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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三章（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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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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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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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到1934年4月间，中央苏区已被完全封锁。封锁线沿着整个东北线，北线和西北线，从南平一直延伸到吉安，在西部沿着赣江直到赣州。由于敌人堡垒构筑坚固，而且层层向纵深推进，所以要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外侧和背后作战已无可能。李德认为，过去半年的经验表明，突围肯定会使红军陷入敌人的堡垒地带而不能自拔，南面的堡垒地带比较容易通过，闽西南暂时还是最薄弱环节。据此，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供领导们选择（他只有建议权，并无决策权，但博古和周恩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以他那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以慑服只会作空泛指责，却提不出什么可行建议的毛泽东）。
李德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在敌军碉堡最薄弱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跳出外线，在敌人后方攻击并消灭敌人。此案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以毛的反对最激烈。
毛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诱敌深入，在苏区内部取得决定性胜利。此案也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他们认为这是不战而弃领土，而且不能保证阻止敌人。
于是李德提出第三种方案：继续实行“短促突击”战术，亦即在敌军离开堡垒向前推进时发起突击，消灭敌军。该方案被接受。
平心而论，这三种方案中，唯有最后一种是当时能想得出来的可行之策。跳出外线的一个隐患，就是后路被截断，无法打回根据地，因而成了无根据地依托的流寇。当初红四方面军突围而出，也不是想永久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是突围后被敌军追击，形格势禁，再也无法回去，只好逃到哪里算哪里。但比起红一方面军后来的遭遇，四方面军算是幸运的了。红一方面军突围而出后，一直被强敌跟追，因而陷入无休止地流动作战。这恶果不问可知：既无给养，又无法收治伤兵，只能扔下；军队得不到休整机会，体力长期透支，战斗力和士气必然低落；为摆脱追兵，避免被围歼，只能逃往雪山草地之类不毛之地。那些地方虽然“我能往，敌不愿往”，不必作战，但资源贫乏，渺无人烟，根本无法招募新兵，人员有减无增，最后只能自毙。如果不是陕北救中央，则陕甘支队早就葬身在内蒙的瀚海大漠里了。
即使能如李德计划，红军从西南部或东南部跳出外线，从后方打击国军，摧毁了那一带封锁线，那也不能解除燃眉之急。盖致命的威胁是北线与东线的中央军。若中央军趁虚而入，从北面和东面压下来，夺取了后方根据地，则红军必然进退失据，仍然只有长征的路。所以，该方案确实不是上策。只能在万不得已时采用。
第二种方案前面已经说过了，乃是闭眼不看现实——敌人死也不深入，请问怎么个诱法？那不是不战而弃“国土”，让敌人当和平时代的工程队，顺顺当当地把碉堡一直修到瑞金来么？难怪大多数人要否决之，那连狭隘经验论都谈不上，完全是丧失了常智。
相比之下，“短促突击”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它并不是什么“保守主义”， 也不是打攻坚战或阵地防御战，而是“运动防御战”。其操作要点是，当敌军离开碉堡向前推进时，红军以一部在工事中作正面抗击，吸住敌军，主力则从侧翼以优势兵力迅速发起突袭，速战速决，在敌军增援到来前消灭被吸引住的敌军。李德还强调，如果突袭不利，敌军已经展开正面防御，那就应该立即撤出战斗，不和敌人硬拼。从理论上来说，它避免了攻坚，属于在运动中歼敌，符合红军的特长，其实是当时红军将领的共识。早在李德提出这战术前，林彪、聂荣臻等人便有此建议，李德不过是总结了红军既往作战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作了充分阐发而已。
然而这战术并未奏效，盖国军推进很谨慎，稍一接触即退回堡垒，以强大火力消灭红军。如果离敌人的碉堡过近，运动战又变成了阵地战。而且有陈诚亲率的战略预备队随时支持吃紧地区，使得突击无效，反遭大量杀伤。
此策既不行，红军又试图搞诱敌深入。4月间，红军从无线电里侦察到，国军即将进攻广昌。因为国军在此前稍微加快了推进速度，于是军委决定让敌军深入到广昌前沿，以红14师等部坚守广昌工事，以红九军团与红13师在盱江东岸钳制敌人，以主力红一、三军团和红22师在广昌以西一线伏击敌军。 据李德说，毛泽东也参加了军委会议，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觉得此说可信，因为它符合前文介绍过的毛的狭隘经验论：广昌不就是他说的“战略退却终点”么？
但红军却在此役中大败亏输。据李德回忆，原计划由三军团突袭行进中的敌军，一军团迂回插入敌军后方断其归路，但两个军团没有配合好，或是三军团行动过早，或是一军团行动过晚，致使三军团孤军与源源而至的敌人援军作战，遭到敌人飞机大炮的攻击，造成重大伤亡，而一军团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博古和朱德在战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却说，原计划让一、九军团打敌之头，而三军团打敌之尾，但三军团过早投入战斗，攻击了敌人的头部，敌人便停止前进，构筑工事，准备反击。一军团因为三军团占了他们的位置，只好转移到右翼去，所以只能在最后阶段才投入战斗，最后打成相持不下，只好脱离战斗。 彭德怀则在回忆录里说，三军团遭到敌机轰炸，突击几次均未成功。 而博古和朱德却否认是役有炮兵与空中轰炸。
