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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先生”和“赛先生”神话原是广告策略——《新青年》的真实发家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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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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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德先生”和“赛先生”神话原是广告策略
——《新青年》的真实发家史
芦笛
国人的一大悲哀，就是所知的历史是后人写出来的，而这写作又常常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断章取义甚至捏造。关于五四运动的神话就是后人的创作，其实与历史上那事件恐怕没有多少共同点。这结果就是，哪怕是昨天的历史也充满了未知的新鲜事，用鬼子的话来说便是“充满惊奇”。
近读国内学者王奇生教授《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以下引文除注明者都出此文，不另注）一文，感觉就是这个：中国历史真是部充满惊奇的历史，应该归入fiction一类，要在其中找出non-fiction的部分着实不易。
一般常见的误会，是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不知道前者是文化启蒙运动，后者是政治运动，前者是先知先觉们试图结束中国文化的原始落后状态，学习追赶西方的理智努力，而后者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士大夫干政盲动，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虽然知道区分这两者，然而还是被“历史学家”们骗了，根本不知道《新青年》的真实发家史。
先来看网上百科全书对“新文化运动”的介绍。
《百度百科》：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德先生和赛先生”
“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教材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乃典型的党八股，其特点是胡说八道——中国连封建社会都不曾有过，哪来什么“封建主义”？——以及有用信息为零。看后唯一的朦胧印象，便是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科学和民主为大旗，在中国推动了科学和民主的热潮。
再看《维基百科》：
【新文化運動為20世紀早期中國文化界中，由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革新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並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这大概是海外华人编写的，相当平实，没有大陆文字那种令人忍无可忍的“阴霾春雷”恶俗，然而它也认为该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这大概反映了一般人对那运动的共识吧。我过去就是一直这么认为的。
不意看了王教授的论文后，始知大谬不然。据王教授研究，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出自陈独秀1919年1月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中的一段话: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王教授指出：
“这段文字被后来史家反复征引。细察陈文之立论，意谓拥护德、赛两先生是《新青年》同人的基本立场，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具体主张，均以此为原则。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主(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1923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
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民主’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非难’《新青年》者‘叫板’说:‘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陈独秀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新青年》是拥护民主、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讨论民主与科学，自在情理之中。”
这用鲁迅的话来说，便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用现代话语来说，便是“抢占道义制高点”。须知当时国人被鬼子打怕了，无论是守旧还是维新，都对西方制度与文明甚为服膺，就连所谓北洋军阀也如此，跟今日完全是两回事，哪有公开反对民主与科学的？陈独秀使用这种论战“技巧”，与文革期间两派互相指责对方“反对毛泽东思想”，把自己说成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贞战士毫无二致，都是把自己装扮成捍卫共同权威的卫道士，无“反潮流”可言。
尤可笑者，所谓“非难本志”（本杂志），所谓“罪案答辩书”云云，其实是陈氏的商业炒作手段。据王教授介绍，《新青年》创办后一直没有什么影响，既无人反对，也无人捧场，而且稿源缺乏，必须使用在校学生的幼稚文章（例如毛泽东氏的《体育之研究》），水平相当之低，后来全靠北大教授加入，才获得了一定知名度。即使如此，它真正出名，还是陈独秀不择手段炒作的结果。
据王教授介绍，创刊之初，陈独秀即把当初办《甲寅》杂志使用过的“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正言若反”等手法使出来，开了一个所谓读者来信的栏目，“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但仍然无法扭转冷清局面，于是编者们便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一曲“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信《新青年》，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拟态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因此，臭名昭著的“左右互搏术”，其实并不是马悲鸣发明的。
可笑的是，当烧香真的引出鬼来时，编辑们却都变成了叶公：“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
陈独秀还专门以说决绝过激的话来吸引读者眼球。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按西方自由主义的规矩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陈独秀却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种态度，有如说是“新文化”，莫如说是“新文霸”。这就是他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使得《新青年》暴得大名的，还是陈独秀巧妙地利用了林琴南的公开信。林氏曾公开致信蔡元培，抨击《新青年》与北大，指责《新青年》“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因为《新青年》是北大办的，而且林纾语涉北大，蔡元培作为校长，当然有责任公开答辩。两封信都在报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各报纷纷加以炒作，极度夸张地把“林蔡之争”说成是“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其实当时就有人指出，林说不上“旧”，蔡也说不上“新”。据王教授分析，当时的人的思想多是新旧杂陈，根本也就无从分出个旗帜鲜明的新旧阵营来。我个人觉得可以补充的是，“新”未必都正确，“旧”也未必都错误，文化不是时装，不能用新旧标准裁判。
王教授指出：“为了吸引读者，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本是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无异火上浇油。仅《每周评论》第17、19两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评。在新闻媒体的大肆煊染下，原囿于学界的思想分歧，顿时喧哗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
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陈独秀苦心孤诣未能实现的目标，无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陈独秀写那以“德赛二先生”为“旗帜”的《本志罪案答辩书》时，“林蔡之争”似乎还未发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以靠扮演“反迫害”实行“哀兵必胜”，其实唱的乃是“空城计”。
“林蔡之争”倒是给了他充足的做戏素材。当时《申报》报道，参议院议员张元奇拟弹劾教育部，理由是北京大学教授“有离经叛道之鼓吹”，更有媒体披露张元奇之弹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后指使。这一下激起了公愤，舆论纷指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伏反对之学派，实属骇人听闻”。黄宗培更致函胡适，激愤地说道:“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
至此，陈独秀氏的“悲情战略”总算奏效，《新青年》终于成了“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的“一声春雷”。
不过，这悲剧策略之所以奏效，全靠当时的国情民俗。若在今天玩这个，只会遭到我党铁腕镇压，还要被“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论者嗤笑，骂为“自作自受”。即此一端，便不难看出中国倒退了有多远，而陈氏的“文化革命”似乎不能辞其咎。
这不是一笔抹杀新文化运动。窃以为，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民智水平尤其是识字分子的水平实在太低，因此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陈独秀之类不过是个风云际会的弄潮小丑而已。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从西方引来的批判式思维方式（critical thinking）与科学探索方法，胡适先生当时已经把这点说清楚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在我看来，用“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此“输入学理”“研究问题”，不但是当时中国之急需，而且仍然是今日中国之急需。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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