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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儒”两家思想对中医发展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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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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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道”“儒”两家思想对中医发展的影响（1） (470 reads) 时间: 2010-1-26 周二, 上午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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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拙作《爱因斯坦与黄帝内经》
1.
虽然《黄帝内经》成书于“罢黜百家”之后，但全书看不到儒家思想的任何影响，甚至以阴阳为基础，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其八卦、六十四卦等概念在《黄帝内经》中竟然也没有一席之地，因此《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中并不存在后世医学在儒家影响下的诸多弊端。

笔者认为《黄帝内经》的作者身处“独尊儒术”的时代，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儒家学说，很可能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反感与排斥而有意回避了一切与儒家相关的概念。

相比之下，主导《黄帝内经》理论形成的道家思想，具备诸多研究医学的得天独厚优势。

从研究的动机上看，与儒家注重经史之学不同，道家充满了研究自然的兴趣，尤其对人体的规律情有独钟，整个道家学说的核心就是追求人的身心健康，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最终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

从思想方法上看，与后来儒家思想统治下的逻辑混乱、和稀泥的学风截然不同，道家强调认识事物应该树立明确的法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只有树立了明确的法度，在学术研究中才不会混乱。

1973年在汉墓马王堆中出土的《黄帝四经》是代表黄老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开篇就有这样一段论述：

法度生于“道”。就象要用绳子来衡量曲直一样，法度就是用来衡量得失的标准。……能够把握住事物的法度，才能清楚的了解天下的事物而不至迷惑。（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黄老之学中为天地万物立法度的思想，对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法家的许多著作中都强调了一种观念，无论是研究自然还是治理国家都应该确立明确的标准。

例如《管子•明法》“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认为统治者应该建立明确的“度量”“表仪”，让万民遵从。

《韩非子•有度》中说：“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认为统治者应该象工匠对照规矩度量事物一样，对照先王的法度来进行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道家还是法家，在形容用于指导行为处事的“法度”时，多使用“绳”“纪”“规矩”这样一些具有客观、明确、可度量特点的事物，《韩非子•有度》中更是用“权衡”“斗石”这样的度量工具来形容，称：“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可见在战国时期的学术氛围中特别强调对事物进行客观化、定量化的研究。那一时期能够取得诸如曾侯乙编钟、都江堰这样惊人的科技成就，也必然与当时这种重视度量、重视实践的学术风气有关。

这种重视客观、定量研究的思想，同样充分体现在医学研究之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於人。

认为古人之所以设定“脉法”，是为后世医工掌握医学设立可以把握的“规矩”“权衡”。同样，《黄帝内经》中也特别强调医学规律的客观化定量化的重要性。在《灵枢•逆顺肥瘦》有这样段论述：

学习医术的人，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然要建立明确的法式，进行准确的度量，确立明确的规则，才敢传给后人。就像工匠不能不用尺子而随意度量长短，不能废弃绳墨而随意画出直线，不能不用圆规而画圆，不用“矩”而画出矩形。（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极为重要，这是说明汉代以前医学研究的学风完全不同于后世医家的重要证据，与后世模糊混乱的医学体系不同，《黄帝内经》强调医学规律应该象“绳墨”“规矩”一样具有客观的、可度量的特点。

这种客观、可度量的研究思想，与后世儒家充满主观色彩、对概念随意诠释的学风截然不同。

从研究方法上看，与儒家只注重考证不同，《黄帝内经》极为强调通过实践检验来印证规律，例如《灵枢•经水》有这样一段记载：

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

强调要通过对人体的切循度量，以及对尸体的解剖观察来认识脏腑血脉的形态和功能。

再如《素问•调经论》中就强调医学规律应该有这样的特点，大意是：

说出来就可以被领会，去观察就可以被发现，去动手按压就可以感知到，通过自身的验证来解除对医学规律的疑惑。（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而发蒙解惑。）

可见《黄帝内经》认为医学规律应该是能够被验证的，并且理解规律解除疑惑的最好方法是“验于己而发蒙解惑”。

《黄帝内经》也像儒家那样强调研究经典的重要性，把熟读医书作为成为一名优秀医工的必备条件，在《素问•示从容论》中雷公就说自己读医书经历了“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几个阶段，认为对医书的学习是一个要经历逐渐熟悉、逐渐深入理解的过程。

但与儒家盲目相信、遵从经典的方式不同，《黄帝内经》认为医工在熟练掌握了医书中的医术之后，就不应该再拘泥于医学理论的束缚，而应该根据病人具体的情况制定治疗方案。

在《素问•八正神明论》中就说，通达了医道之后，“九针之论不必存也”，不用再拘泥于以往的医学理论；在《灵枢•小针解》中也说：粗工只会按照固定的法则治疗疾病，而上工则会根据病人具体的血气变化实施针刺操作。

可见《黄帝内经》认为熟读医书只不过是医工借以通达医道的载体，一旦医工的医学水平达到了一定的境界，那些经典、那些固有的医学理论完全可以废弃不用。

这颇有些像金庸笔下描绘的武学境界：一开始习武时需要一招一式把基本功练好，但到达一定的境界后就应该抛弃一切规矩，把所有的招式忘掉，以无招胜有招才是武学的至高境界。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评价道家的思想特点，大意是：

随应事物的变化，确立方法用于指导实践，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适宜的。要领很简单而容易把握，花费的精力少却能够见到明显的功效。（“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的这些特点也充分的体现在《黄帝内经》之中，因此《黄帝内经》能够为后世中医发展构建一个简洁而清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理论框架，而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这个框架再也没有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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