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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与“隆隆”

dxk10001

加入时间: 2009/07/03
文章: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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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三十年与“隆隆” (756 reads) 时间: 2009-8-21 周五, 下午11:07

作者：dxk10001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谈国内的事情我说那是观感，文中多用“感觉”一词，这不是谦虚，我本就不是一个“谦虚”的人，自小学开始就没听人这么夸我。这三十年来，我对“国家前景”这类大事从自以为“看清了”到“一头雾水”或“有些苗头”,有着不止一次的变化，年逾不惑之后有大惑，这是这几年经常在网上看东西的原因。

在回帖中，我说芦先生和金先生的看法很老道，这不是恭维。中国的事情难说我以为不是因为特色所致，而是那些事在一个罩子里，外面能看到的有限，年长者因其阅历往往有鉴往知今的神通，而鉴往不只是文字上的，切身的感受更重要。

第一个十年里我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人，衲兄问老菜帮那是不是“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最快乐的时光”。我这个“中小菜帮”觉得这是与89以后相比产生的说法，那个年代与后面的时光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思路的“开放”。不仅是识字阶层的思路开放，执政党自己的思路也比较开放。那个年代的识字分子的“快乐”我没看出来，89前夕的学生们还是考托福、拍马子、搓麻将的一群人，有人称为烂掉的一代。识字分子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出台的过程就感受到强烈的压抑了。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社会对前景的预想是杂乱的甚至是非常模糊的。在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子里，认为49年以来的建设过程就是被文革打断了，万方有罪，罪在文革，只要按照十七年的搞法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此即使有疑惑也是被放在脑后的。而党内外的识字分子们对上述结论是十分怀疑的。这不仅表现在对文革的质疑中必然涉及的对个人崇拜的反思，更表现在对产生反右、文革的社会基础的探讨上。魏先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这种思潮的最激进的表达。后来的走向未来丛书等一系列试图启发国人的现代文明意识的“启蒙”就是从根本上解构49年来的意识形态体系了。对这一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觉没错。这个发端于对文革的反思的启蒙运动不仅对识字分子产生了影响，对执政集团内部的影响也很大。89以前的越来越明确的关于“政治改革”的说法就能说明这种影响。

文革后的改革是由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那是大饥荒以后就有的做法，经过文革十年的实践，人民公社已经显示了它能够表现的全部荒唐。包产到户以后不久的84年居然出现农村余粮卖不出去的胜景，现在的小帮菜可能不拿着当回事，可粮食不足的问题正是长期困扰毛时代计划经济的大问题。农业巨大的成功给当局和社会带来极大地鼓舞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疑问。中国不仅人均土地极少，当时的内地宜农地区的人均耕地一亩都不到，而且困在土地上的人口数量极大。这种小农经济的农业模式是没办法使农民富裕的，而农业土地的无法流转使得农业的再集中成为不可能。这样的困惑在书生们的脑子里出现后并未停留过久，毕竟路还长得很。

78年以后的工厂开始搞物质刺激了，这是17年中就有的念头。老毛走了以后这种做法就没有阻碍了。84年以后提出了城市改革，在前期允许个体户出现就容纳了许多社会劳动力的鼓舞下，这次的改革以建筑行业为试点。以前非法的“黑包工”上了台面成为合法的事情。这时候的改革思路与农村的包产到户如出一辙，搞啥承包制。这时的做法当然有其不得已的历史环境，但这种承包制的法理基础是如此薄弱，以至于承包只能赚不能陪，承包者也赔不起！好在那是匮乏时代，赚钱比现在容易。

与此同时发生在南部沿海特区的事情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遐想。习仲勋先生发端的改革实验简直就是私有制大实验。在内地还在为私人雇工几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争论还在进行的时候，那里的私人企业已经开始搞起来了。随着广东的小家电私人企业以规模效应进入行业强手之列，企业的改革就变得十分迫切。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在乡镇企业的逼迫下搞起了厂长责任制。

第一个十年中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方面的反思也对后面的年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民主、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些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都能找到的东西的讨论起自对文革的反思，那还只是识字分子们想的多的东西，而党政关系和私有制的问题关注者就不至于识字分子了。把种田的事交给农民自己决定就能吃饱饭，允许私人贩运就能减轻物资匮乏，私人搞的商业、企业就没啥人偷懒，企业的决定就不至于荒谬。这些事实使得人们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财富的飞跃发展有着没边的憧憬。这时候的执政者的信心应该是比较足的，虽然他们可能也搞不清这信心是基于什么东西的。

支部建立在连队的党国模式是典型的苏联模式。我党的特点就是无论是理论还是人员素质都有着浓厚的反文化特色。这种以党代政在前三十年的反文明恶斗中发挥的作用臭名昭彰。在改革前期党棍们抱持的那些无可理喻陈腐教条更成为改革的大障碍。那个时期的党政分开、政企分离的改革是有诚意的。这个时期的用人也体现了类似的趋势，在用内部人的同时强调用人的才的标准，那时候“革命化”的标准显得不像先前那么森严。八十年代后期对所谓威权统治方式的思考是这种思潮的阶段性的结晶，威权统治对党的传统作用的废止企图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十年中“改革派”将僵硬、瘫痪的计划经济调整到一种能够有效运行的经济模式的大方向是一贯的，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以及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建立才二十多年的历史条件下，那十年采取的措施颇具原创性，也是有活力的。当权者在改经济的过程中对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机制与这一大方向的矛盾是有认识的。上面提到的威权统治模式实际上就是想在保持基本政局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进入到一种法治的良治状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调整与依赖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稳定的矛盾在改革派那里，至少是在识字分子的眼里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而这一矛盾可能导致政权丢失的危机感在老牌“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是那么的明确，以致89年的事情出来以后，老家伙们的反应是那么出乎国人的预料。

