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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ＺＴ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之3）20年后谈“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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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Ｔ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之3）20年后谈“6．4”

和合
[个人文集]
现已禁止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912

经验值: 31018

标题: ＺＴ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之3）20年后谈“6．4” (502 reads) 时间: 2009-10-06 周二, 上午9:12

作者：和合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之3）

20年后谈“6．4”

许允仁

从现实政治秩序的角度看，
“6．4”的解构力大于它的建设性吗？

Ｘ：确实，“6．4”的发生，特别是具有政治上的雄心的那些学运积
　　极分子的行为方式，受到传统的革命精神的很大影响。但这毕竟
　　只是构成“6．4”精神特质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

　　现在还是让我们再回到原先的话题，你们认为“6．4”不像之后
　　东欧爆发的“颜色革命”那样具有导向宪政民主政体的明确和坚
　　定的价值目标，但是，我觉得前期的学运是有这种情况，而5月
　　19日之后，北京市民堵截部队的反戒严活动，还是表现出了明确
　　的价值观和坚定的政治意志。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惊人的，几百万赤手空拳的市民自发地组织
　　起来，居然在二周内挡住了20万正规军。北京市民的信念是单纯
　　的，也是坚定的，他们并没有虚荣自负地想成为什么开国元勋，
　　但是，他们不愿意被军管，不愿意自己的权利因军管而被剥夺，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甘冒风险和一支野战军对抗，即便是
　　在电视和广播中反复发出严厉警告的情况下，依然毫不退缩。

　　假如我们具有有着如此坚定的政治意志和负责任的人民的话，那
　　么即便是现存的政治制度完全解体，为什么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
　　向宪政民主政体的过渡呢？

Ｙ：在这儿，Ｘ兄提出的是人们在讨论“6．4”时的焦点问题之一：
　　假如共产党政权在“6．4”中被推翻的话，中国能否顺利地向一
　　个成熟的宪政民主政体过渡？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过程将充满
　　曲折和动荡，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从20年海外民运的状
　　况来看，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充满否定精神而缺乏建设性的力
　　量；其次，从前苏联转型的经历来看，当时的中国不管是在经济
　　水平，还是公民素养上都远不及前苏联，因而，我们所将遭遇的
　　曲折和动荡恐怕不会少于前苏联，而前苏联走了激进转型的道路
　　后，用了将近20年时间形成的目前这个由普京操控的政体，依然
　　很难说是成熟的；再次，你所赞赏的北京市民的政治素养不能代
　　表全国人民的素养，首都公民的政治素养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
　　平，这是发展政治学中的一条普遍规律。

　　而且，在我看来，即便是政治上最前卫和最具有现代性的北京市
　　民在“6．4”中也并没有表现出要主动推翻共产党和重建一个新
　　的共和国的政治意志，他们只是不愿被军管罢了。在“6．4”
　　中，代表新的政治思潮的最成熟的政治家无疑是赵紫阳，但是，
　　我们看到，赵的政治见解从来也没有脱离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的轨道。有的人怪赵紫阳缺乏魄力，没有象叶利钦那
　　样面对军队发表演讲，索性发动一场“颜色革命”。而我觉得这
　　主要不是一个勇气问题，关键在于，赵紫阳依凭自己的政治洞察
　　力没有看到这么一种可能性：他可以登高一呼，立刻聚集起这么
　　一股政治力量，他能够依凭这股力量去瓦解共产党政权，然后，
　　有效地构建起一种更好的政治新秩序。

　　“颜色革命”的关键不在于勇气或者策略，它是一个瓜熟蒂落的
　　过程，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改换国家的根本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
　　是因为人们不仅仅都厌恶旧制度，认为旧制度不合理已成为一种
　　共识，而且在于人们看到了新的政治秩序即将诞生的触手可及的
　　可能性，在于人们普遍地相信在新秩序中，他们将获得在旧秩序
　　中无法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为了这最宝贵的东西，而不仅仅只
　　是对旧秩序的怨恨，人们愿意站出来，坚定地进行战斗。

