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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通胀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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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101
加入时间: 2009/09/11
文章: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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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看客101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高价资产背后的本质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劳动力和一般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而且上升无力，一边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持续暴涨。曾经有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房地产相对价格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地产价格异常高昂，已经远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很多人曾用这个数据来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存在严重的泡沫，崩盘不远云云，而实际情况却往往让这些“空头”大跌眼镜。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形成如此规模的泡沫？而且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特别是后来进一步引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国家的地产价格纷纷跳水，其它国家的房地产业也大多受到严重冲击，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依然保持坚挺，独善其身？这背后的原因固然是纷繁复杂，但最本质的一点是，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不是普通的消费品或者资本物品，而更多的是一种财富分配工具，或者说是资源配置工具。不仅房地产如此，其它资产的状况也大致相似，这是中国特殊的经济现状决定的。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堪称是奇迹。而苏联得以如此迅速地积累起工业资本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通过国家对价格的干预，使得工业产品相对定价大大高于农业产品，就实现了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农业领域注入到了工业领域。很显然，苏联的工业产品过于昂贵，大大超出了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水平；而农业产品价格则被严重低估，大大低于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水平。尽管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价格更多是作为记账单位，而非实际的市场信号，国家对价格的操纵更多的是为实现“账面上”的平衡，但背后的本质原理仍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完全相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对资源配置发挥主要作用，而非政府的集中指令和计划，而价格本身又是一个可操纵性非常强的变量。即便是在流动性相当好的股市里，实力强大的庄家也可以通过操纵股价获取利益，更遑论许多商品的流动性与股市相比相去甚远，特别是，相当多的商品其价格本就处于严格的政府管制之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借助经济，行政，乃至法律手段，政府对价格的控制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通过控制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政府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在垄断性的行业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占到了GDP四成以上，这个比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还是经济起飞阶段的日本，韩国，都不能与之相比。这样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储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储蓄率不仅远远高于欧美，也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丰沛而廉价的资金，也等于为中国的经济引擎提供了廉价的油料。可以说，高储蓄率是推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高的储蓄率？关于这一点，解释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解释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得老百姓不敢花钱，将大部分的收入都存在银行里以备不时只需；而且由于投资渠道比较匮乏，老百姓的钱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出路，也只好到存入银行。