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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主权在民 之 群众路线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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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看芦笛
性别: 
年龄: 40
加入时间: 2009/12/02
文章: 32
经验值: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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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过来看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井底望天
一
看了前面对西方民主的楷模美国的选举民主的描述，估计大家都会得出与俺同样的结论，就是这个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与人民真正做主，或者说俺提到的主权在民，其实相差甚远。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不止是俺这样的草民。在德国，有一位思想家，叫做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他在1911年出版的《政党论》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西方的选举民主，最终一定会走入保障少数利益集团的寡头政治。
这个理论被称为“寡头政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指的是任何政治体制，不论你开头的时候，是多么的民主，还是多么的专制，最后都会变成寡头政治。
米歇尔斯在研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发现虽然这些党派鼓吹民主和大众参与政治，但他们的政党其实和保守党一样，都是由党内的大佬们控制。这个现象在美国其实一样，直到今天政党还是主要由党内大佬们话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就是政党的出现。作为一个人类组织系统，当一个政党的组织越来越复杂，最后的结果就是党的运作越来越不民主，变成了少数元老主控的组织。
简单地说，就是有组织，就会出现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就带来权力，而权力就造成腐败。当大佬们控制了高层的政治权力，就利用这个权力提拔自己的亲信，巩固自己派系的势力。然后整个派系就获得自己的权力分红，并用这个分红来奖励自己的人马，收买更多的派系之外，甚至对手派系的精英。如此类推下去，考虑到民主选举制度的候选人，都要经过党派内部协商出来，这样的寡头政治，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那么可不可以排除官僚主义？应该难度不小。大型组织，自然就会有协调的问题。要协调，就需要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的运作，靠的是上下级别的森严壁垒以到达运行的效率，本来就需要高层CEO的独断专行。任何有效的决定，无可避免地不能靠人多嘴杂的乱嚷嚷来解决，只能靠少数人的当机立断。
这种组织高效运行的要求，自然就是把大量的权力放到了少数人的手上，而这些少数人，也就是寡头，自然就会想尽办法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并希望能够权力越多越好。
而大的组织系统，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限制，不可能大家老在一起讨论问题，就会产生通过代议的形式，就是派少量代表来完成这个程序。又由于人群心理的羊群效应，希望看到一个英明的领导带领大家向前进。
然后又因为领导再英明，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自然要把各种具体事务，交给手下的代理去做。这样就造成了组织里人事的专业细分化。结果就是通过对这些专业人才的依赖，领导们就开始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了。
官僚化和专业化，伴随的就是法律条文的繁杂化和神秘化，搞得普罗大众们也搞不懂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当然这种发展的优点，就是政府系统的理性化和程序化，对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有好处，但是在面临外部和内部的挑战时候，这个系统就缺乏足够的活力和弹性，来解决问题。这种以稳定为优先的思考方法，自然导致整个系统的得过且过的惯性。
如果面临的挑战不大，也许混一下也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如果挑战过于严峻，那么系统崩溃的可能就非常大了。
当然这位老哥最后的解决方法值得争议，就是他加入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政党。因为他认为，一个具有个人人格魅力的国家领袖，比如说墨索里尼，可以绕过掌握政治权利的利益集团阶层，直接和广大人民群众沟通，以此来消除利益集团对人民利益的绑架。
这种思考方式其实在许多国家都比较流行。比如说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整个民意显然支持由总统罗斯福实行个人独裁，来取消令人讨厌，只是保护少数利益集团利益，忽略广大屁民生计的国会和高等法院的民主体制。当然在那个时代的美国，“独裁”一词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如此面目可憎，而“民主”一词也不是像今天这样被吹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时闻”。这个变化都是在冷战中，民主才开始变成对付华沙条约国家的舆论武器。
