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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儒”两家思想对中医发展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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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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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道”“儒”两家思想对中医发展的影响（2） (353 reads) 时间: 2010-1-26 周二, 上午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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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丹溪，字震亨，元代名医。

在近一千年来的名医排行榜中，他绝对位列前三强。

早年的朱丹溪并非一名医生，而是刻苦研习经史之学的儒生。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儒生，他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因为学识极为渊博而名震一方，被人誉为“东南大儒”。

在三十岁那年，因母患胃病，朱丹溪开始研习医术，但觉得《黄帝内经》等医书“茫若望洋，淡如嚼蜡”，一直未能入门。

作为儒生，科举仕途乃是其主业，习医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罢了。虽说学问渊博，但他两番参加科举皆未能上榜，这未免令人心灰意懒。加之四十岁那年，他的老师许文懿得了重病，终日卧床不起，力劝朱丹溪改攻医术，朱丹溪这才放弃了科举之路，专心研习医学。

然而专业习医之后，朱丹溪医术平平，久久无甚见术，直到四十四岁那年，拜于杭州名医罗知悌门下，罗知悌给他讲解诸家学说，用《黄帝内经》、《难经》的理论判断是非，并将他时常带在身边广阅诸病，朱丹溪这才登堂入室。

行医多年之后，朱丹溪六十八岁时开始著书立说，将宋代儒家理学思想融入医学之中，著有《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局方发挥》，遂成为对后世医学有重要影响的一代宗师。

这里不是要讲述一个人文工作者如何成功转型为自然科学家的故事，而是从朱丹溪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古代医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历代名医大多出自儒门，因为在仕途上颇不得意，能读懂几本医书然后才转行从医之人不胜枚举。

晋代的皇甫谧原本是一位经史专家，著有《帝王世纪》等历史传记，四十二岁时突然患风痹病，于是发奋研究医学，后来编著有《黄帝针灸甲乙经》一书，成为针灸学重要著作。元代名医张元素，他二十七岁考中经义科进士，因犯讳被除名，从此以后，因无心于仕途才潜心医学。元代的滑寿、明代的李中梓、清代的汪昂、薛雪……他们的从医经历也大致相仿,这些人物在古代名医排行榜中位列前五十强毫无问题。

足见“弃儒从医”是古代医家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范仲淹有一句名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充分体现了儒生们对待医学的态度：学医只不过是仕途道路上的一个副业而已。

因此推动医学理论发展的中坚力量，并非经过专业训练具有丰富医疗经验的医生，能够著书立说的名医大多是半路出家业余研究者。

而那些临床经验丰富，从小就和病人打交道的职业医生，大多是游行于市井之间师徒传承的江湖郎中，多数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对于擅长经史研究的儒家来说，从研究兴趣、研究方法、思维模式来看都与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格格不入。这就好比让郭沫若去研究天体物理，让余秋雨去研究量子力学，相信他们会把那些定律描述得感人至深，却不知道会研究出什么样似是而非的结论。

2.
汉代以后的两千年中，学术研究氛围完全不利于医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有制约因素中，儒家思想占据中国古代学术的统治地位是最关键一条。

《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儒生们注重学习这一点固然值得提倡，但他们的学习目的却大有问题。

学习不是为了去探索天地的奥秘，不是出于对自然的好奇心，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生们寒窗苦读的目的是走上仕途为君王服务。于是那些于治国无益的学问就可学可不学，和仕途不相干的书就可读可不读。

治理国家的知识成为绝大多数社会精英花费毕生精力研究的学问，脑力资源被严重浪费，最优秀的人才无法被吸引到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中，这些领域也缺乏专业的研究者，更谈不上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

儒家素来善于研究社会与历史而拙于研究人体与自然。《论语》中子贡就对孔子的学术特点就发出感慨，大意是：“我们经常都能听到夫子关于文献考证的议论，但从来没有听过夫子关于生命本质与天道的议论”（“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并且儒家素来缺乏探索大自然的兴趣，《论语》中就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自然界一切神奇怪异的事情都视而不见。

