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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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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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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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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简短截说，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就是把一个人类社会改造成一台功能单一的庞大机器，为此对全社会实行了程映虹女士所谓“原子化”。
在苏联问世之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人类社会，总是由许多自然形成的民间社会组成的。所谓“民间社会”，就是把某种特定的人群组织于其中，实行自我管理的社会自治单元。例如欧洲从中世纪起就有各种各样的行会，把各行业的工匠、商人们组织于其中，行会领袖则代表整个团体对外争利。中国则实行所谓“宗法统治”，整个家族组织在一起，实施自我管理。
旧式统治者一般都通过这些民间社会来间接实施对国民的统治。官府充其量只能管理控制民间社会的头目，而民间社会内部则实行自治。官府一般并没有能力直接去干涉民间社会内部的事务，更不可能实行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
这种民间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控制力，要远远超过浮在社会顶端的朝廷或政府，其生存力也远远超过朝代的寿命。“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君王们来了又去了，如同走马灯一般更换，然而江流石不转，自然形成的民间社会（包括黑社会）却永世长存。哪怕是异族入主也无法打破草根社会的自治。满族入主中原，虽能强迫人民变发易服，却不可能废除各个家族奉行了几千年的宗法自治，更不可能改变或废除他们业已奉行几千年的行为规范（亦即“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斯大林却缔造出了一个与一切过往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崭新“国家机器”（光这用语都能看出马列的机械脑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丝毫不考虑人性，居然把人当成一种可以再生产的商品，可以化为符号，代入数学运算，整个忽略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各种各样的复杂动机，堪称人类历史上“隧道眼思维”之最）。在这种机器中再也没有了各式各样的民间社会，只有一个人脑，那就是国家领袖的，以及无数忠实的导线，将领袖的大脑与所有的“齿轮和螺丝钉”连接起来。
为了建成这史无前例的新机器，斯大林便不能不毁党造党，毁国造国，毁民造民，彻底粉碎俄国的一切民间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传统纽带统统切断，把杀剩下来的人改造为处在党组织全面监控之下、只与党导线连接的“齿轮和螺丝钉”。
如前文所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革命党这个威力无穷的夺权武器，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则是把这个革命党改建成了一个强大的统治机器，这个机器不但控制了一切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全面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而且绝对没有自己的initiatives、立场和想法，唯一的功能就是绝对忠实地执行上面传下来的每一个指令，比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还更“机械化”些。
这个毁党造党的伟大任务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是把党变成真正的权力中枢。斯大林在担任了总书记之后，不动声色地把权力逐渐集中在党的手中，让自己的心腹当上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使得党组织不但主宰了国家命运，而且成了他个人的权力基础。靠这个强大的表决机器，他轻而易举地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越飞、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众多的竞争对手，把他们赶出了党中央。
在这个阶段，他动用的是“合法手段”，亦即列宁收拾立宪会议的那一手。当年立宪会议开会时，观众席里坐的全是布党派去的丘八和工人们，不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说什么，他们都在下面鼓噪喝倒彩。后来斯大林在与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形成的反对派在中央全会或党代会上辩论时，中央委员或党代表们根本就不给反对派领袖发言机会。只要那些人往台上一站，下面就骂成一片：“滚下去！”“住嘴！”以及层出不穷的毛子下流话。说起来，斯大林在这方面还比列宁体面些，盖那些人还不是旁听者，都是有表决权的与会者。
但这种“合法手段”并不是“人已死，心不在”的彻底革命，因此他的第二步便是炮制基洛夫暗杀案，以此为借口大兴冤狱，举行了一场又一场的公开审判，枪毙了所有反对派领袖，成功地干掉了列宁所有的老战友，只留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那种当年的小角色作点缀。此后他更把冤狱扩大到各级党组织，先用内务部（NKVD，克格勃前身）大杀党官们，再依靠党组织大杀内务部的秘密警察，把全国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绞肉机。然后再把十月革命后才入党的新进提上来充任各级高官。
根据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共17大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捕，占总数56％，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98人在1937—1938年被枪决，占总数70％。经过这场血淋淋的大换血，列宁党便变成了斯大林党。两个党在人员组成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延续关系，与今日俄国共产党与20年代的苏共也差不多。