其实想一下，那个时代的美国，用来保护普通劳工权益的最低工资制，被人家高等法院大法官们宣布为违反美国宪法，而国会天天忙着通过法案，为有钱人减税。倒是罗斯福想实行一些社会主义政策，来帮助穷人们过关，反而成天被国会打压。
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推行的人民民主，也是走的这条通过具有高度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和劳苦大众直接交流，试图把中间的官僚利益阶层取消。这个大民主的社会实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失败。
前面讲到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难以避免钱对政治权力的操控，因此他认为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公的问题，解决不了，人民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是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力上的平等。这个观念，得到了后来的西方思想家，比如说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和法国哲人孟德斯鸠，都比较赞成这个只有实现了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政治平等的观点。
这个观点后来受到了一位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反对。这位法国老兄到了当年杰克逊治下的美国跑了一圈，写出了著名的《民主在美国》一书，提出了政治平等，不需要经济平等背书，而以完全区别于欧洲的美国环境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使美国成为政治平等的楷模。
这种美国优越论，通过一个对美国社会并不是特别了解，走马观花9个月的老外的吹捧，似乎同今天中国那些估计连美国都没有来过的知识精英们吹捧的美国民主自由万金油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托克维尔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本来比较一般，但随着民主概念，在冷战中间，尤其是里根之后，逐渐成为西方对付苏联的思想武器，他的地位就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有点从关公变成关帝的架势。
二
其实可以理解的就是，在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在对财富的贪婪追求的过程中，财富在少数人中的集中，并没有带来对贫困人口的财富的掠夺，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和自由市场的信念得到了推广，整个美国人口，总的来说，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
而因为美国这个新大陆，没有旧世界的包袱，因此其民主的出现，虽然是以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泪作为代价，但这些只不过是白人眼中的垃圾，所以没有出现在欧洲那样，对贵族专政的暴力革命。所以鼓吹民主运动的学者，必须依靠美国的例子，来减轻欧洲人，尤其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们对民主的恐惧。
当然对托克维尔本人还是要佩服的。因为他本人是贵族出身，家里一大帮人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上了断头台，尤其是他的曾祖父毅然决然出来为路易十六辩护，而以身殉职，被欧洲贵族们尊崇为典范。他自己的父母本来在等死，因为雅各宾党倒台而逃过一劫，可是他的母亲却因为惊恐而精神失常。在这样的家恨之下，他自己却对法国大革命持支持态度，认为在大时代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比党派和个人的悲欢荣辱要重要得多。
这样的历史观和荣辱感，是值得尊敬的。反观一些现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一股民国翻案风，出现龙应台之流的企图以个人悲欢，来虚无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倒是一个很值得人感叹的现象。
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1年，美国人口大概是在1300万左右，其中黑人奴隶大概是2百万。因此生存空间的广阔，使得白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因此大部分白人家庭，都可以杀一帮印第安人，圈一大块西部的土地，然后买几个黑奴，就俨然成了有产阶级，在心理上不存在你谁和谁，就是比俺要牛的想法。
在欧洲需要展现一下自己的贵族身份，和从祖上那里传下来的百顷良田农庄的富裕，在美国这里就变成骑几匹马，端几条枪，出去抢这样的简单工作。谁又比谁高贵多少呢。
那个时候的托克维尔的老家法国，大概人口是2千多万，其人口密度，基本上可以和今天美国3亿人口之下的人口密度，就是大概每平方公里30几个人相比。
因此在美国不成为问题的财富分配，尤其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高度发展之前的农业经济，土地的拥有权，在人口密度高的法国，当然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当然在城市化之后，这个土地财富就转化成了房地产财富，但由于人们居住条件的拥挤，自然对社区，就是说集体的要求，将会是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对集体利益的重视，通常会比个人利益要优先。
其实在美国早期，由于白人的殖民点经常受到印第安人游击队的袭击，要求大家必须抱团以求生存，因此不太常见托克维尔看到的那种个人自由。而且后来出现的以宗教异端教派为主的集体公社，比如说从德国搬到美国的“和谐社会（Harmony Society）”等等，都是这种群居的宗教社团。
