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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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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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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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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国府在战后犯的第四个错误，便是推出三大恶政，使得国府声望在国民心目中达到顶峰后，迅即坐上“过山车”，在最短期限内便卓有成效地跌到谷底，当真应了杨雄的话：“炎炎者灭，隆隆者绝”。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在对外战争中获得完胜，不但失土尽复，而且收回了丧失半个世纪、本来绝无可能收回的台湾与澎湖。不仅如此，自民初以来中国一直争取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终于奏效。西方列强相继放弃了租界、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特权，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条约。唯一的例外，是赤色烂污社会帝国主义苏联趁人之危、强加给国府的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曾亲口向毛泽东等人承认，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取代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崛起为当时所谓“四强”之一（其时法国还没让英美扶持起来，因此名义上主宰世界事务的是中苏英美四强）。这与中国在一次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遭遇相比不啻霄壤，不能不让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因此，无论是在大后方各地召开的庆功大会上，还是在国府大员重返沦陷区的欢迎仪式上，人民都对国民政府首脑及其代表表达了真诚的拥戴与欢呼。李宗仁自己就有这体会：
“十月二十六日我本人率领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专机飞平。北平市民听说我将于是日到达，竟全城轰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的数十万人，欢声震天，令人感动。因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实是出于至诚。”（80）
那可不是如同后世我党组织起来的虚假民意演示，完全是人民的自发行动，凡是“解放”前过来的老前辈都能告诉你这一事实。
然而“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全国人民咬紧牙关，苦熬了整整八年，盼的就是战争结束后过两天轻松日子，可惜却大失所望，盖他们盼来的国民党经不住抗战中艰苦卓绝的环境的考验，已经极大地腐败了，再不是当年那个尚有朝气、基本清廉的革命党。在大后方过够了穷日子的大员们一旦回到相对不那么残破的沦陷区，当然免不得个个垂涎三尺，要好好地“堤外损失堤内补”一番了。
这结果便是李宗仁在其回忆录里痛陈过的三大恶政。
第一就是藉货币兑换肆无忌惮地抢劫沦陷区人民的财富。用李宗仁的话来说是：
“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81）
这指控完全属实。据汪朝光先生介绍，1945年9月9日，陆军总部发布命令，规定接收后一律使用法币，自9月12日起，各银行一切往来交易亦应一律使用法币（82），却又未明确规定兑换率，接收官员便借此上下其手，牟取利益。9月27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为1比200。“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83）
这完全是针对本国国民的选择性歧视与放肆掠夺，欲不激起广大收复区人民的愤怒，其可得乎？
第二大恶政便是“五子登科”的“劫收”，所谓“五子登科”乃是当时民间的嘲讽，指“劫收大员”们下车伊始便专抢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张恨水曾写了本同名小说加以讽刺。那可不是夸张，李宗仁也说了：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事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84）
这些烂事，其实国府当时就承认了：“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指挥接收之大员”;“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85）
“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更，致敌伪事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丧失人心，莫此为甚。”（86）
第三大恶政特别混账，乃是所谓“甄审”，李宗仁也说了：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协和医学院内几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卢沟桥事变后，协和医院因受美国保护，其教授均未随国军西撤。迨太平洋战事爆发，协和医院为伪政权接收，这几位教授无法离平，只得仍留院内。因此被特务加上‘伪教授’甚或‘汉奸’的罪名，逐出医院，不许聘用。这几位先生衣食无着，乃托人向我申诉，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后来我忽然想到他们既是第一流的医学师资，而广西医学院正闹师荒，何不请他们到广西屈就些时呢？他们闻言，都异口同声说，如蒙李主任替我们找到工作，使妻儿免于饥寒已感激不尽，至于地点，我们就顾不得许多了。我随即发一专电给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旋接渠复电欢迎。我乃赠他们一些路费前去广西，才解决了这难题。至其他大中学的教授、教员处境的凄惨，就可想而知了。”（87）
他这儿说的老教授遭受无辜迫害、获得他的救援的个案无从落实，但国府确实在收复区实行过这种无天理的恶政。
9月间，教育部发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规定凡敌伪所办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一律需经过甄审合格后，才能承认其学历；政治性学校学生及赴敌国留学者不予登记。（88）
北大学生因此向社会发出公开呼吁：
“固然沦陷的政府是伪的，应绝对予以解散，然而沦陷区的老百姓绝不能指其为伪。固然沦陷区的行政机构是伪组织，有政治性的训练班或学校应予以解散，然而在学术机关的学校读书的学生，因为无力赴内地求学，又无力入私立学校，不得已而委曲求全，这种只以求知识为目的的学生，是不能指其为伪的。……我们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手中，受敌人的宰割和屠杀。我们需要的是抚慰，是鼓励，是督促，是指导，而不是惩罚，不是歧视，不是摈弃!” （89）
政府和军队无力保护人民，致使人民沦入敌伪魔掌，等到光复后，无能的政府不向收复区的人民沉痛谢罪，反而诬指人民为“伪”！天下乃有“伪人民”乎？莫非人民可以是一种非法成立的权力机构？