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并并不全面，也没有揭示出问题的真正本质。中国的高储蓄率，直接来源于高资产价格。为什么呢？我们来仔细看看中国的存款结构。截止2009年3月份，全国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余额为522618.72亿元，其中居民存款为247492.08亿元，企事业单位存款为223778.49亿元，居民存款和企事业单位存款几乎各占半壁江山。再考虑中国的贫富差距，号称是10%的人拥有90%以上的银行存款，换而言之，普通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占整个存款总额的比例微不足道。所以，中国总体的高储蓄率跟普通老百姓缺乏社会保障，不敢花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面说到，中国的高储蓄率来源于高资产价格，也即是说，这些躺在银行里的存款，有相当部分是由高价资产“派生”出来的。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某甲有一栋房子，花费50万购得，对应这栋房子的货币此时也就是50万元。同时某乙大学毕业后做了白领，月薪一万元。过了几年后由于种种原因，地产价格暴涨，这栋房子的价格翻两番，变成了200万。某乙的月薪依然是一万元，从银行按揭贷款将这栋房子从某甲的手上买下了这栋房子。于是某甲手里马上有了200万现金，存入银行；某乙则自此成为“房奴”，需要在今后20年内将绝大部分的收入交给银行，几乎没有存款。房子还是那栋房子，甚至因为自然老化而使用价值有所降低，但是甲乙两人一转手之间，就凭空多创造出来150万的存款。这些钱从哪里来的？虽然实际的经济过程非常复杂，但可以认定，这个钱的源头来自于央行增发的货币。央行看到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将其等同于财富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货币。再来看储蓄率，为比较方便，先把这笔钱“还”给某乙，同时假设某甲的储蓄率没有变化，那么对某乙而言，他的储蓄率是多少？在今后20年内，某乙相当于是把每年挣得的12万元中的10万元储蓄了起来。如果房价没有上涨，同样按20年计算，某乙只需要将12万元收入中的2.5万元储蓄起来而已。我们可以看到，在甲和乙两个人组成的简单“社会”中，由于房价的上涨，平均的储蓄率也随之大大上升。高资产价格，带来高储蓄率。
我们再来看，高资产价格是如何带来资源和财富的流动。还是上面那个例子，为进一步简化起见，我们再把银行拿掉，把交易看作只是在甲乙两人之间直接发生。假设房价价格并没有上涨，那么某乙只需用大约五年的工作来换取甲的房子，或者说为甲打工五年。现在由于房价上涨，某乙需要为甲打工20年才能从甲手中获得那栋房子。某甲等于平白无故地多占有了某乙15年的劳动。本应属于某乙的相当于其15年劳动的资源和财富，由于房价的提高，就变戏法般地转移到了某甲的手上。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抬高资产定价带来的财富转移的奥秘所在。很容易想象：对于持有地产的某甲而言，房价越高对其越有利。房价越高，某甲可以占用某乙劳动的时间越长，从某乙手中获得的财富转移越多。试想，如果由于某甲垄断了当地的地产市场，某乙只能从某甲手中购房，某甲会怎么做呢？很自然的，涨价！一直涨到某乙的负担能力的极限为止。
过去几年，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兴起了房地产开发的热潮。房价的上升带动了地价的上升，地价的上升又推动了房价的上升。在地产暴利驱动下，房地产商们为了争抢某些地块往往一掷亿金，拼的头破血流，土地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垄断了各地的土地供应的地方ZF，则是坐地收钱，好不惬意。90年代末一度“囊中羞涩”的地方财政，在这几年的地产热潮中都纷纷“阔绰”了起来。曾经有人指出，各级地方政府才是地产泡沫的最大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也不无道理。由于流动性过分充裕等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地产泡沫得以持续和扩张，房地产也自然逐渐成为各个地方的“支柱产业”。在政绩以及经济利益推动下，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可谓是锦上添花，烈火烹油，所以不仅一线二线城市，连广大的三线中小城市都呈现了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发展形势。房地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ZF所得的收益，远远不仅仅是卖地收益，更还有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的税费方面的大量收入。大量的资源因此得以向各级ZF手中集中，而这些资源，又大量流入了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形成循环效应。当然不仅房地产业如此，其它涉及资本产品的行业情况也大致类似。
曾有人对中石油在香港发行股票时价格为1港元，而在大陆发行股票时的价格为16.7元人民币的做法表示质疑，也有很多人对中国境内项目繁多，价格昂贵的高速公路和二级公路收费表示质疑，他们都没有理解高价资产在中国的意义。中石油的市值最高曾经超过亿万美元，远远超过埃克森-美孚和BP等著名石油公司；而中石油无论是从经营业绩，还是拥有的油气储量，技术能力，都还远不能跟上述两家公司相比。即便以目前大幅调整过的中石油股价来看，其估值水平仍然是远远高于埃克森-美孚和BP等国外石油公司。不仅中石油如此，A股市场的普遍估值水平也是大大高于欧美国家的股市，就是与其它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其估值水平也属于最高之列。到此我们不难总结出来，高资产价格在中国是普遍的现象。而形成这一局面，又有深刻的政策和体制背景。