只是在美国西部扩张中，彻底打垮了印第安人的抵抗，算是解决了集体安全问题，那种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才得以大规模发展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欧洲后来发展起来的民主体制，就没有走孟德斯鸠提倡的三权分立的路子。本来孟德斯鸠糊里糊涂地以为英国的体制，是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以达到权力之间的互相平衡。但其实真正进行三权分立的倒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欧洲采取的议会主权制度，其实政府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并没有分离，而是采取了权力集中的方式。
这种集中权力的方式，非常显然就是俺这里提到的人口密度原因，需要政府更多地考虑到集体的利益，而采取牺牲个人利益的客观要求。
而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财富不平均的扩大，自然会导致对国家里的穷苦和弱势阶层的利益损害。这一点是当时人口密度低的美国，短期内看不到的。这种环境的不同，当然使美国个人的自由要比欧洲人相对要大，对政府的干预比较持负面态度，因此欧洲人对社会主义的政策之赞同，自然和美国人的反感，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你坐着直升飞机从美国、中国、和欧洲的天空上慢慢地飞过去，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那就是在大概2公里的距离之内，美国的中西部平原，看到的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农庄，在欧洲中部的平原，看到的是几十家一个小镇，而在中国的华北平原，就是几百家紧挨着的村庄。
当你这个同样的地理空间，放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4口之家，相对于这个自然环境，发展起来的当然是重视个人发展和家庭价值的社会形态。而你把几十家放在同一个空间，发展出来的文化，自然就是家庭关爱之上的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到了中国这种几百家的地步，那么集体利益的优先考虑，是无法用自由主义如何如何来否定的。
其实美国今天已经进入了这个人口成熟期，就是任何富有阶层的财富积累，已经不可能在不影响贫穷阶层的生存条件下进行。从门罗主义后，到老罗斯福开始的对外掠夺，在小布什手上，开始走入坟墓。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烂尾地盘，变得得不偿失。在这种内部空间变得狭小，外部掠夺路子走不通的情况下，内部的分配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
因此美国以后面临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就会在税收、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等上面，逐渐表露出来。靠从前提倡的美国梦、个人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这三个板斧，已经无法解决新的形势下面临的严峻挑战。靠着政府为私人的金融家们抗责任铁牛的方式，把金融危机换一个马甲成了财政危机，将会给美国现在实行的自由民主政治造成极大的内部和外部挑战，这个系统如何可以勇敢地进行改革，而不是在目前的低效率之下继续干耗，是体制可不可延续下去的关键。
除了财政危机之外，美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个内部分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前面俺提到的教育双股制度的出现，和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人口的增长，导致他们在政治权利上的影响增大，会慢慢出现一个国家公务员系统，比如说各个州的那些中低层政府部门的打杂的，会逐渐被这些族群中，不求锐意进取，只想通过人多势众从而享受容易的政府优惠的人群占据。那么结果就是，你会看到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私人工商业集团，和以少数族裔为主体的政府职员集团，在传统的美国政府和私人之争下面，加入种族割裂的主要因素。
三
那些从前争论的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多些税收还是多些福利，走欧洲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坚持美国资本主义传统，靠政府干预解决收入差距还是靠个人奋斗实行美国梦想，这些争论就会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之争，再加上种族冲突和文化分野。
当然大规模增加的拉丁裔人口和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又无法进行文化融合，都会为美国带来内部殖民化的头疼问题。
除了这些内部隐患，来自外部的挑战，就是中国的复兴带来的东亚整合导致世界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重新回到欧亚大陆。在这种西方文明全面衰落的过程中，又受到穆斯林文明的军事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挑战。