列宁党的特点是，第一，它是个“群雄党”。列宁只是最高领袖，下面还有众多领袖。这些人对治国有自己一套看法，当意见与列宁不同时还能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形成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列宁虽然在晚年有取缔这种“党内民主”的迹象，通过了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但终他之世，那种群雄并起的局面并未终结，左派反对派与右派反对派一直延续到大清洗之前。第二，除了党领袖之外，大部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都是文盲或准文盲，不具备实行“技术治国”的能力。
斯大林党则完全不同。首先，它是个“一人党”，奉行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大脑，一个意志，一种主张，一个声音”。第二，它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受过点技术训练的技术官僚。
这第二点之所以能实现，乃是斯大林开展“文化革命”的结果。这文化革命不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文化”倒确实有点相干。斯大林把那些参加过内战的青年大老粗送到技术学院去，加以打磨抛光。其宗旨便是，第一，树立对斯大林本人的绝对忠诚。第二，让他们获得点起码的科技知识，能作个称职的技术官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都是这种“文化革命”的产物。
不过这“文化革命”跟“文化”虽有点相干，但基本是负相干，因为它忽略了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人文情怀。相反，学生们接受的是反文明训练，被灌输的乃是与文明世界完全颠倒的价值观，例如将残忍视为坚强，将狡诈视为机智，将善良视为软弱，将慈爱视为伪善，将背叛视为忠诚，将忠诚视为背叛，将告密视为光荣，等等，等等。如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的那样，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在其中秘密警察竟然成了无数文艺作品歌颂的英雄好汉，而大批公民都以背叛亲友、向官府告密为荣，如当时的报刊骄傲地宣称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契卡战士”。
这其中最典型的，大概当数少年英雄巴维尔•莫罗佐夫（Па́ве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оро́зов）的故事。把英文维基百科的有关介绍翻译如下：
关于巴维尔•莫罗佐夫的最常见的说法如下：他出生于叶卡捷琳娜堡（当时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东北350公里的小村庄杰拉希莫夫卡的一个贫农家庭，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学校少先队的领导，也是斯大林集体化的支持者。1932年，13岁的莫罗佐夫向政治警察（格伯乌，芦注，即契卡后身，NKVD和克格勃的前身）报告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特洛费姆•莫罗佐夫是村苏维埃主席，据说“一直在伪造文件并卖给土匪以及苏维埃国家的敌人”。特洛费姆被判处十年劳改，后被处决。巴维尔的家庭不能容忍他的行为。同年9月3日，他叔叔、祖父、奶奶和一个堂兄弟谋杀了他和他弟弟。除了他叔父之外，所有的人都被格伯乌抓了起来，被判采用“最高级的社会防卫措施”——以行刑队枪决。
从苏联各地发出的几千份电报敦促法官不要对杀害巴维尔的凶手心存怜悯。苏联政府宣告巴维尔•莫罗佐夫为被反动派谋害的光荣的烈士。苏联各地竖起了他的塑像，许多学校和青年团体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歌颂他写出了一部歌剧和许多歌曲。他上过的杰拉希莫夫卡学校变成了圣地，苏联各地的儿童在学校外出旅游时前往该地参观。
在特洛费姆•莫罗佐夫案件调查过程中，他的妻子、巴维尔之母塔嘉娜•莫罗佐娃说，特洛费姆•莫罗佐夫经常打她，还把出售伪造文件得到的贵重物品带回家来。巴维尔那时才13岁，只不过是证实了他妈给出的证据。
苏联解体后，关于虚构巴维尔•莫罗佐夫一事出现了证据。
80年代中期，被苏联作协开除的异议作家尤里•朱日尼科夫（Yuri Druzhnikov）进行了调查，采访了还活着的目击证人，写了一部关于巴维尔的记实书籍。……英译本首次出现于1996年，书名是《1号告密者：巴维尔•莫罗佐夫神话》。在书中，朱日尼科夫全面驳斥了关于巴维尔一生的官方说法。例如对巴维尔的年龄、被杀害的日期，不同来源的苏联文学有不同的说法；苏联教科书上的巴维尔的不同照片显示那是几个不同的男孩；巴维尔被杀时不是少先队员；根据官方说法，巴维尔的祖父应对谋杀巴维尔负责。但朱日尼科夫说，他祖父因巴维尔之死而心碎，当那男孩失踪时组织了寻找，在审判中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尽管没有直说，朱日尼科夫暗示巴维尔是被一个格伯乌官员杀害的，朱日尼科夫在作调查时还见到了那个人。
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在她于2005年出版的《巴维尔同志：一个苏联少年英雄的兴衰》中同意朱日尼科夫的说法，认为官方说法几乎全是虚构的，证据粗略，绝大部分基于自称是证人的第二手报告。她说，巴维尔并没有告发父母，而是在一场无聊吵闹中被谋杀。凯利还指出，官方版本的重点随着时间转移，以符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在某些说法中，巴维尔之父的罪行并不是伪造文件，而是囤积谷物；在其他说法中，他不是被报告给秘密警察，而是被报告给学校老师。在某些说法中，巴维尔被害的方式是用锯子锯下了头颅。他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显示了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跟雕像以及儿童教科书上的照片几乎一点都不像。还有人说，他几乎是个文盲，是在他父亲抛弃了家庭后，被他母亲威逼着告发父亲的。
凯利能够接触该案的官方档案，她说，朱日尼科夫关于格伯乌杀害了巴维尔的说法不太可能（unlikely，not impossible。中文完全无法区分这二者）。朱日尼科夫指控凯利大量抄袭了他的书，还说凯利“依赖于那些让她接触档案的人”，也就是格伯乌后身FSB的雇员们。
根据最近的调查，在苏联媒体中，杰拉希莫夫卡被描述为“富农窝”，那是因为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该村全体村民都拒绝加入由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当邻居干了什么错事时，包括他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庭，巴维尔就告发他们。尽管巴维尔想加入少先队，但他不是队员。没有证据显示他的家庭参与了谋杀他的罪行。那事可能是一群挺能杰儿们干的，他们为一支枪与巴维尔发生了争吵。
熟悉我党宣传的同志不难立即认出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原型是哪儿来的。中国人缺乏原创力，什么都得从国外进口。苏联有卓娅，咱们就有刘胡兰；苏联有用胸膛挡机枪的马特洛索夫，咱们就有一模一样的黄继光。黄继光的英雄形象已被穆正新先生捅了个大窟窿，刘文学同志的真情如何，还有待史学家们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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