89事件以及随之而来华约国家的集体变色给中共带来的震撼前所未有，经过短时间的晕头转向，他们似乎有了以下结论：政治上的开放会导致政权的丢失，而政权的丢失会导致大乱；华约国家的集体变色说明了一个事实，计划经济不可为，市场经济是中国能够选择的不二方向。他们采取的做法，以最大的善意猜测可能就是：在培养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法治的良治秩序。从事后的表现来看，可能是边走边看，有问题留着后人想办法吧。

由此开头的第二个十年因为89的阴影，政权的安全成为首要问题了。舆论导向是第一个十年没有的，在用人上的“任人唯忠”是第二个十年有别于前十年的一大特色，党政分离、政企分开的提法渐趋消声。这一个十年中从优化组合开始的企业改革最后走向所有制的改革，是符合建立市场经济逻辑的。然而其刻意回避的改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在前十年放出的腐败的“润滑剂”的共同作用下，将一场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权贵经济的歧途，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又实在是情理之中的。

89以后的邓小平坚持十三大路线不能变是他对头一个十年中的思路的最后坚持，89运动与苏联变色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这种坚持显得无力，即使这时候他还对陈旧的党国体制能不能适应他想建立的那种经济运行体制有些疑惑，他也只能走一条不知道会通向哪里的小路了。南巡讲话表现了他对改革的方向的选择，那就是先将政治改革放在一边，按照头十年农村改革的类似思路，找出一个能将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观的办法，在法律上力求能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政治的问题留给后人，就像把89的问题留给后人一样。最能体现他这时候思路的就是朱镕基先生的话：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

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除了允许私有经济小规模发展以外，改造原公有工商业是重点。大量的公有企业由于它与生俱来的缺陷成为财政和银行的大负担。这种负担在90年代末的银行改革中表现为大量的坏账。改造原公有工商业是以承包制和减员增效开始的，那时候是私有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间，第一次减员增效并没有到来大的社会震荡，减小来的人员大多能在社会上找到出路。但其效果却很快就减退了，当大批中小企业产权允许变化的时候，当局并非完全是一卖了之，以养老保险解决原有人员的后顾之忧的解决方案得以推广，这个做法原先是为了解决不同所有制企业负担的差别推出的。对于大型企业的改造是以所谓“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这种改革在产权改革上是以资产重组和股份制的方式进行的。中小企业的卖和大型企业的股份制遇到了类似的窘境：非国有资产介入少，盖国内私有经济发展时间还很短，没多少人能买得起。想想被看做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

90年代的产权改革的重要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都由政府直接操办的，从刚开始好企业兼并差的中小企业，到做大做强时的兼并，直至就是90年代末开始盛行的低估贱卖。这种兼并不是从兼并企业的发展需要出发，而是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负担。在这个过程中被搞垮的大企业不少，许多企业后来完全是靠银行支撑，银行一撒手就死了。不管是重组还是卖企业，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被丢掉了，国企长时间的低工资制度暗含着各种福利的承诺，而长期人为维持的工农业的剪刀差是“新中国”工业的启动资金甚至是维持资金，因而国企的“股东”是全体国人。出卖国企的过程中没有员工和国民利益的参与。秦晖先生在说土地问题时有一句话：不该卖的都卖了。我的理解指的就是这个。仅从改制的遗留问题看，在没有理清改制的法理基础和设计能为社会接受的操作方案的时候就把国有企产“处理”掉的做法是不对的，这种做法不知是造成改制结果的不公平，最严重的是这种结果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前几年有人一提到原罪就把不少人吓得不轻。

通过引进外资、允许发展私有企业和国企的改制，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非国有经济规模居然超过国有经济。2000年8月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说：“今后，非国有经济在企业开办、土地使用、上市融资、进出口等方面，将享受与国有经济同等待遇。”的时候，我相信当局是当真想创造一个政企分开、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的。

90年代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加入世贸。世贸组织对加入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要求确实使我产生过诸多遐想。龙永图先生在叙说世贸将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时是这么说的：“它将使中国建立一个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环境。在体制环境当中，有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是稳定的、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法律体制。中国正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自己的承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对外经济法律法规体制。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第二方面，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廉洁、高效、规范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政治环境。各级政府和部门都在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策的透明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行政干预，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严格依法行政，不断改善服务，提高行政的效率。第三个重要要素就是可以看见一个更加公平、有利、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将继续加大打击走私、骗税、假冒伪劣等扰乱市场经济的行为，继续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和投资者利益的力度，建设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还记得刚刚加入世贸时的对法律法规的清理、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作用的讨论。好一番改邪归正的新景象。

90年代的政治特色就是“开放性”的收紧。在用人上对“党”的“忠诚”被视为首要条件，而“忠诚”其实就是效忠的姿态，用人的专业背景也不提了，这样的用人方式使得呼朋引类、卖官鬻爵渐成风气。记得一次与朋友聊天时谈到现在的官都没有气节，我说用人唯忠就是排斥有气节的人的。在没有制度性安排的时候（这几十年的改革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改革”的过程就是破坏进而解构现有法规）成功地进行一场利益大改组的社会变革的基础就是：主导变革的掌权者是一帮有献身精神的有理想的志士。按照上述方法遴选的恰好是一帮盗贼！改革的结果不想而知了。实际上日本刚搞维新的时候它的制度也并非没空子可钻，而主持唯心的就是一帮有良好教育的志士，所以我觉得制度决定论有一个缺陷就是一开始就假定有一个完备的制度，将一个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东西当做前提条件。

作者：dxk10001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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