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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帝内经》的现代解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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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黄帝内经》的现代解读(5) (287 reads)      时间: 2010-4-07 周三, 下午8:18

作者:我要注册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
寿星彭祖是中国养生文化的重要图腾。

按照史书记载,彭祖是颛顼的玄孙(颛顼为黄帝之孙,五帝之一),曾为唐尧的厨师,后来受封于彭城,传说他经历了虞夏商等代,一直活到殷商之末,活了八百多岁。他的故事在战国时的多部典籍中都有记载,屈原著名诗篇《天问》中,屈原对天而问的一百多个问题有一问就是:“彭祖做的鸡汤为何美味而受到尧的赞赏?他的寿命永长,这是如何做到的呀?”;《庄子》中多次提及彭祖,并且说“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是他长寿的秘密,其实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吐纳导引之术。

彭祖传说被诸子百家所推崇,这正反映了追求祛病延年、长生久视的“养生文化”在战国时期占有重要地位。

1975年马王堆出土了一块玉佩,这是贵族挂在衣服上的装饰品,据考证应当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上面刻了四十五个字,其内容就是介绍通过吐纳呼吸来益寿延年的要诀。将吐纳要诀时时带在身边,足见“养生”是战国贵族们日常行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汉代无疑继承了战国重视养生的传统,在汉墓马王堆中出土了大量与养生有关的简帛,包括了如何通过食疗、导引以及房室之术达到益寿延年的方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一部绘有44个小人的彩图,彩图展现了一套通过伸展肢体以祛病延年的健身方法,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导引”之术,这与后世流传的太极拳、五禽戏、易筋经等属于同一类养生方法。

从《汉书》收录的古代典籍名录也可以看出汉代对养生的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录的三十八部医学典籍中专门讲述养生方法的书籍就有十九部,而且可以看出汉代极为重视性行为与养生的关系,专门讨论房室养生的书籍就八部之多。可见汉代对待“性”的态度与后世的忌讳态度大为不同,认为是维护人体健康的重要行为。

《黄帝内经》显然受到了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养生观念的深刻影响,防病重于治病、通过适当的方法益寿延年,这样的思想贯穿在全书始终。

虽说《黄帝内经》被后人奉为“养生圣典”,但书中并没有介绍吐纳、导引、房室这些具体养生方法,关于养生的有限论述相对于这部十八万字的巨著而言也微不足道。书中只是言简意赅的讲述了养生的大原则,文字虽不多,但每一句都堪称经典,都被后世医家奉为养生圭旨。

下面这段优美的文字概括了整部《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的精华,如果读者细细玩味,相信一定能从中品味出很多健康生活的智慧: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


(大意是:上古的圣人是这样教导他的民众的:要懂得躲避气候的剧烈变化,同时要保持恬淡虚无的心态,这样气血才能顺畅的运行。精神内敛而不让它过度消耗,又怎么会有疾病的烦恼呢?所以要保持安然闲适的心态,淡泊了俗世各种名利的欲望,就不会对世间的事物有所畏惧,形体虽然会劳累但内心却不会倦乏。因为减少了对欲望的追求,所以各种愿望都很容易被满足,食物总会很可口,衣服总会很舒适,和别人的关系总会很融洽,即便贫穷卑微也不会羡慕权贵之人,在这朴素的生活中,各种世间的欲望诱惑不会使人的精神消耗、心志迷乱。无论自己是聪明贤能还是迟钝笨拙,都不会对世间的事物产生畏惧,这就是按照“道”的方式生活。)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黄帝内经》最核心的养生思想就是调节情志,保持恬淡而舒畅的心态,那些具体的吐纳、导引之术不过是养生的细枝旁节而已。

把“调神”作为养生的核心环节,这正是《黄帝内经》“神”主宰“形”的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

2.

如果我们对“神”这个概念作一些现代解读,就会发现它的特征与前一卷介绍“协同学”中的“序参量”颇为相似:

“序参量”在自组织系统的物质运动中产生,但又无法通过系统的解剖分解找到“序参量”。同样人的各种精神现象是在细胞、组织的活动中产生,但是将人体解剖之后,我们根本找不到思想、意识、潜意识,或者用《黄帝内经》的表述方式,我们无法找到“精神魂魄”。

“序参量”与系统具有相依相存的关系,自组织结构出现时“序参量”随之出现,自组织结构消失时“序参量”随之消失。同样《黄帝内经》认为“神”是区分生命与非生命的标志,当胎儿发育成熟,“神气舍心,魂魄毕具”,就成为了独立的生命体,而人的死亡过程就是一个“神气皆去,形骸独居”的过程。