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由ZF主导和推动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方面，ZF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中国过去和当前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了国内大多数的资产，特别是绝大多数的垄断性资产，而高资产价格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使得民间资源持续向ZF和国企手中集中，ZF和国企再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从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高资产价格，或者说资产与劳动力和普通商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本质上与斯大林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资源到国家手中，在国家的主导下，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正是由于背后强烈的体制性因素和政策导向因素，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背景下，其它国家的资产价格纷纷大幅跳水，而中国的资产价格却保持了坚挺。在本次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冲击无疑是相当严重的，尽管出台了大量经济刺激政策，大幅增加了货币投放，所取得成效还是以短期效应为主。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绝不可能仅靠这样的经济刺激手段可以达到。当然，与让整个经济恢复繁荣这样的艰巨任务相比，保持高资产价格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件容易得多的事情。同时 ZF也有充分的意愿和动机来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或许未来也不会有改变，只要还是这种集中大量社会资源到国家手中，并由国家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没有改变，高资产价格，就依然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除非发生重大的经济挫折，幻想中国的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估值水平能降下来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中国高资产价格的本质所决定的。
玻利维亚的“休克疗法”
南美国家走过了非常坎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南美国家的社会混乱和发展落后开始更加彰显出来，这些国家的人民因此也就尤为渴望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玻利维亚在南美尤为典型。在经历了长期的独裁暴政之后，玻利维亚在1952年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了左翼政府。但是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也遭遇了重大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军事政变的发生。军人集团推翻了左翼政府，建立起了右翼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玻利维亚的军人政权没有实行像智利的皮诺切特那样进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而是维持了左翼政府时期的矿产国有化政策以及价格管制和生活必需品补贴的政策。政府中甚至设有“计划部”这个部门，类似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计委”，控制指挥全国的经济运行。
玻利维亚的经济在1980年以后，一步步陷入了僵死状态。到1984年，玻利维亚的外债利息已经超过了其国家的总预算。尽管存在严厉的价格管制措施，但是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高达14000%，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则达到了24000%。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玻利维亚也最终在1984年结束了军事独裁统治，举行了民主选举。两名主要候选人，前独裁者Hugo Banzer和前左翼民选总统Paz Estenssoro，在选举中势均力敌，得票极为相近。依据玻利维亚的宪法，国会有权决定他们中的哪一位当选。Hugo Banzer 自以为在玻利维亚国会中铁定能获得多数支持，因而在选举的最终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收拾玻利维亚的经济烂摊子。为此，他聘请了哈佛大学的天才青年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其经济顾问，希望萨克斯能为僵死的玻利维亚经济开出良方。但戏剧性的是，Paz Estenssoro通过复杂的幕后交易，最终在国会获得了多数支持，从而成为了玻利维亚的总统。Paz Estenssoro继续聘请萨克斯作为经济顾问，设立了一个绝密的经济团队，研究帮助玻利维亚摆脱经济困境的方案。甚至很多内阁成员都不知道这个团队的存在。萨克斯认为玻利维亚的经济现状类似于癌症病人，需要激进彻底的治疗方案才能使得玻利维亚获得经济健康。萨克斯从智利的激进改革的成功获得启示,（智利在军事政变建立起右翼的军事独裁政权之后，实行了非常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从此经济走上了良性轨道，从而成为南美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制定一套包括私有化，解除价格管制，取消补贴的激进改革措施。萨克斯制定出全套方案后提交给Paz Estenssoro总统，他特别说明：他的方案可以被接受或者被拒绝，但是不能被修改。