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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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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9)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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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经验值: 61256
文章标题: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9) (874 reads)      时间: 2010-5-19 周三, 下午9:14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9)


金唢呐


看了陈皮和若迷网友的贴子，我感到有必要把题目中的“行”定义一下。因为在网上写文章不比写硕士、博士论文，不是一次性拿出个大块文章来，所以网上文章虽然不乏“火花”、“亮点”、“真知灼见”，但系统性、完整性可能就要差一些，我这个毛病可能比别人更突出。通常是挤出点时间就写几句，随感而发，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歇，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偏偏还不知道藏拙，总爱些大块文章。

这里“行”所以加了引号，就是若迷网友说的，我并不想做过多的价值判断，说明传统文化的优劣，至少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这个系列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说明一下中华传统文明有哪些特点，再就是论述一下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传统中华文明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行”，是指中华传统文明的生命力、抗击打碰撞能力，也就是文革中所说的“拒腐蚀永不沾”的能力。至于中华传统文明“行”的原因，我想一是因为占有这种文明的种群大、人数多，对于外来文明，有千斤对四两的优势；再就是细琢磨一下，它还真有点玩意儿。

我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篇文章（这回又检索了一下，没查着），作者说中华传统文明有三大支柱：1、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2、儒家学说；3、农耕文明所派生出来的生产方式、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作者预言说，只要这三根支柱稳定，中国的传统社会就能够撑下去，什么时候这三根支柱倒了，中国传统社会就结束了。我同意作者的这个分析，我上面说中华传统文明“行”，并不是信口胡说，“说它行，它就行，不行也行”，而是我认为这三根柱子还没有倒塌，最多是有些摇晃。

这第一根柱子不用说，中国现在还是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和毛时代的不同就是那个时代是标准的极权专制，而现在由于国家领导人主观上不愿意或/和客观上不能够全方位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和人身控制，使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又被称为半集权专制时代、新威权时代、无恐怖极权时代。不管怎么说，本质上还是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它与西方民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政治民主（如民主选举制度），与毛时代极权体制的根本区别是有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和非常有限的政治自由（如非常有限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按照提倡“新权威主义”社会精英们的说法，就是“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来保证经济上的自由”。中国现在既不是主权在君，也不是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政治官僚集团。

中国大陆后极权政治体制，跟新加坡和蒋经国时代的威权主义体制也不一样。威权主义政治理论家林兹（Juan J. Linz）认为，威权俱乐部成员国，应该能通过三个方面的资格审查：“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和有限的政治动员”，显然我们还不够格。虽然中国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但是政治上的一元化即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仍然维持不变；指导思想也是一元化，依旧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虽然对马列主义的真诚信念也已基本上为实用主义的精打细算所代替，各级干部也都蜕变为利禄之徒，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应该说，中共早就是一个人各有志、同床易梦的复合体。但广大党员干部甚至绝大部分民众还有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

这种半集权专制的变化对于毛时代来说，当然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国内WC里常见的一句话说就是：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但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属于合法性不明的政体，不可能是长治久安的政体，顶多是一个过渡的政体。因为这权力既不是神授，也不是民授。而按照大陆新儒家和新威权主义的说法，邓小平用政权的合理性来代替合法性，这个合理性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要经济增长、民生改善，政权就获得了有效性和合法性，不管谁执政都是合法的。问题在于，一旦经济发展停止，政权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就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

说到这儿还得回答一下王泓网友关于集权和极权的质疑。

集权和极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集权是指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主要是用于描述地方和中央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和集权对应的反义词是分权。在现代社会，如果地方上的许多事务都需要由中央来统一部署和管理、地方行政长官乃是中央派驻的代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就是集权体制。反之，如果地方事务多数由地方自治组织独力完成，地方长官多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中央只拥有部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这种体制就是分权体制。就官员来说，集权国家（如古今中国）的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能做的不过就是适当考虑一下百姓的舆情、官员的口碑。

集权与分权是秦以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常规动作，经常是一张一弛。在春秋战国时期，实行的是分封制，以地方分权为主。秦始皇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制为主和分封制为辅的双重体制，也就是说以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集权和分权一直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集权，官僚集团就疯狂国家就僵化；分权就出现地方豪强坐大、藩镇割据。唐朝中叶，唐朝皇帝向地方节度使分权，结果造成藩镇之乱，割据之祸。我为什么说对实行民主宪政非常悲观，就是像小小衲网友说的，这中间过渡必须有个类似联邦制的东西（或者叫“地方分权”），这么大个中国，搞民主宪政远不像台湾那么简单，喊几句“一二三、保台湾”“一二三四五、行宪搞民主”就可以搞定的，而这种类似联邦制的体制，绝不是目前国人可以接受的。

