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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三十年与“隆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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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三十年与“隆隆”（续）   
dxk10001






加入时间: 2009/07/03
文章: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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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三十年与“隆隆”（续） (861 reads)      时间: 2009-8-24 周一, 上午1:28
作者：dxk10001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入世前后的宣传和一些举动当时给我不小的惊喜。一方面政府的位置确定有走向正常国家的趋势：从市场里退出，承担维持公平竞争秩序的角色；政府决策透明化；各类企业同等享受国民待遇。这之前朱镕基的政府机构改革搞到中央机关以后就搞不下去了，这不仅有一般的阻力的问题，另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政府机构的权力未变，入世以后，开始讨论厘清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在小政府的讨论中还有一个说法，把商业利益与公权力隔开是对公权力的寻租最好的釜底抽薪。当寻租的余地小了以后政府工作量大减，吸引力就小得多了。在法律方面，清理已有的法律法规给我的感觉是今后的法规会逐渐走向明确、稳定。那时候的地方法规的制定开始讲究与上位法的相容（必须符合上位法的精神，由专业法规办人员掌握），同时对立法的程序要求也渐趋严谨。一时间司法机构的专业化和相对超然的地位也进入考虑范围（有人开始公开讨论了）。90年代在舆论导向中，也开始讨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了，央视的焦点访谈一度成为收视率极高的时事节目。医院、学校也允许民间开办了，甚至有了关于民办学校如何利用国家的教育经费的讨论了。这种趋势在权力交接的本世纪初渐渐的销声匿迹了。

第二个十年是政治改革的直路被封闭的十年，一度出现迂回突破的曙光，最终未能成为现实。在这十年中，新建立的体制有其形无其神。以党领政的管理结构在后期反而有所回潮。这是将政权的“稳定”与政治改革对立的结果。通过政府权力的缩减、界定国家对公民的财产和权利（经济权利）的保护、建立专业超然的司法体系以维护竞争环境的公正这样行政、司法上的改革改良环境、减少矛盾、促进全民致富，这才是获得长期稳定的正途。中国人通过前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和89事变后，全民对纯粹的意识形态大多没啥兴趣了，即使在今天民间创业、工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也是极大的，如果在政治、经济领域内建立一个能够不受“帝力”影响的环境，建立正常的“市民社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时候的国人对“清算”之类的应该热情不高，能如此中长期的稳定就真的实现了。这时候我还真的产生了良治——宪政——民主宪政的遐想。

第三个十年是使我眼乱神迷黯然神伤的十年。以收容法的废止来回应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的抗议活动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国际国内的舆论对此有着诸多好评，胡温新政的提法包含的期待显得那么真实。几年后，暂住证依然存在，五人（三人？记不准了）以上的上访要受到追究了，到北京上访居然被“截访”了。当初的希望全然破灭的效果就不仅是“个人威望”的掉价了。一年收上来一百多亿的农业税被废止被说成是数千年未见的善政，当时就有人用这是全世界仅有的受农业税的国家来反唇相讥。农民的负担根源就是基层政权的庞大。农业税的免除并没有解决基层政权的吃饭财政问题，因而羊毛还是要在羊身上拔。农村的最大问题是乡村自治和农业金融体系的建构，这方面同为小农经济的日本和台湾都有成功范例。

关于 “乱象”的叙说很多了，大多是议论满目皆是的社会现象。这十年使我深感不安的是国家管制上的“悖乱”。中国的矿难举世闻名，究其原因具体的技术问题尚在其次。煤炭工业本就是资金、技术要求很高的行当，中国的做法竟然允许挖洞式小煤矿开采，这种规模的开采“企业”根本就不可能维持起码的安全技术力量和成本，对矿资源的糟蹋更是令人发指。解决之道本应是根据资源情况设置规模门栏，允许民间资金进入开采，政府以超然的立场对企业的安全进行监督。而当时居然拿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跟班下井”的“指示”。看到这个我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些人不会是在秦城关了二十年刚出来吧。小煤矿被一关了事后煤炭大涨价，于是就悄悄的再开开，对外的办法是关的时候宣传，开的时候不许说了。公安破案总是有一定比率的，各位海外大侠可以说说国外的情况。前几年本国有一个“命案必破”的“硬指标”，这种乱命之下“造案”之风盛行就是必然的了。此风之下这片土地又不知添加几多冤魂。