Paz Estenssoro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接受这套方案。这套方案被提交内阁后，内阁部长们大惊失色。按照萨克斯的方案，所有的食品补贴都将被取消，油价提高三倍，计划部长对此惊恐地表示：“如果这个方案公布，老百姓很可能冲进来杀死我们！”萨克斯等人还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玻利维亚代表处，说明他们的经济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说：一方面，这个方案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梦寐以求的方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方案失败，他会很庆幸自己拥有外交豁免权，可以随时搭上一班飞机溜之大吉。Paz Estenssoro所在的左翼政党也强烈反对这个方案，但是他不为所动，因为他已经通过幕后交易暗中获得了右翼政党的支持。Paz Estenssoro总统的强硬态度，最终使得这一经济改革方案在内阁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引发了社会下层的强烈反对，街头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政府则对罢工和示威活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Paz Estenssoro下令逮捕了多名工会领袖，用军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偏远的集中营关押。两周以后，这些工会领袖屈服了，他们同意劝说工人结束罢工。 Estenssoro以前担任总统时一直热衷于搞国有化，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也面向下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他的立场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他积极推动大型矿业企业的私有化，导致大批工人解雇。“左倾”的总统执行了比右派还激进的“极右”经济政策，颇具讽刺意味。政治是非常肮脏的，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可以出卖任何东西。
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最终得以进行下去，通胀治理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两年之内，通胀率就急剧下降到了10%左右的相对温和的水平。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负增长之后也重拾增长的步伐，玻利维亚严重的债务问题得到了缓解，并最终摆脱了外债。“休克疗法”的成绩看起来非常耀眼，但是，玻利维亚的下层民众承受了绝大部分的改革成本。陷入普遍失业和极度贫困的绝望境地，少数经济精英则在这场改革中大发横财。失业率的上升和贫困，使得玻利维亚一度被遏制的毒品种植及贩卖活动重新泛滥，到90年代中期，有上百万人直接或间接靠毒品种植和贩毒谋生。但是下层人民的苦难被忽略了，玻利维亚的“耀眼”经济数据让官员和经济学家们欢呼雀跃，他们认为“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巨大成功。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玻利维亚的所谓“成功”，成为后来在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广泛实施“休克疗法”的依据，从而使得多达几亿的民众饱尝“休克疗法”之苦。
正如前面所言，“休克疗法”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其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休克疗法”几乎必然使得广大下层民众成为改革痛苦的主要承担者，也必然形成少数精英们一夜暴富，广大普通老百姓则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局面。这使得“休克疗法”之后的国家，社会结构异常脆弱。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成功”的真实面目充分暴露之后，这个国家重新转向了左倾。莫拉雷斯当选总统后，玻利维亚开始大规模重新实行国有化政策和经济管制。“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也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广大百姓饱尝痛苦，却并没有以此换来所谓“阵痛后的经济复苏”。应该客观地讲，经济改革带来的痛苦不能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事实上这种痛苦早已经被历史上的经济扭曲所造就；接近僵死的经济必然需要这样那样的痛苦改革。但是“休克疗法”，将绝大多数改革的痛苦代价都丢给广大老百姓承担，同时给少数精英大开了巧取豪夺的发财之门。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义上也使得“休克疗法”注定走向破产。合理的经济改革，应该让全社会公平地承担改革的成本，也应该然全社会公平地获得改革的收益。否则，这种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道义上都会陷于失败。
