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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 “红区正确路线代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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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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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 “红区正确路线代表”（一） (1445 reads) 时间: 2010-1-04 周一, 下午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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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三章 “红区正确路线代表”
一、真实的“路线斗争”史
官修党史告诉大家，在中共革命斗争中，自始至终贯串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次是大革命中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第三次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第四次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则一直坚持抵制和反对这历次错误路线。遵义会议奠定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全党全军这才化险为夷，从胜利走向胜利。伟大领袖本人一直是这神话的最热情最执着的宣传者，越老越甚，晚年跟祥林嫂一般，一开口便是“十次路线斗争史”。
我党所谓“路线斗争”，说穿了不过是政策争论，并不是什么政治立场歧异。其实无论是列宁式革命党，还是西方的议会政党，党内有政策争论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但斯大林主义区别于列宁主义的特点，就是不容许党内有不同意见，把党内的策略分歧当成敌我斗争。斯大林在肉体消灭了党内反对派、变成了说一不二的大独裁者之后，便着手篡改历史，在他主持写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将苏俄的革命史歪曲捏造为一部“路线斗争”史，所有“错误路线头子”都是“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的间谍”，而他这位唯一的“正确路线代表”则与各种各样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才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部伪史传到延安后，立即引起了伟大领袖的注意。他反复看了十遍，照猫画虎，召集胡乔木一干人，刻意挑选和篡改党的六大以来的文件，编出中央文件汇编《六大以来》，在此基础上编造出中共版的“路线斗争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通过延安整风，把这套伪史强行灌注给全党。这过程已经在高华先生的杰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详细介绍过了。
其实历史的真情非但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简单明快，而且常与毛捏造的神话相反。
我党第一次“路线斗争”是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展开的。斯大林不顾托洛茨基反对，力主国共合作，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则忠实地执行了他的旨意，拒绝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要莫斯科提供军火武装工农的请求，公开声称“現在是共產黨應爲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 因此，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乃是斯大林的革命路线，陈独秀不过是共产国际抛出来的替罪羊而已。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则是共产国际代表、乳臭未干的愤青罗明那滋与瞿秋白联手炮制出来的。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乃是一次完全违背党章、特别是列宁手订的“民主集中制”的非法会议，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缺席，然而它却能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将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把“犯了错误”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降为候补委员，充分体现了莫斯科对中共支部的粗暴干涉。会议由罗明那滋操控，目的是为莫斯科寻找替罪羊，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通过了他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决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此后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在罗明那滋、罗易门等人的操控下，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保存实力，并在基层恢复并秘密发展党组织，耐心积蓄力量，却在城市搞“飞行集会”与“儿戏暴动”（张国焘语），广州暴动就是个典型范例；在农村则大肆执行烧杀政策。直到1928年6月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这路线才算结束。这还是因为张国焘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历数过去的错误，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深为所动，承认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严厉批评了盲动主义，宣布当时中国没有革命高潮，并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他的报告的基础上，大会通过决议，规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由此构成了我党后来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决议虽然肯定了八七会议，但仍然指出中央“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 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官修党史所采用的立场，令人不能不感叹国人之缺乏理论能力，以致连我党干革命的总路线都得由布哈林那对中国毫无了解的人来提出。
所谓“立三路线”也是货真价实的斯大林革命路线。本来，布哈林为我党制定的六大路线还比较现实，但斯大林认为太右倾。中共六大刚刚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召开了。其时斯大林正在收拾布哈林的“右派反对派”，该次大会上便成了布哈林在公共场合最后一次露面，此后共产国际便彻底为斯大林的亲信把持。苏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反映到共产国际中，“反右倾”便成了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党干革命的方针。
1929年下半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社会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为配合苏联武装入侵，共产国际给中共下了指示，认为“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 ，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已经成熟，命令中共发动群众支持苏联、保卫苏联，领导群众斗争走向革命高潮。此后国际给中共的指示越来越左，致使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的头脑越来越热。1930年5月，中央下令在城市发动反帝示威、演讲、飞行集会等等。6月间，政治局议决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争取一省到数省首先胜利。据此，李立三制定了行动计划，准备以武汉为中心，在全国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并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初，中央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并把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全国暴动的各级指挥机构。
这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得到了莫斯科的赞许与支持。8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给中共的一系列指示还肯定中共作出了很大成绩，甚至还批评党和工会的组织落后于群众斗争。但到了10月间，斯大林看到了中共政治局八月以来各次会议记录，龙颜震怒，立即下令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整肃，立三路线至此结束。
那么，李立三犯了什么错误？他认为，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中共全力支持了苏俄，现在则是苏俄支持中共革命的时候了。他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策应中共的武装暴动。据张国焘说，“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套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有的说：李立三是不是发疯了？他是不是日本侦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洲，正是苏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进攻苏联的最好借口。有的说：李立三的主张比托洛斯基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他还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共产国际，至少也算得是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 因此，李立三开罪莫斯科，不是因为什么政策分歧，而是因为他碰到了斯大林的心病。
至于所谓“王明路线”则完全是毛泽东虚构出来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的亲信。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主持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从区委干部一步登天，被提为政治局委员。次月，王明成为政治局常委，由此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四中全会是以清算立三路线的名义召开的，但其实质不过是米夫试图彻底控制中共的组织清洗。1931年9月，王明跟随米夫返回莫斯科，因此，他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时间也不过八九个月。王明临走前，与周恩来商定由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临时中央”，维持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工作，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再把权力交出来。但博古等人后来进入苏区后却隐瞒了这一情形，变成了“临时中央”的总书记，此后又在五中全会当选为正式总书记。
王明到莫斯科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兼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常给中共下指示，但总书记博古并不买他的账，因此，临时中央乃至后来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犯下的所谓“左倾错误”，并不能赖到王明头上。
不仅如此，王明其实是反对博古推行的左倾路线的。据国内学者高华教授研究，自1932年起，王明即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1932年3月，王明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苏区“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 1933年1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指出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他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济政策。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
王明甚至还对毛泽东施以援手。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指责“（中央政治局）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 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王明还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吹嘘毛泽东，为他在莫斯科出文集，使得毛泽东成为除了王明之外能在30年代在苏联出版文集的唯一中共领袖。 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
更重要的是，王明紧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战略及时作了根本性调整，是第一个提出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共领袖。1934年11月间，王明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指出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1933年1月26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1934年11月，王明在《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10月，王明起草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入统一战线范围。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
然而无论是博古领导的中央，还是由张闻天作虚君、由毛泽东主事的陕北中央，对这根本的战略调整却反应迟钝。在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后，毛泽东知道了共产国际的战略调整，立即接过了统一战线的口号。但他搞的是联络军阀、借抗日为名大打讨蒋内战的把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才禁止了这种以“讨日令”为“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的阴谋诡计。
由此可见，官修党史中所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是毛泽东捏造出来的神话。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0-1-11 周一, 下午11:36修改，总共修改了5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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