金先生通过川震看到“今胜昔”，我也看到了。不同的是使我看到希望的仅限于民间的行为。平时“讲力不讲理，用诈不用德”的人们自觉的排着长队等候在取血车的情景使我落泪；大队自发开进灾区的救援车队、来自成都的逾千辆等在学校门前免费救人的出租车队使我坚信善仍然留存在广大的民众心中。自发组织的救援义工的行动能力更使人对“人民”刮目相看，昨天还被认为颓废自私的独生子们居然自发地走进炼狱般的灾区，有秩序地从事繁重的体力活。一个商人居然在第一时间从不同的省份调集一百多辆大型机械长途奔袭一千多公里直达灾区，这些设备竟然成为最关键的几天里仅有的大型设备！四川、重庆本是路桥大省，是大型设备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本省的路桥专业公司实力在全国是很强的，在自己家里发生的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居然在最初的几天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这是怎样的政府？看到第一时间到达的温先生严命24（记得不清楚了）内打通到汶川的公路而最终破产的时候，实在是很郁闷。那里的地形、地质四川的专业人员了如指掌，到汶川的道路已经出现高差两米多的巨大裂隙，难道就没有专业人员告诉他此路不通？至于拒绝日本、台湾以及近在泰国的原拟救援缅甸水灾的大批专业救援人员和设备，就不必多说了，那是他们的传统。

大灾之中的表演很纷杂，舆论在短时间的放开之后就进入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了。对校舍问题一番胡言乱语之后的封锁恐怕就使得民间的“感恩戴德”实在难以为继。近日对追究校舍问题的民间人士的审判简直就是倒行逆施！minsheng网友对于“上一级/上上一级的党政机构完全无视邓案和昆明案子（包括湖北石首的案子）”感到“最不能理解”，我有同感，相信看在眼里的所有人都会有类似的不理解，一个社会的管理者应该有起码的是非吧！只是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不觉得奇怪。川震中的校舍是亿万人眼见的事实，这都能颠倒黑白，那些小事算个啥？

经营城市与沿海的筑巢引凤形似而实反，当初的筑巢引凤不仅有外向型经济的实际需要，而且有浙粤当局的长期谋划和引导，温州模式是藏富于民然后不顾现行法规的约束强行为民间创业者开辟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广东的做法类似，只是进驻的对象多以港台中小工商业主。长三角的发展在后边，起点要高一些，进驻的开始以国外大型企业为主了。这时候矛盾实际上已经显现，一是外向型经济的容量有限，国内的“制造环节”也过于低端；二是外向型经济的地域分布狭窄，狼协提到的产业链就不能分散；三是随着大企业的进入以及国内已有企业的规模扩大，以稳定的法律保障、独立超然的司法体系以及简洁有效且不与社会争利的行政管理来营建一个市场环境就成为当务之急了。只有这样各种企业才敢于在大陆有长远经营的打算（这是提升产业层次的基本前提），大量的中小创业者才敢于进入市场，广大的内地才有可能进入以产业的发展促进民富进而真正扩大内需，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入世的时间点正逢其时。

薄先生熙来在大连开始的经营城市是倒着来的，它从大规模的基建和夸张的城市景观开始，特点就是全程是由政府亲力亲为，这为政府权力直接参与市场争利进而操弄市场开了大门。这种做法的经济上的毛病是巨额投资的效率不会高，甚至有成为烂帐的巨大风险。大连挟沿海地利获得部分日韩投资尚且有“城市如欧洲，乡村如非洲”的病态。这个发明在江朱后期得到的评价不高，朱先生对02年的房地产都不感冒，断不会赞成这种搞法的遍地开花。

经营城市在大江南北祖国大地的普遍盛行竟是在“宏观调控”的年代发生，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竞争环境的改善停滞甚至倒退、外向型经济渐趋饱和的时候，大批城市的规模成倍膨胀必然导致为扩大而扩大，为盖房而盖房的奇景了。政府的楼堂馆所固然是毫无效率的投资，而大片的住宅是要有人住进来才能发挥它的作用的，住进来的人必须能有维持生活的活计才会住进来。这个简单的道理就决定这种“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前几年我与一位搞设计的同学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不以为然，他的感觉与金先生类似，这些房子不都卖出去了吗？今年上半年他与我开车在一个经过十几年开发的“开发区”里逛的时候，看着黑压压一片片楼房仅有的几点鬼火般的灯光，他说：你的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今天这不仅是一个“道理”了，经营城市开端的房地产大跃进绑架了国家经济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眼前的事实了，也是金融危机下国家的刺激措施进退失据的一大原因。

