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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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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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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二) (1358 reads)      时间: 2010-1-05 周二, 下午8:56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苏区左王


在上述历次“路线斗争”中,毛泽东的表现如何?是否真如他自吹的那样,是“红区正确路线代表”,与一系列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作了坚决斗争?这不过是他捏造出来的鬼话而已。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毛泽东非但没有抵制和反对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还同国民党打得火热,成了汪精卫的秘书,出任国民党代理中宣部长。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未再担任代理中宣部长,改去为国民党开办农运讲习所。据张国焘说,毛虽然对鲍罗廷以中共中央为替罪羊的政客手段私下表示过不满,但置身事外,不愿卷入中共与鲍罗廷的斗争漩涡中 。的确,迄今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曾像张国焘一样,反对或抵制过斯大林的右倾革命机会主义路线。

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宁汉分裂后,中共大多数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拥护斯大林的右倾革命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其实正如张国焘所说,中共当时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则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有趣的是,毛泽东却看不到这彰明较著的问题,专门采取自相矛盾自我拆台的伟大战略。

如所周知,湖南痞子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煽起来的。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训练出了许多农运干部,使得湖南痞子运动蓬勃兴起。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 毛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对农运作了考察。他回来后,不但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千古名篇,而且在武汉作了口头报告,公开提出“有土皆豪, 无绅不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式过激口号,“一时流传甚广, 到处写成标语, 影响极大”, 使得本已过激的农运更加如火如荼。

但无任何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后,曾反对过继续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主张共产党拉出去单干,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这不负责任的轻狂举止,便一方面使得湖南农村痞子运动超出了武汉国民政府尤其是北伐军军官们的容忍限度,“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最终导致汪精卫分共;另一方面又使得被煽起来的农民没有保护自己的政权与武装,在国共破裂后遭到镇压时,就只能烟消火灭、风流云散于旦夕之间。因此,伟大领袖毛主席煽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痞子运动,乃是毫无实力的“泡沫运动”,其唯一的效果,便是触怒和吓跑我党唯一的同盟者,把汪精卫推进了蒋介石的怀抱。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紧跟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滋,奋起批判他从未抵制过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得到罗明那滋赏识,从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并受命到湖南一带组织秋收暴动。当然,他在暴动失败后,把残部拉上了井冈山,避免了其他暴动队伍遭受的全军覆没的下场。但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度的路线觉悟”,而是一则出于生存本能,再则受到游民文化经典《水浒传》的指引,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干。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毛泽东忙着做红色山大王,局处一隅,消息闭塞,没有可能关心全局。如上文指出,他在此期犯的错误,不是左倾盲动,而是受宋江战略束缚,只想凭险割据,不图进取,在一个没有发展前途的死地中苟安。全亏朱德和彭德怀的帮助以及国军的围剿,他才走下井冈山,开创了闽赣边区根据地。

在立三路线时期,毛泽东非但没有抵制和反对李立三的狂热幻想,反倒拥护李的“城市中心论”。据国内学者近年研究,当时除了何孟雄和陈独秀外,党内根本就没有谁反对过“立三路线”。 毛泽东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是在后来形成的,以1936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标志。 而且,它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毛一人的贡献,周恩来、邓小平等不少人都曾对此“理论”作出过探索和实践。

事实上,毛泽东积极执行了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到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彭德怀自述》提示,毛泽东对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态度其实很积极:

“第三天(引者注:1930年8月23日),朱、毛率直属队到达永和市,我们又第三次会合了。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三千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二千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三万余人,和退守长沙之何键部兵力相等。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没有核心。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迫近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结果,围攻月余未克。”

彭德怀在此说得很清楚,他本人其实不同意再攻长沙,但没有发言。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就算他不是天性独断专横,按我党的制度,他也有最后决定权。如果他反对,则一方面军根本不可能再去打长沙。而且,如果毛反对过,彭德怀绝对不敢在交代材料中不拍马屁,大肆吹嘘一番主席的英明正确。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再攻长沙的态度其实是很积极的,甚至在顿兵坚城之下长达月余才决定撤退。

不仅如此,根据国内学者欧阳小松在其论文 中提供的史料,可以看出毛在二次攻打长沙失败后,还不吸取教训,准备去打南昌:

1930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撤到株州,在该地收到长江局1930年8月初写给红一军团总前委的一封信,传达了中共中央要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的命令。

红一方面军总部随即发布《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的命令》:“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有在争取革命暴动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提之下,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贫民……猛烈的最火速的最勇敢的夺取南昌、南浔路……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略取峡江、新淦”。

1930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信中向中央保证:“红一方面军继续到江西作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要调二十军、二十二军等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

1930年9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命令::“本方面军为要达到原任务,夺取南昌、九江消灭鲁涤平……决先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配合并补充大数量新兵到红军来以扩大红军。”

1930年1O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总攻吉安命令》:“本军团有攻取吉安消灭邓英部队,汇合赣西南群众力量直下南昌、九江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决于4号拂晓总攻吉安。”

在攻占吉安后,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给中央的报告中吹嘘:“吉安暴动的胜利,无疑是赣西南豪绅等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消灭,赣西南地方暴动的完成,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开始。”

1930年10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命令: “方面军有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发动群众,消灭敌军,扩大红军,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

1930年10月26日,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江西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吉安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利的开始,它不仅是更有基础的帮助红军向前发展,不仅要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这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推进,对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意义。”目前“无疑的应继续吉安胜利的发展,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最近吉安的夺取,是汇合一切革命势力,成为夺取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

以上证据有力地证明,即使是在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的头脑仍然处于热昏状态,继续沉醉在“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迷梦中。只是在红军攻取吉安后,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调集重兵围剿红军,毛泽东才被迫放弃了在攻占吉安后夺取南昌的原定计划。而这却被御用党史学家篡改为毛抵制了中央让他去打南昌的命令,改为去打吉安!

四中全会后到遵义会议这一段时间,乃是官修党史所谓“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准确来说,它指的其实是自1931年起中央大员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特别是1931年12月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毛遭到外来的强龙排挤的事,其本质是权力斗争,并无多少“路线分歧”可言。

官修党史所能列举的“路线错误”,就是过左的土地革命政策; “肃反扩大化”;削去毛泽东的兵权,反对毛的“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在福建事变中采取关门主义,没有和19路军组成统一战线;以及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并采用“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据说,由于“王明路线”的破坏,红区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

这几条指控确有一定根据,但事实是,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这位“正确路线代表”未必更高明,在有的问题上甚至更糟糕,似乎可以说,他才是地地道道的苏区左王。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0-1-11 周一, 上午5:18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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