这些具体细节后人已无法确凿查明，但据黄道炫先生考证，当时阴雨连绵，原始的国军空军无法起飞，而且战斗打响后双方胶着在一起，无论是大炮还是飞机都无法使用。 因此，看来是彭德怀和李德在多年后回忆记错了。不管细节如何，此役应该是符合毛的“诱敌深入”的僵死规则的，然而它并未奏效，反倒造成了高达四千多的伤亡，红军不得不放弃广昌。
广昌战役是从“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的转折点。五月初，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开会检讨战略。李德再次建议突围。他认为，由于敌人实行堡垒主义，在内线已无望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必须跳出外线，获得更广阔的作战地域。与此同时，应令六军团在湖南、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战线，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毛泽东仍然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决定太早，中央苏区内仍有消灭敌人的条件，但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都同意突围。5月底、6月初，中央讨论并同意了李德的突围计划，这次毛没有反对。该计划也获得了共产国际批准。李德原来的计划是以中央红军三个军团突破封锁线，而苏区内继续部署战略防御，保证以后主力重返苏区。但周恩来主张撤退整个苏区，包括所有的中央机关、后勤部门和物资等等，并把独立部队与地方部队都纳入正规军，结果作战部队被非作战部队过分拖累，严重妨碍了部队行动。
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批准红军突围一事确为事实，有共产国际6月25日复电为证：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而且中央还专门为此作了决议。据《毛泽东年谱》：“同月（芦注：5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因此，官方媒体所谓：“1933年（芦按，应为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完全是造谣。
据黄道炫先生分析，因为已经决定撤退，中央在广昌战役之后便采取了阵地防御方针，以迟滞国军推进，为大规模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此外，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也说明红军对运动防御战失去了信心。 我觉得此说甚有道理。的确，举“国”大搬家当然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何况还需要贿买运动南线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求他让路。而且，既然无法诱敌深入，短促突击也不灵，那剩下来的当然只有分兵把守，以堡垒对堡垒了。然而伟大领袖为了证明第五次反围剿是因为没让他指挥才打败的，竟然掐去前因后果，歪曲事实，指责道：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
作为政治局委员与军委委员，毛明明知道中央作此战略方针改变之时，已经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了，那还有什么“惧怕丧失土地”一说？他反对红军跳出外线，才是怕丧失土地。若是中央大员们听了他的，只怕全党全军都要在那铁壁合围中瘐毙。
综上所述，在与闽浙赣苏区的连接被切断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剥夺了红军发挥其唯一长处的可能，迫使红军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红军的短处是不能打阵地战（包括防御战和攻坚战），只能打运动战，毛所谓“积极防御”，其实不是严格的军事学意义上的防御战，而是进攻战。所以，红军的作战功能其实相当单一，只能攻，不能守。即使是进攻，也只能打野战而不能攻坚。当国军的堡垒主义剥夺了红军打野战的可能后，红军当然要陷入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困境，剩下来的也就只有逃了。论其本质，突围长窜也符合朱德为红军制定、为毛窃为己有的教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这次走得比较远罢了。毛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有趣的是，毛泽东私下认定的失败原因，并不是他指责博古中央时说的那些。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两河口会议上告诉张国焘，中央红军之所以战败，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因此只能跑到宁夏去，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在毛儿盖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 ，承认没有“技术条件”（指飞机大炮一类重武器）就无法打破堡垒主义。红军在草地分开后，毛泽东等人动员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北上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进攻天全时，遭到国军空袭和碉堡阵地杀伤，张国焘因此觉得毛说的确有道理，飞机与碉堡确非他们的力量所能摧毁。 后来毛泽东等人为发动宁夏战役，曾报告莫斯科，以红军目前的“技术条件”，无法攻克甘肃宁夏一带回民聚居的“土围子”，要苏联“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
这些证据表明，毛其实在内心认定，没有重武器，红军根本不可能光靠高明的战略战术，就能打败敌人的堡垒主义。他之所以硬要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说成是错误的战略指导造成的，完全是为了夺取最高领导权。可怜他至死也没有悟出，打破堡垒主义的一线希望，恰在于不能实行他的等待主义，而必须采取“进攻路线”，千方百计防止敌人完成包围。国军的铁壁合围一旦形成之后，那就只有靠苏联空投重武器来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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