　　我们看到，“颜色革命”的条件在东欧是最早成熟的，而在以东
　　亚文化为背景的非工业化国家朝鲜和越南则在东欧与苏联都发生
　　了“颜色革命”之后，依旧没有什么动静。当时经济水平与文化
　　背景都与它们相似的中国，“颜色革命”的条件同样还不成熟，
　　人们通过宪政民主政体而追求的最宝贵的价值：人的尊严，个性
　　的自由生长的空间，对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有些虚幻，而远不如
　　匮乏性需求的满足显得实在……

Ｘ：等一下，你在前面认为“6．4”是一场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动
　　乱”，而现在又说人民并没有推翻共产党构建宪政民主制度的成
　　熟的政治意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人民既然没有想要推翻执政
　　党，那么，这不是说明邓小平的镇压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吗？

Ｙ：也许，这从表层的形式逻辑上看是有些矛盾，但历史的真实就在
　　这二者之间。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进行价值判断：一场能够用更
　　好地保护人权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成熟的“颜色革命”无疑具
　　有正面的价值，而一场纯粹使现有政治秩序失范的动乱则具有负
　　面的价值。

　　“6．4”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它在主观上和自我认同上包含着
　　对政治新秩序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就如我们前面分
　　析的那样，运动的发动者和大多数参与者有着不同的心态：前者
　　在爱国和民主的口号下，复活了从“5．4”一直到红卫兵的革命
　　传统，希望通过青春造反的形式，在一夜间创造历史，进入历
　　史，甚至进入政治和权力的中心；后者则表达了一种想要冲决一
　　切压抑和束缚而追求浪漫的自由的激情。

　　在一个没有民主参与的合法渠道和依然充满着个性压抑的后极权
　　社会中，青年人拥有上述这二种激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
　　是，从现实政治的维度来看，这二种激情对现存政治秩序所起到
　　的则都是使其失范的解构作用。

　　另外，在现实政治中，一场真正成熟的“颜色革命”是无法镇压
　　的，因为，这时人们对用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将会带来的好处，拥
　　有如此广泛和确定的共识，以致于旧秩序中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也无法阻挠变革，而只能通过设法主导和影响变革的方式，到新
　　秩序中去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相反，倡导变革者越是幼稚和非
　　理性，就越是容易激发旧秩序捍卫者的镇压意志，而所有中立的
　　旁观者一旦发现态度激烈的反对派事实上并没有创造一种政治新
　　秩序的能力和责任心时，那么，在二者摊牌时就不得不倒向旧秩
　　序一边……

Ｘ：在邓小平和赵紫阳对运动的定性哪一个更具有真理性的问题上，
　　你依然没有说服我。在这一点上，你说得有些道理，那就是和将
　　现存政治秩序推倒重来相比，对政治体制进行价值方向明确，但
　　操作手法谨慎的渐进改革，也许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顺利发
　　展，反之，则可能欲速则不达。

　　但在我看来这更说明了赵紫阳对“6．4”的定性和处理方法的真
　　理性，你自己也说了，赵紫阳的政改思路并没有超出在党的领导
　　下进行渐进改革的范围。因此，按照赵的思路，通过对话在民主
　　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一方面纠正运动中的混乱和非理性倾
　　向；另一方面则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宪政化的改革，这才是真正
　　的中庸之道，而按邓小平的方式进行暴力镇压之后，官民之间的
　　政治共识被彻底破坏，政治体制改革也就从此停止了。

不使用强制手段有可能恢复秩序吗？

Ｙ：问题的关键在于，用赵紫阳的方法来解决学运引发的政治秩序失
　　范问题是否有效。政治科学象其他的学科一样，它的一个判断和
　　决策是否具有真理性需要经验的实证，而不在于它听上去是否符
　　合我们情感上的好恶。由马基雅维里所奠基的现代政治学，它所
　　试图冷静地去揭示的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从一开始就和常
　　人的道德感和审美情感处在某种紧张的冲突之中。

　　用对话来解决学潮问题，这当然是最理想的，问题在于仅仅用对
　　话，就能使已经失控的秩序恢复吗？

Ｈ：现在的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是，幕后掌权的强硬派没有放权给赵
　　紫阳，所以，他无法放手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学潮，而且，许多
　　人认为保守派为了达到最后镇压和在党内肃清改革派的目的，故
　　意设法将学潮扩大，最后使赵紫阳的努力流于失败。