另一方面,虽然“序参量”产生于系统的物质运动,但是“序参量”的行为并不由系统微观结构决定,而是有自己独立的特征,相反微观结构的变化受到“序参量”这只宏观的无形之手支配。同样,“神”是在各种细胞组织的运动中产生,但是它却有自己独立的行为,并且所有的生理活动都受到“神”的役使与支配。

通过上面的对比,不难发现《黄帝内经》中“神”确实与“序参量”有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当然,对于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符合“协同学”定义的、可以用数理方法描述的“序参量”, 强行将“神”指认为“序参量”的想法未免牵强、失当。

但是,古代医学或者古代哲学与现代系统理论出现某些相似的观念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因为先秦哲学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正与现代系统理论有很多共通之处。

“道”与“器”是先秦时期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周易•系辞》中有一句名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认为任何事物(“形”)都是由“道”与“器”两方面构成,“器”是指感官可以认知到的器物;而“道”则无形无象,老子将其形容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无法用感官感知也无法用仪器观察。

虽然“器”与“道”是构成物体的两大要素,但先秦哲学认为“道”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器”,“道”决定着事物性质、主宰事物变化,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行为,“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器”不过是“道”的载体,在“道”的主宰下运动与变化。

《黄帝内经》将人体划分为“神”与“形”两个层面,显然就受到了“道”与“器”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影响,《黄帝内经》就直接将“神”视为“道”在人体的表现,认为 “阴阳”是“道”在天地之间变化的表现,同时又是“神”在人体变化的表现形式(《素问•天元大纪论》“阴阳不测谓之神”)。

先秦时期这种“重道轻器”的哲学观念使得古代哲学家避开了类似于“还原论”式的认知方式,不认为通过对“器”的拆解分析可以了解事物的规律。

先秦哲学家对“道”的认知往往采用类比的方式, 认为“道”在不同领域、不同事物之中都有相似的表现形式,所以可以通过对大量事物的观察、类比,“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获得对“道”一般规律的认识。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先秦哲学家创立了一套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理论来描述“道”的变化,认为这是适用于天地间任何事物的普遍规律,如《素问•天元大纪论》所说:“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因此这个体系也就被广泛用于古代天文、地理、政治、军事、音律、医学等各个学科。

有学者认为正是中国古代“重道轻器”的哲学传统使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严重“哲学化”,无法通过对观察与实验的实证认知世界,这使很多学科都沦为了以思辨为主却无法实证的“玄学”。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发展起的科学方法体系则完全集中于“器”的层面研究——对感官或仪器获得的经验进行整理、归纳、分析。

不可否认,“道”具有难以观察、难以描述、难以实证研究的特点,这对古代科技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道”与“器”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那么沿着西方科学的思路将“器”拆解、还原达到极致时,对于生命这样的复杂事物就仍然无法真正把握其内在规律。

现代科学将以往“还原”的结果进行整合,试图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认知事物,由此发展起的“系统论”无疑回归到了“道”的认知层面,从而出现某些与古代哲学非常相似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站在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古代哲学或者古代医学,必然可以加深对很多哲学观念、医学概念的理解,而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在这种哲学观念指导下发展起的医学体系,必定能给现代系统科学以及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3.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这两句可谓整个《黄帝内经》养生方法的核心要领,保持愉快而舒畅的心情,这是保持健康战胜疾病的良药。下面这个感人的故事或许能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2009年7月CCTV-2播放了一个感人的节目,贵阳一位叫董明海的摄影记者曾经在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见过一只长着胡子般黑刺的怪蛙,当地人称之为“角怪”。由于行程匆匆没有将“角怪”拍摄下来,这成为了他极为遗憾的事情。

事隔多年之后董明海患上了鼻炎癌,现代医学对这个疾病并没什么好办法,确诊为鼻炎癌晚期几乎等于宣判了他死刑。经过数月的治疗,他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体重大幅下降,头发掉光。

董明海觉得去日无多,给那只“角怪”拍摄一个专题片成为了他生命最后旅途中最为强烈的愿望。于是他不顾家人与医生的强烈反对,彻底放弃了治疗,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来到梵净山与当地居民吃住在一起,每天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漫山遍野的寻找“角怪”。

董明海并没有找到怪蛙,但在自然保护区艰苦而愉快的生活中,没有接受任何药物治疗,他的身体却一天天好转了,回到贵阳时他竟然奇迹般完全康复了!