这几年从上到下发生的视法律如无物的情况是这种“悖乱”的集中表现，“经济适用房”的定位、90-70政策就是直接违反它的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这方面任志强先生有详细的论述。各级地方政府随时以红头文件形式出台的各种政策简直就是视上位法、国家强制性规范如无物，这些政策往往对当地的民生、工商业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文件治国的现状对比上世纪末的情况是大倒退，这种倒退已经到了杂乱无章的地步了。

说这十年是停滞的十年是一种恭维。这种情况能不能“隆隆”下去，我不看好，解决之道我同意芦先生的意见，不能“大乱达到大治”。

对金先生说的“还能玩下去”的理由我很怀疑。从当下的情形看“国家有了一定的民主自由，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的说法成问题。民主是这三十年从来都不曾真正有过的；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自由在前两个十年中确实有逐步扩大的势头。张五常先生最为欣赏的县域竞争体制从老先生的专业角度可能有其优势，但这种公权力直接操弄甚至直接参与争利的体制有其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必然日益严重地破坏竞争自由。经济社会的活力在收获入世红利的年代是真实的，芦先生经常提到的“低人权优势”也是有其边界的。这十年各类左派们提出的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不仅关乎他们的“后顾之忧”，更严重的是所谓“低人权优势”积累的财富与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不相干。这种“优势”的效力也就发生在产业低端，这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特有的“优势”，现在看已经难混下去了。权力一旦参与争利其发展就呈发散型，不仅腐败如此，对市场自由的侵害也是如此。这几年大政府趋势使民间的创业风险激增、前景预期日趋迷茫应该就是狼协提到的“投资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内容。好在许多企业还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与外迁所导致的远离产业圈这种得失之间权衡”，改弦易辙还有机会。

纯粹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中国民众感兴趣的东西，“儒教”在中国的长期盛行不仅仅是有利于维持皇家的权力垄断，它还为整个宗法社会的秩序维护和人伦提供了一个基本自洽的说法。佛教在中国的盛行也不是因为国人对其“禅理”的认同，而是它为上述说法又提供了一个宗教的说法，这一点在重庆大竹的石雕看得很清楚。中共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应有秩序和人伦基础没法提供一个自洽的说法，这种矛盾他们自己不是没有察觉，调整甚至从根本上理顺也并非没有办法，只是政治短视使得他们的脑子僵硬。现在当局的意识形态言说连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方面已经缺乏说服力了。这是“笔杆子”被撅断的明证。

芦先生在提到“在政府变得极大富裕之后，市恩并非难事，因而能延长我党统治的隆隆性”的时候说：“我仍然觉得那并非根本解决办法，再计入“尺蠖效应”，它的效果就更有限了。”我有同感，不同的是我对“政府变得极大富裕之后，市恩并非难事”本身都很不乐观。这几年由政府操弄的基建大跃进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由政府操弄的行业高热不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实业却寒到彻骨，这种分化使得社会资金日趋做短期投机而不是做中长期的投资，这几年其中的弊病已经显露无疑了。看似很有钱的政府不仅自身开销巨大，维持大跃进的财政支出和风险也在急剧加大。金融危机来临后，就连很有钱的上海政府都发愁09年的社保资金缺口咋填。四万亿来了，上海今年大体无忧。不过原先由民间投资接替政府投资以保证“持续发展”的算盘看来很可能落空，四万亿以后因为西方需求的恢复支撑中国经济的荣景继续下去的希望也在落空中。国内外关于中国的四万亿用完后咋办的议论是有道理的，据谢国忠先生说，中央在四万亿用完后打算推出第二期刺激方案。这一轮就搞得通胀预期高涨，下一期不怕高通胀真的成为现实？那时候恐怕“外资撤离就挡不住”了。这几年的市恩效果不佳，医保、社保的普及如蜻蜓点水，钱多的发达地区还有些看头，广大的内地看头不大。近两年吹得最厉害的保障房也是以经营性的“经济适用房”为主，福利性的“廉租房”做的不多，在内地就更少了，因为地方上拿不出配套资金。社会福利不是一次性投入，它需要长期的财富转移的制度安排，这方面的欠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难以补上的，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国家能够既维持中国这样庞大的行政费用又能为社会提供基本保障的。

