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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挑战：舍自由而求繁荣？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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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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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挑战：舍自由而求繁荣？ (1425 reads) 时间: 2009-9-29 周二, 上午6:19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挑战：舍自由而求繁荣？

芦笛

刚才在楼下与小衲扯了半天，好像还是没说清楚问题。看了一阵史书，心里总惦记这事，干脆写个专帖提上来，就教于诸位先进。

一、关于所谓“基本假设”

据我这80年代工科脑袋（合金钢制？）的一点管窥（无缝钢管？）蠡测（千分卡？），这世上无论是理论也好，学科也好，都是建立在假设上头的，都有一定适用范围。若是那最根本的假设给推翻了，则那学科或学说就得垮台。

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拉马克遗传学的基本假设就是所谓“获得性遗传”，也就是“用进废退”：长颈鹿的脖子原来没那么长，后来地上的草吃光了，便伸长脖子吃树叶。一代代挣下来，便把脖子拉长了。这后天获得的性状somehow成了遗传性状，以后后代不用做此类伸展运动，也是长脖子了。

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也就是这名堂，其“经典实验”，就是把梨子和苹果嫁接在一起，得出了所谓“梨苹果”的新品种。对此说最有力的逻辑证伪，乃是朗道给出的。据说他在一次苏联科学院的会议上质问李森科：他既然相信获得性遗传，那么他是不是也认为，世上所有女婴的处女膜都是破的？在我看来，这驳斥可是比犹太人代代行割礼行了几千年，然而男婴生下来照样有包皮要有力得多。犹太人行割礼还会可能有漏网或是没割干净的，然而世上可绝不会有处女膜完整的母亲。既然遗传可以从后天获得，那女婴们当然也该从母亲那儿获得了这种性状。

这就是整个学科的基本假设被颠覆的光辉范例。另一范例则是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他的基本假设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因此，不是私有制来自于人的自私心理，而是人的自私心理来自于私有制。当私有制被废除后，人们的自私心理也就随之丧失了。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建立起来的主观前提。这基本假设被证伪后，则整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立即成了梦呓。

一部科学史，就是无数理论被证伪的历史，而它们被证伪，都是基本假设出了问题。例如炼金术假定元素之间可以因化学反应而互变；燃素说假定燃烧是燃素的丧失；永动机的基本假定则是能量可以凭空生出来。当这些基本假设被推翻之后，那学说也就只好扔到茅房去了。这彰明较著的历史，只有小衲那00年代的非线性脑壳看不见。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学科的基本假设都可以被证伪。例如整个数学的基本假设，便是那几条所谓 “等量公理”，它们说到底无非就是“不管怎么折腾，等式的两边永远相等”。只要两边进行的是相同运算，则等式永远成立。这假设根本就无从证明，因此只能是所谓“公设”，但它和几何学中的那些公设不一样，是不可改变的。改变了几何学的公设，可以演绎出新的几何学来，然而等量公理一改变，则整个数学大厦立即崩摧。

此所以数学家们为了把运算进行到底，什么人为规定都敢做出来：除不尽的数照样可以除，得出分数或小数来；小数可以减大数，由此得出负数来；负数也能开平方，开出所谓虚数来……每一次这种把运算进行到底的顽固冲动，都扩大了“数”的外延，导致新的算法的建立。但除了马克思那自学老年外，谁也不敢发明以零为除数的新算法，只能蛮不讲理地规定零不能作除数，那原因就是零一旦能作除数，则等量公理立即轰毁，数学家们也就永远失业了。

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如同一切“社会科学”一般，经济学乃是道地西货。据我这绝对外行恍惚听说，欧洲封建时代并没有这玩意，它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后才问世的，其鼻祖便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那二位的书算是我平生唯一读过的一点经济学著作吧，虽则现在早忘光了。

如果我记得的那点只鳞片爪还靠得住的话，西方古典经济学隐含的基本假设，似乎就是人的天性是自私的，而经济活动就是人类逐利天性的表现。所有的经济决策，都是个人在彼时彼地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无数个人行为集合在一起，就汇成了繁荣的经济，而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从中获益。因此，一个理想的企业，就是参与各方都觉得有利可图，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让所有的成员都能称心如意地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的自私天性最有效地用于创造社会财富，使得所有的人都从中获益。

必须强调指出，我看那两位的书，乃是70年代初的事，当时觉得非常乏味，没怎么往心里去。所有的学科中，我最讨厌的便是经济学。所以，以上所说，我还真不知道到底是作者真这么说过，还是我个人体会，竭诚欢迎各位指正。

三、自由是繁荣的前提

根据上述基本假设不难推知，一个经济繁荣的社会，必须是个人的经济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只有假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有着相同的创业机会，才能把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是我党的行话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来是毛共的理想目标，不过那调动手段一般是恐怖），将之用于创造社会财富，直接为自己、间接为他人谋福利：资本家开工厂为了自己发财，同时也为工人解决了饭碗问题；工人打工为自己糊口，同时也为资本家提供劳力，等等，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看出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是怎么推出的：“天赋人权”理论的推出，是为了保证大家都有同等发财机会；法治的建立，是为了避免政府或权势人物剥夺弱势群体的发财机会，或是敲诈平民；等等。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成龙配套，都是环绕着保障个体自由这个基本鹄的建立的，而个体自由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由。所谓经济自由，就是equal opportunity，个人的发财机会决不能被权势或财富夺去。

