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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模糊思维与精细/清晰思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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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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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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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整体/模糊思维与精细/清晰思维（上）
金唢呐
拙文《我所知道的阴阳学说的现代研究》贴出后，4z网友在跟帖中谈到了细分精析vs. 整体理论，小小衲网友也希望就中医影响现代医学的事儿说详细些，那我就随便侃几句，欢迎老中青、左中右共同拍砖。
小小衲提出用中医改造和武装现代医学，确实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过兴奋归兴奋，问题是咱拿什么“改造和武装现代医学”，思来想去，我想到的有两条：一是具体的医疗技术和药物，比如说针灸和中药，这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民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现在世界各地中医、针灸诊所遍地开花，有的国家还把针灸纳入了保险。我在各地的唐人街，都闻到过中药的药香味。但小小衲似乎说的不是这些，因为再怎么努力，中医针灸也不过是辅助地位，最近几十年中医针灸在海外的发展主要还是与华侨数量增加有关，这些海外侨胞“像宣传队、播种机”，把中医药带向了世界各地。不过，我看也就这样了，再怎么折腾也难以撼动现代医学的主导地位，遑论武装改造；二是用中医的“整体思维”、“宏观思维”、“模糊思维”来“改造和武装现代医学”的精细分析和逻辑自洽，这前景应该是很乐观：经过如此整合，在整体、宏观、模糊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微观分析，肯定是无往而不胜，由此产生的第三种医学肯定优于传统中医和现代西医。
西洋鬼子大概最让人看不起的地方就是缺乏大局观，解决问题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分析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搞医学研究没有“整体、宏观”意识，只会“微观地”埋头找基因、因子和信号通路，不知道各因子、基因和信号通路之间还存在着有机联系，还会相互影响，会出现相加、拮抗、增强等现象。据我所知现代医学还不至于这么不堪，不信你输入“cross talk”、“interaction”之类的主题词试试，检索结果肯定是铺天盖地。像网友说的建立模型处理大量数据，这是现代科研常用的手段，倒是未曾见哪个老中医用过。当然肯定有这种情况，某些科研人员，或者在研究的某些阶段，人们忽视了这方面的研究。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化西论”。前几年有人根据季羡林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提出“化西论”：即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穷途末路，各种社会问题日渐严重，主张要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在儒家文化基础上重建新的世界文明和秩序。我不知道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不是就是这“化西”的阵地。和晚清陈季同、辜鸿铭便都曾用西文向西方世界展示过中国传统文化不同，这回“化西论”者提出武装、改造西方文明的理论还很具体，就是用中国的“天人合一”，解决地球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气候变暖等问题。为此，易中天还专门写了篇文章，从学术角度说明董仲舒们鼓捣出正宗原装的“天人合一”，跟什么生态平衡、环境污染没关系，也不是为了解决国计民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是为了维护礼教，巩固皇权。他们的“天人合一”，是假“天道”之名，行“王道”（甚至“霸道”）之实，只不过借口“人道”通“天道”罢了。文章最后易中天还愤愤说“难道靠这个就能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救西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发展过速、难以为继之命？打死我也不信！”
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老易没有说到，就是即使“天人合一”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难道就真能解决现在世界的这些问题了吗？西方人难道真的不懂“天人合一”，只知道“天人对峙”、“天人分立”、“天人打架”——人征服自然，自然报复人。“天人合一”到底是不是咱们独有的国粹？
其实用不着去掉西文书袋，你到到欧美日走一圈，看人家的蓝天白云、绿树草坪、碧水青山，再看看中国的荒山秃岭，沙尘暴天气，臭水沟垃圾堆，就不难明白其中的荒唐可笑。套用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用‘沙尘暴’去化‘蓝天白云’，这不是见鬼了吗？”。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确实和生产高速、过度消费这些现代因素有关，但若认为西方洋鬼子是白痴，不懂得“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恐怕就说不过去了。西方当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当时的科技水平不高，没有检测控制污染的手段，像日本60年代的公害病就是这样；或者是利益驱动顾不上环境，中国目前就是这种情况。说实话，今天中国连大字不识一斗的山野村夫也知道乱砍乱伐的危害。要想保持生态平衡，用不着把“天人合一”抬出来，该抓的抓，该罚的罚，再把奖励、承包措施落实到位，问题都不难解决。
