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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集体主义和我们的集体主义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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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管理员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经验值: 519161

标题: 他们的集体主义和我们的集体主义 (980 reads) 时间: 2009-11-20 周五, 上午3:31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他们的集体主义和我们的集体主义

芦笛

数落了半天林桑，突然觉得很无聊——何必为这种姨爹浪费短暂余生？现代小青年中，先进者的人文素养与思维能力根本就不是林桑可以梦见的。他那些垃圾连小钟都看不下去，还能有什么蛊惑力？倒是在毛左中能找到知音，不幸的是那些人又未必能认同他的亲日情结。正如我在《悲剧》文末指出的，那种山寨版三岛由纪夫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找不到知音，只会把自己搞成笑料，何必杀蚯蚓用牛刀？

还是来谈日本的集体主义和咱们的集体主义吧，虽然我丝毫不懂日本的事，但看过点对日本国情民俗的介绍，也曾交过两个日本朋友，好歹有点心得。当然可能是笑话。说错之处，恳请留日大贤不吝指正。

日本和中国的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是一个拥挤社会，鬼子称为close-knit者。在这种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成了首要问题。一个人不光是为自己活，更是为他人活，其价值由周围的人来评定。这就给社会成员造成一种极大的心理压力，使得他们有“趋同倾向”，行事之前一定要考虑别人的观感，不能率性而行，高标独调，作出头椽子。此所谓“善与人同”，此处用的不是原意，在中国是随大流迎合大众，在日本则似乎是善于与众人取得谅解，不轻易发生冲突的意思。

在个人自觉压抑个性迎合社会这点上，中日并无不同。不同之处是，日本人特别强调“责任伦理”，强调自己的行为不能给别人制造麻烦，因而他们的社会公德意识非常强烈，不用清道夫而能保证大城市的整洁，我看就全靠 “别给他人添麻烦”的个人自觉。以下摘抄即兴网友的旅日散记：

“日本的店堂一般较小，将推车放到店堂内将会造成拥挤不便。朋友也
曾是位纽约客，见我有些不知所措，笑笑说，‘把车留在门口，没问题。
这不是纽约。’更使我惊奇的是，因店堂里较热，他把御寒的外衣与背包
就往童车上一扔，泰然地进店了。这店门是木制的，在里面根本无法照看
门外的车物。朋友见我疑虑的眼神，还是若无其事地说，‘没事，这儿不
是纽约。’ 餐后，果然啥事也没有。

在其他公共场所，如小孩游戏的地方，人们也就把随身的衣物放在门口的
开放衣架里，既没有锁，也没门。人来人往的从没人丢了什么东西。在大
的综合商场中的小孩游乐处，他们也总是把衣物往推车上一扔，将推车随
便往柜台边一靠就放心与孩子们疯玩去了。我想，一百户游客中若有一人
遗失了东西，这百户游客就不会有一个会放心地随意放置自己的物品了吧。
人们能这样安心地乱放随身物品，对社会的治安该有多大的信心，是不用
我多加称道的了。纽约啊，纽约，要我怎么说才好啊。”

因此，这种高度文明的良好治安环境，大概与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耻文化”（详见下）诱导出来的社会责任心分不开，这应该说是个优点吧。

集体主义精神也能让日本人很容易便树立一个全民族的奋斗目标，使得全民自觉地为那个目标集体奋斗。直到近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让其他国家尊敬日本”似乎一直是日本全民族的奋斗目标，也就是咱们的“精神原子弹”。它的确多次激励了全民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富国强兵，在明治时代便先后打败中国和俄国，让西方不得不正眼相看，总算挤进了列强俱乐部。在华盛顿会议后又觉得受了列强欺侮，加上受到斯大林总书记与希特勒“总统”的启发，认定民主不是独裁的对手（可惜林桑至今才再度发明了他的祖师爷制造的车轮），从此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几乎把国家拖入深渊。在战败后又全民从头创业，一直苦干成了世界老二。这应该也算是集体主义的优点。