齐飞先生关于官商关系的解释如果说的是个体的商人与官权的关系大体上是成立的。首先具体的商人与官僚不是绝对对立的，官商之间的高交易成本也不是他们对立的理由，只要这种成本与交易获得的“法外利润”相比是划算的交易就能完成。问题是官商能够进行利益交换的环境是一个不公平也不稳定的环境，今天能够给你“法外利润”的官僚，明天就能对你进行“法外剥夺”的勾当。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的是真正的不法商人，即使是境外的规矩商人在这种环境下的行为也与他们在本国的行为大不相同（商业道德层面的不同）。最可怕的是这种环境下的商人的行为只能做短期选择，而一个能够长期稳定容纳就业的实业必须有长期的打算才能造就。只要这种污浊的状况不变，大陆经济就无法走出寒热交替的打摆子状态，在全球化趋势已经发生本质变化的今天，衰落恐难避免。

关于这种状况不能混下去，经济现状和工商业的感受已经相当明显了。一般民众的感觉更严重些，大量失地农民（特别是前期的）获得的补偿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这些城市边缘“市民”的生存状态日益恶化。下岗工人从来就是城市最困难的群体，在小资本创业的途径越来越少的今天遇到金融危机的风浪，困境不难想象。农民工在制造业萧条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就业机会大减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状况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减税、国有资产返还国民、土地私有化等根本性解决办法都被否决了。现在的刺激方案造就的狗的屁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该数字的就业容纳能力过低。突破这一困境的途径只能是改良竞争环境、缩小公权力的作用范围进而缩减政府规模。变化（大变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上述变化涉及到公权力的自我缩减，离开当权者的变革意愿是没法达成的。上面列举的“难混了”的形势实际上也是当权者产生变革意愿的理由。我在观感一文中提到的“有限暴力”也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其积极的意义。即“有限暴力”的遍地开花使得当权者产生“这样搞下去不是长久之计”的想法。这几年的高压统治实际上也是不成功的，日益严重的蔽塞言路并未能起到维护高大形象的作用，到今天居然是90%的民众认为官方的话不能信（他们自己的统计）。严峻的事实使得官方自己的学者都频繁发出不能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声音，这几年党校的教员对经济、教育甚至政治改革问题的发声屡屡与中央的“主旋律”发生冲突就是明显的迹象。社会的对立、执政者本身行为的“悖乱”在执政团体中也会产生日益强烈的不安，摆脱这种不安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能混下去”最大的依仗就是暴力镇压的能力。民间的有限暴力与镇压的资源消耗是极不对称的，镇压此起彼伏的民间反抗需要保持比现在大得多的镇压机器，这在经济高增长时代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在官民对抗激烈的时期会更加困难。何况“枪杆子”是拿在千万出身平民的士兵手里的。在与平民对抗的“战斗”中枪杆子的效力十分可疑。这些情况当权者应该能够想到。

官民双方都有变革意愿（可能是潜在的）的时候，实现变革的途径就是焦点了。当下不分左右谈到变革都是在说“改天换地”，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思路容易导出必有大乱的结论。政治上的变革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64和法轮功。64需要一个交代这是啥时候都躲不掉的，但把平反等同于清算也是不合理的，起码是不合时宜的。对64的起因承认学生的出发点是纯洁的，而过程中的对抗来自官民双方的严重误判，这是与事实相符的。经过这二十年的反思，学生们对那场运动本身的问题有许多检讨，现在缺的是来自官方的检讨。实际上通过对造成双方误判的细节的有节制披露还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一方面把事件的性质导向“国家灾难”，避开所谓清算的讨论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抚恤、国家赔偿；另一方面当极左派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公布于众的时候，极左派也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这就为下一步的变革扫清了来自极左派的干扰。关于法轮功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它的定位。如果它自身的定位是一种宗教，那就不能干预政治，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西方解决政教关系有很成熟的方法，直接拿来用就行。官方首先停止对教徒的迫害并对前期的过分行为进行补偿，以前的政治对抗不追究了，以后别干就相安无事。经过这两个大动作，共产党政权在国际国内获得的好评将是前所未有的。根据我对民运、法轮功的观察，这种程度的和解会使大部分国内外异议人士改变对中共的态度。在国际上，这不仅会大大减少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立，也会使西方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判断产生根本影响。这正是中国这二十年求之不得的效果。