“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等国家的痛苦实践，是否会使其彻底走入历史？远非如此！“休克疗法”可能会改头换面，但这一剂苦药却是多数转型国家都必然要服用的。这是因为，正如前面所言，“休克疗法”可以为精英阶层提供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大开方便之门。“通货膨胀”是对普通民众进行洗劫；当经济陷入绝境，通胀政策再也榨不出普通民众的油水来的时候，治理通胀的”休克疗法“又成为了精英们继续进行财富掠夺的最佳工具。“休克疗法”之所以能够在多个国家得以实施，根本上还是因为可以给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带来重大利益。由于普通民众无力捍卫自己的权利，而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政策必然以他们自己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自然地，“通货膨胀--休克疗法”也就成为了某些国家的必然轨迹。如果有人要问：东方某文明古国的通货膨胀的终点在哪里？这里可以提供答案：“休克疗法”。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休克疗法”，其背后的本质都是在高尚的旗号和漂亮的口号的掩盖下，对普通民众进行洗劫。
个人以为，人民币汇率目前处于骑虎难下的状态中。升值是基本没有什么空间了，因为人民币升值已经失去了基本面的支持。我倒认为，政府其实有意让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的。可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处于政府操控中，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普遍看法。如果人民币在操控下实现大幅贬值，恐怕会引起国际上广泛的愤怒，甚至强烈的贸易报复。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有利历史条件又已经失去，如果通过人民币自由兑换来实现人民币贬值，中国现在又没有这个信心，因为很可能出现贬值失控，资本大量外逃。中国过去几年吃到不少操控汇率的甜头，现在倒是骑虎难下，吃尽苦头。正所谓：出来混的，迟早都是要还的。人民币汇率我认为还是高位振荡，以拖待变为主。明显升值几乎不再可能，悬念就在于它何时掉头向下？！
斯蒂格利茨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的中央银行就是第二个财政部。这个财政部有两个收入来源：其一是超额发钞，其二是行政管制下的低利率。由于实行非市场化的低利率政策，获得贷款的部门，企业实际上等于享受到了财政补贴。如果在获得贷款方面又缺乏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就很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权力寻租。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国企和政府部门享有了贷款的绝大部分，从而享有了隐形的巨额财政补贴；而民营企业融资苦难，以致往往不得不在民间以高息借贷筹资（月息往往高达10%）。非市场化的低利率，贷款流向的非市场化对长期的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雪上加霜的是，此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中国通过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银行体系再次沦为政策工具，这是改革的倒退。十大振兴计划的投资，并非市场化的行为，缺乏对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的科学评估，大部分可能只是使中国在错误的道路走得更远，前景堪忧。这正是外资银行纷纷抛售中国几大商业银行的股票的原因。有外界评论说中国倾向于把财政赤字放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而不是表现为政府的赤字，是为了逃避人大的监管。个人以为不完全如此。政府未必是害怕人大的监管，将赤字放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是一种高明的做法，这样既避免了不佳的观感，又使得赤字规模隐秘化。赤字的问题也可以归咎于银行，而洗脱政府的责任。无非是将来再进行一次注资，冲销坏账，这个中国已经干过一次，当然不在乎再来一次。中国的银行体系，再次成了政策的提款机和风险收容所，其中酝酿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以后，或许中国会再次对几大商业银行注资。但是钱还是要来自于财政收入，从左边口袋进右边口袋而已，只是个障眼法，掩盖不了巨大的损失。总而言之，对银行业务过多的行政干预，是改革的倒退。
正是由于赤字被隐藏到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中国的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要远远大于表面的数字。最近中央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实际上对地方政府进行隐性财政补贴。因为如果按照市场化原则，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其利率必然要比现在高很多，否则债券根本发不出去。利率差带来的利息差额正是地方政府所享受的财政补贴。各级地方政府的赤字规模不得而之，也无从可考。但从其税收来源的相对寡薄和开支方面的不受制约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只会比中央政府更大，而非更小
非市场化的低利率政策，银行存款利率极低，使得利息收入非常少。存款利率实际上往往远远赶不上通胀率，长期存款是非常不划算的。更遑论巨大的存贷利率差实际上剥夺了存款的一部分利息收入。但是由于普通老百姓缺乏投资渠道，不得不将钱存入银行，他们不仅成了'雷锋"式的廉价资金供应者，事实上还是银行风险的最大承担者。
关于楼市我觉得离最后的崩溃还早，当资源耗尽后，必然是要崩溃的，而且是非常猛烈的崩溃。就像堵一道最终要决堤的水坝一样。堵的越狠，崩的越狠。但是，现在地产业还有大把老本可吃，由于利益捆绑非常紧密政府实际上也在全力扶持，短期内是不可能崩的。他们都在熬，认为春暖花开迟早要到来，当然，冬天的漫长是超乎他们想象的，很多地产商恐怕将不名一文，银行也会背上沉重的坏账，但是他们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利益，再加上拿来赌的钱很多也不是自己的钱，所以他们选择了赌下去。一个吊在绞索上的人不管怎么折腾都是一死，抗拒得越厉害死的越快。楼市早死早超生，我们只需冷眼旁观即可。投资保值还有其它途径，如果老百姓能守住钱袋，楼市也会崩溃得更快。
顺便回答前面网友关于电厂和电网的问题。
