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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暘：答芦笛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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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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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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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答芦笛先生
李子暘
芦笛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许多文章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小子不才，竟然也入了芦笛先生眼中。蒙先生错爱，还给了不错的评价，称“颇受启发”“非常精彩”。
如果只是得到了芦笛先生的夸奖，高兴一番也就罢了，但芦笛先生在赞许之余，还指出了我的局限，并提出了一个悖论（详见后面的附文“门外汉妄谈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这就很有挑战性了，值得我思考一番。
仔细研读了芦笛先生的文章以后，我不得不说，芦笛先生所说的悖论是不存在的。我有必要就“计划”这个概念和芦笛先生进行讨论。
“门外汉妄谈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一文，前半部从我的文章“三种武器”说开去，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进一步的批评。联系迈克尔·波兰尼的观念，芦笛先生还提出了一个他亲身的一个经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果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调节的。这个观察无疑是对迈克尔·波兰尼理论的一个证明，非常生动。
文章的前半部分毫无问题。芦笛先生虽然自称“不懂经济学”，但对米瑟斯、哈耶克、迈克尔·波兰尼的理论理解得非常准确，结合中国现实的伸展论证也很有趣。
但后面就有问题了。
芦笛先生说我关于交通管理的论述非常精彩，但惜乎没有抽象为理论，错过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复杂系统到底是否需要“宏观调控”？
其实我在论述中已经有了结论，那就是复杂系统不可能有什么“宏观调控”，没人有这个能力。这也是这个例子的原作者保罗·海恩的意思。不过，我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论述在“一个比一个复杂”这篇文章中。如果芦笛先生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那篇文章。其中对复杂系统有更细致的分析。
接下来芦笛先生的推导，在我看来颇为怪异：
“金融活动已经升格到全球水平，所以，金融巨头们在为自己的企业做出发行多少金融衍生物的年度规划时，其实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计划管理全球的经济……当某个企业或某种行业扩展到一定范围（全国水平或全球水平），自由经济就变成了计划经济，所谓“市场的看不见之手”被砍掉了。不管资本家有无意识，实行的都是整体管理……这种管理任务超出了人脑或电脑的能力，所以迟早要遇到灾难。这悖论给资本主义经济规模封了顶，使得它成了一种怪物，疯长到一定地步就会被自重压垮”。
怪异之处源于芦笛先生对“计划”的错误理解。
可以看出，芦笛先生把“计划经济”中的“计划”等同于我们日常生活和企业经营的“计划”，所以，才会以为，不管什么计划，只要太大了，就会“砍掉市场看不见的手”。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计划经济”“计划生育”中的“计划”，其实是糊涂观念和掩饰真实状态的用词。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计划”，而是“强制”。“计划经济”“计划生育”中的“计划”，如果完整真实描述的话，应该是“强行计划他人的事务，并且计划者不承担成本”。
这根本不是什么“计划”，这是掠夺，是耍流氓，是强盗行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自愿和被迫必须要有准确的理解。一个人生计无着，被迫接受低工资。这里的被迫，并非来自以低工资雇佣他的人，而是来自其他方面。在他和雇主之间，并无任何强迫存在。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在这种情况下迁怒于雇主，仿佛雇主压低了他的工资。可是，如果雇主因此不再雇佣他，那他连低工资也得不到，他的收入是零。
任何商业计划，不管规模多大，甚至遍及全球，也不可能是那种强制性的“计划”。商业计划必定是各方自愿的结果，或者得到了产权所有者的授权。如果一方不自愿，被另一方强迫订约，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已经提供了救济手段，解决起来并不难。这方面的现象，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芦笛先生认为商业计划如果过大，就可能成为类似“计划经济”的计划，显然，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学理上和现实中都没有什么根据。如果没有强制的暴力介入，商业计划再怎样发展，也绝不可能破坏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的手”。正如芦笛先生所说：你得罪了地主或资本家，无非是换个地方打工。没有暴力手段的资本家，最多也就是让你离开他的企业而已。
商业计划是自愿的，资本家和其他参与者始终都会追求利润。而要想获得利润，就必须保持对商业计划的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因此，商业计划发展到管理者无力控制的地步，在正常状态下是不可能的。现实中的公司，如果规模过大，超过了管理的限度，无须他人干预，所有者自己就会拆分或者重组。公司的规模是不会无限扩大的。如果有愚蠢的管理者，不顾自己的能力，一味地扩张企业规模，就会因为管理跟不上而丧失赚取利润的能力。那时，市场会立刻惩罚他，手段就是让他破产，他拥有的资源将转而由其他人所有和管理。他犯错误，正为其他人提供了成功的机会。
那么，企业家会不会同时犯错误呢？正常的情况下，不会。这方面的分析详见我的文章“企业家会同时犯错吗？”