Ｙ：“4．26”社论的出台和戒严的宣布，在客观上是一时刺激了学
　　潮的升级，但认为作出这二项决定的邓小平是故意想让学潮升
　　级，恐怕并非事实，在我看来，邓小平的主观意愿应该是正好相
　　反，他希望在他这个当家人作出态度鲜明的表态后，让人们放弃
　　任何幻想，以使学潮尽快平息。

　　致于说保守派中的一些人希望学潮失控，以便为镇压提供理由，
　　抱有这样希望的人肯定是有的，但由于他们并没有最后的决策
　　权，所以，这些希望并不能对事件的发生过程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

　　而且，学潮发生后，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都想利用它是一件十分
　　自然的事，事实上，不仅仅是保守派，作为改革派领袖的赵紫
　　阳，也希望利用学潮来冲击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

Ｈ：在二件事上，赵紫阳确实表现出了这种意图：一是学潮发生后，
　　他依然悠闲地去访问朝鲜，将烂摊子扔给李鹏；二是5月6日，在
　　学潮的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他召集胡启立等人谈话，要求放
　　开新闻控制。此后媒体的集中报道，在使运动的升级方面起了重
　　要的作用。

　　在运动的高潮中要求全面开放媒体，这真是一项惊人的决定。这
　　体现了赵认为自己能驾驭局面的自信，同时，也有向包括邓小平
　　在内的元老施压的意思。

Ｘ：赵紫阳的这一惊人决定，让中国人享受了不到二周的新闻自由，
　　同时，也让目前主政的新极权主义者从反面吸取了教训。他们彻
　　底放弃了在胡耀邦和赵紫阳那儿还存有的某些浪漫的幻想，清醒
　　地认识到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绝不可能建立在新闻自由，而只可
　　能建立在对新闻的严密控制之上。

　　20年后，当已经习惯于严密的新闻控制的各级党国官员，回想起
　　赵在“6．4”高潮中全面开放舆论的惊人决定，也许大多数人都
　　会认为这是一种将党国置于危险境地的自杀行为……

Ｙ：让我们再回到原先的话题，那就是用赵紫阳的对话的方式，能否
　　恢复秩序。在我看来这是“6．4”中最值得探究的问题之一。事
　　实上，邓小平在决定戒严之前，是让赵紫阳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学潮的，只是在赵紫阳无法恢复秩序之后，才最终决定动用武
　　力。

Ｘ：赵的亚行讲话，受到各界的好评，并使学潮降温。赵的在“民主
　　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吗？

Ｙ：赵的讲话，确实受到各界的好评，并暂时使学潮降温，但是，仅
　　仅通过对话却无法使最激进的那批学生回到课堂。事实上，没过
　　几天，最激进的那批学生就通过绝食和占据天安门广场的方式，
　　轻松地使运动再次升级。

　　“民主和法制”当然是不错的理念，但什么是“法制”呢？在一
　　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一种解构性力量的冲击下陷
　　入混乱时，当政者的责任就是通过运用一种理性的政府强制力来
　　恢复法律秩序，一个当政者假如逃避了使用强制力来恢复法律秩
　　序的责任，那么，关于“法制”的言说，也就成了一种空谈……

Ｘ：你认为解决“6．4”的问题，一定需要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吗？仅
　　仅是理性的对话和温和的劝说还不够吗？而且，你认为赵紫阳逃
　　避了使用强制力的责任吗？

Ｙ：是的。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艰难的，但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
　　我内心确信的依然是这样的结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五年前马英九当
　　市长的台北市政府是怎样强制驱散示威群众的。在2004年的总统
　　大选中，陈水扁因背景不明的“3．19”枪击案，以微弱多数胜
　　选。感到受到愚弄的国亲联盟在4月10日发动了30万人在总统府
　　前进行了大示威。按规定抗议活动应在下午6点结束，但是，上
　　千名激动的抗议者占据着总统府前的公共场所，直至晚上不肯离
　　去。结果在台北市长马英九的主导下，从晚上10点30分开始，用
　　警力强制驱散示威群众。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最终
　　导致96人受伤（其中41名是民众，55名是警员），13人被捕。马
　　英九还发表演讲，批评了不肯离去的抗议者使集会原本的诉求变
　　得模糊，对于身上带有强力弹弓、美工刀、石头的涉嫌滋事者，
　　马英九强调，将依据相关规定，将这些人移送法办，追究刑事责
　　任。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二点结论：