这种恶政“为渊驱鱼”的神效，连情治系统都看出来了：“自甄审条例颁布后，一般学生因恐惧而生苦闷……奸伪及民主同盟则针对学生隐痛，以谦虚、和蔼、忍苦、耐劳之态度，在学生群内争取领导地位，收获颇大。” （90）
从上述一系列失误来看，蒋介石丢了大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自作孽，不可活”。
确保伟大领袖“抗战”战略伟大胜利的最后一个客观因素，乃是美国人的“调处”。
官修党史告诉我们，抗战胜利后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是万恶的蒋匪帮，这完全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敢同魔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彻底革命精神的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得明明白白：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哪怕一年两年也好。结果我们争得一年时间。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91）
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病期间，中央由刘少奇代拆代行时提出来的口号。它因此成了刘少奇后来被整死的理由之一，但当时得到伟大领袖的批准，毛自己就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毛泽东在这儿说的这“新阶段”，指的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大约一年内国共表面言和的期间。毛这话的意思是，这一年，是我党为全面内战做好充分准备争取到的宝贵时间。如果没有这个准备阶段，则我党夺取政权未必会那么顺利。
伟大领袖没有解释这是为什么，所以还得由老芦一如既往，向大家传达毛泽东思想真谛。其实张戎的毛传已经说过了，只是讲得不是太清楚。
如上所述，我党把新型内战伪装为“抗战”，其要旨就是“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对日军像春天般温暖，对 “顽军”如严冬一般残酷无情，靠“反摩擦”来壮大自己。其具体操作可分三阶段： 早期（1937-39）：分兵以抢占地盘；中期（1939-42）：集中以消灭“顽军”；后期（1942-45）：分散蛰伏待变。
抗战头两年内，我党籍国难营私自费的真面目还没暴露出来。而且，我党当时按伟大领袖嘱咐，“分兵以发动群众”，所用的撒豆成兵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见神效，当时尚未显示出来，因此国共关系尚称和谐。就连老狐狸阎老西都不论党派，“咸与抗战” ，傻不拉几地出钱出枪，请薄一波为他组建训练新军。但等到我党成长到一定地步，就到了不抢国军的人枪与地盘即无法再发展的地步。此时便是我党“集中以对付敌人”之时，“反摩擦”大战于兹开场，其辉煌范例便是山西新军痛歼阎锡山部，华北共军痛歼朱怀冰部，苏北共军痛歼韩德勤部，等等，等等。
上文已经说过了，华北敌后“顽军”夹在日军与共军的阴阳磨中，给“摩擦”得无路可走，从1942年春开始陆续降日，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共军倒也精乖，“顽军”成了皇协军后，就再不敢去“反摩擦”了。再加上百团大战终于让日军察觉到共军存在，开始对共军的扫荡；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失去籍仗，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便把将领们召到延安去整风，敌后根据地于是提前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直到日本投降。
以上分期当然不是一刀切，例如大规模“反摩擦”内战，在苏北就一直延伸至1943年共军全歼抗日英雄韩德勤部。但基本情况大致如此。
这伟大战略的涵义，便是华北共军自把残余“顽军”逼成皇协军之后，便再未集中打过仗，基本处于分散状态。苏联人出兵后，毛泽东虽然下令全军投入反攻，但主要将领们却一直在延安闲居。直至8月25日，美军飞机才把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波、膝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高干从延安运到晋东南的黎城县。9月9日，美军又把中共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另—批军头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92）。
虽然美国人帮助把共军将领运到了前线，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指挥一支雄师。在过往8年间，除了威武雄壮的“反摩擦”大战外，我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本就没打过仗，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高度分散状态。谁都想得出来，这种基本没打过仗尤其是正规仗、甚至没有得到集训的队伍毫无战斗力可言。光是把大军集中起来，让各级指挥员熟悉一下部队，都得花上一定时间。
相比之下，国军和日寇血战八年，而且专打攻防战，乃是血与火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东北共军当时向中央报告：
“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统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一个（原注：此处有误，似应为“一连”）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状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确实也顽强。”（93）
这就是共军为何在关外初战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连国内办的《百度百科》都不能不承认：
“5月15日，廖耀湘的新6军22师65团进攻威远堡。除了第一次试探性的冲锋外，65团团长李定一上校指挥的所有攻击都是一次成功。客观地讲，国军65团一个团依靠优势炮火在威远堡打垮了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主力（今日第40集团军的前身，当时三纵司令时为程世才）。小小的威远堡战斗在东北早期国共较量中意义非同小可。65团一个团可以打垮3纵主力，新6军又有什么样的对手好怕呢？”
当时关外共军败得之狼狈，《雪白血红》里作了些记述：官兵怨气冲天，连林彪都骂上了：“就是林彪来了也不让！瞎指挥，打败仗，就会撤，就能跑——撤退将军，逃跑将军！”“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94）其实指挥那种刚刚集中起来、毫无战斗经验的乌合之众，就算是韩信去也没辙。
不难想见，如果没有那一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为我党赢得了宝贵的训练部队的时间，并让我党得以不但装备训练关外共军，而且从关外运来大量武器，装备训练了关内共军，我党便绝无可能如后来那样，摧枯拉朽般地消灭国军，轻而易举地夺取全国政权。
网上爱党人士死也不承认毛子给中共的援助，蓄意否定官修党史记载的我军在各重要战役中的猛烈炮火。就算从关外进来的大炮弹药可以赖掉吧，难道连我军有名的“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也能赖掉？若赖不了的话，请问爆破用的炸药包从哪儿来？难道不是毛子馈送的东北兵工厂造出来，而是从并不使用这技术的国军手上缴获的？