后来他每年春季都要来到梵净山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四年春天来到梵净山时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怪蛙终于出现,董明海顺利拍摄它的全部生活习性和生活状态。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读罢董明海的故事,想必读者《黄帝内经》这个论断会获得更加深刻的印象。董明海抛弃了对疾病的恐惧,忘却了世俗间的各种烦恼,全身心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追求自己多年的梦想。这种忘我与投入,将他的精神与意志调节到了最佳状态,理顺了“神”与“形”的障碍,最终身心都得到了恢复。

上面这个案例并不能算奇谈怪事。因为在我们生活中通过各种方法改变信念、情绪、精神状况来战胜顽疾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并不罕见。相反,由于获知自己患上绝症,精神崩溃而导致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的例子更比比皆是,甚至医生之间常流传这样一句话:癌症病人有一大半是被吓死的。

1994年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在北京开展了“抗癌明星”的评选活动 。 在数千报名者中评选出1 0 6名抗癌明星。他们都患了中晚期癌症,生存5年以上且在工作上做出了一定成绩的佼佼者。

为了探索他们成功的奥秘,抗癌协会专家对他们做了详细的调查,发现他们除了都接受过常规治疗外,有两点共同特征:首先他们都具有乐观积极的精抻,其次他们都有良好的小环境,如:家庭和睦,同事亲友经常关心等等。可见心理素对癌症预后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癌症》杂志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针对9417名癌症患者的26项独立研究中,有抑郁症征兆的癌症患者死亡率比精神状况良好患者死亡率高25%;确诊抑郁症的癌症患者死亡率比精神状况良好患者死亡率高39%。

这些数据表明,对于癌症这样的顽疾单纯从“形”的角度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若不从“神”的层面去认识疾病,就不可能找到彻底攻克癌症等复杂疾病的方法,或者用《黄帝内经》的语言就可以表达为:“精神不进,意志不治,故病不可愈”。

4.

正因为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习惯对癌症治疗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三十多年前西方兴起了一个肿瘤学的分支学科称为“心理肿瘤学”, 其内容包括对正常人群给予心理指导以预防肿瘤的发生,给予肿瘤病人心理支持及进行康复指导,也包括对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而“心理肿瘤学”又是西方兴起的整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一部分。

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乔治•L•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的长文。他在文章中对基于还原论的生物医学模式发起了猛烈攻击,这段文字读来铿锵有力,正切中了西方医学的要害:

“今天占统治地位的疾病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生物医学模式不仅要求把疾病视为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体,而且要求根据躯体(生化或神经生理)过程的紊乱来解释行为的障碍。因此,生物医学模式既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又包括心身二元论,即把精神的东西同身体的东西分开的学说。在这里还原论的基本原理是物理主义原理,即它认为化学和物理学的语言最终足以解释生物学现象。

“在我们的文化中,早在医生们开始受职业教育以前,他们的态度和信仰就受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因此这种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的局限性易受忽视。简言之,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要修改或摈弃这个模式。而教条则要求不一致的资料勉强适应模式或对这些资料干脆排斥不管。生物医学教条要求包括‘精神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用物理机制的紊乱来解释”。

如果用《黄帝内经》“形”与“神”的观念来总结恩格尔的观点,就是对于“形”的研究几乎占据了现代医学的全部内容,而对“神”的认知被排除到了现代医学的教条之外。

恩格尔站在当时兴起的系统论的观点之上,提出应该以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替代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

他认为生物体作为一个活动的系统可以进行自我调节以保持平衡,其中对外界环境的反馈调节是维持生命系统平衡的主要机制。因此导致人类疾病的不只是生物因素,还有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治疗方法除了传统的生物学方法以外还应当包括社会科学法和心理学方法。

他绘制了一个示意图来说明人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这个图中社会、家庭、人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组成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各个层次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因此疾病除了与细胞、组织等子系统有关外,家庭、社区等各级系统与人的生命活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治疗。

恩格尔的学说提出后引起的强烈的反响,有人将其称为一场医学观念革命,甚至有医学史家将宣称:“恩格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无疑是现代医学背离“还原论”轨迹的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新兴的系统论思想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如果从古代医学“形”与“神”的观念去审视,这是西方医学从将注意力从“形”层面投向了“神”层面的一次转变。

尽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提出三十多年,也不断有医学家在呼吁这一模式的重要性,但无论是医学研究还是医学教育,“还原论”思想还深深扎根在现代医学之中,恩格尔的学说仍然停留在医学思想的层面,并未形成太多可操作的具体方法。

相比之下,《黄帝内经》在“形神”关系的哲学观念指导下,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围绕着“神”这个概念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黄帝内经》的理论框架,正与恩格尔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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