集体主义意识也培养出了政客强烈的责任心。哪怕是在军国主义时代，日本政客们仍然不像中国政府那样，对子民的生死存亡漠不关心。每个战死的日本军人的骨灰盒都不远万里地搬运回去，交给遗属。战士们的遗孤也有人照料。这不是出自西方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是一种强烈的集体责任感使然。

然而这么做也可能给个人带来可怕的心理压力。几年前，伊拉克的恐怖分子绑架了几个上那儿去打义工的日本人。日本政府立即投入营救。人质最终获释。他们刚出来时还神采飞扬，说并不后悔，以后有机会还要到伊拉克去作义工。然而回国后却遭到舆论一致谴责，说他们太自私，只顾自己痛快，给别人添了许多麻烦还嫌不够。那舆论压力之强大，害得那几位前人质几乎崩溃，其中一位女的几乎自杀，由此不难看出那压力之大：连恐怖分子的折腾都熬过来了，却受不了国人的指责，您说厉害不厉害吧？

这就是《菊花与军刀》说的“耻文化”。在我模糊记忆中，作者认为，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忏悔精神上的。这种忏悔乃是自我内心拷问。日本人缺乏这传统，却有“耻文化”，也就是公众舆论造成的耻辱感。这与个人将自己的行为与道德标准相比产生的悔恨心理完全不一样，而是一种因辜负了大众期望、或是给别人添了麻烦而产生的“丢了脸”的耻辱感。在此，衡量自己的行为的标准并非自我认定的道义，而是他人的期待。因此，只要自己的行为为大众认可，那就什么兽行都可以当成英雄业绩干出来。

似乎可以说，日本人没有个体的良心，只有大众认定的行为规范，违反了这行为规范就是奇耻大辱。它可以对个体带来巨大心理压力，甚至促使个人去寻短见，因为根据日本人的传统信条，不管是犯了多大罪，人死罪也就消了，当然奇耻大辱也就一笔勾销。耻辱感当然也可能引起悔恨心理，但这悔恨并不是因为违反个人良心导致的忏悔。这就是二战时日本军人何以缺乏欧洲军人的骑士荣誉感，以滥杀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和战俘为赫赫武功，以致在报上把“百人斩”当成全军学习榜样而加以表彰，而战败后又有那么多军人自杀。这或许也是日本人顽固拒绝道歉谢罪的缘故吧。只有良心才会逼出忏悔，而耻辱感只能抵制忏悔。

另一方面，这种奇特的“耻文化”也常常激励着武士宁死不降，因为国人对投降者的鄙弃比死了还难受。同样的心理也促使着长官在失败后对下属怀有一种耻辱感，因为他let down了部下。《二零三高地》结尾，第三军军长乃木大将在“面圣”时因为自己无能导致大批部下阵亡而痛哭失声。我不知道这是否艺术虚构，但我认为，即使是虚构也有足够真实的基础。90年代日本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电视台采访了一对老夫妇，他们在述说不得不遣散雇工时痛哭流涕，不能自已，连声说自己辜负了下属的期望。谁都知道日本人表面是温吞水，很难见到西式大喜大悲，而那老夫妇竟然哭到头伏到了席子上，说明他们的耻辱感已经到了无从压抑的地步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种景象我还从未见过。离开《菊花与军刀》说的“耻文化”，我觉得还真无法解释。

耻文化的强大动力，使得日本人不必靠物质刺激便能保持员工的工作热情——公司不但是个人谋生的地方，也是他们接受集体评价的场合。为了不let down集体，当然个人就只能努力工作，起码不能落在他人后面。然而这也有弊端。据说大家下班后不管有事无事都得泡在公司里，跟同事喝酒聊天扯淡，混到足够晚才能回家。若是回去早了，就连太太都要骇怪：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是不是跟同事处不好？日本的交际应酬也特别多（当然可能没有中国多），我有位在日本当教授的朋友就抱怨他时常喝醉。

耻文化的工作机制，乃是个体特别重视集体对自己的评价，为此必须“善于人同”，时时处于一种保险状态：不要轻易流露自己的感情，不要让人家的面子下不去，即使要表示自己的意见，也要用委婉的暗示手法，千万不可如老美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