　　一是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一旦越出轨道之后，无法仅仅通过
　　劝说和对话来恢复秩序。2004年的台湾人民比1989年的大陆人
　　民，不管是在物质生活水平，还是文化和民主素养方面都要高出
　　许多，而且，台湾的“4．10”大示威是由国民党、亲民党这样
　　的成熟的政党组织的，集会结束后，组织抗议的国亲的领袖都出
　　来呼吁民众离开，但依然有上千的群众不理睬他们。而“6．4”
　　的抗议规模和群众的激动程度都远远超过“4．10”示威，而象
　　“高自联”这样的自发的临时组织，对群众行为的约束力也远远
　　低于国亲。因而，希望仅仅通过对话和劝说来恢复秩序是不可能
　　的。赵紫阳在知道镇压即将发生，自己也将被罢免总书记的情况
　　下，顶住压力，到广场上来劝说学生，态度不可谓不诚恳，话语
　　不可谓不感人，但没有人理睬他。是有一些学生喜滋滋地凑上来
　　要和他合影留念，但没有一个人听从他的劝告，停止绝食，离开
　　广场。

　　二是当政者必须承担起动用强制力来恢复公共秩序的责任，而不
　　管他对抗议者的诉求究竟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在台湾的
　　“4．10”大示威中，我们研究一下马英九的角色是很有启发性
　　的。当时，马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是党内呼声最高的下一
　　届的总统候选人，另一方面，他又是台北市的市长。在法定的示
　　威时间过后，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马命令警察对占据公共场所
　　的民众实行强制清场，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几十个民众被警察
　　打得头破血流，送往医院治疗。用我们的政治话语来说，马英九
　　对自己的最热烈的支持者和对自己的政敌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实施
　　了“血腥镇压”……

Ｘ：我也注意到了这事。马英九实行强制清场之后，在立法院受到二
　　边的立法委员的批评。有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怪他残酷镇压，把民
　　众打得头破血流，民进党的委员则批评他，办事拖杳，不能迅速
　　有效地恢复公共秩序。但是，台湾的政治体制，当时毕竟已经完
　　成了宪政民主化的转型，一种超越于党派之争的中立的法律秩序
　　已经建立起来，并成为人们的共识，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认同和支
　　持马英九的做法。

　　对大陆来说，问题则要麻烦得多，因为，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
　　明确的法律来规定公民在示威过程中的行为合法性的精确界限。
　　同时，在党控制下的国家机器，也不是什么中立的强制力。在我
　　们的政治文化中，政府如何对待群众示威，完全取决于党国领袖
　　对事件的定性，假如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那就是完全不能对其
　　使用任何强制力；反之，假如定性为一种敌对势力的颠覆阴谋的
　　话，那就可以对其实施专政，即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地动用暴力
　　……

Ｈ：所以说，学生和强硬的保守派对运动的定性，看上去针锋相对，
　　其实这一争论是在前宪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语境中进行
　　的。当学生将学潮称为爱国民主运动时，就是希望自己的行为能
　　够获得一种免于任何形式的强制的神圣性；而强硬派将其称为反
　　革命动乱和暴乱时，则是为了获得无限度的暴力镇压的正当性。

　　但是，当学生自称是爱国民主运动时，就是将被抗议的对象看作
　　是卖国的和专制的。对于一贯地玩这样的游戏的共产党来说，绝
　　不可能乖乖地承认自己是卖国的和专制的，然后被一场革命无情
　　地扫出历史舞台；而对学生来说，也绝不可能承认自己在制造反
　　革命动乱，然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专政的对象。

　　双方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语境中，争夺对运动的定性权时，事
　　实上正是在争夺对“人民”的代表权，争夺成为“人民民主专
　　政”的主体，即成为政治上的“主人”的权力。用科耶夫的话
　　说，这种政治上追求单边承认的斗争，只有到一方屈服或者死亡
　　时才会终结……