由此可以进一步导出，健康的经济必须是严格实行等价交换的经济。所谓等价交换，就是商品和资本的价格必须只由纯粹的供求关系决定，决不能受权力（亦即隐藏的暴力）干扰，如果权力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经济自由，那就是所谓“压迫”。而所谓“剥削”，就是以权力介入商品交换活动，违反等价交换的原则，使得权力取代金钱成了资本，在交换中产生巨额 “剩余价值”。一言以蔽之，权力亦即隐藏的暴力乃是经济的煞星，它的肆虐必然要把经济搞得奄奄一息。

证之以东西方历史，不难发现这基本假设至少在过去是成立的。繁荣确实以经济自由为前提。西方中世纪时，贵族和教会凭借特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发财权利，遂有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之举。这场革命的目标就是平民争取经济自由，把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驱赶出去。这任务一旦完成后，西方立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以致马恩要在《共产党宣言》中感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在中国也同样如此。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它是一个官僚社会，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什么都是按权分配。秦晖教授关于传统社会土地制度的讲演就解释了这一点：土地从来是按照权力而不是按金钱分配。换言之，土地作为商品从来不参加等价交换，其价格不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有一个权力附加值。这附加值可正可负，端看你手中有无权势。至少在明朝那种烂朝代，土地在享受赋税减免权的权贵手中才有产息，在平民手中则会变成难以承载的重荷，以致逼得他们将自家的土地“投献”给豪门贵族，心甘情愿地去做佃户或奴仆。

在旧作《长达一个世纪的宏伟壮丽的南辕北辙》中，我也曾对清代官府对食盐产销的垄断作了剖析，总结了古代“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

“第一，商品价格含有远远超过成本与合法利润之和的‘剩余价值’（在上例中约为前者的4倍）。

第二，该‘剩余价值’与生产和交换毫不相干，乃是权力介入经济活动产生的，全部流入非生产者。获得者既未参加商品的生产，也不负责商品流通，唯一的贡献就是以暴力敲诈强行介入商品的产销，除了极大地抬高商品价格外，还人为阻碍了产销，使得产业和商业失去了自发兴旺可能。

第三，这种赤裸裸的掠夺，与‘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等西方市场法则针锋相对，而这些法则乃是从资本主义的‘权利’观念衍生出来的。因此，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观念及其衍生的‘平等’、‘机会均等、费厄泼赖’ 等观念水火不相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官僚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兼容。只要中国不改变其官僚社会的基本结构，则自由资本主义就绝无可能从那烂污土壤中自发生长出来。”

这就是为何不管国粹派如何吹得天花乱坠，传统社会的经济始终无法发展起来的基本原因。中国历来是个穷国，从未像现代人浪漫设想的那样富裕过。真正富裕起来，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事，这和西方一模一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原因也是同一个：中国人民获得了极度有限的经济自由。

四、中国悖论：“有限自由”能更有效地制造繁荣？

中国奇迹的秘诀何在，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低人权优势，廉价甩卖人力物力资源，大量外资与技术的涌入，后发优势，等等。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中国成了吸取外资与技术的超级黑洞，这黑洞之所以出现，则是因为中国无比廉价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这些资源之所以能廉价，则完全是因为官府肆无忌惮动用权力，剥夺了普罗大众的基本人权（压迫），压低了土地、矿产乃至货币等等的价格（剥削），人为制造了反常经济环境。

这完全违反了上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权力不但不是妨碍经济繁荣的障碍，反而成了制造繁荣的强有力杠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能完满解释前苏联、东欧、毛中国、北韩等国国民经济的死样怪气——人民的经济自由被剥夺得越彻底，经济也就越没有生机，却不能解释后毛中国的“有限压迫与有限剥削反而导致经济迅速繁荣”的怪事。后毛时代与毛时代的区别，是自由有无的区别，毛时代公民自由度为零，而后毛时代公民获得了极为有限的经济自由，然而这种“解放脚” 跑得不但比毛时代的三寸金莲快，甚至比自由世界的“天足”还要快，您说这到底是咋回事？

老看说了，那繁荣是假的，不能光看GDP，还得看GNP，也就是国民收入而不是国家收入。我同意，中国的GNP确实没有GDP好看，但即使以GNP而言，过往三十年的增长也是惊人的。我在楼下转贴了从凤凰网上看到的一份重庆护士的工资单，这与我听说的情况似无太大差别。一个普通护士年收入能达13万元RMB，若按货币实际购买力比较，我不认为西方护士能活得如此滋润。

因此，咱们是不是能说，西方经济学的上述假设不是绝对的，公民毫无经济自由经济当然不可能繁荣起来，但也不一定非得享有完整的经济自由才行，对于苦吃苦做成了深厚传统的民族，给予最低限度的自由便足以制造经济奇迹，如果效法西方完全放开，反倒未必能充分发挥出“邪派武功”来，在短期内制造出经济繁荣？

例如咱们若假设中国在89年赶在前苏联前面实行了民主化，那么是否还会有今日的繁荣？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低人权优势是不可能有的。那么，中国还能变成吸纳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强大黑洞么？而若不是把鬼子的内力吸过来，哪还会有今日的繁荣经济？

如果要修改上述基本假设，那么是不是应该加上一个前提：只有在孤立的经济体中，充分的经济自由才是繁荣的前提。但当其他经济体存在而又有大量的游资和技术流入可能时，则靠有限压制人权来吸引这些繁荣要素，获得的利益就会超过体制内缺乏经济自由造成的损失？

毋庸赘言，如果此论成立，则中国当为第三世界树立了一个可怕的榜样，呜呼！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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