现在中国人也许会笑话这些极端势力对美国和西方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挑战，只不过是以卵击石。但是不要忘了在100年前，当中国的义和团民们对西方军事实力的挑战，也是以卵击石，但是50年后的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表现，就完全令人刮目相看了。因此穆斯林文明的崛起，或者说人家的复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么转过头来看中国，在一个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国家，实行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在财政和税收政策上对收入不平衡的调整，其实就会令更多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而鼓吹将这些措施进行合法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资本制度），其实就是要求确立中国出现的资本家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更大控制。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社会，任何王朝要考虑的都是如何防止土地兼并导致无地的农民增加，而出现大规模流民的情况。而现代社会考虑的就是不能让城市房地产兼并，而导致无房可住的笼民和蚁民的增加。
中国要防止的，不光是不能出现民主印度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孚”的情况，还要防止出现民主美国那样，对街空房屋，贫民帐篷城的局面。
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传承关系，在全世界到处存在的官商勾结的现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表现的形式是资本为主而控制政治。而在中国则仍然是以政府主导，来控制资本。因此对中国进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或者说自由钱主）的改造，其实就是等于要求大家把政治权力交给资本，从而让那些在国有财产私有化过程中，把公家的钱塞到自己口袋里的官僚们，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私人的资本大亨。然后这些大亨们，就把不那么光彩和正当而获取的财产，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在通过所谓全民都可以投票的假民主的过程中，彻底掌控政治权力。
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当然不应该是这个私有化和西方民主化过程，把大家变成少数资本家集团的奴隶，再通过内部的官僚资本集团和外部为西方金融集团服务的中国买办集团联手，倡导所谓资本的全球化，从而连中国人的民族自立和国家独立的底线都给予放弃。
如果按照这套路子去改革，那当年还搞什么人民共和国，走这么长一条弯路，直接让蒋家王朝卖国下去，不就得了。
那么就回到俺之前问的一句话？中国的民主出路在哪？
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保证政府对资本的控制。如果今天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太多弊病和令屁民们不满意的地方，其根本出路在于，如何通过制度上的建设，约束住政府的官僚体系和资本的勾结，和增加屁民对官员的监督程度。
因此俺一直认为，中国的主权在民，应该不是集中精力在“官威”，就是官员产生上的民意体现，而是应该在“吏治”，就是官员行使政治权力上的责任问职。
中国的文化特殊，体制也是世界上的唯一。直到今天，大部分海外的中国学家们（就是Chinese Scholar，以前被错误地翻译成汉学家，又绕回俺说的把中国人有意狭义到汉人）仍然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国家（Civilization-State），而不是西方那些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因此在中国实现主权在民，要走的还是应该是群众路线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华文明的一个优点是其文化主义，以及因此出现的文官制度。但是这个优点推行到了极致，却造成了另外两个文化要素的衰弱。一个就是重商主义，一直没有得到政治体系和其代表的文官精英阶层的重视。另一个就是尚武精神，在唐朝之后，就逐渐萎缩。
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成果，就是重商主义的出现，而出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而兴起的民族主义，也为重新找回汉唐传统的尚武精神，起了关键的作用。
如何把文化主义、重商主义和尚武精神这三大要素，在理性和不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凝聚力下，有效地融合，就是中国强盛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不二法门。
当然如何吸取西方的资本控制政治权力的经验教训，在重商的同时，保证不要在西方选举民主体制下，把民主政治变成钱主政治，保证国家对资本权力过大的制约，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选择。
这个选择当然是一个困难的历程，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和资本控制全球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竞争，而确定中国作为世界性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地位，自然会遭到西方资本控制的西方媒体和相当数量的中国媒体的围剿。
当然更潜在的危险，则在于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在制约资本权力的同时，握权自重，公权私用，以公肥私，和骄横跋扈，将西方式样的资本主导和官员跟随的官商勾结方式，变成中国式样的官员话事和资本捧场的官商勾结方式。
而主权在民和群众路线，就是要保证普通草民，对这些官员的监督。这就是俺一直提倡的“严吏治”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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