看来，真要是“化西”的话用老祖宗的玩意儿不灵，远不如今天的特色理论。
人类的认识自然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宏观到微观（也可以理解为由整体到精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任何学科的发展，甚至包括人文学科的发展，都是这么一个过程。道理很简单，人类在古代，认识水平和研究手段都很有限，只能整体、模糊地认识事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让我这个外行看看真假劳力士表的区别，我只可能用整体思维、模糊思维：看看外观、听听声音，最多用指甲摩擦表壳看会不会掉色；若交给专业钟表匠，除了这些手段，人家还会打开后盖，眼眶子里夹个放大镜，看看齿轮，如果有钻石的话还要找找钻石，必要时还要用仪器测试一下。
医学也是一样，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医学都是整体、模糊水平，而且也都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西方医学起源于古希腊的医学，代表人物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BC）和稍后古罗马时期的盖伦（Galen of Pergamum,129-216），以下是《剑桥医学史》对古希腊医学的一个简单描述：
“它是一种整体医学，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它非常重视保持健康，认为健康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绪状态、环境、饮食、锻炼、心态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传统中，要求医生应当特别重视研究每个病人个体健康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它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
由此可见，最初西方医学也是“整体医学”、“宏观医学”，只是到了近代，随着整个科学的发展，才转变为“微观医学”。世界各地都是一样，在古代，没有医学的地方便罢，凡是有医学的地方，一定都是“整体医学”、“宏观医学”，因为没有微观手段可以利用，最多也就是个器官水平。医生不看病便罢，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只是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西医的发展开始离经叛道，古希腊医学被现代西医逐渐抛弃，古希腊医学“体液”学说遭到了猛烈抨击，认为它是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空洞理论。科学的进步使近代西方人认识到，生命现象不能按人们的意愿或者猜想来解释，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上。“（西方的）人们认为真理不是在于过去而是在于现在和未来；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躯体上；医学进步不是取决于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权威而是取决于观察、实验、新事实的收集以及对病人生前和死后的密切检查。”（《剑桥医学史》）。
与其他“整体医学”相比，我们的老祖宗的不同之处在于：
1、在《黄帝内经》、《伤寒论》时代，我们的医学水平确实领先于其它民族和国家。我们祖先的“望闻问切”竟然望出了那么多的学问，切出了那么多名堂，这是其它民族不能相比的。同样是观察，我们的观察要更细致。中国文人对中医药文化的那种痴迷，把玩“阴阳虚实”、“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的那种陶醉，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而且在当时，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使用同一种文字和语言人数最多的民族，人多病例多，医疗实践多，在粗放“科研”、神农尝百草瞎打误撞的年代，这是个不小的优势，所以我们的祖先对于疾病的认识广度，也超过了其他民族和国家。看看与之相似的饮食文化，比较一下西餐和中餐，大概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此即所谓博大精深；
2、更重要的是，我们老祖宗能够去认真总结、整理这些心得和经验，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医药的论述和记载。现在也是一样，不少中医专业的研究生研究课题都是总结导师临证经验，这类的研究生论文随处可见，我当时还纳闷，好多博导硕导的年龄不过50多岁，还没我大，能有什么了不起的经验，怎么就开始进行抢救整理了。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文化传承的传统（毛委员除外）。我记得姜戎在《狼图腾》前言里好像说过（大意），蒙古游牧民族尽管骁勇善战狼性十足，但最大的缺点是不重视文化教育，连部像样的史书都没有。我在《阿三》系列里也提到，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这句话的含义之一就是指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搅合在一起的。印度古代有发达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但史书奇少，即使幸存的极少的史书，也都掺杂着大量的空想和传说，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