因此后世学术发展，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经史研究著作占去大半，像《梦溪笔谈》这样的科技散文集凤毛麟角，除了英国人李约瑟对它视为至宝、喻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之外，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对之向来不屑一顾，在最大的官修丛书《四库全书》之中并无《梦溪笔谈》一席之地，想必在儒生眼中《梦溪笔谈》不过是一本“语怪力乱神”之书罢了。

从研究方法来看，儒家向来善长于注疏考证，但却拙于实践实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是儒生们心目中至圣先师的形象；“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令儒生们自诩清高的理论依据。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听到无数“凿壁借光”、“囊萤学”、“映雪读”勤奋读书的感人故事，却很少听说哪位儒生会像牛顿、爱迪生、居里夫人（据说这是在高考作文中出镜率最高的三个科学家）那样沉迷于“奇技淫巧”之中，废寝忘食的进行科学实验研究，而对文明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四大发明”，其发明、改进者都在历史上难以留下事迹甚至姓名。

古籍中对古代经典进行注解的大部头书籍随手可得，以《周易》为例，四库全书收录的《周易》注解之书有四百八十五部，而在四库全书以后的著述尚无计算。对《周易》进行注解还不算，还要对《周易》的注解进行注解，对注解的注解再注解，再将各家注解汇集起来再注解……，尽管这些枯燥而浩大的注疏考证工作会耗尽研究者毕生精力，然而儒生们仍然乐此不疲。

相比之下，诸如一行和尚实地测量求出地球子午线长度、郭守敬研制浑仪圭表——汉代以后屈指可数的几件有记载的科学实践工作，与多如繁星的典籍注疏工程相比真可谓沧海一粟，并且若非李约瑟及其中国弟子们挖掘整理，这些成就可能今天还埋没在古书堆中无人知晓。

其实古代科技并不乏许多伟大的成就，例如郑和下西洋时，其发达的航海科技是一个世纪以后的哥伦布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郑和的旗舰宝船长度达到128米，相比之下39米长的哥伦布旗舰不过是个小舢板；郑和船队最大规模时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多人构成，而哥伦布的船队最大规模时只有十七艘船，一千二百多人。

然而至今人们还能了解到哥伦布航海时的大量技术细节，但郑和时代掌握了哪些具体的航海技术，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已经根本找不到踪影。这其中必然与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儒生们对“奇技淫巧”的漠视、鄙夷有着极大关系。

医学中“针灸”的没落，就是儒家“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观念影响医学发展例证。

《黄帝内经》给出的疾病治疗方法中针灸疗法占绝大多数，《黄帝内经》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围绕针刺方法构建起来的。按理说既然《黄帝内经》是中医的至尊经典，那么针灸疗法也应该随之身价倍增。

然而事实是唐代以后的重要医学典籍中，对针灸方法的讨论越来越少。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还记载了大量针灸方法，但到了明清时期有影响力的针灸著作大多都是对流传于民间、语言直白的针灸口诀进行收集整理而成，如《扁鹊玉龙经》《天星秘诀歌》等等，这些粗言俚语自然难入精通经史的儒医之目。再到后来民国时期，针灸医生的地位就同理发匠、修鞋匠一般无二。

我们可以推想，象张元素、朱丹溪、李中梓之流，皆是研究经史然后中年改行行医的，朱丹溪还一度被人称为“东南大儒”，要让他们不忌肌肤之亲，让别人宽衣解带，为之针刺推按，实在勉为其难。展纸墨研磨、奋笔疾书这才符合儒医风范。医学发展在儒医的主导下，针灸之术走入末流在所难免。

儒家长于考证、拙于实证实践的学风，使得中医两千年来生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大幅退步，有限的医学理论创新也大多是医家凭借前人或自己的经验随性发挥，缺乏可靠的临床研究依据。

以温病学派为例，这被称为中医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发展，其中清代吴鞠通撰写的《温病条辨》是温病学派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对温病学的诊治体系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

吴鞠通构建温病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是清初苏州名医叶天士的医案集《临证指南医案》，这是叶天士的弟子们根据跟师学习时的笔记整理而成。