上述政治上的和解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对64事件和法轮功的有限平反最大的受害者是僵硬的极左派，通过这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极左派的市场本来就不大。由于这种和解并不直接涉及当局的权力，在执行层的抵触也不会太大，因而是“风险小小地，收益大大地”。最大的收益是主其事者会因此得到巨大的社会威望，为进一步的变革打下基础。

当64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最大的心结就排除了。后面要做的就是继续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及推进入世前后的行政、法律改革的事情了，理由是现成的，经过这么多年“悖乱”期的反面教训，理由就更充足了。阻力会有可能还相当大，不过我觉得并非无法克服。来自执行层的抵制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会很大，当变革已经展开，这帮以见风使舵见长的乌合之众不大可能有“团结抗战”的胆色。解除抵抗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有限清算原罪”，即除了明显严重违反刑法的贪渎行为予以惩处外，凡属于由于法律模糊或当时政策擦边球造成的“原罪”，甚至违反刑法的轻罪都一次性赦免。这种做法是在“我党”控制下进行的，控制打击面不是问题。其缺陷是实现的正义是“有限正义”，获得的也只能是大众的“有限谅解”。好处是能为执政集团、工商业者一次性解脱“原罪”造成的不安全感。这对每个掌权者及其后代都是不小的诱惑。这与邓小平先生用腐败赎买改革的反对势力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邓先生的“赎买”之后是腐败，现在的这种“赎买”之后是不许再腐败了。

中国还处于很穷的阶段，各方面的发展余地很大。一种稳定的以维护公平竞争为己任的行政权力系统和超然独立的司法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全民不难形成发展的共识。这时候的变革可以不涉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经济上各种力量在政府权力退出市场争利的情况下有着十分广大的发展空间，在这个竞争中，共产党相关的权贵们由于前期的获益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特别是他们的资产经过一段时期的洗白可以堂而皇之的传之子孙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官权的退出也必将打开他们的创业空间。教育和文化方面，去除“防止和平演变”的紧箍咒以后，教育独立、学术独立、传媒和文化事业的逐步市场化也就没有啥实质性的障碍了。用杨恒均先生的话说：划几个道道，放开了不会出大事。这时候的党禁不必解除，通过在准言论自由环境下的政策批评，逐渐形成几个意见集团是必然的。台湾的民进党在组党之前并无组织，那时候叫“党外”。

这时候实现的是“良治”。 “良治”下的民主是个体参选的自下而上逐步推进的“有限民主”。这个进程就是台湾的进程了，这以后的趋势几乎是确定的，过程应该不会太短，也不能太短，欲速则不达。毕竟经过这六十年的极权统治下，大陆已经是一个“原子化”社会了。

最后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做这个事情了。赵紫阳先生说只有邓小平才有实力搞政治改革，芦先生说即使是他也不见得能行。我的看法是这不光是个人权威的事情，时势不同才是关键。89年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还在，“社会主义道路”还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幻觉，至少是在大多数官方人士内心如此；今天不只是社会主义阵营灰飞烟灭，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罪错不断揭露，这条路是死路已不容置疑。89年的姓资姓社就能把“改革派”压垮必须邓小平出来说“别扯了”；现在据说“经济学界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了”，连党校教员都敢谈三权分立。89年还有人讨论雇工超过几个就算剥削，现在市场化已经发展到再不搞政治改革经济就要出大问题了。这二十年的变化简直就是天翻地覆。陈胜揭竿秦朝灭，并非是他有超人的权威；叶利钦站出来而苏联散，也不是因其比托洛斯基辈党内地位高。时势使然而已。凡逆势强为必须有超人的权威；顺势而行，其行就能给他带来强大的权威。这是我认为今天的政治变革并非不可能成功的理由。

具体是哪位大人能领导这样的变革就不是我能预知的了，我党的一大特色就是暗箱政治，大事件发生前外界很难预测。看到邓先生给华主席表白信的人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这个走资派能走这么远。

我党的统治“豪隆”（how long）？我的看法是：不变则“隆隆”的可能性不大；有次序分步骤向着“良治”的方向变，“隆隆”可期。对我党来说后一种选择的最大好处是，当它在相当长的时期以后结束一党专制的时候，有可能不必退出历史舞台，毕竟中国人是善忘的因而也是宽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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