这就是为“插嘴”网友盛赞激赏的日本人的“含蓄”。其实任何一个稍微知道“旧”社会风俗的人都知道，这并非日本特产，传统中国社会的读书人也是如此。哪怕是到了今天，中国人都没有当面说“不行”的习惯，下级对上级，小辈对长辈尤其如此。我到国外之初仍然保留着这习惯，为此还与导师发生冲突。他埋怨我为什么答应的事不干，我很委屈：我不是早就讽示过不行么？只是我没有直接说出而已。他于是告诉我，在我们这儿，这种委婉拒绝不是客气而是糊弄别人，乃是对他人尊严的冒犯。以后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礼貌。我心花怒放，盖我最喜欢的就是直来直去，最讨厌的就是咱们的“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浪费智力去从字里行间去苦苦猜测对方的真意，不意这世上还有姨爹认为那是日本人的先进发明。

这种耻文化也决定了妻子特别照顾丈夫的面子，讲究的是用“柔道”驯服丈夫，表面上百依百顺，其实靠的是《孙子兵法》上的三韬六略，用巧妙的手段去控制丈夫，“架空晁盖”，使得实权落在自己手上。当然，这是某山寨日妇当年在《罕见》得意地自吹她本人从正版日妇那儿学来的手段，未必可靠。不过我看过一份在日华人在日本的猎艳记（记不得是谁在本区作了个链接，小衲还赞好来着），其中似乎也有类似说道。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个弊病，我觉得是日本人提倡共性、压抑个性必然导致创造力萎缩。很难设想一个不主张标新立异，强调处处与他人“调齐”社会，个人的创造力该怎么才能充分解放出来。

反过来，这种“调齐”也造出了日本特有的“鰯文化”，亦即个人在国事中起不到中国或西方独裁国家中的作用，而是靠一群沙丁鱼靠协商沟通妥协达成共识。即使是在军国主义时代，日本也不可能产出独裁强人，仍然是集体决策。这就是网上至浑林思云坚持认为二战前日本也是民主国家的缘故——他以为世上只有两种政体，不是独裁就是民主，所谓独裁就非得有个大独裁者不可，而所谓民主就是精英集团内部集体决策。如此说来，今日中国也是民主国家了，因为并没有一个为所欲为的大独裁者，国事基本由政治局和几个大佬集体决策。

这种奇怪的制度，降低了国家对个人的依赖，使得国家成了“没有头儿也能转”的具有自主性的机器。它的弊端则在二战中充分暴露出来，入侵中国东北和关内都基本上是下面的军人发挥“基层积极性”，而且基本是参谋校官采取主动精神，最后这些人反而不用承担责任，绞死的都是将领。

集体主义最大的危害，还是过去早就说过了的那条：统治者或精英集团借国家利益名义，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将公民谋求正当的个人福利视为耻辱甚至罪恶。当这种“为国家腾飞”成了一种席卷全民的宗教激情后，就可能使得愚民丧失理智，使得少数清醒的精英噤若寒蝉。连山本五十六那种名望极高的将领都不得不屈从主旋律，明知与美国交战毫无胜算，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干。最后全国一起堕入深渊。

以上说的是我对日本集体主义的一点穿凿，必须强调指出，我这基本是阅读所得，而且可能早就过时了。据说现代日本小青年跟美国青年也越来越相似，未必还是当年的样子了。因此，以上所说跟留日大贤耳闻目睹可能很不一样，尚请诸位指正。

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什么呢？主要精神我看根本不是西方的团队精神——谁都知道有三个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分为三派，论勾心斗角互相拆台，谁也比不上中国人。中国的所谓集体主义的唯一用处，便是大独裁者或统治集团盗用国家或集体的名义，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掠夺社会财富，营私自肥（后面这条连日本军阀都不如，人家毕竟是清廉的）。这种集体主义不但没有产生公民普遍的责任心，没有产生社会公德，也没有产生耻文化，产生的反而是毫无责任伦理观念，只求自己痛快、不管社会后果的“无耻文化”。中日为何在此殊途，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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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集体主义也许可以用一句话说明：皇帝把自己的大私化为臣民的大公，每一级官僚都照此类推。 -- 吴耐 - (441 Byte) 2009-11-20 周五, 上午10:11 (21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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