中国的电源建设确实存在严重的过剩。其原因文中也谈到了一些。电厂与电网之所以存在一些区别，是因为电厂(发电系统）还有一个跑马圈地，抢地盘，分蛋糕的问题，所以扩张特别疯狂。而电网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南方电网和国家电网的管辖范围按行政区划已经划定，不存在抢地盘的问题。在其管辖范围内，电网是独家垄断者，它的收入取决于用电端的消费总量，而现有的电网建设已经几乎不存在输电瓶颈，也就是说不管他扩不扩建电网，电力消费还是那么多，所以它搞线路建设的投资的动力比起电厂要小的多。电网最大的问题是效率低下，严重浪费，成本转嫁，利润转移等，而不是投资过剩。中国经常有电厂建成后由于送出线路建设滞后（线路按规定由电网建设，但他们往往是不太积极的），有电送不出去的情况，只好到电网去求爷爷告奶奶要求解决问题。总之，电网对这方面是不太积极的。电厂对电网进行“公关”，一向是电厂的“销售费用”的大头。
国人看人还是摆脱不了非黑即白的脸谱化思维方式：好人那就是高大全，连放出来的屁都散发着玫瑰的芬芳；坏人那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肮脏和丑恶。以前一说到李鸿章，那就是卖国者，刽子手；一说到蒋介石，那更是坏得十恶不赦。到了近些年，评判才开始公正起来。我们知道了李鸿章搞洋务运动还是成绩不小，对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功勋卓著；至于李鸿章所镇压的捻军，太平天国，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好鸟。至于蒋介石，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是一个正宗的民族主义者，对日本不是“不抵抗”，而是为抗日在作长期打算。而且蒋氏身上体现着许多传统美德：事母至孝，自律严格，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个人也可以说是清廉自守。蒋氏一生，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为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蒋氏在兵败如山倒，最仓皇落魄的时候，也不忘派飞机舰船接送知识分子到台湾，其中为了在兵荒马乱中寻找一个吴文训就寻找了大半年--没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人，不会这么做。至于蒋氏领导抗战的功绩，更是不容抹煞。李鸿章和蒋介石固然都有他们的局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些局限，并不妨碍称他们为一代伟人。
我们再回到朱总理的改革上来。1998年改革之前的情况如何?是不是像田园诗般美妙？我们有个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远不是这样。当时问题已经很严重，很多国企事实上早已在资不抵债，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已经破产好几次了，员工也早已失业几次了。这些企业靠国家贴钱维持，但是钱从哪里来？天上会掉下来吗？还不是全国老百姓的口袋里来。不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意味着全国老百姓掏腰包来养着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的职工是得利了，但这对其它老百姓公平吗？退一万讲，这样的资源错配导致的浪费和损失，同样还要全民来承担，于情于理，早已经是不合理的事情。朱总理的改革已经晚了，再拖下去，中国经济要落入深渊。不可否认，很多人在这场改革中利益受到了侵害，突然丢掉了铁饭碗，又缺乏适应现代经济的生存技能，境况很悲惨，这值得大家同情。这也是改革中政策有失误的地方，但决不能因此否定改革，广大农民兄弟被城乡差别盘剥了几十年，他们是不是更值得同情？
房改也是很多人诟病，的确后来的房价泡沫让老百姓买不起房，这固然是政策的失误。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没有房改，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进城成了城市居民？难道广大进城工作的农村户口的人或者不在体制之内工作的人就不应该在城里有住房吗？--因为他们没有单位可以给他们分房子，如果市场上又买不到商品房，难道允许他们自己搭建？土地又从哪来？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配套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是必然要进行的。
不想再多说。只想说明，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政策有失误，改革不彻底才是最大的弊端。没有改革，中国没有出路。近几年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朱总理。不是每个人都从这场经济繁荣中得利，可能得利者也获利相差悬殊，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绝大多数人这些年来生活水平都有所改善。这就是朱总理的功绩。改革不是田园诗，世界上也没有田园诗般美妙的变革；即便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背后也有无数下层工人的血泪，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准远远达不到今天这样的水准，也并不是说工业革命之前的生活，就有多么的美妙。遗憾的是，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垄断国企和公务员系统没有进行改革，他们依然像过去的国企和公务员一样靠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剪刀差食利。但即便这样不彻底的改革，也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如果改革能彻底一点，改革的红利岂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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