中央集权在中国大陆深得民心。我记得非典的时候全国上下高呼“反复比较，还是集权好”，原因就是国人认为，正是因为集权体制，中央可以收拾省长，省委可以摘市长的官帽，市里又可以控制各大医院的院长、各大中小学的校长，所以非典迅速的得到了控制。而台湾实行了民主宪政，阿扁奈何不了台北市长，因为人家是台北市人民选出来的，台北市长也就是下边搞点亲民秀，不能给院长、校长们布置任务，更无法一撸到底，导致大陆人在恐慌之余还可以笑话台湾的民主宪政，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甚至有人断言，当代中国不在开明集权中崛起，就在腐败分权中衰落。

而专制是一种专断独裁的统治和决策方式，所对应的反义词是民主。极权则是专制的最高形式、极端形式，就像中学政治课本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样，这种专制将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推到极致。现代极权专制和古代专制社会的区别就是革命领袖和政党通过二杆子（暴力和谎言）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控制和人身控制，说简单点就是准军事化管理，全社会一元化。这是以往一般的专制社会所没有的，皇权专制根本做不到，只有到了近代有了传媒和政党后才出现的。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当年墨索里尼及其党徒用来表明他们要对社会进行完全彻底的整体改造，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1951年，美国德裔政治学家韩娜.艾伦特第一次将法西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称极权主义。美国另一位同是德裔的政治学者弗德奇（C.J.Friedrich）在与後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K.Brezinski）合着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中对极权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1）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2）以单一的党和集团控制全国；（3）强烈干预经济；（4）垄断大众传播媒介；（5）以军警暴力恐怖手段对付异议分子和控制国民身心。林兹和史蒂番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同人类历史上其它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权最本质的区别恐怕还在于，它有效地消灭了政治反对派并严密控制了个人和民间社会生存发展的空间。极权主义的反题（Antithesis）是多元主义。相比之下，现代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保留有多元化的空间。

极权专制和传统的皇权专制不同，它必须拥有一个植根于普通群众的政党，尽管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这两种政权都是用一个群众性政党来实现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无论是纳粹党还是共产党，和西方政党完全两回事，都有大量的基层群众党员，像毛主席在战争期间就强调“支部建在连队上”，夺取政权后又实行实行国家军事化，把支部建在农村的生产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部系等，为这种全方位控制社会提供了组织保证。然后利用现代传媒，遵循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的原则，对全体国民进行洗脑。

“极权”就是“一切权力归领袖”。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都通过层层党组织最后都集中在领袖手里。我认为极权的出现必须有三个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卡里斯玛型（charisma，意为具有超凡魅力）领袖，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无一不是卡里斯玛型领袖，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高超的政治手段和超凡的个人魅力。这些卡里斯玛气质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后天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二就是要有相应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如果再有“外因”，也就是社会动荡、战争等，民众就会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悲情和诉求，极权政权就会应运而生。

说到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已经出现过的极权政权有两种，即法西斯政权和共产党政权，两者立国依据不一样，前者是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后者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上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看看德国的历史就知道普鲁士军事传统和民众种族意识对以后纳粹极权政权建立的重要性。就是现在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意识也比欧洲其他国家强烈。不信看看这次参加世界杯的各国足球队，那些欧洲大国里只有德国还是“清一色”。

中俄两国能够顺利建立极权政权也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有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信奉集体主义、无视个体的权利自由；都有大量麻木、愚昧无知的农民。按社会学奠基人韦伯的说法，中国人的锱铢必较、无法进行长远理性计算的习性，是资本主义没能在中国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比如说，妥协就是一种“长远理性计算”的结果，国人实际上至今也不能理解，大家欣赏的还是“痛打落水狗”、“完全干净彻底消灭之”、“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些话听着就顺耳、来劲、提气。

而且中俄两国极权特点也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民族性的不同。俄罗斯虽然也是农耕社会，在信奉集体主义、无视个体的权利自由这些方面和中国农耕社会是一样的，但看看地图就知道人家还有大量的游牧民族，而且横跨欧亚大陆，受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影响，所以人家搞出来的极权是嗜血的、扩张的。像卡廷惨案、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控制东欧诸国那些事儿，毛泽东干不出来，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根本没那个基因，所以没那个思维，没那个意识。另外，毕竟俄罗斯还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搞极权的层次还是比中国高得多，我记得斯大林经常读的书籍里还有亚当•斯密的著作，难怪人家通过极权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一个重工业体系来，光是苏式系列的武器就不得了。所以斯大林除了残暴嗜血没有人性以外，还真没什么其他毛病，至少没闹什么弱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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