但是《临证指南医案》却是一本非常糟糕的临床记录，里面大多数医案对病人症状的描述极为简陋，通常七八个字就把读者打发了，例如：“某，客邪外侵，头胀”，“某，阴虚风湿，气从左升”，如此简单的记录对临床研究而言可以说毫无价值，更糟糕的是绝大多数医案都只写了叶天士用什么药物，但没有写病人吃了药之后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读者根本无法判断叶天士用药对不对，到底有没有把病人的病治好。

《温病条辨》这样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中医著作，竟然建立在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临床研究记录的基础上，足见后世中医理论的发展完全建立在对古人、先贤的盲目崇拜之上，严重匮乏客观的实证研究精神。

3.
从思维模式来看，创新精神与清晰的逻辑，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两个必备要素，然而这却是儒家思想最大的弱项。

《论语》中孔子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评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创作，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东西。孔子思想中创新精神的严重匮乏，对科技发展的制约作用在医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考察历代医学典籍，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的注疏诠，成了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用古代经典的只言片语再结合术数易理来阐述医理的做法蔚然成风。

例如，金代刘完素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素问玄机原病式》是他阐述自己观点的主要著作，全书详细诠释了《素问》中讨论疾病病因的一百七十六个字，然后提出这段文字的十九个条目中，与“火”“热”相关的条目有十一条，占大多数，由此提出“火热”之邪是诱发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并主张在治疗上使用清凉解毒的药物，由此开创了“寒凉派”——对《素问》文字的考释竟然成为了一个医学理论立论的主要依据。

再如，元代李东垣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他写的《脾胃论》是仅次于中医四大经典的重要典籍，创立了以 “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但作为开创一个体系的理论著作，书中没有提供支持自己学说的任何临床或实验研究，甚至没有用一则医案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全书有三分之一强的内容是在引述与诠释《黄帝内经》和《难经》的条文，然后用这些条文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再如，清代乾隆年间太医吴谦奉旨编修的《医宗金鉴》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古代医学教科书。但作为教科书，并没有系统介绍人体的生理、病理或解剖知识，书中除了将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编撰成口诀并进行详细讲解以外，对《伤寒杂病论》的集注、诠释占去了全书的大半。

这种盲目崇古的学风，使得两千多年来医学理论的发展停步不前，始终未能超出《黄帝内经》构建的框架。在一个严重缺乏创新意识的国度，《黄帝内经》成为一本千古无法超越的医书，也就毫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儒家学术传统中素来缺乏严谨的逻辑，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儒家有这样的评价：“流传于世的经书典籍成千上万，穷尽毕生精力也不能将这些东西学完”（“六（艹执）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

可见儒家的特点是传承与保留，儒生们并不在意这庞大的知识遗产是否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相反，在“信而好古”的指导原则下，儒生会认为这些典籍都是“道”的载体而全盘收罗，他们并不试图理清一个概念清晰、条理清楚的知识框架体系，更不会去剔除那些自相矛盾的内容。

儒生们在整理经典时，一贯遵循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传统，也就是说在注解时，新的观点不能与前人的观点相违背，这种注解方式自然就需要儒生们绞尽脑汁编出各种理由把那些明显错误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说通、说圆，也就在几千年的学术研究中练就了高超的搅浆糊、和稀泥的功夫。

另外，儒家在人际交往中提倡的“中庸之道”，延伸到各种学术争论之中就变成了折中主义，一切对立的结论都可以兼容并蓄，一切矛盾的观点都可以和平共处、一切激烈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甚至像儒、释、道三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理论体系，竟然也能够相互包容。

在明清时期儒释道各家的论著中相互引用三家经典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足见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包容性何等之强，或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古代文人们和稀泥的功夫何等了得。

中医发展历史上就有过温补、寒凉、温病、伤寒等学派的争论，他们各执一端，争论之激烈达到了相互羞辱的程度，但争论的结局就是大家和平共处，没必要非弄出个你对我错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发起争论的前辈们也就都成了先哲前贤，那些相互对立的观点也就都成为“中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到了今天，所谓的“中医理论”也就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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