而中国有非常发达的记事制度和传统。古代的史官不仅要系统记载国家大事，连记载宫廷的吃喝拉撒睡琐事的“起居注”也有本事去弄成“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史书。从晋朝开始朝廷就设立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员来编写“起居注”，尽管有着“为尊者讳”，但毕竟还有不少真实成分，和印度的神话传说是两回事。而且古代的史书如《三国志》要比现在的《中共党史》可信度要高得多，“起居注”也和《红墙内的秘闻》、《毛主席警卫员秘书回忆录》之类的畅销书是两回事。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杨尚昆当年就是为了弄“起居注”（录音）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差点没丢了脑袋。而古代为保持“起居注”的客观公正性，唐朝以前，按照不成文的规定，连当朝皇帝都不允许看，而且多数皇帝都遵守着这个规矩。唐以后这一传统渐遭破坏，首先是唐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开始褚遂良等大臣还能拒绝他，后来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于是，“实录不实”为后世所诟病。尽管如此，与毛时代和后毛时代还是两回事，没听说哪个史官谁拿着“起居注”拿去拍新皇帝马屁的，或者借前朝的“起居注”去发泄对当朝现实不满的，更没有听说谁拿去发表挣银子的。
医药方面也是一样，从民间到官方，对医药实践记载都非常重视，有的是医生自己的记载，有的是对别人经验的总结，有的还是国家组织力量编纂的，像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我国甚至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综合类方书）、，《证类本草》（我国甚至世界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药物学著作，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都是皇帝下诏组织编写的。这里面当然有不少夸张、臆断的成分，但也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在那个时代，也就算是“三个代表”了。具有极高的文化、审美和实用价值。
文化和审美价值从这个坛子里众人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医不仅是中国“科技”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哪怕作为21世纪的大文化人，不懂点阴阳虚实，知识结构中就觉得缺点什么。古人更不必说，很多中国文人都对中医感兴趣，都会组方遣药著书立说，而中医大都也是半个文人。像宋代的苏东坡就是半个医学家，“学而优则医”，苏学士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义诊，向贫困地区送医送药，后人曾搜集他治病常用的48个验方，编为《苏学士方》，至今存于“伟大宝库”中，而且还自著了《东坡养生集》。前一段看已故香港名医陈存仁（1908-1990）记录1908-1950上海生活的文字，绘声绘色，那文字功底就像是学中医的人写的，搞西医的人写不出这个味来。清末俞樾和章太炎师徒两人都是医学家，曾经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答道：“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还做惊世骇俗之举，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在章太炎的弟子里，鲁迅骂过中医，余云岫更是把取消中医当作“医学革命”。
不仅文人，连皇帝都附庸风雅玩中医。宋徽宗赵佶在治国方面称不上圣明的君主。在他当政年间，灾荒不断，人民怨声载道，曾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包括著名的宋江、方腊农民起义。宋徽宗虽无治国安邦的本事，但爱好却十分广泛，是一个标准的文人；除绘画写好字，还特喜欢玩中医，一有空就要和方士一起谈天论地，讨论医药原理。“其敕定之《证类本草》、《圣济总录》，至今亦奉为圭臬。”（清，陆心源）。不少搞本草研究的学者认为，《证类本草》的学术价值甚至高于《本草纲目》。原因就是皇帝下诏，“集中精力办大事”，而且写作班子都是儒医，比药农李时珍个体单干强。
不仅如此，宋徽宗还亲自编写过一本名为《圣济经》的医书：“朕……万机之余，著书四十二章，发明《内经》之妙，曰《圣济经》。”朝廷还专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召集全国著名医家，历时8年，对宋徽宗《圣济经》的医理详加阐释，编纂成至今尚可看到的《圣济总录》。全书共200卷，单是方剂就收录达两万首，是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巨著，成为“伟大宝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多说了，否则就成了“我为徽宗唱赞歌”了。
在当今社会，中医的实用价值我觉得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医对某些疑难杂症确有疗效，这些陈皮大夫已经说的很多了，此处不再赘述；二是老芦说的有助于提高患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实际上就是安慰剂效应，而且我认为复方中药是最理想的安慰剂；第三就是对开发新药有帮助。比如在若想植物中寻找抗血栓、抗血小板药物，与其“瞎打误撞”，不如在活血化瘀中药寻找，毕竟中医的血瘀证和西医的血栓形成、血小板聚集比较接近；其实早就开始这么干了，川芎嗪、丹参酮、红花素就是这么发现的；麻黄碱、青蒿素也都是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引下完成的，因为“麻黄平喘”、“青蒿截虐”都有明确记载。至于说用中医理论武装改造现代医学，我还真想不出来怎么改造法，顶多是个提醒作用，或者用优美的中医语言，去描述现代医学的各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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