其实就连伟大领袖自己，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时也都承认，苏方提供的日式武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具有巨大作用，他之所以要发明“小米加步枪”的神话，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此东北共军入关时全部上缴了苏制武器，让部队换成缴获的美式装备（95）。
但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要交到关内共军手上，而且要训练土八路学会使用它们，都需要时间。若老蒋抗战结束后接着剿共，则我党就来不及武装到牙齿了。老蒋之所以给了我党这个至为宝贵的准备时间，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因素外，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就是美国人的调处（“搅屎”的别名）。
战后美国先派赫尔利来华，敦促国共双方和谈解决分歧，共同和平建国，后又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一手扭转了关外共军的败局，使得林彪逃出生天。等到调处失败，全面内战爆发，马歇尔便宣布调处失败，灰溜溜地滚回去了。此后美国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国务卿艾奇逊甚至在公开演说中未把韩国与台湾列入美国的防御圈，诱使金日成发动韩战。至此，美国才被迫再次卷入国共争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制止了共军对台湾的进犯。从头到尾，美国人显示的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麦卡锡辈后来追究力薄儒民主党政府“丢失中国”的责任，我个人觉得并非毫无理由。
（1）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9－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Vietnam War Casualties，http：//www.vietnam-war.info/casualties/
（3）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演变》，《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4）《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2页。
（5）同上，第146页。
（6）同上，第148－149页。
（7）《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并莫洛托夫信》，1941年7月18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495/74/317/81. 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yjzs/000242.htm。
（8）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46页。
（9）同上，144页。
（10）《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433页。
（11）《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注12来源同此。
（12）《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158页。
（13）《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36376
（14）薄一波：《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成长》，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77196/77202/5293112.html
（15）《冈村宁次回忆录》，33页，中华书局，1981。
（16）同上，56页。
（17）同上，58页。
（18）同上，78页。
（19）《杨天石文集》，第467－46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20）杨杏佛：《驳梁任公先生应付上海惨杀态度》，《杨杏佛文存》，《民国丛书》第三编第84分册，198-20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
（21）《蒋廷黻回忆录》，123、140页，岳麓书社，2003年。
（22）顔惠庆著、吴建雍等译：《顔惠庆自传》，37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23）《蒋委员长致蒋廷黻转杨杰养电》，《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国史馆”藏，第46页。
（24）《苏中关系（1937-1945）》俄文版，第1册，第111号、121号文件，第138、156页。
（25）《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
（26）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602-603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7）《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1-612页，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612页。
（28）《事略稿本》，未刊稿，“国史馆”藏，以下至注35均转引自杨天石：《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载《中国文化》第22 期，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
（29）《困勉记》。
（30）同上
（3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32）《困勉记》。
（33）《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 ），385-386页，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607页。
（3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680页。
（35）《中日两国在九国公约会议所采取之态度及应取之办法》，“蒋档”。
（36）《战争与共产主义》，175页，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609页。
（37）《冈村宁次回忆录》，86页。
（38）侯中军：《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对八路军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卡尔逊给美国军方情报处的报告》，《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65页。
（39）《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4页。
（40）《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00页。
（41）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35页。