Ｘ：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游戏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语境中进行
　　的，赵紫阳的处境要比马英九困难得多，假如他主导了马英九式
　　的流血的强制清场的话，那么，他恐怕绝不会像马一样得到大多
　　数民众的认同……

假如赵紫阳主导一场马英九式的清场，
他将难逃普遍的骂名

Ｙ：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我们看到，在台湾“4．10”大示威
　　的清场中，由于马英九面对的是自己的政治支持者，他采取的手
　　段可以说是非常的谨慎和小心，但依然导致了近百人的受伤和十
　　多人被捕。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假如赵紫阳出来主导马英九式
　　的清场的话，那么，即便可以避免有人死亡，受伤和被捕的人数
　　恐怕都会数倍（甚至数几十倍）于2004年的台湾。

　　更严峻的问题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在一种完全自发的
　　舆论中，一个人不要说是主导了一场将几百人、上千人打得头破
　　血流的强制清场。他只要打伤了一个人，逮捕了一个人，他就是
　　血案的制造者，就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1989年4月20
　　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清场，将100多名学生强行带上公共汽车。
　　当天晚上，各大学就贴出了《新华门血案》、《“4．20”惨
　　案》等大字报，要求“控诉暴行”、“惩办元凶”，立刻使学潮
　　升级。）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假如赵紫阳挡在邓小平之前，主导一场马
　　英九式的强制清场，他将会获得怎样的骂名。（人们对赵紫阳的
　　痛恨恐怕会超过后来的李鹏，因为，李鹏毕竟有有着崇高威望的
　　邓小平罩着，人们知道不是李鹏，而是邓小平才是开枪镇压的最
　　后决策者。）

　　而且，赵紫阳和邓小平、胡耀邦一样，是前十年改革开放的主导
　　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仅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且
　　获得他们的爱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要吃粮，找紫阳”的
　　民谣）。而现在要由他来做这么一件极大地伤害大多数人民的感
　　情的事，使他由一个被爱戴者，变成被责骂者。这是他在情感上
　　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更何况，他在改革中受到党内保守派的
　　阻挠，他在民众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呼声中，感觉到了对自己
　　的支持，现在，要由他来对自己的支持者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
　　打得头破血流，并落得个普遍的骂名。这对善于跟民众沟通和获
　　得他们爱戴的赵紫阳来说，是他宁愿放弃总书记的权力，也绝不
　　愿意去做的……

Ｈ：你认为，赵紫阳假如主导一场马英九式的清场，会留下普遍的骂
　　名，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你看，朱鎔基当时在上海，就用比较温
　　和的强制力制止混乱，恢复了秩序，他的行为似乎得到了人们普
　　遍的接受……

Ｙ：赵紫阳注定了不会有朱鎔基的幸运。是的，“6．4”镇压之后，
　　上海的大学生走上街头，阻拦交通，表示抗议。朱鎔基利用上海
　　“工人民兵”的传统，组织工人纠察队制止学生，恢复了秩序。

　　赵紫阳当时面临的情势和朱鎔基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北京是
　　风暴的中心，当时，全国的最激进和最坚定的抗议者，都集中在
　　北京，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因而，在北京恢复秩序要比上海艰难
　　的多，要付出的代价也必然会大得多；其次，在北京已经完成武
　　力镇压的情况下，上海出现的抗议事实上只是回光返照，能量有
　　限，再加上海市民历来不象北京市民那么具有政治参与的激情，
　　这就使得朱鎔基恢复秩序变得容易；第三，也是朱鎔基非但没有
　　获得骂名，反而得到普遍认同的最关键的原因。因为，已经先有
　　北京动用野战军镇压抗议者在先，并且，假如朱鎔基不能快速恢
　　复秩序的话，在当时的情势下，上海也必将被军管。在这样的对
　　比之下，针对朱鎔基所采取的温和的强制措施，人们看到的不再
　　是它的强制的一面，而是它的温和的一面。人们感谢他使上海避
　　免了开枪镇压和军管。

　　所以说，朱鎔基所面对的情势中所包含的幸运，是赵紫阳所不可
　　能拥有的，假如他来主导一场马英九式的清场的话，他将无法逃
　　脱人们普遍的责骂。

作者：和合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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