱、远近的人伦关系和伦常秩序。因为皇权集权统治可以在每个家庭内找到它的对应物，父子君臣是一种同构关系，孟子“父子有亲”后面紧跟着就是“君臣有义”。

就拿“三纲”来说，“三纲”指三种绝对服从的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三种关系中，臣、子、妻分别处于要服从君、父、夫。这其中的道理很明白，因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家国一体，家族中有父权、夫权，而国家最高的家长是皇帝，皇帝自然就要有君权。因为儿子要服从父亲，妻子要服从丈夫，所以臣民要服从君主，这就是所谓的“忠孝一体”。礼教是培养顺民的文化，顺民最大的特点是安分、守规矩，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以“三纲”为纲，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也扼杀顺民们的自主意识、残害人格、扼制人权、束缚个性、限制自由，阻碍社会进步。“礼治”社会毫无公平公正可言，经过两千年的教化和实践，造就了愚昧、轻信、妄从、封闭、保守等国民特性，铸成了亦主亦奴的社会人格。

这推理过程按照伟大领袖的话说，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因为在家要对家长尽孝，所以在国要对君主要尽忠，通过这样对忠孝观念的整合，使得忠孝一体在家国同构的伦理层面居然有了内在逻辑的合理性。长期这样教化的结果就是百姓对统治者产生了认同、归属感，臣民对皇帝不但口服而且心服。它将出于自然之情的孝与忠互相结合，要求臣民对君主不仅要作理性上的绝对服从，而且还要作感性上的父权认同，使其政权的“合法性”变得更加牢靠。

即使到了今天你仍然可以从现实中感受这种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存在，这种“家国同构”还是“余音不绝”。现在台湾、日本、东南亚国家所建立的“东方工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家族式管理”。我看到不少公司招人的时候都强调，聘用的条件之一就是在家孝敬父母，实际上也是想让员工把企业当成家，只有在家里尽孝者，才可能在厂里尽忠。很多老年人对民主自由那一套嗤之以鼻，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一个家庭也还得有个主事儿的家长吧”。

历代王朝都极力推广孝道，在政治、经济上对孝子贤孙们给予了种种的优待，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道被竭力宣扬而成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目的就是“由孝劝忠”，劝导人们对皇帝尽忠。李密在《陈情表》中开宗明义地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有“丁忧守孝”，就是官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也是是否遵礼制、是不是孝子的标准。具体说来，就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若官员匿丧不报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如遇到紧急情况，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叫做“夺情”，意思是剥夺了孝子服丧之常情。如果武官镇守边关的时候突然父亲死了，按照惯例，应当上折子请求丁忧，然后朝廷不许，下旨“夺情”。

最早连君王也要丁忧的，称作“谅阴”。但到后来发现太不现实了。所以也有以日代月的搞法，只服丧二十七天作为形式。到了乾隆，创制了一个“心丧”的办法，意思大概是“身不能至，心服丧之”，连二十七天的形式也不必走了。这世界上最后一个“谅阴”的是朝鲜的金正日，自“慈父领袖”金日成死掉后，朝鲜足足有三年没有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停止一切对外活动，不见客人，不发表谈话等，躲在角落里守孝。我想金二这样做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引蛇出洞、静观其变；再就是“由孝劝忠”，劝导人们像金二对慈父尽孝那样对新领袖尽忠。所以，说东亚诸国甭管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多少还是能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响。

古代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社会特点是有很大区别的，西方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契约制，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社会制度都打有契约制的烙印，这也是海洋文明的特点。是否海洋文明跟一个国家的海岸线长短关系不大，中国海岸线不算短，而日本就是个地道的岛国，但照样是农耕文明。关键是这个民族是否有航海技术，是否有开阔的视野，是否有冒险精神。海洋文明的生产方式一是航海，二是贸易，出去以后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靠七大姑八大姨不行，只能靠契约，所以欧洲的文化传统就是重契约和法律，轻人情。即使搞专制也与中国不同，中国是专制与集权高度统一，西方是专制与分权相统一。

而且海洋民族还可以用世界不同的参照物客观地认识、改造、提高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荣辱不惊。不像中国、日本这些农耕民族，历史上长期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每个人都被束缚在耕作的土地上，天只有看到的那么大，总是那么少见多怪、一惊一乍的，总是在自卑和自大两极中震荡。相比较而言，日本表现更甚。

东方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等级制度。印度社会表现为种姓制，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形成种姓制后，种姓制一直都深刻的阻滞着印度的发展。和中国的等级制度不同，中国是流动性的等级制，而西方是凝固的等级制，印度显然是受后者的影响。种姓制作为制度已经消亡，但作为文化传统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彻底消失，对印度社会还有影响。看过印度影片《流浪者之歌》的都知道里面的“拉兹”有这么一句话：法官的孩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即使今天的印度社会，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偏见。

中国也是个等级社会，但和印度不同，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制度，数千年中国文明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其社会形态历经多次嬗变却稳固的保持其宗法等级制度的特性不变。每次新朝代的建立，统治者都不忘要维护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统治，社会才能安定。宗法等级制度主要体现便是所谓礼教，最重要的特征有二：一是亲亲，即强调家族血缘纽带，二是尊尊，也就是等级明确，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生活在等级结构中的人们各有各的等级定位，不得僭越。

人们常说生活在中国很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要处理各种关系，因为礼的本质表现在“别”、“辨”、“分”上。《荀子•富国》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儒家的礼学在确定皇权至上的同时，还强调等级特权。主张人的身份、地位进行区别对待。在现实生活中，要时刻注意别亲疏、辨远近、分尊卑，若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人骂为“是四六不懂的玩意儿”，因为个人只有在社会人伦关系网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墨子主张兼爱，不别父兄；杨朱提出不损害他人的为我。可是在孟子看来，这违反了亲亲、尊尊、斥之为禽兽。儒家的人与人的和谐其实在中国只能是宗法关系的延伸，爱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绝没有爱所有人的意思。儒家的爱，是个选择性很强烈的爱，是在伦理的界内才有的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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