（42）杨奎松：《战后中共夺取东北始末－1945－1946年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演变与苏联》，http://www.coldwarchina.com/zwxz/zgxz/yks/001711.html
（43）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23页。
（44）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tlzm/000095_1.htm
（45）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50页。
（46）同上，230-231页。
（47）同上，234页。
（48）同上，235页。
（49）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http：//www.imaozedong.com/post/1847.html
（50）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52页。
（51）同上，249，253页。
（52）《冈村宁次回忆录》，39页。
（5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12-213页。
（54）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120-133页
（55）杨奎松：《1946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sjyj/000140.htm。
（56）《李宗仁回忆录》，621页。
（57）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58）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59）参见何应钦对国民党五届八中、十中、十一中、十二中全会的军事报告，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22、134、197、223页，1986年内部发行，转引自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60）《冈村宁次回忆录》，327-328页。
（61）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078.htm。
（62）《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第48页，重庆1945年版，转引自汪朝光：《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63）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第741-7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3-64、78-79页，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65）《冈村宁次回忆录》，36页。
（6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67）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6-687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69）金典戎： 《光杆司令长官孙连仲与华北》，析世鉴，http：//www.boxun.com/hero/xsj1/197_1.shtml。
（70）《李宗仁回忆录》，623页。
（71）《冈村宁次回忆录》，92
（72）《李宗仁回忆录》，622-623，659页。
（73）《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30日，台北1991年版。
（74）《剑桥中华民国史》，网络版，http：//www.shuku.net：8082/novels/baogaowenxue/jqzhmgs/jqzhmgs91.html
（75）《郭汝瑰回忆录》，第2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6）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青年远征军第二零八师政治部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42-48页。
（77）汪朝光：《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78）《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286页，高雄1972年版
（79）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70册，10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0）《李宗仁回忆录》，627页。
（81）同上，624页。
（82）《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页。本注以及以下各注直至注90，除《李宗仁回忆录》外，均转引自汪朝光：《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83）《莫失尽人心》，《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27日。
（84）《李宗仁回忆录》，627页。
（85）《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报告书》，二档，五三六-56。
（86）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重庆1946年版，审4第134号。
（87）《李宗仁回忆录》，627-628页。
（88）《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7册，第122-123页。
（89）《我们的呼声》，《华北日报》1945年11月6日-11日。
（90）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2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9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电子书。
（92）牛大勇：《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历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4期
（93）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1949年10月）：《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6页。转引自张正隆：《雪白血红》，网络版。
（94）张正隆：《雪白血红》，网络版，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wars/xuehong/xuehong.html
（95）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80页。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9-29 周二, 上午1:3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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