现实中当然存在那种看似庞然大物的商业组织，似乎和国家计划没什么区别。但如果深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种种灵活机动的管理机制，可以确保投资者和所有者对企业的掌控。毕竟，投资者和所有者要对企业负最终的财务责任。这种财务约束是带有根本意义的。而所谓的“计划经济”正是缺失了这种约束，因此也就缺失了对自身规模的限制，才会产生出那种把整个国家变为一个公司的、注定要失败的狂想。
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或者其他暴力因素的干扰，企业规模不可能扩展到那种危险的规模——企业家的失误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既然交易都是自愿达成的，交易对方不可能自愿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如此完全地托付他人，而不加防备。现实中，市场早已发展出多种多样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家犯错的风险，比如保险、评估、信用评级、资信调查、公证，等等。这些都是灵敏的市场机制，也是对任何错误扩张的有效抵制手段。
但国家的政策，往往破坏了这些精巧的市场机制。在这时，再来责备市场的失灵，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有人也许会敏锐地意识到，我的前提是“在正常状态下”，那么，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已经“不正常了”呢？是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转已经大大不正常了。这种不正常不是来自资本家的扩张，正是来自政府对市场体系的干预和破坏。
以金融市场为例。确实，金融市场非常复杂，复杂到外行和消费者根本看不懂的地步。当代的金融业也早已有了全球性的意义，那么，金融巨头们是不是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计委”呢？如前所述，分析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金融巨头们（一）是不是具备暴力侵犯他人的手段；（二）是否必须要对自己的决策承担最终的财务责任。
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巨头们无论多么威风凛凛，显然都不具备暴力手段。那么，他们是不是要承担最终的财务责任呢？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政府已经介入了金融，深深地介入了。
以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来说。所谓次贷，就是不可靠的、很有可能收不回来的“有毒”贷款。如果金融家要负最终的财务责任，他们就会主动控制次贷的规模，甚至根本不把钱借给那些偿还能力不足的人。
可是，实际上次贷的数量很大。这是为什么？因为政府要帮助穷人，帮助他们得到自己的住房，所以通过各种法规、政策和“两房”这样的国营机构，强迫银行必须向那些偿还能力不足的人发放贷款。银行不从，很可能要承担诉讼失败的结局，并付出大笔的赔款。
重要的是，政府在做出这些规定的同时，也就部分解除了金融家必须承担的财务责任。换句话说，如果银行因为次贷而出现经营危机，政府有救助的责任和义务。这和中国国有银行呆坏账的根源是一样的。如果国家要求银行必须给效益不佳的国企贷款，那么，国家就有责任掏钱免除银行的呆坏账。
现实中也果然如此。除了雷曼兄弟这个倒霉蛋以外，其他大量比雷曼兄弟经营更差、亏空更大的金融机构后来都得到了政府救助。许多人为政府的救助喝彩，或者积极论证政府的救助是必要和有益的。随他们怎么论证，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改变的，如果金融家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最终的财务责任，他就不再会像一个真正的金融家那样谨慎、认真、负责任地经营，他的行为就会更大胆、更冒失、更看重短期的个人收益，并给社会施加过分的风险。
风险逐渐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必定会爆发，这就是金融危机。
芦笛先生说：
“去年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不是……政府捆住了‘市场之手’，恰是因为金融资本家们对全球经济作了无意识的计划管理，因此一旦操作失误，顿时便累及全球”。
可实际情况却正是政府捆住了“市场之手”。政府先是强迫银行发放不应该发放的贷款，然后又动用纳税人的钱，或者发动通胀，用新印出来的钱，救助银行。这些行为，都破坏了复杂的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和预警机制，导致金融体系的部分或者大部分失灵，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可见，金融危机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金融资本家已经成了全世界的“计委”，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想要效仿社会主义“计委”，想要干预没人能全面掌控的超级复杂系统，结果只能是可耻可笑的失败。世界被笨拙的政府官员，和被迫跟着官员转的金融家搞得一团糟。在这个局面中，官员还是金融家的责任更大，不是一目了然吗？
说到这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非常明显了，那就是，越复杂的系统，越不能进行人为的干预。芦笛先生主张“人为遏制金融经济的无限扩展趋势”。我不知道这里的“人”是谁。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谁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我认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除非上帝化身为人。既然上帝不会化身为人，那么，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政府还是不要干预市场的好。
最后，看到其他人对芦笛先生的评论中，似乎有人不理解计划和规划的区别。简单解释来说就是，计划是具体的指令集合，规划则是抽象的规则集合。计划中必定出现某些特定的人和组织，比如，老板命令，张三今天在办公室起草文件。这是计划。规划则只有抽象的所指。比如，所有各方自愿签订的合同都必须被履行，所有的汽车都不许闯红灯。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规定某特定政党必须执政的宪法，是不能被称为宪法的。那其实是行政命令，是某人或某些人的意志，而不是抽象的中立规则，不是法治。真正的宪法，首先必须是抽象的中立规则，只能规定符合某些条件——比如在选举中得到多数选票的政党可以执政，而不应该出现任何特定政党的名称。正如足球规则中不能规定，巴西队必须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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